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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志
东施效颦的成语故事,为大家所熟知。不过,这个出自《庄子》的故事本用来讽刺食古不化的礼法之徒,则为一般人所忽视。《庄子·天运篇》曾经倡言:“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如若给猿猴穿上周公的衣服,猿猴必然龁啮撕扯,将衣服扯掉后才满意。纵观古今之异,正如猿猴之异乎周公。所以西施有心病,见邻人时总颦着眉头,其邻居中有个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着眉头。其邻人中的富人看见这个丑人颦着眉头,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这个丑人颦着眉头,携妻子儿女赶快跑掉。原因就在于这个丑家伙只知道西施颦之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很显然,《庄子》杜撰这个效颦的故事,本来是强调礼法应因时而变,因人而异,不能一味照搬、模拟而不顾及自身的具体情况。在战国时代,倡言效法周公典章制度的多系孔子之门人后学。《庄子》中的这一故事也显是对孔门儒生的嘲讽。从文献中看,即使在孔子之时,孔门弟子在学风上就已确实存在着《庄子》所言效颦之弊。

《礼记·檀弓上》载:孔子与门人立,拱手时“尚右”,也就是将右手掩放在左手上。他的弟子们于是“亦皆尚右”。孔子忙解释说:“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古礼,与人拱手,右手于外掩住左手,是凶礼;左手于外掩住右手,是吉礼。孔子因为处在姐姐的丧期,所以与人拱手“尚右”,其弟子不问青红皂白,照搬模仿,因而弄出笑话。孔子虽以弟子“嗜学”论之,但如此学习,也着实令人担忧。连朝夕相处的老师的“礼”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盲从,对于数百年前周公的礼,又怎么能形成真知灼见,学以致用呢?

大概孔子也注意到其弟子只看皮毛,不究实质,机械盲从的毛病,所以,第一,他在与弟子相处时很注意自己的言行,生怕门徒误解。如据《论语》载,子路曾在孔子处弹瑟,孔子觉得子路的修养尚未臻于化境,于是诮之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听后,从此不敬子路。孔子不得已,只好补救说:子路的修养“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第二,在教学中,孔子非常强调要开动脑筋,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论语》中,孔子一则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再则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又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些都是在强调学习要善于反思,要深入实质,要能够触类旁通。在弟子中,孔子最喜欢颜渊。孔子曾说颜渊“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看起来颜渊似乎也是个只知道盲从孔子的笨伯。其实不然,因为《论语》中又曾记孔子说:“我与颜渊讲学终日,颜渊从不反对我,好像很蠢。但是过后观察颜渊私下的言行,对我却很有启发。颜渊并不笨啊!”可见颜渊不在孔子面前提反对意见,并非盲从孔子,而不过是对孔子表示谦敬罢了。孔子有一次问子贡,他和颜渊谁更聪慧。子贡表示,颜渊“闻一以知十”,自己仅能“闻一以知二”,孔子感叹说:“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闻一以知十”,说明颜渊显然不是邯郸学步之徒,而是善于反思求知的智者,这可能也是孔子喜欢颜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此外,就孔子自身来说,虽然他一再表示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是孔子并不是泥古不化之徒。《论语》载,子张问孔子“十世”之后的典章制度会如何,孔子回答说:殷朝的典章制度“损益”夏朝而来,周朝的典章制度“损益”殷朝而来,依此推度,即使“百世”之后,人们制定典章制度,也不过是结合具体情况,对历史上的典章制度进行“损益”而已。这个议论,与《庄子》说“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是一致的。《孟子·万章下》曾评价孔子为“圣之时者”,也说明在孟子看来,孔子是个善于因时制宜的识时务者,绝非冥顽不灵之辈。

上世纪初,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学者,桑原隲藏,曾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人食古不化的保守表达了轻鄙之心。不过,他的《东洋史说苑》却特意对孔子表示了崇敬,指出孔子不是一个一味保守的人。孔子固然不是保守的,但桑原隲藏指出儒家末流大多落入保守的牢笼,则是不争的事实,而其流弊,更是至今难除。譬如,现在国内提倡国学,热闹得很,祭罢黄帝,又祭孔子。倡导国学以及祭黄帝、祭孔子,或可遏制盲目追随西洋文化之弊,当然有其时代之意义。但是如今一些倡导国学的人,要么连一些国学常用字也不能识读;要么对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但却不注重“损益”,惟古是崇,甚至生乎今世,却偏要长袍马褂,把自己打扮成古人。东施效颦,把喜欢美色的邻人都给吓跑了。今之倡国学者,若不能志乎古而据于今,举一反三、有损有益,以为穿上所谓“汉服”,祭一祭孔子,就是弘扬国粹,不知其吓跑者又将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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