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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七十一

清朝 明史 张廷玉 著

有的刑法是明代新创的,不合古制,廷杖、束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就是。

这几种刑法杀人极惨,而不依据法律。

继位君主都跟着实行,到明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历有朝野政令,完全操纵在武夫或宦官手中,确实可叹。

太祖曾经和侍臣讨论君主对待大臣的礼节。

太史令刘基说:“古代公卿犯了罪,准备一盘水,将剑放在盘上,到悔过之室去自刎,不曾轻易折辱他们,故大臣的体面得以保存。”侍读学士詹同于是取《大戴礼》和贾谊疏文进献给皇帝,并且说:“古代施刑不加在大夫身上,是为了激励廉耻之心。

一定按这样办,君恩臣礼纔都能尽到。”皇帝认为很对。

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犯法应受笞刑,太祖说:“六卿身份贵重,不宜因琐事折辱。”命令他用俸禄赎罪。

后来群臣因过失或牵连受到处分,允许用俸禄赎罪,起始于此。

可是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两人都被鞭笞致死,工部尚书薛祥死于杖下,所以上书者说大臣有罪应行诛杀,不宜加以侮辱。

廷杖的刑罚,亦从太祖开始。

宣德三年,皇帝因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沉湎于酒色,许久不来朝见参拜而发怒,下令将他们戴上枷锁示众。

从那以后,谏官就有了戴刑具的。

到了正统年间,王振专权,尚书刘中敷,侍郎昊玺、陈瑺,祭酒李时勉都受遇这种折辱,而在殿外石阶上施行杖刑已习以为常。

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人,皇帝下诏责备给事御史李俊、王浚等五十六人包庇汪直,每人廷杖二十下。

正德十四年,因为群臣进谏阻止皇帝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十一人被打死。

嘉靖三年,群臣向皇帝争大礼,皇帝下令廷杖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十六人被打死。

嘉靖中期刑法愈加严峻,就是朝廷大臣也免不了笞辱。

宣府大同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因为撤除防卫过早,宣府大同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耀因为敌寇侵入了大旦,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因为拖延议定丁汝夔的案子,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因子侄辈虚报军功,都被逮捕而受了杖刑。

朱方和陈耀被当场打死,而彭黯、屠侨、沈良才等人杖刑受毕,立即催促办理公事。

对公卿的侮辱,前所未有。

又在正月初一朝贺时,因对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发怒,一律穿着朝服实行杖责,天下人无不惊骇。

