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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癯禅、寐翁、姚埭老民、乙龛、余斋、轩、持卿、乙、李乡农、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东轩支离叟等。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

  浙江嘉兴人。其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曾国藩是他的学生,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五任学政,务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岁时,其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从小跟母亲诵读唐诗,通音韵之学。虽因家贫,而读书之志,未尝一日废过。在孙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际生、朱厚川、用饬侯、王莘锄、罗吉孙及长兄沈曾棨的指导下,“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见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遂立“修身、治国、平大下 ”大志。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钊;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寐叟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三联。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39人题跋。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锈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李志敏、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一生藏书颇富,先后积书达30万卷,精本亦多,宋椠元刊近百种,方志和乡邦文献百余种,康熙、乾隆刻本为最富,有藏书处有“海日楼”、“全拙庵”、“护德瓶斋”等,编撰有《海日楼藏书目》1册抄本,著录古籍书1 000余种,多题跋之作。另有收藏碑帖、书画亦为大家,编有《海日楼题跋》,记载其收藏宋拓本20余种,如著名的《淳化阁帖》、二王书法等。书画收藏的精品有文征明、董其昌、唐寅、刘墉等名家之作。与当时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缪荃孙、张钧衡等往来甚密。所藏之书,在其去世后,于抗日战争期间,其养子沈慈护以20万元售于陈群,一部分由沈慈护、媳劳善文于1957年捐献给嘉兴图书馆。藏书印有“姚棣沈氏珍藏”、“逊斋居士”、“寐翁”、“蹱息轩印”、“海日楼”、“知一念即无量劫”、“象莲花未开型”等。

  沈曾植在《定庐集序》中称:“少孤,独学天友。所由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否私淑师也,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稍长研究史学掌故,潜心于律法与舆地,李慈铭的评价是:“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见《越缦堂日记》)他在乡试时.有关舆地的答卷为翁同和所激赏,视为通人。1880年(光绪六年),他考中进士,供职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等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之后,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国事务,因而,益究四裔舆地之学,于辽、金、元三史,创获颇多,声名远播。1893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鹊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译考证,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此事后来广为流传,西方学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关舆地之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计有《元秘史笺注》、《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等十余部。

  在北京任上,与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与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康有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杨守敬、汪康年、梁启超、盛伯熙、黄仲强、徐世昌、王鹏运、袁世凯、’梁鼎芬、邹代钧等。四十岁后,深究梵学,会通儒佛。晚年因经济拮据,在沪上鬻书自给,时间约在1919年前后。《清史稿》称:“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此说略显简单,其门生王国维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兹迻录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见《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历代儒家学者都有参与政治,发挥其作用的传统,孔子周游列国,亦只发挥教育家的作用,且何况后来者。因为相对于政治权力游戏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纯净的,又是相对软弱的。难怪胡适要将“儒”的语源考定为“柔”,这是发人深省的。就本文传主沈曾植而言,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于朴素平淡,他不想借助于非凡的、虚饰的、激烈的行为来突出自己的形象。他获得了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的尊崇,就在于他身上所发现出的超人的力量、坚强的毅力以及儒家学者所惯有的内圣外王精神。

  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小学家金石家大量涌现,影响到书法领域,更是书风为之一变,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如洪亮吉、孙星衍、桂馥、伊秉缓、何绍基、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等等。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再经包世臣的阐扬,蔚然成风。至清末康有为一出,尊碑抑帖之说臻于顶点。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戌变法后,曾力劝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揖》。由于康有为的影响力和《广艺舟双揖》一书的煽动性,把当时康有为周围的一些思想给淹没了。

  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海日楼题跋》、《寐叟题跋》及给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语,多为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

  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笃信黄小仲的“始艮终乾”和包氏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崇,于结体注意颇多。光绪壬寅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

  潜于古今嬗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如他在给门人谢凤孙的信中提到“冬心开顽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阁琐谈》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中郎亡隶以波发”;又如在《护德瓶斋涉笔》认为,“西汉未隶石刻间杂为正书”;又如称金文中的楚人书,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上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又如他认“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书谱》,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屏风帖》。”等等。

  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他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辨别碑帖源流的札记,从中还是能看到较为系统独到的书学观点。在重历史渊源关系方面,于下面诸跋中可以看出:

