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下
《唐书》曰：于休烈修国史。肃宗自凤翔还京，励精听受，尝谓休烈曰：“君举必书，良史也。朕有过失，卿书之否？”对曰：“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规过。臣不胜大庆。”
又曰：贞元十二年，贾耽、卢迈皆有假故，赵憬独对於延英。上问曰：“近日《起居注》所记何事？”憬奏曰：“古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人君动止有事言，随即记录，《起居注》是也。国朝自永徽已後，起居惟得对仗承旨，仗下，後谋议皆不得闻，其记注但出於已行制敕内采录，更无它事。所以长寿中姚知政事，以为亲承德音谟训，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由得书。遂请仗下，後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送史馆。无何，此事又废。”上曰：“君举必书，义存劝诫。既有《时政记》，宰臣宜依故事为之。”
又曰：李翱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臣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得知。旧例皆访於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惟处其心不实，苟欲虚美於受恩之地耳。盖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於华而忘其实，溺於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事功。假如作魏征传，但记其谏诤之词，足以为正直；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印以追逆兵，以象笏击朱Г，足以为忠烈。若考功，视行状，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则考功，下太常牒史馆，然後定谥。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从之。
又曰：元和中，宰臣以下候到於延英殿。上以《时政记》问於宰臣，修国史李吉甫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也；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或不下闻，因请随奏对而记是也。”上曰：“其间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对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为机密，固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谋议有发自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修之於长寿，及罢而事废；贾、齐抗修之於贞元，、杭罢而事废。然则关於政化者，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也。”
又曰：宪宗锐意於为理，遍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尝谓宰臣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读国史，始知万倍不如先圣焉。”
又曰：长庆中，中书门下请修《圣政纪》，云：“古之王者必置史官以纪善恶，国朝贞观、永徽以前，宰臣及百官正衙奏事，史官载笔於阶之下，所有奏议悉约书之。自永徽以後，许敬宗、李义府作相，事多奸蔽，遂奏史官与僚庶俱退，然後宰臣请事。由是君臣之间咨谋启沃不复知矣。左右史惟写诏、诰、除授以修注记。长寿二年，宰相姚以为史官疏远，不得参闻政事；然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乃请自今已後，所论军国政要，委宰相一人撰录，号为《时政纪》，事亦寻废。”
又《路随传》曰：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进《宪宗实录》後，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伏以史册之作，劝诫所存，事有当书，理宜归实。匹夫美恶尚不可诬，人君得失无容虚载。圣旨以前件实录记贞元末数事，稍非摭实，盖出传闻，审知差舛，更命刊正。顷因坐日，屡形圣言，通计，前後，至於数四。臣等伏以贞观以来，累朝实录有经重撰，不敢固辞，但欲粗删深误，亦固尽存诸说。宗闵、僧孺相与商量，缘此书成於韩愈，今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子婿，若遣参撰，或致私嫌，纵臣获修成，必惧终为时累。且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它不要更修。”
又曰：文宗尝问：“《顺宗实录》似未详实，史官韩愈不是当时屈人否？”李石曰：“韩愈贞元末为四门博士。”上曰：“司马迁与任安书全是怨望，所以汉武本纪事多不实。”郑覃曰：“汉武中年後大发戎马，拓土开边，生人耗竭，粮饷不给。本纪所述，亦非过言。”石曰：“史笔不直，率多无後。郑覃所陈，志在讥谏，欲陛下究盛德，故言汉武不屈。”上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诚可为戒。”覃因曰：“伏知陛下乙夜观书，无不该涉，然经典切切不过一二百言，圣意所存‘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两句实可寝食佩服。”
又曰：张次宗有文学，稽古历行，开成中为起居舍人。文宗复故事，每入阁，左右史执笔立於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详於史氏。
又曰：文宗朝对，宰臣退，上命起居郎郑朗等：“适所纪录者，将来一观。”郑朗对曰：“臣执笔所纪，便目为史。臣闻自古帝王不合观史。”上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远征故实，尝闻太宗皇帝欲观览国史，用知得失。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义归尽善。若至会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极陈善恶致怨，史官何地逃刑？’又问褚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上又谓朗曰：“适之所纪，且是直书，未有否臧，一见无爽。”朗乃进所纪，上略览曰：“卿宜门外重写录进。”其日晚，内出诏示宰臣，曰：“适郑朗奏朝来所纪之事，拟不进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恶必书。或有平生之闲话，不关理道之体要，垂诸将来，实为愧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得戒丑言。”又尝於紫宸殿对百僚遣ト门使就起居舍人魏取注记。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为圣王鉴戒，陛下但为善，勿畏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得书之。臣愿以陛下为太宗文皇陛下，许臣比褚遂良。”上曰：“我前亦尝观之。”曰：“是前起居不详故事，臣今岂得陷陛下为非？若陛下一览之後，自此文字须有回避。如此则善恶不直，如何遣後代取信？”上遂止。
《周书》曰：贾纬乾中受诏与王伸、窦俨修晋高祖、少帝、汉高祖三朝实录。纬以笔削为己任，然而褒贬任情，记注不实。晋宰相桑维翰执政，尝薄纬之为人，不甚见礼。纬深衔之。及叙维翰传，称维翰身没之後，有白金八千铤，他物称是。翰林学士徐台符，纬邑人也，与纬相善，谓纬曰：“闻吾友书桑魏公白金之数，不亦多乎？”乃改为白金数千铤。
《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乎述陶唐以来，至麟德止，自黄帝始，原始察终，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
《西京杂记》曰：司马迁发愤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先达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据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事不避，亦一代之伟才。
又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读孔氏古文，序世事，作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司马氏本古周佚後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坐举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不复用其子孙。
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诏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扬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非谊士也。
又《魏志》曰：明帝问王肃：“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又晋张辅尝著论，论班固、司马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朝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则藻辞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文心雕龙》曰：昔者夫子悯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然旨幽秘，经文婉约，丘明同耻，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授经旨以授於後，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经志，甄序帝续，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春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史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於宗经规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善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辩之究矣。至於後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并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惟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於迁、固，非妄誉也。至於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明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案《春秋》经传，举例发目，《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放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又曰：传记为式，编年经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周曲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合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数人分功，两记则失於复重，偏举则病於不周，此又铨配之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後汉》之尤烦，皆此类也。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皋云：“传闻异词。”荀悦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理实，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於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博，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於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徵词，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屯贬之士，虽令德而蚩理；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论，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略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惟懿素乎。
《谈薮》曰：後魏太保清河崔光，乐陵太守旷之孙，长广太守灵延之子。光博学有史才，本名孝伯，字长仁，高祖赐名焉。除著作郎，撰国史，迁黄门侍郎，为高祖所重。帝曰：“孝伯之才，浑浑如黄河东注，今之文宗也。”及魏收为史，改“浑浑”为“浩浩”。光有大度，喜愠不形於色，有毁之者必善言以报之，虽见诬谤，终不自申曲直。士君子以此称之。光修国史，弟敬友子鸿复撰《十六国春秋》，一门二史，当代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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