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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六十二

清朝 明史 张廷玉 著

长江南面的运河,从杭州北郭务到谢村北面,有十二里洋,有塘栖,德清之水流入其中。

越过北陆桥进入崇德地界,经过松老到达高新桥,海盐支河通到运河。

绕过崇德城南,转而向东北,到达小高阳桥束面,经过石门塘,转而向东,是王湾。

到了卑林,水深的地方达到一丈。

经过永新,进入秀水地界,越过陡门镇,向北为分乡铺,稍稍向东为绣塔。

向北经由嘉兴城西转而再向北流,出了杉青三处闸门,到达王江泾镇,松江运输的船从束来会合于此。

向北是平望驿,向东到达莺脰湖,湖州运输船从西出于新兴桥会合于此。

向北到松陵驿,经由昊江到三里桥,向北有震泽,向南有黄天荡,水势浩大,夹浦桥多次修建。

向北经过苏州城东鲇鱼口,河水经由盘塘流入其中。

向北到达枫桥,从射渎经过游墅关,经过白鹤铺,是长洲、无锡两邑的地界。

锡山驿水深仅可浮瓦砾。

经过黄埠,到达洛社桥,江阴九里河的水与此相通。

西北为常州,漕河从前穿城而过,从柬水门进,经由西水门出去。

嘉靖末年,为防御倭寇入侵,改从南城护城河经过。

江阴,顺着塘河水经由城柬通过丁堰,沙子湖在它的西南,宜兴锺溪的水流入其中。

又向西,直渎水流入其中,又向西是奔牛、吕城二闸门,常州、镇江地界于其中,都有月河来辅助控制和排泄,后来一并废弃。

它的南面是金坛河,溧阳、高淳的水出于此。

丹阳南二十里是陵口,向北二十五里是黄泥坝,从前都建置有闸门。

练湖水高于漕河数丈,一处经由三思桥,一处经由仁智桥,都流入运河。

向北经过丹徒镇,有猎婆滩多细软的浮沙。

丹徒以上的漕运河道,根据江水的涨落而或盈或涸。

经过镇江,出京口闸,闸外沙堤绵延二十丈,可以藏舟避风,从这里泛舟于长江,与瓜步相对。

从北郭到京口首尾八百余里,全都是平稳水流。

经过嘉兴和苏州,众多水流所聚集,到常州以西,地势逐渐高仰,水浅容易排泄,涨满和干涸不固定,时而疏通时而堵塞,常常同时取道孟渎、德胜两河,向东泛舟于大江,以到达扬州、泰州。