  上虞罗叔祖影拓□氏旧本,此是真面目,笔意风气,略与《刘玉》、《皇甫鳞》相近,溯其渊源,盖《中岳北岳二灵庙碑》之苗裔。 一一《张黑女墓志跋》

  昔尝谓南朝碑碣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用师中印,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宏激昂,锋距出《梁鸽》,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 一一《张猛龙碑跋》

  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小王,此铭则由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者,可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一一《敬使君碑跋》

  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方面,亦多具创见。如在《王珣贴跋》中认为“《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特南渡名家,韵度自异耳。”指出南北书法有相同之处,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韵风气更甚些,此说颇合史实。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认为“松江《急就》决为唐临不疑,有讹略之迹,而无讹略之情也。推迹以知情,是在善学者。”此说体现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迹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论方法。又如他在《多宝塔碑跋为谢复园题》中认为“鲁公书源本出殷氏父子,后得笔诀,困法河南,所调厌家鸡欣野资者耶?然如此砷结体,固不能与《裴镜民碑》绝无瓜总也。此拓梢绝,于用笔劲媚处,点画紫拂,绰绰可寻,绝非剜后秃木者可比。”此跋极精到,非有书法家之义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谓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书写状况,处于同一境界,神与之游,发而为论则无隔阂。沈曾植在这方面要比康有为高明许多,宋代苏东坡成自豪地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此话若移作沈曾植的话,也是非常贴切的。

  沈曾植对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势,如在《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纤浓,波点相资,无以呈其意势。”又如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认为:“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这就是他独到“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观,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二是重形,如他认为“逸少学钟书,最胜处可证得于势巧形密。”又如他认为“《入山帖》瘦质处可证《化度》,可通草书《千文》。”又如他对卫恒《书势》中“修短相副,异体同势,……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这十六字相当推崇,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笔,他对卫恒《书势》中的“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一语非常认同,于用笔的提按起伏、藏锋油颖体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蔡邕亡隶以波发,观照他晚年作品中翻腾的用笔,约略可以推想。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王献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清言见骨相一致的。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书谱》杂志上提出“碑跋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引起书学界的广泛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清季书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评唐《兖公颂》时,曾提出“字画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之后的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独具,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问题。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转笔势,突然毕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中提到:“逆锋行笔颇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齐《使持节都督元贤墓志跋》中认为“刻手太粗”;在北魏《乐安王元绪墓志跋》中认为“刻工草草”;在《临淮王元彧墓志跋》中认为“此书甚工,刻乃不称”:在隋《杨厉墓志跋》中认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仪如此,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如他认为《国学本定武兰亭》“极圆润,而未免轻弱。然刻手极精,纤锋华见”:认为《旧拓定本兰亭》“刻工亦颇能传之,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山”:认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无神采”;认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书,其墨色拓工俱绝。……锋颖丰利,真能以刀代笔”;认为《丰存礼小楷普门晶》“书法谨严,刻尤精绝”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炉,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砷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大的关系。

  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沈曾植书法以占为变.以古为新,翻覆盘转,新意十足。历史上,米芾、赵左頫是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沈曾植在给门生谢凤孙的信中曾指出:“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涣何耶?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办单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寻贱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办有拟法。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复古意识与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比较起来,还是很有特点。米、赵、董复古以正统自勉,非二王不学,以取晋药为主,非“相杂文生”。所以,他们的书学思想中很难见到诸如沈曾植所主张的“异体同势”、“古今条形”、“中画圆满”、“分画中虚”这些内容。孙过庭所谓“古质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书法形式上的变化,注重参势而姿生的结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除了上述的种种鲜明的见解外,还具有一颈勇猛精进的心。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而是主张古今融合,南北相济,以期相生相发的境界。在实践上,他非常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胜;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到好处。 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学识淹博,精研西北史地。书法融合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自成面目。谈中国五十年来书法者,巍然为一代宗师。间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韵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着海日楼诗。

