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范》·纳谏第五

大禹为倾听臣民的呼声，在皇宫前放一个小鼓，谁有冤屈就可以摇鼓伸冤；尧帝专置“谤木”于宫前，以求下民之谏。连圣贤都如此注重听取别人的意见，而况常人乎？

　　《尚书》曰：“朝夕纳谏，以辅台德。”又傅说谓高宗曰：“惟木从绳则直，后从谏则圣。后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言木以绳直，君以谏圣。明君能受谏则臣不待其命承意而谏之也。既王能如此，则谁敢不敬顺王之美命而谏者乎？是以尧舜衢室之问，总章之访，以来天下之谏，以通天下之情。故至圣至明，以配天也。至如桀纣拒谏饰非，直至于焚放而不自觉者，诚可悲哉！畴，谁也。祗，敬也。

　　休，美也。]

　　【原文】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书》曰：视远惟明，听德惟聪。人君深处独阳之地，九重之宫，与民悬隔。所听不及远，所视不得遍，复有五色以障乎目，五音以塞乎耳，虽欲视而弗明，虽欲听而弗聪矣。此谓亏听阻明。亏，损也。阻，障也。]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县五声以听，曰：“语寡人狱讼者，挥鞀。”《世纪》曰：“帝喾命垂作鞀鞞”。《释名》曰：“鞀，道也。”《周礼》注曰：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与鼗同。树木谓谤木也。《管子》云：“尧置谤木以求下民之谏。”]思献替之谋；[后汉《胡广传》曰：“臣以献可替否为忠。”]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倾，侧也。言侧耳而听，虚心而受，无一物之私蔽，企望其告以正直之言也。]　　【译述】君主深处九重之宫，与民隔绝，不能看到天下所有的东西，不能听到天下所有的声音。惟恐自己有过失而不能听到，自己有缺失而不能及时补救。因此，大禹治理天下，专门设立了一个如同小鼓一样的鞀，并且对百姓说：如果谁有诉讼和不平，就可以摇鞀；尧帝也专门树起一根“谤木”，表示愿意倾听老百姓的呼声。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能够吸纳正确的意见和谋略。他们侧耳倾听，虚心纳谏，期望有识之士能以正直之言相告。

　　【原文】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毛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又《六韬》有曰：谋及负薪，功乃可述。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以采言评事，岂独专于有位者哉！至于贱役之人，言果中理合道，亦不可违。仆隶刍荛，至贱役者。刈草曰刍，采薪曰荛。]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左传》：庄十年，齐伐鲁，鲁庄公将战。有鲁人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云云，终成大功而还。言肉食者，在位之人也。且曹刿以匹夫之贱，一时一言而立长勺莫大之功，可贵贱论乎？于斯时也，以肉食者竟何为哉！位高而禄厚，食肉衣锦，无良谋奇策，亦赘疣耳，焉足容受哉！容，受也。]

　　【译述】如果他说的话有道理，他即便是个草民奴仆，也不能因为他没有身份和地位而不去听他的话；如果他说的话没有道理，他即便是王侯卿相，也不能因为他出身高贵就采纳他的意见。

　　【原文】其义可观，不责其辩；[果合大义，岂在言之巧拙耳。空辨不足信。]其理可用，不责其文。[果依正理，岂在文之华质耳。虚文不足用。]　　【译述】如果一个人所说的话在道理上合乎大义，那么他的辩辞巧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他说的事理可以采用，我们又何在乎他表达事理的文采呢？　　【原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汉朱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

　　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元帝时，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

　　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由是为博士。迁杜陵令，又为槐里令。累上书论议大臣。至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出，云攀殿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如何耳？”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殿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按：怀疏，疏字疑误。]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三国志》：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耶？”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谋耶！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衣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毗，字佐治，颖川阳翟人。明帝时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节度司马仲达六军，以敌诸葛亮。还为卫尉。薨，谥肃侯。]　　【译述】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朱云，他身长八尺，身材魁梧，喜好接交侠客，以有勇力而闻名以当时。到四十岁的时候，他突然又爱好学问，从师学习《易经》和《论语》，竟然都能得其传授。时人都佩服他风流倜傥，不拘小节。他常上书议论朝中大臣。