洪武二十六年,曾经命令崇山侯李新开通溧水胭脂河,用来通畅浙江漕运,避免丹阳运送物资和大江风浪的危险。

而三昊的谷粮,必定经由常州、镇江。

三十一年,疏浚奔牛、吕城二坝河道。

丞乐年间,修筑练湖堤岸。

就命令通政张跶调集民工十万,疏通常州孟渎河,又疏通兰陵沟,往北到达孟渎河闸,六干余丈,往南到达奔牛镇,一千二百余文。

随后又疏通镇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使到达长江。

漕运之船从奔牛逆行于京口,河水干枯就改道从垂遗往右直奔瓜洲,到达白塔,以此为常规。

童德六年,依从武进百姓的请求,疏通德胜新河四十里。

八年,工程竣工。

漕运之船从德胜北进入长江,直达泰兴的北新河。

从泰州坝到达扬子湾进入漕河,比照经由白塔来更加方便。

于是,漕河及孟渎、德胜三河一起畅通,都可以通航运输了。

正统元年,朝廷大臣上奏说:“从新港到奔牛,漕河一百五十里,从前有水车卷起长江潮水灌注其中,通行船只灌溉田地。

请求支付官府之钱购置水车。”诏令允许。

然而,三河的入江口处,都是由低而高,其水也是轮换涨满和退落。

八年,武进百姓请求疏通德胜及北新河。

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求疏通孟渎。

巡抚周忱决定疏浚两河,而停止北新的筑坝。

白塔河的大桥闸按时开关,而常州、镇江漕河也疏通了。

景泰年间,漕河又被淤塞,于是,导引漕运船只全部经由孟演。

三年,御史练纲说:“漕运船只从夏港和孟滨到长江,逆水行驶三百里,纔到达瓜洲。

德胜正对北新,而白塔又与孟渎斜对,从这里两岸横渡很近,应当大力疏通淤塞。”皇帝命令尚书石璞处置。

适逢有人请求开通镇江七里港,导引金山往上流到达丹阳,用来避免孟渎险阻。

镇江知府林鸡认为迂回水道多石头,毁坏百姓田地坟墓多,应当疏通京口闸、甘露坝,河道里程不远,人力物力减省。

于是依从林鸡的主张。

浙江参政胡清又想放弃新港、奔牛等坝,修建石闸来蓄积泉水。

也依从他的请求。

而疏通德胜河与开通港口的主张一起停止。

然而,石闸虽然建立,蓄水却不能多得,漕运船只仍然进入孟渎。

天顺元年,尚宝少卿凌信说,粮船经过镇江里河最焉便利。

皇帝认为对,命令粮储河道都御史李秉开通七里港口,导引长江水注入其中,并且疏通奔午、新港的淤塞。

巡抚崔恭又请求增建五处闸门。

到成化四年,建闸工程纔完成。

于是,漕运船只全部经由里河,其它进入二河的船,返空的船和其它船而已。

制定制度,孟渎河口与瓜、仪各港都是三年进行一次疏浚。

孟渎河宽广不很淤塞,里河不久就干枯了,则又改道从孟渎。

弘治十七年,工部大臣又陈述夏港、孟渎速道航行大江的害处,请求赶快疏通京口淤塞,然后导引练湖水灌注其中。

诏令迅速施行。

正德二年,又开通白塔河和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闸。

十四年,依从督漕都御史臧凤的计策,疏通常州上下里河,漕运船只畅通无阻五十余年。

万历元年,漕河又渐渐干涸,再一次疏通它。

岁贡生许汝愚上奏说:“建国之初设立四座闸门:叫做京口、丹徒的,防止三江水的干枯;叫做吕城、奔牛的,防止五湖水的排泄。

从丹阳到镇江蓄积成为湖的有三处:叫做练湖、焦子、杜墅。

时间一久,居住的百姓侵占为田耕种,焦、杜二湖全部干涸,勉强保存练湖,还是有被侵占的。

因而四座闸门全都是空设了。

请求疏通三湖原来的地方来通行漕运。”总河傅希挚说:“练湖已经疏通,然而,焦子、杜墅水源很少,没有益处。”他的主张于是停止。

不久,练湖又淤浅。

万历五年,御史郭思极、陈世宝先后请求恢复练湖,疏通孟渎。

然而,给事中汤聘尹则请求在京口旁边另外修建一座闸门,导引长江水向内注入,潮水上涨就打开,退落就关闭。

御史尹良任又说:“孟渎通过长江流入黄家港,水面虽然广阔,长江水流很平稳,从这里到达泰兴而又到达湾头、高邮只有二百余里,可以避免瓜、仪不可揣测的灾难。

至于京口往北通过金山而下,水上遇风有被淹没的灾难,应当挖深甘露港两岸的洲田十余里,以便利于返回般只停泊。”御史林应训又说:“从万绿桥到孟渎,两岸山势峻峭,雨水大了容易垮塌,并且畏江潮水涌起泥沙,淤塞难免。

应当在万绿桥、黄连树各建闸门用来帮助积蓄与排放。”又说:“练湖自从西晋陈敏阻遏马林溪水,导引长山八十四溪的水来灌溉云阳,堤命名为练塘,又叫做练河,总共四十里左右。

环绕湖边建立涵洞十三处。

宋绍兴年问,中间设置横堤,分为上下湖,建立上、中、下三处闸门。

八十四溪的水开始经过辰溪冲入上湖,再经由三处闸门转流入下湖。

洪武年问,因为运道有阻滞,靠着下湖东堤建立三处闸门,凭借湖水来拯济运道,后来就逐渐被堵塞。

现在,应当完全除去侵占,再疏浚为湖。

上湖四边夹着小山,下湖东北边临近河道,原堤完整牢固,祇应当修补中间缺口,并且在西南增筑堤,与东北堤岸相对应。

至于三处闸门,只有靠近湖的上闸门还是像原先那样,应当增建中、下二闸门,再建立碱水闸二座,界于巾、下二闸门之间。

共除去土地五千多亩,堵塞沿着堤岸私自设立的涵洞,只保存其原来的十三处,用来排放湖水。

冬春就关闭,不能私自打开。

因为练湖没有了水源,只有依赖于蓄积,增筑堤岸打开闸门,湖水常常有余,然后可以用来补济运道。

臣亲自查验上湖地势高仰,这是八十四溪之水流入上湖的来由,害怕它容易泄漏;下湖地势平坦宽广,仅仅高于漕河几尺,又常常害怕它不充满。

真正使湖水充足堤岸坚固,就应该随时灌注它,河流就有全力供运输行船了。”都下交主管部门斟酌商议。

万历十三年,镇江知府昊搦谦又说:“练湖中堤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在春初就进行修治,以防止被冲垮,并且禁止有势力的豪强侵占。”依从他的主张。