  自古以来,历代皆有人龙翘楚,为一时风习之始作佣者,或为人文盛事推波澜,领袖群伦,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游,陈散原、王国维、余肇康、罗叔言、张元济、郑孝涉、章一山、马一浮、诸贞壮、胡朴安等,皆一时硕学;其所友,曾农髯、翁同觎、播祖荫、吴昌硕、李瑞清;其所启者,便有风云人物康有为;其所教,便有沪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不只中国前清遗老尊崇有加,便东瀛学人亦曾称誉其为“中国大儒”。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这与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 二说大同小异,同的是称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没有什么意思”;一说是“刻意经营,竭尽全力”。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王说更接近些。据沈曾植自称晚年书画之缘始自光绪壬寅〔53岁)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重入都门时。

  沈曾植“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又马宗霍《霋岳楼笔谈》)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矣。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坚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坚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见《海日楼札丛》卷八)同时,他还得笔于包世臣,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沈曾植曾有诗曰:“百年欲超支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见《忆沈寐受师》)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痕迹。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并确确实实练了一阵子。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开始经营收罗一些碑帖,这是他后来自谓“书学深”的开始。当然,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未必全是艺术的眼光,有时月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他今后书法气质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主张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见《忆沈寐叟师》)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同上)事实上,沈曾植学书情况比这样复杂多多,尤其是晚年。据目前所见的作品来看,沈氏取法简牍、唐人写经、《二爨》、钟太傅、索靖、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黄山谷、倪元璐、黄道周都有些痕迹,这说明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碑帖结合,兼容并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题《伊川击壤集》、《曹恪碑》、《李澹圆先生叱牍归耕图卷》三跋时,纯用米芾笔法,驾轻就熟,非常老到。从中可以透出两个消息: —中沈曾植借米芾书凤来达到“意态纵横”的目的,他推崇黄小仲的“始艮终乾”之说从中得到了验证;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实现“备魏取晋”理想的绝妙高招。因为他一生的学术与人生总旨皆的魏晋风骨上。正是他从米芾那里悟到了“八面出锋”的用笔方法,并将米氏刷字转化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见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才是他书法的奥秘所在。沈曾植晚年的书法,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庄用笔的提按方面,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罗振玉在916年6月5日致王国维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服赝安吴,诋毁赵之谦一事”,可与佐证。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卷二中记载:“冒鹤老尝遇寐老曰:君笔诚奇纵矣,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为外人道。”此又一佐证。王国维有诗赞沈曾植的书法是“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作为同时代的大学者,此话切中要害。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寻找表达“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备复古之意。所以,他找准了以“新理异态”而著称的黄通周与倪元潞作为师法的对象。黄潜在《花随人圣童摭忆》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这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常自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实际上,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性格内敛,毅力坚定,“藏身巧密”背后涌动着艺术的激情。沈氏晚年隐居沪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以诗书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办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但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的心态。他作诗主张要通“三关”,最后一关足“元嘉”。如何通“元嘉关”,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评书》中提到:“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可见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儿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雅之推激。”(见《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书法中也有,惜未能点破。抑或是他自认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后来,陆维钊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叹识王字真谛太迟之慨。真可谓是英雄之见略同矣。沈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吴兴人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乙庵,号巽斋等,别号乙公,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生于诗书之家,学识广博,为晚清学者、诗人和书法家。学识渊博,精音律史地,诗文书画。其书初师包世臣,后工章草,参以二爨及北魏碑刻。清曾熙评其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七律》行书作品有“极缤纷离披沈曾植 之美”,在书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沈曾植书擅各体,尤以草书为佳。初学包世臣,复取法于邓石如,晚年转宗明末著名书法家黄道周、倪元璐,因而其书风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书多用方笔,风格挺健峭拔,沙孟海先生评其书曰:“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清末官至安徽布政使,民国时以遗老自居。

  虽然我们在遗老的形象中窥出一丝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书法上,沈寐叟却是一个相当有胆魄的创新大家,他以北碑传统为基点,在深入到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与线条表现)的深层内容之后,沈寐叟毅然决然,在以方笔作行草书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他的方笔斩截、锐而不峭、厚而不滞,见出极强的驾驭功底。但更令人振奋的,还在于他以方笔顿挫带动行草书的连贯意识,把具体的连贯按照顿挫间隔成一组组意的连贯,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种结体意识,又有努力求空间开张的横向宕开,更有方线条棱角、锋尖在不断交替过程中的勾连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种出众效果都是在流畅的挥洒过程中自然呈现,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典型:作为遗老,沈寐叟深深重视清代碑学所具有的价值,他不可能跨越这个历史的规定。但作为艺术家,他又具备本能的开拓希望,因此他努力寻求在规定下的发展空隙,从一个清代人感到迷惘的风格夹缝中走了出来。在一时间,沈寐叟的北碑行草风成为民初书坛的一面大旗。

