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卷四十三

游明根，字志远，广平任人。祖游鳝，慕容熙政权的乐浪太守。父游幼，冯跋假广平太守。和龙被平定之后，游明根得归乡里。游雅称赞推举他，魏世祖擢拔他为中书学生。游明根生性贞正谨慎，清心寡欲，广习经典。等到魏恭宗监国，他与公孙睿一起掌管朝中文书撰写事宜。

高宗登基，迁官都曹主书，赐爵安乐男、宁远将军。魏高宗以其小心谨慎，每每嗟叹赞美他。任他为假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安乐侯，出使刘骏政权，直使明僧詗相对。前后出使三次，刘骏称他为长者，迎送的礼节，超出一般的使者。魏显祖初年，以本将军出任东青州刺史，加授员外常侍。迁任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瑕丘镇将，不久就被拜为东兖州刺史，改爵新泰侯。为政清平，新附之民都乐意归心于他。

魏高祖初年，入朝任给事中，迁任仪曹长，加散骑常侍。清廉简约，恭诚谨慎，十分称职。后来，王师南讨，假安南将军、仪曹尚书、广平公，与梁郡王元嘉一道参谋军计。后来兖州百姓叛乱。帝诏游明根前去抚慰。皇帝命调拨沔水西、仇城、连口三道军马，让游明根节度指挥。回京之后，任正尚书，仍加授散骑常侍。

帝下诏因与萧赜断绝使节往来多年，现在是否应该通使，让群臣一起讨论此事。尚书陆睿说：“先前因三吴不宁，荆、梁有难，所以权且停使，准备伺机而动。而今那里既已平静，应该再行通使。”游明根说：“中绝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筑醴阳，侵他境土，只有二三分理在萧赜那里。我们今天遣使前去，占了道理。”魏高祖接纳了这个意见。文明太后死后，群臣坚决要求高祖停职服丧，高祖与游明根议论往复。事情记在《礼志》。迁任大鸿胪卿、河南王元干老师，尚书职位仍旧。后随惯例降侯为伯。又参与修订律令，屡次进奏忠谠之言。

游明根因自己年过七十，上表请求退休。皇帝下诏不同意，他频频上表坚决请求，帝下诏书：“明根风度清干，志尚贞敏，温恭静密，请求退休的表章被朕搁置，故请求退休的要求，再三提出。表请殷勤，不容违夺，朕便已答应其请求。现把他前后表交予有关部门，依礼施行。”侍者引游明根入见，高祖说：“卿年高德茂，累朝尽职，历职内外，都有显著功绩，到了老年，不改志操，所以我朝改革之始，朕委你以礼任，你年老德盛，经验丰富，定能为朕辅佐。然而你志高节远，便即言归，君臣之礼，从此结束，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退休，是礼典的说法；你位隆固辞，贤者达节。但是礼俗不整，此道无继。卿独具高远志操，有远古之风，有魏以来，首振颓俗，进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劳慰私门。”游明根回答说：“为臣已到日暮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恩泽，身首保全，回家之后，下奉先帝、陛下大恩大德，是为臣的一片心愿。然而现在犬马恋主的心情，使为臣不胜悲伤。”因而泪水不断。高祖要他上前来，殷勤言别，涟涟流涕。皇帝赐予青纱单衣，还有貌冠、被褥、锦袍等物品。

这一年，朝廷以司徒尉元为三老，明根为五更，行礼官学。语在《徒元传》。皇帝赐给步挽一乘，给予上卿俸禄、美味佳肴，太官每月送上府门。以其制定律令时的勤勉，赐给他布帛一千匹、谷一千斛。后来游明根回到广平家中，朝廷又赐绢五百匹、安车一乘、马二匹、幄帐被褥。帝驾到邺城，游明根到行宫朝见皇帝。帝下诏说：“游五更两袖清风，还归乡里，而他昔日在朝中劳苦功高，威望显赫。可赐予帛五百匹，谷五百斛。”敕令太官备送珍肴。后来皇帝到邺城，游明根又在行宫朝见皇帝，帝如前式又赐给他谷帛，还为他建造第宅。国家有什么大事，总是写信访请于他。游明根旧病发作，皇帝手诏问疾，太医上门送药。太和二十三年(499)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魏世宗派使者前去吊祭，赠钱十万、绢三百匹、布二百匹，赠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谥称靖侯。