十七年,疏通武进横林漕河。

塞祯元年,疏通京口漕河。

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礼建言《漕河议》,说:“神庙初年,臣的先人姜宝撰写《漕河议》,当权者采纳施行,没有开辟河道而能拯济运河二十多年。

后来又租佃湖地妨碍运河,每年都要受疏浚运道的拖累。

年老有识的人说,‘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齐平’,从这可以知道挖河毫无益处,积聚湖水最为重要。

现在,应当革除租佃,修建闸门,并且加高上下湖周围的小土堤,蓄积水使湖加深。

况且,漕河闸座不仅仅是京日、吕城、新闸、奔牛数处而已,陵口、尹公桥、黄泥坝、新丰、大犊山处处有闸座,全都已废弃,全都应当修建。

而运道支流如武进洞子河、连江桥河、扁担河,丹阳简桥河、陈家桥河、七里桥河、丁议河、越渎河,滕村溪的大坝头,丹阳甘露港南的小闸口,都应该赶快修整。

到了奔牛、吕城的北边,各建立减水闸。

每年十月,用土填塞坚实,商船民船全部令其回绕堤坝。

这都是所应当遵循的旧规。

近来,有人想开通九曲河,使运轮船只直接从泡港闸出于长江,直达扬子桥,以避免瓜洲开闸滞留的情况,试行以后施行是可以的。

返空粮船及官船,应当从长江通行,并且,在河庄建立闸门进行开关。

多处工程一起施行,漕运之事就很容易了。”其主张最终没有施行。

垄漕,是指湖广漕运船只从汉水、沔水往下到浔阳,江西漕运船只出章江、鄱阳,然后在湖口会合,和南直隶宁、太、池、安、江宁、广德的船只,一起在大江航行,进入仪真通江闸,然后逆行于淮、扬进入闸河。

瓜洲、仪真之间,是运道的最关键之处。

洪武年间,运送军粮供应辽东兵士,从仪真往上到淮安,经由盐城泛舟在海上航行;运送军粮供应梁州、晋州的,也从仪真到淮安,回绕堤坝进入淮河。

长江口建立堤坝修建闸门,总共十三处。

疏浚扬子桥河到黄泥湾九千多丈。

永乐年间,疏浚仪真清江坝、下水港及夹港河,修筑沿江堤岸。

洪熙元年,疏浚仪真坝河,以后,规定制度,仪真坝往下到黄泥滩、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的孟渎河全都每三年进行一次疏浚。

宣德年问,依从侍郎赵新、御史陈祚的请求,疏浚黄泥滩、清江闸。

成化年间,在仪真修建闸门连接长江河港的有三处,汀都蓄留潮水连接长江的闸门有二处。

不久,连接长江河港的三处被堵塞。

弘治初年,又开通它,不久,又在总港口修建闸门蓄积河水。

仪真、江都二县之间,有官塘五处,修筑闸门蓄水,用来灌溉百姓田地,有财有势的人强占去把它作为家业,真、扬之间运道阻塞。

嘉靖二午,御史秦钹请求恢复五处官塘。

依从他的请求。

万历五年,御史陈世宝说:“仪真江口,距离闸门太远,请在上下十数丈左右增建二座闸门,根据湖水增减而开关,以便拦截出长江的船只,全都使其进入闸门,或许能避免滞留。”奏疏上呈,议定施行。

自塔河,在泰州。

往上通到邵伯,往下连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演河与泰兴北新河,都是浙江漕河的支河道。

从陈管开始开通。

宣德年问,依从赵新、陈祚的请求,命令陈瑝役使民工四万五千余人疏通它,建立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四座闸门。