四十多年之中,嘉靖帝用杖刑打死的朝士,比前代多几倍。

万历五年,因为对张居正守丧未满期而出仕不同意,杖责昊中行等五人。

此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等人都被杖责,杖数多的达一百下。

后宋皇帝越发厌恶进言者,臣下的奏疏往往留在宫中不理睬,廷杖也搁置起来不用了。

天启时,太监王体干奉敕命大审,重重地笞打外戚李承恩,以取悦于魏忠贤。

于是万燥、昊裕中都死在杖下,政府的中央机构为之竭力谏诤,也不能保。

内阁大臣叶向高说:“数十年没有施行的弊政,十天以内出现了三次,万万不可再施行了。”魏忠贤这纔放弃了廷杖,而将自己想杀的人一律下交镇抚司,士大夫更是没有生路了。

南京施行廷杖,开始于成化十八年。

南御史李珊等因收成不好请求赈济。

皇帝摘出其奏疏中的错字,命令锦衣卫带着他们到南京午门前,每人杖责二十下,让守备太监监刑。

到正德年问,南御史李熙检举贪官污吏触怒了刘瑾,刘瑾假传圣旨杖责他三十下。

当时南京禁卫军长时间没有用刑了,刘瑾命选取兵卒练习了几天,纔施杖刑,差点把李熙打死。

东厂是成祖时创设的。

锦衣卫的监狱,太祖曾经使用遇,后来禁止使用,其重新启用亦从永乐时开始。

厂与卫相辅相成,故说起它们来并称厂卫。

当初,成祖兴起于北平,刺探官中的事,多以建文帝左右近臣为耳目。

因此即位后专门倚重宦官,在柬安门北面设立了束厂,叫自己宠爱的心腹在那里当提督,搜寻有阴谋反叛、妖言惑众与有大奸大恶行为的人等。

东厂与锦衣卫权势平齐,大概是迁都以后的事了。

不过锦衣卫指挥纪纲、门逵等大受宠幸,相继执掌权柄,厂权比不上它。

到宪宗时,尚铭掌管柬厂,又另设西厂刺探诸事,让汪直督领,所掌管的武装骑吏数量比束厂多一倍。

这些人从京城到全国各地,往来交错侦探诸事,连诸侯王的府第也不能幸免。

汪直曾被废黜而又复用,先后管事共六年,冤死其手下者累累相连,他的权势速远大于锦衣卫。

遇到汪直几次出外到边防监军,大学士万安纔进言说:“太宗建置北京,命令锦衣卫官员搜访,还担心外地官吏徇情作弊,又设置束厂,命内臣掌管。

此制实行五六十年了,办事有固定规程。

过去妖怪狐精夜里出来,人心惊惶,劳烦圣土思虑,故添设西厂,特任命汪直督查,以戒备不能预测的事件。

这是权宜之计,用来安抚人心的。

前段时间国内的纷扰,臣不赘述了。

现在汪直镇抚大同,京城人众口一辞,都认为撤销西厂最便利。

伏望圣恩特别降旨撤销它,官员们都回到原来的卫所,这将是宗庙国家的大幸事。”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尚铭专权,不久也被革职。

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求废除束厂,皇帝不答复。

不过孝宗仁厚,厂、卫都不敢凶横,管理二厂的官员罗祥和杨鹏,奉行职责而已。

玺德元年杀柬厂太监王岳,命令丘聚替代他,又设西厂以任命谷大用,他们都是刘瑾集团里的人。

雨厂争夺掌权,派遣巡逻兵四出侦探。

南康昊登颢等人举办龙舟竞渡游戏,结果自己被处死,家产被籍没,亲人沦为官奴。

偏远的州县里,人们一见到穿着华丽服装骑着高头大马操北京口音的人,就奔走相告,纷纷逃避躲藏。

官吏们听到风声,悄悄送上贿赂。

于是无赖之徒乘机作奸邪之事,天下人都畏惧得叠足而立。

而卫使石文义也是刘瑾的私党,厂卫的势力合二为一了。

刘瑾又将惜薪司的外薪厂改焉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己主管。

京城人叫它做内行厂,就是东西厂也在他们的监视之中,其酷烈更为厉害。

内行厂并且创造新例,对囚犯不论轻重一律先施杖刑,然后判子子孙孙永远戍边。

有的人还用大枷枷着颈项发遣,枷的重量有达一百五十斤的,犯人戴不了几天就丧命。

尚宝卿颅璇、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璋、御史王时中等人都没有幸免,被折磨得濒临死亡然后纔贬谪戍边。

御史柴文显、汪澄甚至因为轻微的罪过而被凌迟处死。

官吏、军士和平民被非法折磨死的有数千人。

刘瑾被诛杀以后,西厂和内行厂都撤销了,惟有束厂依然如故。

张锐主管束厂,与锦衣卫卫使钱宁都藉着搜访之事恣意罗织罪名陷害人。

厂卫之称因此大噪。

嘉靖二年,束厂芮景贤任用千户陶淳,干了许多诬陷人的事。

给事中刘最持章上奏反对,被判贬官到广德州。

御史黄德用叫他乘驿车去广德,适逢有个叫颜如环的人与他同行,用黄包袱裹了行装。

芮景贤立刻上奏,二人被捕下狱,按不同情况编伍充军戍边。

给事中刘济进言:“刘最所犯的罪过不至于发配戍边。

而且,他是由宦官逮捕酌,罪名是武夫罗织的,裁决是通过内部下旨进行的,怎么好昭示天下?”皇帝不予响应。

当时,各地的镇守太监都已撤除,而大臣们习惯于老办法,说束厂是祖宗设置的,不可废除,不知道东厂并不是太祖的制度。

然而世宗对宦官管制严格,不敢放任,束厂的权威已远不如卫使陆炳大。

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太监身份兼管厂事,在束上北门之北建立新厂,叫内厂,而将先建的那个厂叫外厂。

