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学的突出成就

作者：蔡景峰
中药是我国人民用来和疾病作斗争的一种重要武器。有关中药的知识，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是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悠久的历史

据记载，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神农时代”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那时候，人们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对各种农作物和天然植物的性能逐步有所了解，对它们的药用性能也开始有所认识。所谓“尝”，指的就是当时用药都是通过人体自身的试验来了解它们的治疗作用的。早在春秋时期的《诗经》中，就已经记载了一些可以做药的植物，如“芣苢”（车前）、“蝱”（贝母）、“蓷”（益母草）等。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更明确地提到一百二十多种药，包括植物、动物、矿物三类，并提到了它们的简单用法和治疗性能，有的还用来预防疾病。如“蓇蓉，食之使人无子”；“箴鱼，食之无疫疾”；“◆石能毒鼠”；等等。书中记载的某些药物，有的名称比较特殊，还不能明确指出是现代的哪一种药，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这也足以说明，当时对药物已有一定的认识了。

由于古代的药物主要来自自然界的植物，因而人们把药物学著作称作“本草”。大约到汉代，我国出现了一本专讲药物的书《神农本草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书中记载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成上、中、下三品。这部书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和主治的病症，都有详细的记载。对各种药怎样互相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作了概述。更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咳喘，大黄可以泻下，常山可以疗疟等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药物知识也逐渐丰富起来。大约又过了三四百年，到了南北朝时期，《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已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南朝的博物学家陶弘景把前人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搜集起来，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另一次总结，整理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共得药物七百三十种，比《神农本草经》收集的增多一倍。在书中，他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治疗属性来分类的新方法。《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法，仅仅概括地指出有毒、无毒，还嫌粗糙，有时也容易造成治疗上的差错。陶弘景首先把七百多种药分为草、木、米食、虫兽、玉石、果菜和有名未用等七类，这种分类方法后来成了我国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方法，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一直被沿用，并加以发展。陶弘景还首创按治疗性能对药物进行分类的方法，例如，祛风的药物有防风、秦艽、防己、独活等，就归在同一类。这种分类方法，便于治疗参考，对医药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封建文化高度发展。在这一时期，曾由政府主持编修了一部药物学著作，是一部集体创作。它总结了一千多年来的药物学知识，并由各地征集实物标本，绘制成图，成为一部图文并茂的药物学专著，取名《新修本草》，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编修完毕。书中共载药物八百四十四种，分为九类。这种由国家颁定的药物学专书，现在称作“药典”。世界各国政府都有自己的药典，《新修本草》就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药典。据记载，西欧最早的药典是公元1494年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和公元1542年纽伦堡政府的药典，这两部药典都比《新修本草》晚得多。药典的颁行，对于统一药名，订正对药性的认识，促进医药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古代中药学的发展，到明代达到了高峰。明代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发达，交通方便，内外交流频繁，药物学知识空前丰富，采矿业、农业等知识也有很大的发展，从国外输入和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交流的各种药物也不少。这时候对药物学的知识亟需加以进一步总结。这个重任由当时杰出的科学家李时珍完成了。李时珍通过毕生的努力，深入实践，埋头苦干，参考了古代有关著作包括经、史、子等各类古书共八百多种，并积极向群众学习，终于著成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这部巨著编成于  明神宗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共五十二卷，记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收入方剂一万一千首，共分成十六部。

书中图文并茂，纠正了前人许多舛误；并且以唯物主义的态度，猛烈抨击了当时方士道家妄图通过服食炼丹求得长生不老药的邪说谬论。它以单一的药物为纲，由同一药物派生或演化的附属物为目，对每一药物的名称、栽培养殖、收采、炮（páo）制、药性、应用、方剂等有关内容，旁征博引，考正鉴定，十分详明。书中对生物的分类法已具有初步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萌芽，还应用比较解剖的方法对动植物进行分类研究。这部书涉及古代自然科学许多领域，诸如动物、植物、化学、矿物、地质、农学、天文、地理等学科。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已经被全部或部分地译成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俄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著名的英国科学家达尔文曾提到“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并且参考引用了它的内容。有人认为他所称誉的这部巨著主要是指《本草纲目》。李时珍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的自然科学家。

古代中药学的著作很多，以上虽仅列举了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但是由此已足以说明中药学的悠久历史和它在世界上的位置。
独特的内容

在西学东渐以后，西医是早期被引进的一门近代科学技术。于是中医中药被说成是“不科学”的，他们认为中药尽是些草根树皮，治不了大病。这完全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谬论。事实上，我国古代医学家正是利用“草根树皮，石头虫鱼”，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为保护人民的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的中药学具有许多独特的内容和特点。