  沈寐叟以方胜,吴缶庐以圆胜;沈寐叟意在生辣,吴缶庐旨在醇厚。沈寐叟以小见大、以局部见整体;吴缶庐则从大见小、从整体到局部。两位大家可以标志着民初书坛上的两种不同路数,当然是同样有高度的路数。

  “昔年书法传坤艮,置我三王二爨间。满地残阳看绝笔,落花如雪泪如环。”此余师兄王君蘧常题其师沈寐叟墨迹之绝句诗也。王君十余岁由其父甲荣携往请业,寐叟未及与之论学术,简述书法奥诀告之,君晚岁题其真迹,为诗如此,余手录之,今稿不复存,尚能背诵不误。

  书法一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息息相关。尤于书法本身,穷源竟委,集其大成,自创新面,然可以前无古人,如寐叟者,所以被尊为"三百年来第一人"也。

  寐叟入仕途于晚清中光绪六年庚辰第二十四名贡士,出余舅祖翁瓶庐相国同和门下,殿试第三甲第97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第二等第20名,钦用主事,观政刊部,自是始与贤士大夫交游,名扬海内矣。寐叟生值清季,觅见历代古物及新发现之文献珍品,以其乾嘉治学之法治之,于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尤所究心,于甲骨文,敦煌秘籍,靡不究心,熔为一冶。与罗振玉、王国维诸先生论学开一世之新风,而罗、王包罗之广犹不能及寐叟,寐叟于学术外尤擅书法绘画,此皆罗、王所不能旁及者也。论并世学人,或与太炎章先生并列,然太炎不信甲骨,治学趋向,一以清中叶为归,结一代之局则有余,若云创新,则逊寐叟一筹矣。

  寐叟一生,政事学术,出入綦忙,懒于著作,其名著《蒙古源流笺证》,自雕木版刊行;《元秘史注》,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其他书名繁多,或数页而止,短书杂札,往往书于帐册之背或杂纸之上,虽标明为书,实不过未经整理排比之读笔记、简端评识而已。余客寐叟嗣子慈护处,按《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这例编次之,颜日《海日楼札丛》者是也,虽此属畸零汇辑之书,未足见寐叟学术之广博弘大,然未尝不可窥豹一斑也。

  书法一道,既汇众长于一,寐叟少年时得启迪于张裕钊,后遂由帖入碑,南北融化,上自先秦出土文物,下至唐人写经,无所不取、无所不舍。寐叟所处之时代,玉人士称寐叟第子王蘧常为当代王羲之,其弟子尚然,高出弟子数倍之寐叟,奚待戋戋之赘言乎?

  今嘉兴市政府就所见收藏寐叟墨迹,选其精品,刊以淑世,甚盛事也,爰书其始末如此。

  185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岁。二月二十九日酉时。生于北京南横街寓所,其父 年三十二岁,洪秀全是年起义。

  1857年(咸丰七年,丁巳)八岁。五月十八父殁,哀痛如成人。家贫,随母读李义山诗。除夕仰望三星泪下,五十年后诗中忆及。

  1860年(咸丰十一年,庚申)十一岁。英军入侵天津,先生随母避居昌平,登城楼目睹荒凉景象,甚悲痛。

  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岁。从俞策臣读《礼记》及唐诗半年。师将他去,先生牵衣哭不止,师赠画六页。母授王土祯《渔 阳山人菁华录》,能背出许多佳句。

  1862年(同治元年,壬戌)十三岁。从原仁和县今高隽生习诗词,以蝇头小楷抄读 《通鉴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论》,对南明史事关心由此始。见老师与友人王砚香和诗,偷偷仿效、藏于书包内,老师发现,认为孺子 可教。次岁老师他去,彼此挥泪而别。