游明根历任朝野内外官职达五十多年，以仁义和顺立身，以礼义辞让接物，当时人以此为贵。高祖初年，游明根与高闾以儒老方面的学问，受到特别的礼遇，公私场合出入，二人相伴相随，而高闾以自己文才时时怠慢游明根，世称高、游。子游肇袭继爵位。

游肇，字伯始，高祖赐予的名字。游肇幼年为中书学生，博通经史以及《苍》、《雅》、《林》的学说。高祖初年，任内秘书侍御中散。司州初建，任都官从事，转任通直郎、秘阁令，迁任散骑侍郎、典命中大夫。皇帝车驾南伐，游肇上表劝阻，高祖没有接受其意见。不久迁任太子中庶子。

游肇谦虚朴素、敦厚笃重、温文尔雅。因为他的父亲年老，请求解官服侍。高祖想让他带禄奉养，于是令他出任本州南安王元桢镇北府长史，带领魏郡太守。南安王死后，又为高阳王元雍镇北府长史，太守官职仍旧。为政清简，加以匡赞朝廷，历辅二王，很有政绩。数年之后，因为居父丧被解除官职。

景明末年，朝廷征召他为廷尉少卿，坚决推辞，于是授他为黄门侍郎。迁任散骑常侍，黄门侍郎仍旧。兼任侍中，任畿内大使，升善贬恶，赏罚分明。转任太府卿，迁任尉卿，兼任御史中尉，黄门侍郎官职仍旧。游肇是位儒者，动存名教，直纠所举，无不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他持法宽仁公平，断察狱讼务求矜悯仁恕。尚书令高肇，魏世宗的舅舅，声势之大，文武百官都十分忌怕，因游肇名字与自己相同，想让他改掉。游肇以自己的名字是高祖所赐，坚决不改，高肇耿耿于怀。魏世宗听说，称赞游肇的刚正耿直。

卢昶在朐山，游肇上疏说：“朐山是弹丸之地，远在偏僻的海边，其地形非湖即山，老百姓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对我们不是急需之地，对于敌人来说却是有利的地方。有利，所以必然会为他而拼死争夺；非急，故不得已而战。以不得已之众打击拼命之师，臣担心会耽延岁月，所费很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争，最终还是难以全守，这正是所谓无益之田也。臣知敌人屡屡以宿豫请求交换朐山，臣愚蠢地认为这可以答应。朐山长久以来，危弊迭出，应该速速考虑对策。如果交换了，宿豫便不征自伏。握有这块无用之地，恢复旧有河山，兵事即刻而解，利益很大。”魏世宗准备这样做，不久卢昶就失败了。

迁任侍中。萧衍军主徐玄明斩杀其青、冀二州刺史张稷的脑袋，以郁洲内附朝廷，朝中商议派兵赴援。游肇表奏说：“徐玄明表达了款诚之意，虽然说应去增援拯救，然而此事有利也有害，或怕举而功多，或许因小而生祸患，可能出现的情况还说不定。现今六里、朐山，地域接海，陂塘湖泊低下潮湿，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正是所谓虽获石田，终无所用。如果不得到连口，六里虽然克平，尚且不可据守，何况想要连兵，而去争夺并不重要的地方。况且六里对于敌人来说至为重要，离此又很遥远。如用赴远之兵，攻打逼近之敌，其势力自然悬殊，不能克敌制胜。灾害之年，百姓饥寒交迫，饿死的也不在少数。怎么能在应该停息争斗的时候，兴起干戈之役呢？这样的话，军粮资运，无处取给。为臣只见其损，不见其益。而且新附之民，刚承皇魏教化，特别需要安宁慰贴，不应劳役他们。劳则怨生，怨生则会想到叛乱，叛乱则国家不安定，不安是则必会动乱。如果是这样，则战事难以平息。事情轻重，不可小视。应该损彼小利，不使国家受到大的损害。”魏世宗又不接受意见。