冯保与张居正搞出个王大臣案件,企图族诛高拱,卫使朱希孝极力为高拱辩护,高拱得以无罪,可见当时锦衣卫还不大趋附于厂。

万历中期,矿税使多次出行为害,而束厂张诚、孙暹、陈矩都安然寂静。

陈矩审理妖书一案,没有株连无辜和滥判,当时的人颇称道他。

恰逢皇帝也无意于峻刻勘查,刑罚用得稀少,厂卫的监狱里甚至生了青草。

到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身份总领厂内事务,任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门从事用酷虐手段钳制朝廷内外人士,厂卫之毒达到极点。

凡是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僚属称其为宗主,而总领东厂的叫督主。

束厂的属官没有专职官,掌刑由一个千户担任,理刑由一个百户担任,理刑也叫贴刑,都是锦衣卫的官员。

他们的差役都由锦衣卫提供,卫里最狡黠乖巧的士卒就调拨给他们充任。

差役长叫档头,其帽子的顶端尖锐,衣服是青白色的被褶褂,上面系着小布丝,脚穿白皮靴,专管侦伺。

其手下有番子数人为之办事。

京城的亡命之徒,骗财或挟仇的,枧办事者为窟穴。

他们打探到人家一件隐私,就通过番子密告给档头,档头根据事情大小先付给金钱。

事情叫起敷,钱叫买起敷。

既已得知阴事,档头率领番子去到犯禁的人家,门外左右坐人,叫做打椿。

其它番子就闯入室内,抓住其人审讯,没有左证或符牒,主人按要求给足贿赂,也就径直离开。

稍不如意,就严刑拷打,刑名叫干醉酒,又叫搬罾儿,其痛楚比官家规定的刑蜀厉害十倍。

还授意挨整者牵连有财力的人,有财力的贿赂他们足够多的金钱,就没有事。

如果惜钱不给,或所给不足,立即报告皇帝,将其下交镇抚司监狱,犯人立时就要丧命。

每月初一,几百个厂役在庭院中抽签,然后分别监视官府。

其中监视内府诸处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审讯重罪犯的叫听记,到其它官府和各个城门搜访的叫坐记。

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发现某奸事,胥吏一条绦告诉坐记,坐记转告厂,叫打事件。

即使是深夜到束华门,从缝隙中进去了,也有人悄悄报告给皇帝。

因此事情无论大小,天子都能知道。

家人柴米油盐琐事,有的竟在宫中传为笑料。

上下惴惴不安,无不惧怕打事件的。

锦衣卫的办法也跟厂一样,但是必须写出疏条上奏,纔能让天子知道,所以它的势力远不如厂。

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密室裹喝酒,其中一个喝得痛快了,馒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噤口不敢出声。

还没骂完,番子就进来抓住四人,将他们送到魏忠贤那里,魏忠贤立即肢解了骂他的人,而拿钱慰劳其它三人。

三人魂飞魄丧,动也不敢动。

庄烈帝即位,魏忠贤伏法被诛。

而后王体干、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相继统领厂内事务,告密之风不曾平息。

为奖励王之心、曹化淳缉奸的功劳,封荫弟侄辈入锦衣卫充任百户。

而王德化及东厂理刑昊道正等侦伺到合臣薛国观隐私,薛国观因此被整死。

当时卫使已长期慑服于厂威,大抵俯首受之驱使。

崇桢十五年,御史杨仁愿说:“高皇帝设官,没有所谓的侦缉衙门。

臣下有不法行为,谏官直接纠察,没有揭发隐私的。

后来因为肃清皇帝身边的奸恶,纔建置束厂。

臣在南城供职,所审阅的讼词,多是因为假番子侵害而诉冤。

假称东厂造成的危害尚且如此,何况真的呢?这是由于长期累积起来的威势造成的。

所谓累积的威势是指,柬厂考核提拔的办法,是比较上报案件的多少,番役每每出高价来购买事件,出卖者甚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事件,番役不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卖者已经分利走了。