  1867年(同治六年,丁卯)十八岁。家境贫困,以祖传初拓《灵飞经》送当铺得三十钱买米,极难割舍。

  1870年(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一岁。以大学生应顺天府试,考官罗绎农惊为奇才,荐于主司,先生报罢,罗惋惜。

  1872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三岁。 坐海船至沪溯江而上去成都。娶李逸静夫人,经紫柏岭张良庙,见风光秀绝,徘徊久之。返京后夫人典当首饰衣物勉先生读书。次年乡试中第二十二名。

  1875年(光绪元年,乙亥)二十六岁。始治边疆地理学,得《游牧记》、《落帆楼文稿》以校东北、西藏、新疆地图及《圣武亲征录》。

  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二十八岁。去广州看望叔父,研究法律。

  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三十一岁。殿试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士出身,识康有为、朱一新及侍御李慈铭等学者,李已享文名,先生无名,两卷经翁同和阅,称先生通人。 精读历代刑律著作,用功至勤。对蒙古地理有创获。冬,还嘉兴。次岁再去广州省叔父。秋后游苏州灵岩听泉,十月回京。

  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三十五岁。住宣南珠巢街,所藏善本书遭盗。法人又欲侵华,先生愤愤不已。

  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三十六岁。为广东乡试出策问题目,皆“宋元学案”及蒙古史迹,参试者有康有为,未取,全场交白卷。中秋与京中名土会于陶然亭。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十八岁。考订元代《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定为回回人所画,参考诸书校定城邑,有发现。

  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九岁。康有为上书变法,朝廷保守派大哗,将逮康, 先生劝其作沉迷金石态韬晦,康博览群碑,著成《广艺舟双楫》。康甚惮先生,一日说大话,先生云“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书法可耳。”康愧而退。

  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四十岁。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日本那珂通博士慕名来华求教西北地理诸事,先生以中原音切蒙古音教之而去。先生兼治诸邻国地理,考订唐宋航海路线,同时研究宋儒及佛道大典。以中和教康有为,纠正气质之偏,言其受质冬夏气多春秋气少,康答信逊谢。

  1891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四十二岁。冬,迁员外郎。

  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四十三岁。初春任江苏司郎中。二月叔父卒于穗。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四十五岁。给事中上书抨击康有为,请焚毁《新学伪经考》,皇帝同意。先生营救无效。甲午海战中国败,先生忧愤深广。好友李慈铭殁,痛哭。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四十六岁。上书请求允许他个人向英人借款修铁道, 为权臣所阻未果。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四十七岁。俄皇尼古拉二世阴谋办黑龙江渔业航务,先生怒斥俄大使。八月二十九日母丧,大哀重病一年,久治不愈,自开处方立治,因侍母疾日久,故通医书。袁世凯召先生去小站 委以重任,谢绝。十月。德军侵胶州湾。康有为来吊,先生流涕告康可上万言书求变法。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四十八岁。奉母灵柩南归安葬。皇帝将重用康有为,先生赠《唐顺宗实录》,请康一阅,忧康改革过激生变。康读毕默然。五月应张之洞聘 主持两湖书院。提出治学必实用,于人心世道 利弊当探本清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岁。返家合葬父母于祖茔。回武昌时遇盗,失书籍碑帖数十种。居武昌株园,与陈石遗唱和,评议古诗。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一岁。八国联军入侵,先生携家眷在上海,本拟 入京,见时局如斯,乃奔走南京,见两江总督刘坤一,赴武昌晤张之洞、总办商约大臣盛宣怀等,商定联合行动,使联军有顾忌,牵制侵略者。七月敌兵入都,九月李鸿章来沪见先生说:“倘某不出京,恐亦不免如袁爽秋遇杀身之祸矣!”先生大病一场。

  次年春至南京为刘坤一拟奏稿,提出:设议局,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删则例,整科举,设警察等十事。“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前 八字为用,后八字为体。张之洞召见,共议新政,仍返扬州。不久任南洋公学监督。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三 岁。辞南洋公学职回京刑部效力,前后十八年。住上斜街。调外务部合和会司员外郎。