大将军高肇征伐蜀地，游肇谏奏说：“臣听说：远方的人不服统治，我们便修整文德以吸引他们。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当今虽说是天下治平，但讨论征战则不可。为什么呢？太行山东、关右，伤残没有恢复，连年水旱，百姓空虚，宜在安静，不应劳役。然而往年开拓疆域，都因城主归降，所以有征无战。而今据城而降的，虽假官号，但真假难分，也许有怨于彼，不可全信。而且蜀地险隘，自古有此说法，镇戍安泰，更无他图，我们哪能凭着传闻，便动用大军。行动开始不谨慎，后悔都会来不及！征讨蜀地计策，愿等以后再议。”魏世宗又不接纳。

肃宗即位，迁任中书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相州大中正。出为使持节，加散骑常侍、镇东将军、相州刺史，有很好的政绩。征召为太常卿，迁任尚书右仆射，游肇坚决推辞，帝下诏不许。游肇对于官吏的事情，决断不快。碰到什么事情，他反复论叙，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询问再三，必定穷尽其理，然后方才下笔，即使宠幸显贵干涉，他也决不让步。方正的操守，当时人都很佩服。等到领军元叉废黜灵太后，准备加害太傅、清河王元怿，于是召集公卿商议其事。当时群官无不失言顺从，游肇独独抗言认为不能这样做，终于让这事没能进行下去。正光元年(520)八月，游肇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帝诏给予东园秘器、朝服一套，赠帛七百匹。肃宗在朝堂举哀。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称文贞公。

游肇外表宽柔，内心刚直，喜好经传，手不释书。治学《周易》、《毛诗》，尤其精通《三礼》。写有《易集解》，撰《冠婚仪》、《白皀论》，并有诗赋表启一共七十五篇，都流传于世。谦虚廉洁，不好夸饰，曾经撰写《儒鸉》，表达自己的志向。清贫寡欲，养家糊口仅靠自己的俸禄。游肇任廷尉时，魏世宗曾经私下指示游肇，希望其笔下留情。游肇执意不肯，说：“陛下自己能原谅自己，怎能让为臣替你曲笔隐瞒呢！”其固执可见一斑。到了肃宗初年，近侍群官在世宗生病期间侍奉皇帝的，自侍中崔光以下全都加授封邑，当时游肇被封为文安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游肇独说：“子袭父位，自古为常，因为这而获得赏封，臣何以自安？”坚决推辞不受，议论的以此推崇他。

刘芳，字伯文，彭城人，汉代楚元王的后人。六世祖刘纳，晋代任司隶校尉。祖刘该，任刘义隆政权的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刘邕，刘骏政权的兖州长史。

刘芳出继给伯父刘逊之当儿子，逊之，任刘骏政权的东平太守。刘邕参与刘义宣的事情，身死彭城。刘芳跟随伯母房氏逃窜青州，逢大赦获得自由。舅房元庆，任刘子业青州刺史、刘文秀建威府司马，被刘文秀所杀。刘芳母子进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顺，刘芳北迁为平齐百姓，时年十六岁。魏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儿，刘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刘芳到京城，来到李敷府上，崔以刘芳四处流浪为耻，拒绝见他。刘芳虽然处于穷苦窘迫之中，但学业仍未荒废，他聪敏过人，笃志经典。白天读书终日，以自资给，夜则诵读，终夜不睡，以至有典衣度日之困，而他却淡然自守，不急急于荣利，不戚戚于贫贱，写下《穷通论》以安慰自己。