正统四年,河水冲破堤防,闸门被堵塞,都督武兴因此关闭不用,仍然从瓜洲回绕堤坝。

瓜洲的堤坝,洪武年间所修筑,总共十五处,排列于东西二港之间。

永乐年间,废弃束坝成厂房,用来储存木材,只保存西港七坝。

漕运船只失去了停船靠岸的地方,多次遭受大风的危险。

英宗初年,纔又疏通东港。

不久,巡抚周忱在白塔河的大桥闸修筑堤坝,按照一定的时间开关,漕运船只逐渐分开航行。

自从镇江襄河开通,漕运船只出甘露、新港,直接渡过瓜洲;然而白塔、北新,都因为长珏路途危险遥远,舍弃而不经由那里。

卫漕,就是卫河。

源出于河南辉县,到达临清与会通河汇合,往北到达天津。

从临清以北都称为卫河。

详情都记载于本《河渠志》。

白漕,就是通济河。

源出于北方边境地区,经过密云县雾灵山,成为潮河川。

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干河、三里河都汇合于此,名叫白河。

往南流经通州,汇合通惠及榆、浑各河,也叫潞河。

三百六十里,到达直沽汇合卫河流入大海,依靠它来畅通漕运。

杨村以北,其水势居高流下,如高屋建瓴,河底多淤沙。

夏秋洪水来临苦于水淹,冬春河水细小苦于不通畅。

冲毁堤防、改道不定大致与黄河相同。

更儿渡,在武清、通州之间,是格外重要的地方。

从永乐到成化初年,一共八次溃决,便派遣民工修筑堤岸。

然而,正统元年的决堤,造成的灾害格外严重,专门敕令太监沐敬、安逮侯柳溥、尚书李友直根据情况筹划安排,派遣五个军营的兵士五万人及民工一万人修筑演决的堤岸。

又命令武进怕朱冕、尚书昊中役使五万人,离河玺整二十里处开凿河道一条,导引白水流入其中。

二处工程一起竣工,人们都很便利,赐予河名叫做通济,赐予河神叫做通济河神。

在此之前,永乐二十一年,修筑通州到直沽的河岸,有被冲决的,随时修筑作为常规。

等到通济河完成,决堤而修筑好的也有多次。

万历三十一年,依从工部的主张,挖通通州到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挖沙土便在两岸筑堤,用文字写定着为命令。

大通河,是元郭守敬所开凿。

从大通桥往东行,到达通州高丽庄,与白河汇合,到达直沽,汇合卫河流入大海,长一百六十多里。

每隔十里建立一座闸门,蓄积水流拯济运道,其名叫做通惠。

又因为白河、榆河、浑河合流,也叫做潞河。

洪武年问逐渐废弃。

丞乐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说:“宛平昌平西湖、景柬牛栏庄及青龙华家瓮山三处闸门,被水冲决堤岸。”命令派遣军民进行修治。