心怀怨忿告发人,诬陷别人使之受严刑峻法的制裁,怀恨者无不心满意足。

希望皇上放宽封束厂事件的责求,而后东厂侦伺事件纔可以宽缓一些,束厂刺探事件可以宽缓些,番役买事件和卖事件的事就可以平息,累积的威势恐怕就能逐渐减轻。”后来杨仁愿又严肃陈述不应派遣锦衣校尉。

崇祯帝因此告谕柬厂,言其应缉查的祇是阴谋叛逆和败坏伦常者,那些为非作歹、触犯律条的,自有主管机构处理,不宜侦察缉捕,并对凶横贪财的锦衣校尉进行训诫。

可是皇帝还是越来越依赖厂卫,直到明朝覆亡纔停止。

锦衣卫监狱,世称诏狱。

古代诉讼只由司寇掌管。

汉武帝创设了诏狱二十六所,历代或沿袭或更改没有定规。

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是天子自己统领之名占到汉代有侍卫司狱,凡大案件都在那里决断。

明代的锦衣卫狱近似侍卫司狱,而其拘系残酷,为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太祖时,解押到北京的天下重罪犯,都收系在锦衣卫狱中。

几次更换大监房,多派人审理,诛杀的人很多。

后来将卫里刑具全部焚烧,把囚徒送到刑部审理。

二十六年,申明禁令,韶书规定京城内外案件不得上送锦衣卫,大小都经由司法机关处理。

成祖宠幸纪纲,叫他训练锦衣亲兵,又口U他掌管诏狱。

纪纲趁机任用自己的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找借口作不法之事敷千百椿。

久后,族诛纪纲,而锦衣卫仍旧掌管诏狱,洪武帝的诏令被废除不用。

英宗初年,主管锦衣卫的刘勉、徐恭都是谨慎之人。

而王振任用指挥马顺,流毒天下,枷李时勉,杀刘球,都是马顺所为。

景帝初年,有人指出武官缉查诸事的弊端,皇帝狠狠责备了其长官,下令所缉拿的人都送到法司去,诬陷人的从重治罪。

英宗恢复君位,召来李贤,命左右侍臣离开,问他时政得失。

李贤于是竭力论列锦衣卫官校提人审讯的危害。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背地里察验都是实情,因而召见它的长官,申诫了一番。

已搜捕的弋阳王败坏伦常的罪名经查核属虚假的,皇帝又警戒他。

而这时指挥门达、镇抚逯呆恃宠横行,李贤也几次被他们罗织过罪名。

门达四处派遣旗军校官,逯杲又定下程限督促,拿获多的就做头目。

干户黄麟到广西,把御史昊祯抓到卫裹,要了两百多副刑具去,天下来京朝觐的官员许多都被宣布有罪。

逯呆死后,门达兼管镇抚司,罗织指挥使袁彬的罪状,抓来审讯,刑罚五毒交下,仅免一死。

朝廷官员杨璀、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锺等人银铛被逮捕,道路上哭诉喊冤的人不计其数。