刘芳为诸僧抄写经论，字迹很漂亮，一卷价格一匹布，一年之中能收入百余匹布，像这样持续了数十年，赖此度日，情况渐渐好起来。由于刘芳与有德学的著名僧人，经常交往。当时南方有位和尚叫惠度因事被责，不久暴亡，刘芳因此被牵连，文明太后把他召入宫中，抽了一百鞭子。当时，宦官李丰主持这件事，他知道刘芳笃于学业，志行很高，便在太后面前讲起他，太后听说，有些惭愧。正逢萧赜的使者刘缵来了，他是刘芳的同族兄弟，太后提拔刘芳为主客郎，与刘缵应对。不久被拜授为中书博士。后来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人一起任中书侍郎，不久帝诏刘芳与邢产到东宫教授太子经书，迁任太子庶子，兼任员外散骑常侍。跟随车驾到洛阳，刘芳在路途上及到京城，总是侍坐太子讲读孜孜。刘芳才思深渊敏捷，特别精于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其擅长音训，辨析字义确当无疑。从这以后，他受到的礼遇日盛一日，得到的赏赐也很丰厚优渥，被正除为员外散骑常侍。不久兼通直常侍，跟随皇帝车驾南巡，撰述行事，不久正除。王肃投奔皇魏，高祖十分器重，朝野为之瞩目。刘芳没机会与他相见。高祖在华林宴请群臣，王肃说到“古时候只有妇人有成年礼，而男子则没有”。刘芳说：“推寻经书《礼》正文，古时候女子男子都有此礼。”王肃说：“《丧服》说男子免而妇人结丧髻，男子戴帽而妇人插笄。像这样，则男子不应该有插笄以示成年的礼制。”刘芳说：“这专门说的是不幸的凶事。《礼》：‘初遭丧，男子免冠，这时妇人则结丧髻；男子戴帽，则妇人插笄。’这说的都是应时而变，而男子、妇人免冠结髻、戴帽插笄表示伤悼的方式不同。又冠尊，所以代替了其插笄。而且这是换言互称，并不是说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夜晚鸡开始鸣叫时，梳洗插笄。’由此而言，男子有笄也就很明确了。”高祖赞赏这番议论，玩味了很久。王肃也觉得刘芳说得很对，说：“这莫非就是刘石经吗？”过去汉代建造三字石经放置在太学，学者有什么文字上的问题，多到那里校质。刘芳音义明辨，有疑问的人多前往询咨访求，所以当时人称为刘石经。酒宴完毕，刘芳与王肃一起出去，王肃握着刘芳的手说：“我从小留意《三礼》，在南方与诸儒生一起，经常一起讨论，大家都说此义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今天听到你这番解释，顿时去掉我平生之惑。”刘芳理义精通，都像此字这样。

高祖迁居洛阳，经过朝歌，见到殷商比干的墓冢，怆然悼怀，撰文吊惜。刘芳为之注解，表奏呈上。帝下诏说：“看卿的注文，很是广富渊博。但是辞藻不如屈、宋，义理不如张、贾。既然有此雅致，便可把它付印集书。”帝下诏因刘芳经学精深博洽，超阶迁授国子祭酒。刘芳因居母丧离职。高祖南征宛、邓，起任他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跟从太尉、咸阳王元禧攻打南阳。萧鸾将领裴叔业入侵徐州，疆场之民，大都很想归顺裴叔业，高祖很担忧，任命刘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徙迁兼任侍中，随征马圈。高祖在行宫去世。及世宗即位，刘芳为他手加莽袍冠帽。高祖的遗体从装殓到启祖、山陵、练除、丧事的自始至终，都是刘芳一手操办。咸阳王元禧等人奉高祖遗诏，命令刘芳入宫教授魏世宗经书。等到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于敌，徐州大水，朝廷派刘芳抚慰赈恤灾民。不久被授职正侍中、祭酒，中正官职照旧。