第二年又说:“从西湖、景束到通流,共计七处闸门,河道淤塞。

从昌平东南的白浮村到西湖、景束流水河口一百里,应当增设十二处闸门。”依从其主张。

不久,闸门全都被堵塞,不再通行船只。

成化年问,漕运总兵官杨茂说:“每年从张家湾停止用船运粮,再用车转运到京都,雇金不可估量。

旧通惠河石闸门还存在,深二尺左右,修建闸门蓄积水流,用小船分载转运很便利。”又有主张在三里河从张家湾畑墩桥以西疏通河流停靠船只的。

下交朝廷大臣集中商议,派遣尚书杨鼎、侍郎乔毅观察测量。

上奏说:“原先有闸门二十四座,通水行船。

但是,元朝时水在宫廷围墙之外,船只能够进入城内海子湾。

现在,水从皇城金水河流出,原先的河道不能再通行。

并且,元时人导引白浮泉往西逆流,现在经过皇陵,担心妨碍地脉。

又一亩泉经过白羊口山沟,两条水流被冲断很难导引。

丽城南三里河原先役有河流的源头,正统年问修筑护城河,担心雨水多了河水泛滥,于是,开通正阳桥东南低下之地,打开护城河口来排放河水,纔有三里河之名。

从护城河口八里,开始连接浑河。

原先,渠道两岸多有庐墓,水浅河窄,又必须增引另外的水流来贯通。

如西湖草桥源出于玉匠局、马跑等地,泉水不深水流不远。

元人曾经引用金口水,其水汹涌淹没百姓房屋,因此随即就废弃。

只有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全都出于西北,顺着山脚流行,可以导引流入西湖。

请求开通西湖的水源,关闭分流湖水的清龙闸,导引各泉水从高梁河,分流其二分之一经由金水河流出,其余则从都城外护城河流转,在正阳门束面汇合。

城外护城河暂且关闭,使其不要流入三里河合流。

大通桥闸河随着旱涝而开关,那么,船只就能够靠近粮仓,非常便利。”皇帝依从他的主张。

刚刚派遣兵士役夫九万人进行修治疏通,适逢有灾异发生,诏令停止各处劳役。

主管部门认为漕运之事重大,于是,命令四万人疏通城外护城河,而西山、玉泉以及到张家湾河道,也已经从中得到好处了。

过了五年,于是诏令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和王诏督促漕运兵士疏通通惠河,依照杨鼎、乔毅前面的主张。

第二年六月,工程竣工,从大通桥到张家湾浑河口六十多里,疏通泉水三处,增建闸门四座,漕运船只逐渐畅通。

然而,元朝时所导引的昌平三处泉水全被断绝不流通,仅仅导引一西湖之水,又只分流其中二分之一,河道狭窄容易被盗开而河水干涸。

不到两年,像原先那样不通畅。

正德二年,曾经疏通过一次,并且,修治大通桥到通州闸十二处,拦河坝四十一处。

嘉靖六年,御史昊仲说:“通惠河屡次经过修复,都被有权有势的人所阻止。

祇是通流等八处闸门遗迹还在,凭借遗迹而修成它,成功很容易,每年可以节省车费二十多万。

而且历代漕运都是到达京师,没有把储藏的国粮储备在五十里以外的情况。”皇帝心里认为这样对,命令侍郎王軏、何诏及昊仲共同观察测量。

王軏等说:“大通桥地势高于白河六丈多,假若挖深到七丈,导引白河到达京城,各处闸门可以全部取消,然而,不容易议定。

计划祇是疏通修治河闸,但是,通流闸在通州旧城中,经过二处永门,南浦、土桥、广利三座闸门都在街市,不便于转运。

只有白河靠近旧小河废坝西边,不足一里就到堰水小坝,应当修筑它,使其通到普济闸,可以省去四座闸门两座城门转运之力。”然而,尚书桂萼说不方便,请求改修三里河。

皇帝交付他的奏章给大学士杨一清、张璁。

杨一清说:“利用旧闸门使用转运的办法,省去运粮军的辛劳和耗费,应当决断施行这个办法。”张璁也说:“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桂萼所说的办法耗费多成功困难。”皇帝就拒绝了桂萼的主张。

第二年六月,昊仲报告河道修成,接着上疏陈述五件事,说:“大通桥到通州石坝,地势高出四丈,流沙容易淤积,应当随时加以疏通修治。

管河主事应当专门委任,不要让他兼管其它事情。

官吏和管理闸门的人因为停止运输而被裁减的,应当恢复到原先的人数。

庆丰上闸、平津中闸现在已经不使用,应当改建通州西水关之外。

驳船制造费用以及每年的修治,都应当酌情处理。”皇帝认为前朝多次勘测施行都没有达到成功,昊仲等经过四个月治理工程就成功,诏令给予奖赏,全部依从他的请求。

昊仲又请求保留督工郎中何栋专门管理这件事,作为长久之计。

依从他的请求。

九年,提升何栋为右通政,仍然管理通惠河河道。

这时,昊仲出任处州知府,进献所编撰的《通惠河志》。

皇帝命令送到史馆,搜集编入《会典》,并且颁布工部刊行。

从此以后,漕运船只直达京城,直到明朝末年。

百姓思念昊仲的功德,在通州修建祠庙祭祀他。

蓟州河,是运送蓟州军粮的河道。

明朝初年,海运军粮到蓟州。

天顺二年,大河卫百户闵恭说:“南京同直隶各卫,每年用旗军运送军粮三万石到蓟州等卫粮仓,越过大海七十多里,风浪危险可怕。

新开通的沽河,北面对着蓟州,正好与水套、沽河相对,南北相距四十多里而路途径直,并且水深,这中间阻挡隔绝的地方只有四分之一,假若开通沟渠用来运输军粮,可以没有海运的忧患。”下交总兵都督宋胜、巡按御史李敏巡行视察可否施行。