大约在纪纲被诛杀以后,他的徒众纔稍稍收敛。

到正统时这类人重新张狂起来,天顺末年祸害更烈,朝野人士面面相觑,不能自保。

李贤虽然极言其弊端,也不能挽救了。

镇抚司的职责是审理诉讼案件,最初只设立了一个司,与外卫相等。

洪武十五年,增设北司,而以军匠和诸执掌划归南镇抚司,于是北司专门审理钦犯。

而大案的犯人经过审讯后,就送往法司拟定罪名,不曾备办审判文书。

成化元年纔下令复奏案件时用参酌附言,法司更能牵制判案。

十四年,增铸北司的大印,皇帝命令一切案件不要报告给原卫,就是卫里下达的案件,也径直请示皇上可否,卫使不得参与。

所以镇抚职务虽低,其权力却日渐重大。

起初,锦衣卫监狱由卫管辖,到门达掌管刑讯时,又在城西设置狱舍,拘押犯人,混乱不堪。

门达倒台后,皇帝听取了御史吕洪的意见,拆毁了这些狱舍。

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说:“锦衣镇抚司多次查获妖书图本,都是些荒诞不经之言。

小民无知,总是被它们迷惑。

请求将其书名全都记录下来,用布告昭示天下,使小民知道害怕和躲避,免得陷入法网,遭受刑罚。”皇帝回复同意。

而侦查事件者的诬告还是不停息。

十三年,逮捕了宁晋人王凤等,诬陷他们同瞎子一起接受妖书,充任伪职,并且诬陷其乡官知县薛方和通判曹鼎与他们合谋,发兵包围了两家,抓住二人严刑拷打,二人被迫自诬服罪。

后来薛方、曹鼎两家多次声明冤情,状子下交法司,经查核弄清了事实,镇抚司官员犯妄报妖言罪,判处斩刑。

皇帝只是告诚不得伤害无辜而已,而不能治他们的罪。

这年,命令锦衣卫副千户昊绶参与镇抚司的刑事审理。

昊绶性格狡猾阴险,依附汪直爬上去。

后来知道官场舆论不容汪直,所以对无罪下狱的文官不再加以拷打,触怒了汪直,被解职。

这时只有卫使朱骥掌握法律平正,处理妖人案件没有冤枉无辜。

皇帝要办罪的犯人下交主管部尸弓,独用小杖拷问,皇帝曾派内使责问,但朱骥不改。

世人因此称道他。

弘治十三年,皇帝诏令法司:“凡是厂卫所送来的囚犯,依公正原则审察,有冤枉的即予以考辨重判,不要拘泥于既成判决。”正德时,卫使石文义与张彩一里一外,作威作福,当时人们称之为刘瑾的左右羽翼。

不过石文义常常陪侍在刘瑾身边,不处理实际事务,办事的是高得林。

刘谨伏法被诛以后,石文义也被诛杀,高得林罢官。

此后是钱宁管事,重新大肆张狂,因叛逆罪被诛杀。

世宗即位后,革去了十六个锦衣传奉官的职务,淘汰了十五个旗军校官,又告谕缉查事件的武官,只探察图谋不轨、妖言、人命和强盗这类重要事件,其它诉讼和京城以外的州县的事,不得参与。

不久,事情多交给镇抚司处理,镇抚舆内侍勾结在一起,心计巧妙符合皇帝心意。

遇上太监崔文不法获利的事情败露,皇帝将此案下达刑部审理,不久又下内旨送到镇抚司。

尚书林俊说:“祖宗当朝时,将案件交给法司,事情无论大小,都让他们公平审理。

自从刘瑾、堡奎掌握大权以后,专门信用镇抚司,玩弄文字、编造冤狱,法纪受到极大的破坏。

改行善政实施教化执法就从今天开始,不宜再因为小事而枉曲法律了。”皇帝不听。

林俊又说:“这条路一开,只怕以后有了大罪,案犯就攀附关系,设法由宫内降旨来免于问罪,这实在是一条通往混乱的路。”御史曹怀也进谏说:“朝廷只信用一个镇抚,那么法司的官署都可以空曹,刑官都成为冗员了。”皇帝都不听。

六年,侍郎张璁等说:“祖宗设置三个法司来纠治官府的邪恶,公平地决断诉讼。

设置束厂、锦衣卫,是用来缉拿盗贼,纠察违法乱纪的人。

建议从现在起,审理贪官冤案还是责成法司来办,如果有徇情枉法的,就让厂卫来监察。

盗贼和违法乱纪的人,还是责成厂卫缉拿,然而也必须送到法司拟定判词。”皇帝下诏按此建议施行。

可是卫司武官到监狱提人仍旧肆无忌惮。

给事中蔡经等人弹劾其弊端,希望皇帝不再派他们去提人。

尚书胡世宁请求采纳他们的意见。

詹事霍韬也说:“诉讼案件交付给三法司就够了,锦衣卫却又来横加阻挠。

过去汉光武帝崇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在士大夫身上,而后忠义之士争着为他们献节效命。

