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万章篇》云:“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的意思是说,始条理者是节奏的开始,终条理者是节奏的终结,有始有终才是理想的境界。浙江的阳明学研究可以说有这样一种作用,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后,阳明学研究在大陆才真正开始。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浙江的沈善洪、王风贤先生即开始研究王阳明哲学。1980年他们写成了《王阳明哲学研究》一书的初稿,并于同年秋天在杭州举办的华东地区宋明理学讨论会上,向与会代表分发了他们的小书。这本书虽然只是一本数万字的小册子,但却是新时期王阳明研究的开始。所以,我说阳明学研究的“始条理者”在浙江,就是这个意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阳明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代表是邓艾民先生。当时他的研究分为两路,一是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为此他写了数篇文章,在《中国哲学》、《燕园论学集》等刊物发表。1981年他在杭州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上发表论文,说王阳明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但他不以为意,坚持自己的见解。二是《传习录》的注解,他在1983年给研究生讲课时发了油印的讲义,即《传习录注》。虽然他的《传习录注》在搜集资料的范围上不如陈荣捷先生的著作,但其学术水平已超越我国学术界在上世纪五十——七十年代的王阳明研究。
今天,我们全国的阳明学研究已经取得很多的成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们已经可以说,中文世界的阳明学研究已经超过了日本,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
浙江学者的阳明学文献的整理工程很值得一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吴光先生的主持下,先作了《黄宗羲全集》的校点,很有价值;后来又作了《刘宗周全集》,也很有价值。1992年春吴光先生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上下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全集对推动王阳明及其思想的研究起了不小的作用。文献的校点出版,使研究有资料可据,使得原本有资料困难的研究得以开展。明代哲学文献的建设是浙江学者的一大贡献。文献的标点新印,对今人作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便利,也促进了研究的更广泛发展。同时,文献的标点整理本身也是一项学术工作。
2007年,钱明、董平先生主持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不仅标志着浙江学者阳明学研究的再度兴起,与这一时期阳明后学的思想研究相配合,形成了阳明学研究的新气象。阳明后学学者的著作,《四库全书》大多未收,晚近《四库存目》的影印,收入了不少,但没有标点整理,而这部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为阳明后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阳明后学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最后说“终条理”。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光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包括9部专著,1部译著,1部论文集。这是由吴光先生主持并以浙江学者为主体的10多位学者共同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的成果。其成果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人物大传,主要是论述阳明学派三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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