宋胜等说很方便。

于是开通直沽河。

宽五丈,深一丈五尺。

成化二年第一次疏浚,二十年再次疏浚,并且疏通鸦鸿桥河道,建立丰润县海运军粮储藏粮仓。

正德十六年,运粮指挥王瓒说:“直沽东北的新河,转运蓟州军粮,河流水浅,潮水到达纔可以行驶船只。

边关常常缺乏军粮,应当疏通使其水深河宽。”依从他的主张。

原先,新河每隔三年疏通一次。

嘉靖元年,改为每隔二年疏通一次,将其作为常规。

十七年,疏通殷留庄大口到旧仓店一百一十六里。

丰润环香河,疏通于成化年问,运送粮食十多万石,供给蓟州东路的军队。

后来,因堵塞而废弃,军粮改由蓟州供给,很不方便。

嘉靖四十五年,依从御史鲍承荫的请求,恢复它,并且建立三座闸门在北济、张官屯、鸦鸿桥,用来蓄积水流。

旦平河,是运送各守护皇陵官兵军粮的水道。

起于巩华城外安济桥,到达通州渡口。

长一百四十五里,其中淤塞水浅三十里很难行驶。

隆庆六年,大力疏浚,运送给长陵等八卫军队每月军粮四万石,于是完成流通。

万历元年,又疏通巩华城外的旧河道。

海运,开始于元至元年间。

伯颜任用朱清、张管运输粮食到京城,仅仅四万多石。

这以后一天天增多,达到三百多万石。

当初,海运航道一万三千多里,最危险可怕,随后,开辟新的航道,稍微捷近。

后来,殷明略又开通新的航道,尤其方便。

然而,都出于大海,如果风向有利,从浙江西到达京师不超过十天,但是,倾覆损失太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令汤和制造海船,运送军粮供给北征的兵士。

天下安定以后,征召水工运送莱州洋海仓储的粮食以供给永平。

后来,速左及其以北多次用兵,于是,靖海侯昊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胪侯朱寿先后转运辽东的军粮,把它作为常规。

督促江苏、浙江靠近海边的卫军大船一百余艘,运送军粮数十万石。

赐给将校以下绮帛、胡椒、苏木、钱钞各有差别,役夫便免除其家一年的赋税,淹死的人优厚抚恤。

三十年,因为辽塞军粮有盈余,只足命令辽东兵士在驻地耕种其地,从而停止海运。

丞乐元年,平江伯陈逭督促海运运粮四十九万余石,供应北京、辽东。

二年,因为海运只能到达直沽,另用小船转运到京城,命令在天津设置露天粮囤一千四百所,用来扩大储蓄。

四年,决定海运陆运同时运输。

陈琼每年运粮一百万石,在直沽尹儿湾城修建百万石仓。

天津卫籍兵一万人驻守。

到这时,命令江南粮食一部分经由海运,一部分经由淮河、黄河,再陆运到卫河,进入通州,把它作为常规。

陈坛上奏说:“嘉定靠近海边,正当长江水流的要冲,地势平坦,没有大山高地。

海船停泊,有的遇到大风大浪,碰到坚石搁浅就损坏。

应当在青浦用土筑成小山,树立险情标志,使驾船的人知道有所避免,而海上险要之处不会成为灾难。”诏令依从他的奏请。

十年九月,工程竣工。

方圆一百丈,高三十余丈。

赐名叫宝山。

皇帝撰写碑文记其事。

丞乐十三年五月,又停止海运,只保存一个遮洋总,运送供给辽束、蓟州的粮食。

正统十三年,削减登州卫海船,将一百艘碱焉十八艘,用五艘运送青州、莱州、登州的布花钞锭十二万余斤,每年赐给辽东兵士。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呈上《大学衍义补》,请求寻找海运故道,与河运同时进行,大致是说:“海船一艘装运千石,大略相当于河船三只的装运量,使用的运粮兵大量减少。

河运比起陆运的费用减省十分之三,海运比起陆运减省十分之七,即使有被淹没的灾难,然而灭省牵引役卒的辛劳、驳船捞浅的费用,以及顺着次序的守护,利与害也相抵。

应当寻求一向懂得海运的人,请求探测考察。”他的主张没有施行。

弘治五年,黄河在金龙口决堤,有人请求恢复海运,朝廷议定不同意。

嘉靖二年,遮洋总漂役军粮二万石,淹死官军五十余人。

五年,停止登州造船。

嘉靖二十年,总河王以旃因为河道阻塞,说:“海运虽然难以行驶,然而,中间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时建闸直达安束,南北全从内洋通行,道路捷近又无危险,所以应当重视。”垒帝认为海上运道迂回,拒绝了他的建议。