　　汉成帝的时候，安昌侯张禹被特进为帝师，汉成帝对他非常尊重。

　　有一次，朱云给皇帝上书求见，在殿上当着众大臣的面说：“当今朝臣，上不能辅佐君主，下不能有益于人民，都像死人一样占据着位子，又白吃饭。臣愿圣上赐给我尚方斩马剑，杀死一个奸臣，以警戒其余。”皇上问道：“你说的奸臣是指谁呢？”朱云答道：“安昌侯张禹。”皇上勃然大怒，喝道：“你作为一个级别并不高的小臣，竟敢当众侮辱帝师，死罪不赦！”当时就有御史上前将朱云架出去要斩首。朱云用手攀住大殿的门槛，竟将门槛折断。朱云大呼道：“我能像从前的忠臣龙逢和比干那样死去，已经很满足了。但不知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这时，御史已将朱云拖了出去。　　在这危急关头，左将军辛庆忌摘掉乌纱帽，解下为官的印绶，一边给皇上叩头，一边说：“这个人一向以狂妄耿直著称，如果他说的对，本不应该杀他；如果他说的不对，也应当宽恕他。如果皇上今天不赦免他，我甘愿死在这里！”说罢，叩头流血。皇上的怒气消解了，也就原谅了朱云。

　　等到后来修理大殿门槛的时候，皇上说：“不要更换，就把这根坏的留着，以表彰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　　《三国志》里有一段记载，魏文帝想把冀州的居民十万户迁徙到河南。正好这几年连年蝗灾，老百姓都在挨饿，朝中的各有关部门都认为这时迁徙人口不妥，但是皇上的主意非常坚决。大臣辛毗和其他朝臣一起去见皇上，皇上知道这些人要阻拦他，便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于是众大臣都不敢说话。唯辛毗问道：“陛下迁徙十万户人口，是怎么打算的呢？”皇上反问道：“你是不是说我的做法错了呢？”辛毗直截了当地答道：“我确实觉得您错了。”皇上说：“我不愿再和你商谈这事了。”辛毗说：“陛下既然不嫌弃我，把我安排在您的左右，作为给您出谋划策的官员，为什么就不愿和我商议了呢？再说，我所说的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国家，陛下为什么对我发怒呢？”皇上不再回答，起身进了里边。辛毗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皇上奋力一扯，挣脱辛毗而去。

　　过了好半天，皇上才出来，说道：“你为什么逼得我这么紧呢？”辛毗说：“如果现在迁徙人口，老百姓既有怨言，又无法解决粮食问题。”

　　皇帝终于听从了辛毗的劝诫，只迁徙了一半人口。

　　【原文】故云患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梅福言灾异书曰：“天下之士云合归汉，智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此其义也。沥，犹竭也。尽，即终也。言人君能容折槛引裾之谏，可使忠直者得竭沥其心，智谋者得尽终其策也。]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文中子》曰：改过不吝无咎者，善补过也。古之明王讵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之所以不跌也。夫君臣之道，惟恐其不通。若君能受谏，则明四目，达四聪，安有间隔哉！既无所间隔，则至公大明立矣。夫至公无私亲，大明无私照。故能普烛天下也。遍者，普也。]　　【译述】所以说，如果人君能够容忍像朱云折槛、辛毗引裾那样的规劝，就可以使忠诚正直的臣子竭尽其心，让那些有谋略的臣子尽献其良策。这样，大臣的意见都能上达于君王，君王的光辉又能普照天下。　　【原文】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告之以道德者，乃自尊大，反抗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勉之以礼义者，乃自矜饰，反致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文中子》曰：有美不扬，天下何观？君子之于君，赞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进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以尸位保禄者，诵此可无愧乎？故《记》曰：“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

　　颂而无谄，谏而无骄。怠则张而相之，废则扫而更之，谓之社稷役。”

　　此臣之道也。又曰：近而不谏，是为尸位也。岂容惜禄不谏哉！]小臣畏诛而不言。[《记》曰：事君远而谏之，僭也。夫禄微职卑，上有当职大臣，身离人君甚远，又于职分之外，不可越僭而言也。倘召而言之，又何僭哉！今既不召矣，复言之者又加之以罪，宜其不言也。]恣暴虐之心，[恣，放也。暴，残也。虐，陵也。]极荒淫之志。[极，穷也。

　　荒，荡也。淫，乱也。]其为壅塞，无由自知。[自以壅蔽障闭，瞽其目，聋其耳，蒙然而无所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史记》：“秦始皇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案：三皇、五帝，“本纪”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孔安国、皇甫谧及孙氏注，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以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又一说，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

　　众说不一，故并存之。○按：注“孙氏注”下当加“世本”二字。]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此结上文而言。昏乱之君不能纳谏，或有谏者，必拒之以威，穷之以罪。所以大臣惜禄，小臣畏诛，上下相视，以直言为讳。故荒淫暴虐，纵其所为，不知自失，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以至身亡国灭，可不大为悲痛哉！此戒之深者也。　　【译述】那些昏庸的君主就不一样，如果有对他的过失进行劝谏的，他就以他的威势来拒谏，或者干脆对进谏者治罪。这样一来，大官害怕丢了官位俸禄而不去进谏，小官畏惧引来杀身之祸而不敢说话。皇帝便彻底失去了约束，放纵暴虐之心，穷奢极欲。自己蒙蔽自己，从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以为他的德行超过了三皇，才能超过了五帝。直到最后身死国灭，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这就是拒绝接受劝谏的恶果。