士大夫有罪就打入刑徒之中,这是羞辱他们。

犯了大罪,废黜他、诛杀他都可以,便叫武人群起逮捕,揭去帽子脱掉衣裳,套上桎梏。

早上还在清贵之列,晚上就身陷囹圄,刚强雄壮之心,挫损几尽。

等到复核为无罪,就戴上官帽束好腰带,立在朝拜的队伍中。

强悍武夫看着官员指指点点:‘某人,我凌辱过他。

某人,我抓了他,捆了他。

’小人无所顾忌,君子却会由此改变行为。

这就是豪杰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而变故之后很少有人保持气节的原因。

希望从现在起束厂不再参与朝参仪式,锦衣卫不再主管诉讼审判。

士大夫犯罪、谪贬、撤职和诛杀,不要加以笞打杖责,不上枷锁镰铐,以便培养廉耻之心,振作精神,激励气节。”皇帝认为霍韬在职权之外乱说,不釆纳他的意见。

按照祖宗制度,每当朝会的时候,厂卫长官率领下属和校尉五百名,列队侍立在奉天门下纠察礼仪。

凡是不合礼仪的人,立即剥下他的衣服,取去官帽,抓起来关进镇抚司监狱,杖责之后予以释放,所以霍韬说到这些事。

等到万历年问,朝仪有过失的官员纔不关进监狱了,只罚扣他的俸禄而已。

世宗讨厌张鹤龄和张延龄,为非作歹的刘柬山等人于是诬告二人有邪毒诅咒行为。

皇帝大怒,把二人关进钦犯监狱,刘束山趁势株连牵引自己平素不喜欢的人。

卫使王佐打探到实情,根据诬罔律条反坐刘束山罪。

王佐于是枷刘束山等人于阙门之外,不到十天,这帮人全部死亡。

人们将王佐和牟斌相比。

牟斌是弘治年间的指挥。

李梦阳弹劾张延龄兄弟犯法之事,关进监狱,牟斌比附轻罪处理,使其得以免死。

世宗中期,卫使陆炳作恶,与严嵩朋比为奸,而倾轧夏言。

然而皇帝多次制造大案件,陆炳又常保全了他们,所以士大夫并不怨恨陆炳。

万历年问,提意见和触忤矿税宦官的臣子,都打入钦犯监狱。

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说:“被逮捕的监察主管郡守县令和平民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拷问,还没有送到法司定罪。

监狱禁闭森严,水火不入,疫疾毒疠之气,充斥牢房。”卫使骆思恭也说:“每年举行熟审,时间都在个满以前。

现在两年没有举行热审了,镇抚司监狱里的犯人将近两百个,多抛掷瓦片发泄冤气。”镇抚司陆逵也报告:“监狱里的囚犯心怀怨恨,有的拿JJ剁了自己的手指头。”皇帝一律不予回应。

