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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谷(1872-1937年),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袁嘉谷在云大执教十余年,是云南文化名人。云南独一无二的全国状元。袁嘉谷的字,自创一体,世称“袁家书”。从封建王朝的状元,做到现代高校的教授,古今唯一人,天下亦唯一人,这便是袁嘉谷。

  袁嘉谷(1872-1937)1872年7月12日生于石屏,21岁到昆明应试,22岁应科试,23岁应优贡试,又应乡试,因常列榜首,被学友尊为“课(考试)王”。26岁赴京应试不第,发愤归,有“丈夫不作禁囚泣”句,自此后“住院潜修达五年”,后自道“平生得力于此”。31岁再次应试,榜发,取在二甲第六十二名,入翰林院,授职编修,不久清廷开“经济(经世济民)特科”,袁嘉谷由尚书魏光焘保荐应试。时经济特科分两次考试,先考策论时事,袁嘉谷将自己平生所学、平日思考的结论,铺陈为文,写了一篇《防民犹防川论》,全文5千余字,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又是一手王欧合流的好字,深得考官赏识。榜发下来,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俗谓中了状元,这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甲辰年))的事。

  光绪东华录卷四载:“阅邸钞,有旨开经济特科,十年一举。或二十年一举,目分六条,一曰内政、二曰外交、三曰理财、四曰经济武、五曰致格、六曰考工。”

  辛亥革命成功,清廷灭亡,不少自视为清朝遗老的人自尽以效忠,而身为清廷大员的云南状元袁嘉谷却顺应潮流,不行愚忠之举,有人曾诘难他:“张公(袁的岳父张竹轩以自尽效忠清廷)以广文小官而殉清,公身为显宦大员,既未殉清,又表彰殉清者,岂不自污?” 袁嘉谷回答说:“人各行其心之所安”。此后,袁嘉谷自甘寂寞,隐居乡里,埋头著述。

  1917年,他居家卖字自给。袁中状元后,书名倍增,求书者远至北京、浙江、日本。袁虽名为“卖字”,但为人豁达,只要有人来索,无论长幼贵贱,均认真挥毫,以礼相赠。 昆明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黑龙潭等名胜风景区,都留有袁嘉谷的书法墨迹。

  1921年,袁嘉谷任云南省立图书馆馆长。晚年,他结庐翠湖,自辟一园,名“树园”,堆土为山,名“金钟山”,盖一小亭,名“课经亭”,又种些花草菜蔬以赏心悦目。并以“园愈狭,心愈惬;园愈隘,身愈泰”自慰自勉。他用晚年光阴,搜集、整理云南地方文献。当时大滇池南岸的昆阳月山,发现了一块《马哈只碑》,经他鉴定是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在故乡树立的墓碑。《明史》记载郑和是云南人,但不知道生在云南何地,经他此番考证,作了碑跋并倡议地方政府建亭保护,世人才知道郑和的故乡,知道云南产生过这样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学_私立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前身)成立,次年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袁嘉谷本属重金聘请对象,但他得知大学经费颇紧,坚辞不受聘金,反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8年之后(1931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他才开始领薪。 袁嘉谷博学,且平易近人,在东陆大学声誉甚高。他每周讲两节国文课,教室设在至公堂,每节课总是座无虚席,除该校学生和一些教师外,还有不少校外人士慕名而至。袁嘉谷任教十余年,培养了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

  宣统元年(1909年),任京城图书编译局局长。当年,法国人伯希和将已运至河内的敦煌遗书中的一部分,带到北京装裱,并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与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前去探看,见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经》等,与诸同事商议,认为“真稀世之宝也”,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并提出了处理意见,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总督:“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并将被盗运至西安等待出售的大批敦煌文物古籍拓片,禁止交易。使数千卷古籍得以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入民国后,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顾问、国会议员、云南盐运使。1919年任云南图书馆副馆长。自称其有“书淫”,曾遍搜云南地方文献,与李根源共同辑刻有《云南丛书》,初编收书152种,二编收书53种;主编《滇文丛录》等,均是以传播云南文献为主。曾在文澜阁中辑录《四库全书》中关于滇人文献,如抄录谢肇淛《滇略》、沐昂《沧海遗珠》等。深感国民教育之重要,称:“大地盘盘,众生芸芸,非智不存,非学不智,非图书无以为学,古与今一矣,中与外一矣。”曾创办“石屏图书馆”,重在倡导提高国民素质。任职云南图书馆时,主持编撰《云南图书馆图书目录》2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