　　纳谏释评虚心纳谏，听取别人的意见，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要战胜的乃是皇帝自己的享乐欲和虚荣心。批评和意见远不如奉承令人悦耳。惟其如此，纳谏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

　　要说勇于纳谏，唐太宗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大概算是一个模范人物了。

　　他特别注重听取臣下的意见，贞观之初，他一登上皇位，就屡次提醒手下的大臣，如果发现皇上的决策有误，一定要敢于直谏。为了提倡这种进谏之风，只要大臣进谏在理，太宗一般都要给予重赏，以资鼓励。

　　当时的名臣魏征就是以敢于犯颜直谏而闻名于世的。魏征和唐太宗被世人赞誉为“明君直臣”。确实有许多关于魏征和唐太宗进谏、纳谏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

　　在贞观二年的时候，有一个曾在隋朝做过官的人叫郑仁基，他有个女儿，正值十六七岁的妙龄，容貌生得羞花闭月，当时没有一位女子能比得上她。长孙皇后得知后，就派人寻访这位姑娘，让太宗将她纳为嫔妃。于是太宗就册封了这位女子。诏书已经发布，但册封的使节尚未派出。这时，魏征听说这个女子已经许配给了陆家。他立即请求面见太宗，谏阻说：“陛下等同于百姓的父母，应该忧百姓之忧，乐百姓只乐。自古以来，凡有道之明君，都想老百姓之所想。在自己安居亭台楼阁的时候，要想到老百姓是否也有房子；在自己吃美味佳肴的时候，也要想到老百姓是否有饭吃；在自己宠幸嫔妃的时候，也要想到百姓能否娶妻成家。这才是当国君的正道。如今郑家的这位姑娘，早就许配给了别的人家，现在陛下聘为嫔妃，如果这件事传扬出去，这难道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事吗？我担心这件事会使陛下的崇高品德受到损害，所以不敢隐瞒。”　　太宗听后大吃一惊，对自己的行为深表自责，下令停止册立，将郑家的女儿还给她的未婚夫家。房玄龄等大臣说：“郑氏之女有夫家这件事，并没有得到证实，现在既然已经册立，又何必半途而废呢？”

　　这时，陆家也上书太宗说：“我们家与郑家关系不错，平时多有来往，但并没有结为婚姻的事。最近的谣传只是局外人不了解内情，胡乱猜测。”陆家一说话，大臣们又都劝太宗纳郑氏之女为嫔妃。太宗也有些犹豫不决，便问魏征：“大臣们的做法或许可以说是曲意顺从我，但陆家又为何要反复说明与郑家没有婚姻关系呢？”

　　魏征回答说：“陆氏把您看成和太上皇一样的人了。您不记得太上皇在刚攻下长安的时候，得到了辛处俭的妻子，并渐渐宠爱她。辛处俭当时正担任太子舍人一职，太上皇知道这种关系后，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命令辛处俭离开东宫，任万年县县令。辛处俭总有一种恐惧感，害怕哪一天自己的脑袋会搬家。陆家也怕陛下虽一时能容忍他，但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责罚他，所以才不敢承认他家与郑家有婚姻之约。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太宗听了笑着说：“在外人看来或许就是这样，我不管说得多么诚恳，人家也不会相信的。”于是发布赦令：现在获悉郑家之女在此之前已受别人礼聘，先前发布册立她为嫔妃的诏令时对这些情况不了解，这是我的过失。因此此前的册立诏令作废。当时的舆论莫不对此举大加赞叹。

　　贞观七年，唐太宗第六子蜀王妃子的父亲杨誉，在宫禁中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把他拘禁起来审讯。杨誉的儿子当时也在京城做官，他向太宗陈述说：“官员在五品以上，倘若所犯不是谋反的重罪，不应拘禁，只是因为我父亲是皇亲国戚，所以才会这样。”太宗听了，非常生气地说：“好吧，因为是我的亲戚，所以才故意这样刁难。”当即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棍，并解除了他的职务。

　　魏征进谏说：“在城墙上挖洞而居的狐狸和土地庙里的老鼠，本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动物，但由于它们有所凭借，所以除掉它们非常困难，就是因为人们有所顾忌。更何况世家大族、皇亲国戚，过去多少朝代都认为难以管理，甚至朝廷也无法控制他们。高祖皇帝在位时，大多数国戚骄奢放纵，没人敢管，自陛下登上帝位以来，他们才开始有所收敛。这次薛仁方处理杨誉，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他能为国家捍卫法律的尊严，本该受到嘉奖才是，怎么能对他错加惩罚，从而为外戚撑腰呢？如果这个头一开，今后外戚有恃无恐，生出各种事端来，到那时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凡事早做准备，防患于未然，本来是治理国家的一般道理，怎么能因为洪水尚未泛滥，就自己先把堤防毁掉呢？”