不过这时候告人隐私的风潮已经衰减,被拘捕的大臣不多。

万历末年,抓捕诸臣的政策稍宽,锦衣卫监狱渐渐空虚了。

旦尔耕、许显纯在熹宗时当魏忠贤的义子,其死党孙云鹤、杨寰、崔应元辅助他们,拷打杨涟、左光斗这些人。

犯贪脏罪的立定期限按规定交款,两天为一个期限,交款不按期限的,受全刑。

所谓全刑即上枷械,上镰,棍击,拶指和上夹棍。

五毒俱全,受刑者呼号之声沸天,血肉溃烂,辗转求死而不得。

许显纯则叱咤如常,若无其事,然而必须依魏忠贤的指令行事,魏忠贤所派遣的听记之人未到,许显纯不敢审讯。

一天晚上,叫囚犯们分开到不同监房住宿。

于是狱卒说:“今天晚上有人该壁挺了。”壁挺,狱中指死亡。

第二天,杨涟被处死,左光斗等都按次序被锁住头颅拉死。

每一个人死后,都停放几天,纔用苇席裹尸抬出牢门,蛆虫把尸体都蛀烂了。

狱中事件隐秘,囚徒家属甚至连亲人死亡的日子都不知道。

庄烈帝擒拿诛杀魏忠贤逆党时,冤死者的家属后人望着狱门呼天抢地哀号,写祭文来祭奠。

皇帝听了也哀戚。

自从刘瑾始创戴立枷以后,锦衣卫监狱经常使用它。

神宗时,御史朱应毂详陈其惨状,请求废除,皇帝不听从。

到了魏忠贤手上,更制造大枷,又设了断脊、断指、刺心的酷刑。

庄烈帝问左右近臣:“为什么要创制立枷?”王体干回答:“用来惩罪大奸大恶而已。”皇帝面有愁容地说:“虽然如此,到底还是可怜。”魏忠贤为之有所畏惧。

柬厂的祸害,到魏忠贤时达到极点。

然丽厂卫没有不互相勾结的,案情的轻重,厂能从官内得到消息。

而外廷有抵触不合的案子,锦衣卫就由东西两司房搜访缉拿,北司严刑拷问,罪状罗织周密,然后纔送交法司。

即使是东厂抓捕的人,也必须移交给镇抚司再审讯,然后刑部纔拟定判决。

因而厂的势力强大,锦衣卫就依附于厂;厂的势力稍弱,卫就反过来盛气凌厂。

陆炳缉拿司礼李彬和东厂马广隐秘之事,都问成死罪,因为陆炳深得内阁严嵩的心意。

后来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盛,内阁势力日渐削弱,阁臣反而比厂的地位低下,而卫使没有不争相趋附厂官,甘心为其奴仆。

锦衣卫人员有功升迁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共四种。

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于充任锦衣卫。

万历初年,刘守有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锦衣卫,此后文官子弟都乐于在卫裹任职。

士大夫与他们交往,案子紧急时,多依靠他们的力量。

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和昊孟明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庄烈帝对群下多疑,王德化掌管束厂以惨毒峻刻辅佐他。

昊孟明掌管卫印,不时有所宽纵,但是观望东厂的脸色,不敢违抗。

而镇抚梁清宏和乔可用朋比为奸。

凡是缙绅之家,总有几个人来往,会留下把柄。

所以通常很晚纔起床,早早就关大门,不敢两人在一起对谈。

旗军校官临门如同遭大盗抢劫,官员就是窝藏赃物的囊橐,钱财均分。

京城中有奸细潜入,那些做工的人和贩卖的人私下被流寇派遣,没有一个举发,而高门富豪局促不安,没有宁日。

那些狡黠的歹徒恣意请托人办事,稍有连逆,就捏造事实诬陷,罗织罪名,摘取片言只字,就可以株连达十几个人。

姜垛、熊开元下狱后,皇帝谕令掌卫骆养性悄悄杀了他们。

骆养性将皇帝的指令泄露了出来,并说:“这两个臣子应当处死的话,应交付给有关部门,写出他们的罪行,使天下人明白。

假若秘密派臣去杀了他们,天下人和后世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人主?”适逢大臣们也多替姜垛等人说好话,于是二人得以长囚狱中。

这是骆养性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在其它事情上,骆养性也多有肆虐。

锦衣卫旧例有论功行赏,只有缉拿圆谋反叛的人有赏。

后来假冒滥赏无度,所报的功一百个没有一个是真的。

官吏百姓困苦重重,而厂卫上奏请求要什么就给什么。

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极力陈述这种做法的弊病,说:“侦缉事件的官校,其势力容易办,而又各按类计算其拿获立功的次数,作为升等授勋的根据。