首先，它有一套独特的理论系统。这些理论知识是根据对疾病的认识，对药物的自然属性和在人体内的治病作用等概括出来的。中药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的属性。藏医学中更把药物的性能分成“六味”、“八性”和“十七效能”。这些独特的认识是其他任何医疗系统中所没有的。四气是“寒热温凉”，五味是“辛苦咸酸甘”。寒凉药能治热性病，凡发热的病多用寒凉药；凡是机体虚弱、体温偏低、手足冰凉的病症，多用温热药。升降浮沉指的是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趋向，升浮指向上向外的趋向，反过来就是沉降。如麻黄可发汗，升麻有消除下坠感觉的作用，因而属升浮药。一般说，凡是植物的花、叶部分，多具升浮作用，如辛夷、苏叶等；凡是子实和矿石类物质，多是沉降药（当然有例外），如代赭石、枳实等。经分析鉴定，古代对药物的这些认识，是通过长期实践概括总结出来的，是合乎科学道理的。黄连、黄芩、板蓝根一类苦寒药，都含有杀菌、抑菌成分，确可退热；而古代所说的杀虫药，有不少含有杀虫、驱虫成分，如常用的槟榔中含槟榔素，对多种寄生虫，尤其是绦虫，具有麻痹作用，至今仍是比较理想的驱虫剂。归经是指药物对哪一种脏器、经络具有亲和力的意思，在临床应用中，常要根据哪一脏器、经络患病，选用相应的药物。

其次，人们在治病过程中，积累和总结了对药物加工改造的独特方法，称作“炮制”（或“炮炙”）。中药的炮制方法极其丰富，大致分水制、火制和水火共制等几类。水制如用酒泡、醋泡、水漂等等；火制如炒、焙、煅等；水火共制如蒸、煮等等。炮制是中药治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的目的是消除毒性，增强药效，改变性能，便于服用、保存和去除杂质。举例说，乌头、附子、半夏这些药，都有比较大的毒性，不经炮制加工，吃了要中毒，而用姜、明矾浸泡加工后，毒性就去除了，药效仍保存下来。又如生地黄是凉性药，可以用来治热性病；如果把地黄经过反覆多次蒸熟晒干，却变成温性的，可以补血。加工炮制后，去掉杂质，可以做成便于服用和贮存的小片或其他剂型。所有这些，形成了我国中药独特的炮制学。

最后，中药的复方配伍以及采用药物的不同部位和剂型，也是独具一格的。一般说，中医大多采用复方的形式治病，一张方子，少则三五味，多的可达几十味。这些药物之间，互相配合，互相箝制，常常由于配伍的不同，甚至剂量的变化，而达到不同的治疗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已有简单的复方。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也记有许多复方，以治疗不同的病症。如桂皮和麻黄合用，用来发汗治外感病；麻黄和杏仁、石膏等合用，却又是用来治喘咳壮热的；如麻黄配合白术、生姜，又变成消肿的方剂。再以当归为例，如果用完整的全当归，可以补血；如果用的是当归尾梢，却起行血活血的作用。同一味药的不同部位和不同配伍，作用这样不同，这是通过极其细心的观察和长期的实践取得的知识。

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不同的治疗需要，人们又发明了多式多样的治疗剂型。目前我们常用的汤剂、丸剂、散剂等，在两千多年前早就有了。古代的药物剂型，包括外用、内服，多达一二十种。有不少固定的方剂，已制成固定的剂型，沿用千百年。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白虎汤”、唐代的“四物汤”、宋代的“至宝丹”、藏医学中的“珍珠丸”等中成药，至今仍然在临床中发挥有效的医疗作用。

我国古代就已经有了多种特效药物。除去上述《神农本草经》中提到的以外，其他如鸦胆子治疗痢疾（阿米巴痢疾），苦楝、雷丸杀虫，海藻治甲状腺肿，动物肝脏（含各种维生素）治疗夜盲等等，都具有科学的道理。尤其突出的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华佗（145？—208），已经应用酒服麻沸散作为麻醉剂做外科手术。这种麻醉法在世界上具有很大的影响。美国拉瓦尔在《世界药学史》一书中，曾提到华佗精通麻醉术，古代阿拉伯国家应用吸入麻醉剂，可能就是从中国学去的。又如早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就有应用绞取青蒿汁治疗疟疾的记载。已经证实，青蒿中含有抗疟药“青蒿素”，它的医疗作用比奎宁等常用抗疟药还好。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祖先在临床药物治疗方面有高度的成就。
古代的炼丹术在客观上也为中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由炼丹制出的产物，后来在外科上得到应用，如红升丹、白降丹等，至今仍是外科常用的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