  1903年(光绪二十九岁,癸卯)五十四岁。任江西广信府知府。至南昌,巡抚柯逢时召见,共议全省大计。时土子不愿读书, 先生引孟子语“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五十七岁。天主教徒王安之打伤南昌知县江召棠,民愤起报复,误伤法、美基督教牧师,法、美两国闻讯,兵舰开入鄱阳湖示威。巡抚胡鼎臣要杀百姓数人向法、美乞和,先生以为不可滥杀百姓,坚持谈判,法、美气焰收敛。四月任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日人请教者甚多。归皖,设存古学堂,请陈抑斋按外国高校教学法,取各校高材生聚集一堂施教。与安庆名土马其昶、姚仲实、姚永慨、方纶叔博士、胡季庵、徐铁华论文赋诗。十二月升布政使,推行湖北、江苏新法,减轻租税负担。建天柱阁并作联语 :“楼阁华严,乘大悲愿;江山中夜,嗟太平人!”有挂笏亭,幽静可读书,名官斋为“曼陀罗室”。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五十九岁。慈禧太后、光绪同日病殁。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六十岁。创建造纸厂,外国求开铜官山,严拒。命日本教习去黄山采取植物标本,又命人采取霍山药材标本,甚丰富。又欲为两岳植物标本,未成。诏下为礼学馆顾问。八月张之洞卒,甚悲。自写五绝说:“了此宰官身,即是菩萨道。无佛无众生,灵源同一照”。

  为马其昶编订并石印《抱润轩文集》。命举人谢石钦赴日考察税制,日大藏省出示文 书,谢等回国,编成一书,先生序印之。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六十一岁。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附《事林广记》卷八、《音乐举要》卷九乐星图谱于后,与姜夔自度曲谱互相证明,用安庆造新纸印成。上书言国事,被权臣所扣压。赋一律寄慨:“不待招邀入户庭,龙山推分我忘形。留连未免耽光景,铺缀谁能较醉醒?两后百科争夏大,风前一叶警秋蘦。五更残月难留影,起看苍龙大角星。”贝子戴振到安庆,当局命出巨款招待,先生不许,得罪上方及戴振,后者以贪财色出名。先生上书乞退回故里。在皖五年,多病,夜眠二小时,仍坚持讲学会客。待秋后去沪时只有十万卷书,财物无多,人以为怪。十月回嘉兴,埋头读书,不闻政事。十二月整理审订张百熙《退思轩诗集》并作序。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六十二岁。去南京与杨仁山居士讨论佛学,一月始归,住上海新闸路三十三号,六月回嘉兴,七月大水,先生和郡守筹办救灾。事毕,清帝退位,先生常居上海。

  1912年(壬子)六十三岁。在海滨建楼,晨雾缭绕,似黄山峨媚山,作《山居图》寄意。中外登门求教者甚多。九月返嘉兴咏故园草木成九首诗。

  1913年(癸丑)六十四岁。题所居为《海日楼》。俄人卡伊萨林持辜鸿铭信求见,为作《中国大儒沈子培》一文:“夙闻儒者沈子培之名,兹得相见之机,余于彼所以期待之者至甚。前在北京,与中国儒者谈论,偶涉欧罗巴事每多舛伪。余意沈氏未 必有理解欧罗巴实际之知识,迨一接其言论风采,而宿疑顿祛。沈氏实中国之完人,孔子所谓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异少年,蕴藉淹雅,得未曾有。殆意大利鄂那德达蒲思 评论古代西欧之文明,所谓意识完全者,诚中国文化之典型也。其言动无不协于礼义,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国之情形无论已;即于国外亦洞悉其情伪,所谓象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更能见微知著。平行崇孔教,恶改革,守旧派之魁首也。”(辜鸿铭译自卡伊萨林日记) 弟子王蘧常先生评曰:“公在逊清觥之为维新 之魁,何云恶改革?何云守旧?盖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过与不及,皆公所深恶。卡氏未 为知公也。”卡氏亦贵族,“改革”大抵指辛亥 革命。先生在明,当抗清而死;在清当作遗老 以终。此封建伦理使之然。重君主,轻民国,“民”又何曾有过“国”?在遗老中能改革陈弊,发展工厂铁道,比较重民生,合乎现实,在学术上勇于开拓、一点不守旧,与他门下的王国维同为悲剧人物。蘧老为师辩护,亦时代 使然。后人苛求,何益?