刘芳上表说：“大凡治理国家的，无不崇儒尊道，先设学校，即使政有质朴文饰，这一范式从不改易，这是由于它是万端资始，众务禀法的缘故。唐、虞之世以前，典籍不存；盛周以来，学校任居虎门。《周礼·大司乐》云：‘师氏，掌美以女微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执掌国中过失的事情，以之教诲国臣子弟。’蔡氏《劝学篇》说：‘周朝师氏，居虎门左，阐释六艺，以教国子。’而今的祭酒，就是周朝的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官与天子宫殿相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查《学记》说：‘古代王者，建立国家，亲爱人民，都以教学为先。’郑氏注释说：‘内则设立师保以教，使国中子弟学受，外则有太学、庠序的官职。’由此而论，国学在宫殿之内，太学在皇廷之外，很明确了。案如《洛阳记》，还是仿此设置的。臣愚蠢地认为：现在既已徙县崧、鏶，皇宫迁居伊、洛，宫殿府寺，都依旧式，至于国学，怎么就不照原样了？校比旧事，其位置应在宫门左边。至如太学，旧基仍在，仍旧营构。又过去太和二十年(496)，朝廷下诏设立四门博士，在四门置学宫。臣按：从周朝溯上，学校只有两种，或尚西，或尚东，或者以在都城为贵，或以在郊郭为上。到了周代，学校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都，四小学在郊郭。《礼记》说周人‘养众老于学校，学校在国都四郊’，《礼》又说：‘天子设立四学，当入学而太子立。’注云：‘四学，周代国都四郊的学校。’案《大戴礼记163·了他的意见。

迁任中书令，祭酒官职照旧。出任安东将军、青州刺史。刘芳为政儒慢缓顺，不能禁止奸邪盗贼，但廉洁清正，寡求少欲，无犯公私利益。还朝后，参预议定律令。刘芳斟酌古今，成为大议的主要人物，律令中损减增益的内容，大多出自刘芳的意图。魏世宗以朝廷礼仪多有缺损，其一切议论，都交给刘芳修正。于是朝廷中吉凶大事都找刘芳咨询访求了。

转任太常卿，刘芳以所设置的五郊以及日月的位置，离都城的里数于礼有相违背的地方，又加上对灵星、周公的祭礼仪式，觉得不应该隶属太常寺，于是上疏说：

“臣闻国家大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了，郊祀的根本，实质是在审定位置。所以列圣区别之言，彰明浩浩典籍；先儒正确之论，昭著于经史。为臣学识谈不上通经，业也不能说通古，怎敢轻率地奏陈瞽妄之言，妄陈管见之说。臣窃见所设置的祭坛祀祠远近的法度，考证典制，或许有欠妥的地方，臣既忝居此职，请陈肤浅之见。

