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约450年—515年),字子真,汉族,南乡舞阴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杰出的无神论者。入南齐后出仕,历任宁蛮主簿、尚书殿中郎、领军长史,宜都太守。萧衍建立南梁后,任晋安太守、尚书左丞,后因王亮一事被流放广州,终官中书郎、国子博士。范缜一生坎坷,然而他生性耿直,不怕威胁利诱,其哲学著作《神灭论》,继承和发扬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唯物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作品。
早年经历
范缜出生于南阳舞阴(今河南省泌阳县羊册镇古城一带)的一个士族家庭,先祖为西晋名臣范晷,至东晋安北将军范汪,始移居江南。南北朝后,南阳范氏家族开始衰落,几乎无人有高官显爵。
祖父范璩之,刘宋时官至中书郎。父亲范濛,刘宋时奉朝请,在范缜生下后不久就病故,故范缜自幼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并以孝谨闻名。
青年向学
范缜少孤贫而好学,十多岁时,到千里之外的沛郡相县(今安徽宿县)求学,拜名儒刘瓛为师。范缜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成绩远超同门学友,刘瓛因而十分锺爱他,并亲自为他行加冠礼。
刘瓛学术地位很高,颇有声望,门生大多是“车马贵游”的权贵子弟,锦衣玉食,狂妄自大。范缜在从学的数年中,经常布衣草鞋,步行攻读,但却并未因此自卑自愧。相反,他生性倔强耿直,不肯向权贵低头,敢于发表“危言高论”,同窗士友都畏他三分,因而他也受到众人的疏远和冷落。
范缜成人后,博通经术,对“三礼”(《周礼》、《仪礼》、《礼记》)造诣颇深。在诸多的士人中,他只与外弟萧琛情投意合。萧琛以能言善辩知名,也每每为范缜的言简意明、通达要旨的议论所折服。
仕途之路
泰始三年(467年),北魏大举南侵,沛郡沦陷,北方人民纷纷南逃,范缜也离开相县前往建业(今南京)。范缜到建业以后,一度向当局提出过政治改革的建议,但未能得到回应。刘宋时期,范缜很不得志,聪明才智和满腹经纶无处施展。怀才不遇使他未老先衰,二十九岁时已白发皤然,遂写下了《伤暮诗》、《白发咏》,抒发内心的愤愤不平,寄托不屈服厄运之志。
建元元年(479年),握有军政实权的萧道成夺取了刘宋政权,建立南齐。为巩固统治,萧齐政权起用了一批新人,范缜也由此踏上了仕途,仕齐任宁蛮主簿,后迁为尚书殿中郎。
齐武帝永明年间(483年—493年),萧齐与北魏和亲通好,范缜作为使者出访北魏,他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智慧,博得了北魏朝野的尊重和赞叹。
反佛辩论
南北朝是佛教兴盛的时代,轮回报应的宗教思想,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齐竟陵王萧子良,精信佛教,常聚会名僧,讲论佛典;同时在京都鸡笼山西邸官舍礼贤纳士,交游宾客,聚会文学名士。萧衍、沈约等“竟陵八友”,以及范缜等仕人,都游于其门。这些名士多为佛门信徒,笃信因果报应,唯有范缜对这此嗤之以鼻,大唱反调,盛称无佛。
永明七年(489年),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佛门信徒与范缜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信因果报应说,那么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之分?”范缜答道:“人生如同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花瓣由于风拂帘帷而飘落在厅屋内,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则因篱笆的遮挡而掉进粪坑中。殿下就犹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于粪坑中的花瓣。贵贱虽然不同,但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萧子良不以为然,但驳不倒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无言以对。
经过这次交锋后,范缜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观点加以系统整理和阐述,于是写出了《神灭论》一文,提出“形存神存,形谢神灭”的无神论观点。《神灭论》抓住了时弊,击中了佛教的痛处。甫一问世,士林争相传抄,朝野一片哗然。萧子良调集众僧名士,软硬兼施,轮番围攻范缜。
佛门信徒太原名士王琰,借儒家孝道为武器,撰文立著,企图让范缜无法回答,就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哎呀!范先生,你竟然不知道你祖先的神灵在什么地方!”范缜则反问:“哎呀!王先生,你既然知道你祖先的神灵在什么地方,怎么不自杀去追随祖先的神灵呢?”这一反问,倒使王琰哑口无言,败下阵来。由于难以辩倒范缜,萧子良便打算用权利来拉拢,就派名士王融到范缜那儿,企图用官位利诱,范缜不为所动。
坎坷晚年
齐明帝建武中叶(494年—498年),范缜出尚书省,迁领军长史,改任宜都太守,仍坚持神灭论,不信鬼神。辖境夷陵(今湖北宜昌)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当地人笃信三庙有神灵,经常祭祀。范缜在任期间,下令断其香火,严禁祭祀活动。其后不久,因母亲去世,范缜辞官守丧,自此至梁初,他一直未出仕任官,居住在南州。
永元三年(501年),梁武帝萧衍乘南齐政局极端混乱,自襄阳举兵东下,至南州,范缜丧服出迎。萧衍与范缜有同在萧子良西邸共事的旧情,见范缜迎接非常高兴,平定建康后,便委任范缜为晋安太守。范缜在任四年,清廉节俭,除俸禄以外一无所取。