那磨凭着可以达到的权势,邀必然获得的功勋,屈人利己,什么不能做出来?有的在强盗自首免罪之后,故意命令强盗多多牵连平民来充数;有的囊括人家家产说是强盗的赃物,裹挟市井豪强作为人证;有的暗地里伪造图书,携带在身上假造妖书批语,用妖言假印的律条诬陷别人;有的根据姓名相似,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来;父亲诉说儿子孝顺,反而判其儿子忤逆之罪。

所以谁家被缉访,俗言叫刬,毒害之烈由此可知。

请求从今以后定下制度,机密和重要的事情,关系到宪令大典,厂卫依惯例上奏请求。

那些案情不明,尚未审议的,一定要等法司详拟出判状以后,方给记功。

仍救命兵部和刑部查问明白,再请求皇上下旨予以升赏。

缉拿了人来而未能立案的,不准假冒破案以求升赏。

至于其它诉讼案件,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司法部门的事务。

若案子不能成立,而锦衣卫官校和镇抚司将人拷打成重伤,乃至死亡,允许司法机关查治。

法司若纵容隐瞒附和,则听凭科道官参与查验。

像这样则功劳一定会核实,缉访的材料一定会合乎事实,而冤枉无辜和滥施刑法就可以杜绝了。”当时皇帝不能采用他的建议。

宦官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始于正统六年,皇帝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所的疑案,叫他们与宦官兴安一同进行。

周忱、郭瑾到南京去审案,皇帝敕命也这样做。

当时虽然还没有定出五年一次大审的制度,而南北两京的宦官得以参与三法司的审判案件。

景泰六年,皇帝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复审北京的罪案,未审南京罪案的原因,是发生了天灾而创例。

成化八年,皇帝命令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到两京参加会审,而各省派遣恤刑使的任务,也在这年定下来。

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监怀恩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

此后审录一定耍在丙年和辛年进行。

弘治九年,不派宦官参与审案。

十三年,因为给事中丘俊进言,又命令太监参加会审。

凡是会审之时,太监带着皇帝的敕令在大理寺张开黄盖,搭一个三尺高的台子,自己坐在中间,三法司的官员们坐在左右两边,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员捧着案牍站在那里,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地奔走效劳。

三法司检查已定的案子,如果有量刑出入轻重不当,一律看宦官的旨意行事,不敢违抗。

成化时,会审有一案,弟弟帮助其兄斗殴,杀死了人,太监黄赐想减刑处理。

尚书陆瑜等人坚持不同意见,黄赐说:“同室的人相斗,尚且披着头发戴上帽子去解救,何况兄弟呢?”陆瑜等人不敢驳难,终于枉法判决。

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因为向皇帝进言而久久拘押在狱中,群臣请求宽赦他,皇帝统统不允许。

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尚书之职,联合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长官,写书面意见送到太监陈矩手上,请求他饶恕曹学程的罪过。

然后会审,案子判定后,署名同奏。

陈矩又私下启禀皇上,说曹学程的母亲年老值得关怀。

皇上终于松动,释放了曹学程。

这件事情很好,而可见太监的权力达到如此地步。

锦衣卫的卫使也能参加法司在午门外进行的审讯,以及秋后承天门外的会审,但是不参加大审。

每年处决犯人后,用图文将每个囚犯的罪状张布在锦衣卫的外墙上,叫人们观看反省。

奉诏命复审过犯人的宦官,死了以后其墓殿上要画上壁画,图中太监坐北朝南,旁边是司法机关的堂上官员,以及御史和刑部郎领着囚犯鞠躺听命的情况,以为荣耀昭示后世。

成化二年,命令宦官监斩强盗宋全。

嘉靖年间,宦官犯法,诏令免于逮捕审讯,只下交给司礼监处理。

刑部尚书林俊说:“宫府是一体的,宫中宦官犯法,应下交司法机关审判,验明其罪并公正处理,不应当废弃了祖宗的制度。”皇帝不听。

按照太祖的制度,宦官不得识字、干预政务,祇不过充任宫中扫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焚烧了锦衣卫的刑具,大概是表示永不再用。

而成祖违反了这个规定,终于给子孙留下大祸患,君子为此而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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