嘉靖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谅说:“天津进入辽东之路,从海口到右屯河通堡不到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坟、桃花岛都可以进港湾停泊。”工部回复可以施行。

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探测海上运道,从永平西面下海,一百四十五里到纪各庄,又四百二十六里到天津,都是靠近海岸行船。

其间开洋一百二十里,有建河、粮河、小沽、大沽河可以避风。

开始,允许他的主张,不久,因为御史刘翱上奏阻止而罢除。

这年,依从给事中胡应嘉的计策,革除遮洋总。

隆庆五年,徐州、邳州河流淤塞,依从给事中宋良佐的计策,又设置遮洋总,保存海运遗意。

山东巡抚梁梦龙极力论述海运的便利,说:“海运之道南从淮安到胶州,北从天津到海仓,是岛人商人出入之地。

臣派遣士卒从淮安、胶州各运米麦到天津,没有不顺利的。

淮安到天津三千三百里,风顺,二十天就可以到达。

船经由近洋,岛屿连绵,即使遇大风可以依傍,比起殷明略故道更安全方便。

五月之前,风顺而又湿和,此时出海可以保证无忧虑。”命令酌量拨出附近地区漕粮十二万石,使梁梦龙施行此事。

隆庆六年,王宗沐督促漕运,请求施行海运。

韶令运送十二万石粮从淮河入海。

这条运道,从云梯关往东北经过鹰游山、安柬卫、石臼所、夏河所、齐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鳌山卫、大嵩卫、行村寨,全都经过海面。

从海洋所经过竹岛、宁津所、靖海卫,往东北转向到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往西经过宁海卫,全都经过海面。

从福山之罘岛到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门等岛,往西经过桑岛、坶屺岛;从坶屺向西经过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从海仓向西经过淮河海口、鱼儿铺,住西北经过侯镇店、唐头塞;从侯镇西北的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沟河进入直沽,到达天津卫。

总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毁坏运粮船七只,沉没谷米数千石,淹死士兵十五人。

给事、御史一起上奏章纠弹其过失,停止不再施行。

二十五年,倭寇兴起,从登州运粮供给进入朝鲜的兵士。

山东副使于仕廉又说:“运送军粮到辽东不如经海运,海运不如经登州、莱州。

登州、莱州渡过金州六七百里,到旅顺口只有五百余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就可以到达。

又有沙门、灶矶、皇城等岛处于其中,天然设立海水传送,停留住宿可避海风。

由于皇城到旅顺二百里略远,得到顺风不足半日就可以渡过。

假若从天津到辽东,则大洋无停泊之处;淮安到胶州,虽然只有三百里,但从胶州到登州千里之逮,礁石阻碍难以行驶。

只有从登州、莱州渡海到辽东,水势便利而运输容易。”当时,全都认为他的主张是对的,然而没有施行。

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奏请施行海运,特地设立户部侍郎一人督促这事,其事具载于《李长庚传》。

塞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担任内阁中书,又陈述海运的方便,并且辑录《海运书》五卷进呈。

命令制造海船试用。

廷扬驾驶二只海船,装运米粮数百石,十三年六月初一,从淮安出海,十五日到达天津。

等侯适当的风势用了五日,运行仅仅十天。

皇帝很高兴,提升沈廷扬户部郎中,命令前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谋划。

山东副总兵黄荫恩也上奏海运的九条意见,皇帝立即命令他监督海运。

在此之前,宁远的军粮都是用天津船运到登州,等待东南风转运米粮到天津,又等待西南风再转运到宁远。

沈廷扬从登州直接运送到宁逮,节省费用多。

不久,命令他到淮安治理海运,被督漕侍郎朱大典所阻止,还是命令他改驻登州,统领宁速军粮的事务。

十六年,加光禄少卿。

福王时期,命令沈廷扬用海船防御长江,不久,又命令他兼理军粮事务。

南都已经失去,沈廷扬艰难历经于唐、鲁二王之间而死。

在嘉靖年间,朝廷大臣纷纷建议恢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说:“在从前的海运,每年沉没粮食不止十万。

装运稻米的船只,驾驶船只的士卒,统领士卒的官吏,都不能幸免。

今人谋划海运总是坚守丘浚的论说,不是通达事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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