天监三年(504年),梁武帝下诏尊佛,南朝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天监四年(505年),朝廷任命范缜为尚书左丞。范缜离任回京前,将所有财产都赠与了前尚书令王亮。王亮是王导六世孙,南齐时,与范缜曾同为尚书殿中郎,二人结为好友,后因对武帝不敬,被削为庶人。范缜亦因此事被牵连,谪徙广州。流放期间,范缜不顾处境危险,再次将《神灭论》充实完善,修订成稿,并在亲友间传播。
天监六年(507年),范缜被调回京师,任中书郎、国子博士。范缜返京后,因反佛一事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梁武帝颁发《敕答臣下神灭论》,大僧正法云将武帝敕旨传抄王公朝贵,并作《与王公朝贵书》,响应者有临川王萧宏等六十四人。萧琛、曹思文、沈约亦著文反驳。范缜对此毫不示弱,遂将《神灭论》改写成宾主问答体,共设三十一个问答,同时沉着应战,据理驳斥。在这场论战中,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天监十四年左右(515年),范缜病逝,寿约六十五岁。
形神相即
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范缜抓住了“即”与“异”的对立。“异”是指“分离”,佛教徒讲“形神相异”、“形神非一”,称人的灵魂可以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人死以后形亡而“神游”,精神(魂魄)跑到佛国或依附于别的形体,灵魂、精神就成为三世轮回的主体、因果报应的对象。强调形神分离,是佛教徒论证“神不灭”的主要根据。
对此,范缜提出“形神相即”,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所谓“形”是形体,“神”是精神,“即”就是密不可分。范缜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名殊而体一”、“形神不二”,不可分离,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归于消灭。
形质神用
范缜在“形神相即”,“不得相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质神用”的著名论点,即形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是由形派生出来的东西,决不能脱离形这个主体而单独存在。这就克服了以往神灭论者把精神看作是一种精气,不了解精神是物质的属性,由物质派生的局限。
为了进一步说明精神必须依赖于形体的道理,范缜用了一个十分通俗的“刃”、“利”之喻,把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比作刀刃与刀刃的锋利之间的关系。锋利指的不是刀刃,刀刃指的也不是锋利。然而,离开刀刃也就无所谓锋利,离开了锋利也就无所谓刀刃。这个比喻恰当的说明了形神不可分离,又正确地处理了物质实体和它的属性的关系,较彻底地克服了形神平行、形神二元的缺陷,从理论上阐明了形神一元论。
心为虑本
范缜对“质”和“用”的范畴也给予了深入浅出的论证。他提出,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而且精神作用只是活人的特有属性。他以树和人为例,把人质和木质作了区别。人质有知,木质无知,有知和无知是由不同的物质实体决定的,从而肯定了不同的质有不同的作用,精神是人这种物质实体特有的功能。
范缜不再将神当成气,而是视为具体的生理功能和心理活动,把人的生理器官看作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并将人的精神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感觉痛痒的“知”(感知觉),一类是判断是非的“虑”(思维);并指出二者在程度上的差别,“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范缜认为,口、眼、耳、鼻、手足担负着不同的感知职能;但由于时代科学水平的限制,他还不了解大脑的作用,错误地认为“是非之虑”由“心器所主”。
辩证思想
范缜还辩证地认为物体的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他认为事物的变化有突变和渐变两种形式。突然发生的事物,如暴风骤雨,必然突然消失;逐渐发生的,如动植物,必然逐渐消灭,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范缜驳斥了佛教徒对生与死、荣与枯之间区别的故意混淆,指出二者的不同之处。树木是先荣后枯,人则是先生后死,顺序不可颠倒。他认为,人是渐渐生长的,所以人死后形体消失得很慢;但尽管如此,死人的形体和活人的形体还是有质的区别的。死者的骨骼有如同木头那样的质,所以没有知觉;活着的人之所以有不同于木头的知觉,那是因活人的质与木头的质是不同的。所以,随着人的死亡,精神活动也停止消失了。
反佛理念
范缜以“浮屠害政,桑门蠢俗”,揭露当朝宣扬神不灭的危害,阐明自己阐释神灭的目的和良苦用心。范缜指出,提倡和宣传神不灭,不仅会败坏民俗、危害伦理道德 ,还会损害国政、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导致人民重于利己而轻于济世,家家不讲孝悌,人人不行慈爱,致使兵源短缺,土地荒芜,粮食乏匮。
范缜秉承道家理念,主张人们应禀承天性,行自我修养,人人各守其职,各安天命。这样,种田打粮,粮食将取之不尽;养蚕织衣,衣服将用之不竭;百姓用衣食之余奉献君主,君主以无为而治天下。从而实现人民昌盛,国家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