　　唐太宗听后说：“的确像你所讲，先前我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

　　于是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唐太宗身居至尊，能够虚心听取魏征的意见，确实气度非凡。但是唐太宗对于魏征的进谏，并非没有一点抵触情绪。　　有一次，太宗从朝廷里回到后宫，骂骂咧咧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惩罚这个乡巴佬。”在一旁的长孙皇后问道：“陛下和谁生这么大的气呢？”太宗说：“魏征每廷辱我。”长孙皇后听了，立刻进里边换上朝服，来到太宗面前道贺。太宗不明白，问她有什么可贺的。长孙皇后说：“自古以来，君主胸怀宽广，才会有耿直的臣子。今魏征敢于犯颜直谏，说明陛下仁德广厚，这难道不值得道贺吗？”唐太宗听了，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不再去怀恨魏征。

　　长孙皇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知礼识节的女人。她不但为魏征辩护，还亲自向太宗进谏。

　　太宗曾有一匹骏马，非常喜欢，派人精心喂养。有一天，这匹马却无疾而死。太宗极为愤怒，认为是养马人没有养好这匹马，要下令杀他。这时，长孙皇后劝阻说：“过去齐景公因为自己所喜爱的马死了，也要杀养马人，晏子向齐景公请求，允许他数说养马人的罪过。晏子训斥养马人说：‘你的职责是养马，却把马养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由此而导致大王为了一匹马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会怨恨大王不仁慈，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各个诸侯国听到这件事后，会因此而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感到羞愧，便赦免了养马人。陛下读书也曾读到过这一段，难道你忘了吗？”太宗于是醒悟。

　　事后，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太后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以开导和启发，这是对国家极为有利的事情啊！”

　　纳谏，道理上很简单，但在具体实践中认真施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唐太宗对纳谏的认识不能说不通达，可要做到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地虚心纳谏，也需要不断地惊醒自己。贞观十二年，魏征对唐太宗的纳谏精神作了一番深刻的总结，对我们很有启发。　　有一次，太宗问魏征：“我的行为和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吗？”

　　魏征说：“在贞观初年的时候，你就怕听不到别人的意见，所以想方设法引导臣下提意见。贞观三年后，遇到别人提批评意见总是愉快地接受，并采纳实行。近一二年以来，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了，尽管勉强听取不同意见，甚至也采纳了，但脸上确实有为难的表情。”

　　太宗说：“从哪些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呢？”

　　魏征答道：“陛下刚登基的时候，要判处一个人死刑，大臣孙伏伽进谏说：‘按照法律规定，不应该判死刑，不允许有超越法律条文的胡乱处罚。’于是陛下便将兰陵公主的一处园林赏赐给了孙伏伽，价值达百万钱。当时有人说：‘孙伏伽所谏阻的只是一般的事情，而您给他的赏赐却太重了。’陛下回答说：‘我自登上帝位以来，还从来没有人提过批评意见，所以才这样重赏他。’这是在引导别人提意见啊！后来徐州司户李雄，在申报隋朝时代自己的官阶时，弄虚作假。经大理寺查获证据后，将要判处李雄死刑。但大理寺少卿戴胄奏称，按照法律只能判服苦役一至三年。陛下说：‘我已经同意了大理寺的死刑判决，像这样的人就该判死刑。’戴胄却争辩说：‘陛下既然不采纳我的意见，那就把我交付给司法机关治罪吧。我认为所犯罪行不该判死刑，就不能胡乱判。’陛下脸色都变了，一选连声地命令杀掉，而戴胄始终坚持不同意见，不肯屈服。他反复辩驳四五次之后，您才同意赦免李雄的死罪。过后您对大理寺的官员说：‘如果你们都能像戴胄这样为我捍卫法律的尊严，还担心什么践踏法律的事出现呢？’这就是喜欢听批评意见并能付诸实践的例子。最近的一年，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大大违背了您的心意，陛下认为他是有意诽谤。我当时上奏章为他辩护说：‘上书如果言辞不激烈就不足以打动人主之心，而言辞一旦激烈，就有些近似于诽谤。’那时陛下虽然采纳了我的意见，并赏赐皇甫德参绢帛二十匹，但内心总有些不痛快，这就是您不再愿意接受批评意见的例子。”

　　太宗听了，诚恳地说：“的确像你所讲的那样，除了你，别人不会对我说这样直率的话。人做到有自知之明是非常难的，你刚才没讲那些例子的时候，我认为现在的所作所为与贞观初年没什么两样，等到听了你的这一番话，我才感觉到，这几年的过错和失误令人震惊。你只要继续保持勇于进谏的精神，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唐太宗一生基本保持了虚心纳谏的美德，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在魏征去世的时候，太宗十分痛惜地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去世，朕少了一面镜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