“《孟春令》说‘其数八’，又说‘迎春于东郊’。卢植说：‘东郊，八里郊也。’贾逵说：‘东郊，木帝太昊，距京都八里。’许慎说：‘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者居明堂。《礼》曰：王者出城十五里迎岁，是殷代礼制。《周礼》曰，在离城十五里的近郊祭祀。’郑玄另注说：‘东郊，离都城八里。’高诱说：‘帝迎于东方，坛祠在离都城八里的郊郭。’王肃说：‘东郊，八里，因木数。’这都同是春郊坛祠离都城八里的明据。《孟夏令》云‘其数七’，又说‘迎夏于南郊’。卢植说：‘南郊，七里郊也。’贾逵说：‘南郊坛祠，祭火帝炎帝，离都城七里。’许慎说：‘南郊坛祠，在离都城七里的郊郭。’郑玄说：‘南郊，离都城七里。’高诱说：‘南郊，七里郊也。’王肃说：‘南郊坛祠，离都城七里，因于火数。’这又是南郊坛祠离城七里的详细根据。《中央令》说：‘其数五。’卢植说：‘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说：‘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所以说兆五帝于四郊。’郑玄说：‘中郊，在西南未地，离都城五里。’这又是中郊五里的明据。《孟秋令》说‘其数九’，又说‘迎秋于西郊’。卢植说：‘西郊坛祠，在离城九里的郊郭。’贾逵说：‘西郊，祭金帝少..，在离都城九里的地方。’许慎说：‘西郊坛祠，在离城九里的郊郭。’郑玄说：‘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说：‘西郊坛祠，在离城九里郊郭。’王肃说：‘西郊，九里，因金数。’这又是西郊九里的明据。《孟冬令》说‘其数六’，又说‘迎冬于北郊’。卢植说：‘北郊坛祠，在离都城六里的郊郭。’贾逵说：‘北郊坛祠，祭祀水帝颛顼，在离城六里的郊郭。’许慎说：‘北郊坛祠，在离城六里的郊郭。’郑玄说：‘北郊坛祠，离城六里。’高诱说：‘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说：‘北郊六里，因水之数也。’这又是北郊六里的明据。宋氏《含文嘉》注说：‘《周礼》，王郊千里，二十分其一为近郊。近郊五十里，一百里则为远郊，迎祭王气都在近郊举行。汉代不设王畿，则以方比之数为郊郭的位置，所以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离都城五里。’《祭祀志》说：‘建武二年(26)正月，开始制立郊祀于雒阳城南七里的地方。这是依照元始年间(1～5)的做法，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的地方。’这又是汉代南北郊的明证。今天的地点只按照这个选择。至如离城三十里设立郊祀之坛，进与郑玄所引的殷、周两代的做法相违，退与汉、魏所行办法相背。凡是邑城之外都称郊，今天计算四郊，应各以郭门为限度，距城里数依上典制。

“《礼》，朝拜日月，都在城的东西门外。而今祭日月的位置，离城东西路程各为三十里，臣窃以为又未详审。《礼》又说：‘祭日于坛，祭月于坎。’而今计造如上。《礼仪志》说‘设立高谋祠于都城南面’，不说离都城里数。所以现在仍照旧。灵星本不是礼制之事，祭祀出自汉初，专门为了祝祀田耕，总是隶祭于郡县。《郊祀志》说：‘高祖五年(前202)，高祖诏示御史，命令天下设置灵星祠，祭祀用太牢，县邑的令长主祭。’晋代祠祀令说：‘郡、县、国祭祀稷神、社神、先农，县又祭祀灵星。’这是灵星的祭祀在天下众县的明据。周公庙所以别设在洛阳，是因为姬旦创成洛邑，所以传祭洛阳，崇祠不绝，以彰明其功劳。伯夷、叔齐的祠庙，也世世代代为洛阳界内的神祠。而今都移祭太常，臣担心会与其本意相违。天下祭祀错位的事情很多，都应该归应属的部门郡县修理，公私在所祭的地方祈请。为臣窃以为太常寺所掌祭的郊庙神祗，自有其常限，不应该临时随意斟酌，如果随便乱来，则不免会淫侵祠祭常规。二祠在太常，在洛阳，对于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然而具体做起来就应审其根本。

“为臣以庸懒卑陋，谬妄忝居今天的职位，为臣考索经典，博采群议，既无别样说法，可以说大致可以此为据。而今年冬天劳作的间隙，野静人闲，便可迁移郊祠神坛，各方都很方便。”

皇帝下诏说：“所上奏陈确有明据，但是郊庙先朝置立已久，也就姑且依照旧式。”