  1914年(甲寅)六十五岁。回乡扫墓,登烟雨楼作诗多首。袁世凯连年派人问候,又聘为史馆总纂,谢绝。

  1915年(乙卯)六十六岁。王国维来请教音韵学,给以启导,王甚敬先生。浙人聘先生修省志,提出只续为宜,叙事起于旧志所止的乾隆元年,止于宣统三 年,聘朱疆村、张尔田、王国维诸学者任事,人才济济。

  1916年(丙辰)六十七岁。袁世凯窃国,先生早洞悉其奸,与康有为等密谋倾覆之,见康诗:“巨君谋帝制。假尧衣弟佗。与公谋覆 之,日夕同画沙。偕公被密捕,头颅巨万赊。……”其中事实已难考订。

  王国维自日本来沪,先生说:“郝氏《尔雅义疏》一书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似未能观其会通。君何不分条理之?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可作释例一卷。”王照办。五月袁贼死。七月,去敦煌盗过唐人手迹的法国人伯希和来与先生讨论契丹、蒙兀儿国书及摩尼、婆罗门诸教源流。

  1917年(丁巳)六十八岁。四月张勋北上,五月七日先生抱病北行。十三日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二十五日事败、奔弟子封家,一见痛哭,七月乘海船归沪。冬大病,头重脚轻。

  1918年(戊午)六十九岁。亲友弟子拟庆先生与夫人七十双寿,苦辞。书商送来元刻明补《乐府诗集》一百卷,乃以此为庆典纪念品。秋移居威海卫路二百十一号,题寓楼为“隐谷”,自号隐谷居土,筹备亚洲学术研究会。题在安庆所作的词为“僾词”。

  1919年(己未)七十岁。二月十日起写《月爱老人客话》一卷。海内赠寿文寿诗甚多,先生以自寿诗作答。夏,移居新闸路九十一号,写成《全拙庵温故录》。

  1920年(庚申)七十一岁。为日本学者白川省三讲《尚书》。九月中风,神智清楚,年终痊愈。

  1921年(辛酉)七十二岁。弟殁大哭,病数月。始卖字以自给,求者极多不暇接,日本人尤众。

  1922年(壬戌)七十三岁。正月病愈,三月回乡扫墓。四月弟子林殁。又病,病中每日看书,无学不治。六月十一日,与夫人结婚 半世纪,按故乡风习重偕花烛。七月十五日复病,得樊公诗,和以七律五首,后不再作诗,兹录其一:“不死何妨更论文?冀州飙举思夫君。金壶墨尽搜残刻,黄叶阶干省旧闻。俗谛一星成劫火,故人千里梦秋云。年年心绪凋残尽,念我桓山鸟失群。”十月初二中午起书二对联。初三殁。

  1923年(癸亥)十一月初六葬于祖茔侧南门外王店榨篰村。

  先生别名颇多,见于题跋者有:惹庵、忆庵、乙僧、寐翁、睡庵、睡翁、乙叟、逊斋、逊翁、耄逊、巽斋、逊叟、李乡农、馀斋老人、茗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里病维摩、释持、梵持、建持、持卿、随庵、守平居土、谷隐居土、浮轩、癯禅、癯翁、东畴小隐等等。

  沈曾植字子培,一作子裴,号乙盦,亦作檍盦,又号孺卿,别署寐叟、乙龛、逊斋、逊翁、老逊、逊公、逊叟、寐翁、馀翁、馀斋、随庵、东轩、灊佣、乙僧、灊皤、寐道人、李乡农、月爱老人、巽斋老人、睡庵老人、东湖病叟、姚埭老民、青要山农、逊斋居士、守平居土、姚埭癯禅、宛委使者、马鸣侍者、东湖盦主、东畴小隐、幽谷朽生、茗香病叟、逊斋学人、东轩支 离叟、踵息轩主、媻者薮长、释持梵持诸名。嘉兴人,奇辟宏伟,博学多闻。光绪庚辰进士,累官至刑部主事、总理衙门行走、安徽布政使护理巡抚。乙巳复辟拜授学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