这以前，魏高祖在代都诏令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王秀，加上公孙崇等十多人修理金石乐器，以及八音之器。后来，公孙崇任太乐令，上书奏请尚书仆射高肇，一起办理此事。魏世宗下诏让刘芳一起处理。刘芳上表认为礼乐之事关系重大，不能马上下决断，如不广泛招延公卿大臣，广泛聚集大儒宿彦，讨论得失，研究是非，就会无法让它垂之万世，成为不朽的法式。所陈得到采纳，数旬之内，朝臣频繁讨论三次。在那时，朝中官员都觉得公孙崇既然专门管理此事已有很长时间，不应该有什么乖异谬妄的地方，讨论时大家各各默然无话可说。刘芳于是探引经书，搜寻旧文，共相质难，所说都有明确的根据，认为乐器盈缩尺度都与典制有差距，不合典制范式。公孙崇虽然也有一些应答，而往往答非所问，终而无法自圆其说。尚书把这些情况述奏皇帝，帝仍诏委派刘芳另外继续考索典制，从此以后学者更加崇敬他了。

刘芳以社稷坛上无树，又上疏说：“依照《合朔仪注》：‘日有变化，用朱丝结绳，以之绕系社树三周。’而今连社树都没有。又《周礼·司徒职》云：‘设立社稷之墙，而树之以田主，各种上社庙所宜种的树木。’郑玄注说：‘所宜种的树木，指像松柏栗树之类。’这是一证。又《小司徒·封人职》说：‘掌设君王的社墙，确立边界封土而种树。’郑玄注说：‘不说稷，因为王主祭于社，而稷，是社的分支。’这是二证。又《论语》曰：‘哀公找宰我问社庙之事，宰我说：夏后氏种松，殷人种柏，周人种栗。’这是根据土地情况而决定的。这是三证。又《白虎通》说：‘社稷所以有树，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尊崇它的标志。也为的是让老百姓看到就产生敬仰之意，又是为了表彰其功。’案此是正面解释所以有树的意义，而不是说有还是没有树。这是四证。这里说‘社稷所以有树的原因’，这样，稷庙中有树也应很明确了。又《五经通义》说：‘天子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制度怎样？曰：社都只有垣墙而没有屋宇，在其中植树，可种木的是因为有土，主土生万物，万物之中没有比木更好的了，所以种树。’这是第五证。这是最为合适的说明社中有树的意旨了。又《五经要义》说‘社庙中必定种上树木’。《周礼·司徒职》说：‘分社而种树，各因土地所适宜生长的树木。’《尚书逸篇》说：‘太社种松，东社种柏，南社种梓，西社种栗，北社种槐。’这是第六证。这又是太社及四方种树有区别的明据。臣又见到诸家《礼图》，社稷图都画上了树木，只有诫社、戒稷没有树。这是第七证。为臣虽然辨社稷中有树种植的依据，还没有确定所种植的树种。查《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可见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说‘太社种松，东社种柏，南社种梓，西社种栗，北社种槐’，像这样，便是一代之中，而五社所种树种也各不相同。愚见认为应该种植松树。为什么这样说呢？《逸书》说‘太社惟松’，今天种植松树，不怕失于礼制。只有稷坛所种树种没有现成根据，但它是社的分支，大概也不会离了松树。”魏世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刘芳沉雅方正，气度甚高，精通经传，魏高祖尤其器重礼敬他，动不动就咨询于他。太子元恂在东宫的时候，魏高祖想为他娶刘芳的女儿，刘芳以其女年龄相貌不合适推辞了，魏高祖叹服他的谦虚谨慎，改敕刘芳推举其宗族中的姑娘，刘芳推举了其族子刘长文的女儿。高祖于是为元恂娶了过来，与郑碅女儿相对为左右妻室。崔光对刘芳有师长之敬，遇事必去询问。刘芳撰郑玄所注的《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的《周官音》、王肃所注的《尚书音》、何休所注的《公羊音》、范宁所注的《谷梁音》、韦昭所注的《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四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上表请求让刘芳取代自己任中书监的官职，世宗不同意。延昌二年(513)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帝下诏赐帛四百匹，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称文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