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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公著18篇作品 >>

(1018—1089)宋寿州人,字晦叔。吕公弼弟。仁宗时登进士第。英宗时知蔡州。神宗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初,知开封府,为御史中丞。反对行青苗法,言吕惠卿奸邪不可用,出知颍州。起知河阳,召还知审官院,寻同知枢密院事。哲宗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辅政,废除新法。三年,恳辞位,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卒谥正献。

  嗜学有行

  吕公著从小好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说:“今后必定为王公辅臣。”后因恩荫补任奉礼郎,并进士及第,召试馆职,没有赴任。任颍州通判,知州欧阳修与他结为讲学之友。后来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皇帝询问宋朝学问德行之士,欧阳修首先以吕公著回答。后判吏部南曹,宋仁宗奖许吕公著淡于名利,赐给五品官服。又被任命为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寿星观营造真宗神御殿,吕公著说:“先帝已经有三神御殿,但不停地建立,岂不是祭祀没有丰厚父庙之义。”后进官知制诰,三次上疏辞谢。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

  濮议之争

  宋英宗亲政时,加吕公著为龙图阁直学士。当时正议论追崇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有人建议称呼濮王为皇伯考,吕公著说:“这是真宗来称呼太祖的,怎能施于濮王。”等到下诏称亲,而且分赐讳号,吕公著又说:“称亲则有两个父亲的嫌疑,濮王讳可以避于陛下面前,不应与七庙同讳。”吕诲等人因此事被调离朝廷,吕公著说:“陛下即皇位以来,纳谏之风没有彰扬,而且多次贬退谏官,何以风示天下?”英宗未听从。吕公著便请求补外任,英宗说:“学士为朕所器重,怎能离开朝廷?”吕公著一直请求,被任命为蔡州知州。

  因时劝谏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召吕公著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当时司马光因论事被解除御史中丞之职,回到经幄。吕公著封还诏命说:“司马光因举职赐罢,这是为有言事职责的人不能尽其言。”诏令以告示形式直接交付阁门。吕公著又说:“制命不由门下省,那么封驳的职责,因臣而废弃。希望陛下治臣的罪,来端正纪纲。”神宗示谕他说:“之所以流放司马光的原因,是依赖他劝学而已,不是因为言事的缘故。”吕公著一直请求,最后被神宗解除了知通进银台司之职。

  熙宁(1068年—1077年)初年,吕公著任开封知府。当时夏秋久雨,开封发生地震。吕公著上疏说:“过去人君遇灾,有的恐惧以致福,有的简诬以致祸。陛下以至诚待臣下,那么臣下思虑尽诚以回报,上下至诚而变异不消失的,从来没有。做人君主的只有除去偏听独任的弊端,而不被先入之语所蒙蔽,那么就不会被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国之道,孔子答以疏远奸佞之人为戒。大概奸佞之人惟恐不顺合君意,那么其势必容易亲近,正直的人惟恐不符合大义,那么其势必容易疏远。只有首先格王端正此事,没有事正而世不治理的。”礼官遵用唐代旧例,请求神宗五月临御大庆殿接受朝拜,因而上尊号。吕公著说:“陛下正超越汉、唐,追复三代,何必在阴盛的日子,为不符合礼义的朝会,接受无益的虚名?”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争论青苗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吕公著奉命编修《英宗实录》。六月,任御史中丞。

  熙宁三年(1070年),当时王安石正颁行青苗法,吕公著极言道:“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图治,也没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却能得人心的。过去所谓的那些贤能之人,现都认为青苗法是不对的,但发出议论的人把这一切诋毁为流俗浮论,难道过去都是贤能而现在都是不肖吗?”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愤慨。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吕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愤慨,诬陷吕公著恶语中伤,神宗于四月初八贬吕公著为颍州知州。

  熙宁八年(1075年),彗星出现,神宗下诏求取直言。吕公著上疏说:“陛下临朝希望治理国家,时日已经很久,但左右前后,没有人敢直言。致使陛下有想治理天下的雄心,但没有致治之实,这是任事大臣辜负了陛下。大概士人的邪恶正直、贤能不肖,已经素定了。现在则不是这样,前不久所荐举,认为是天下最贤能的人;但后来被贬逐,认为是天下最不肖的。其于人才既然反复无常,那么于政事也违背常理不加审慎了。古代为政,开始不为百姓所信服的有之,像子产治理郑国,一年后人们怨恨,三年后人们歌颂。陛下垂衣拱手希望成功,于此七年,但众人的陈述,与以前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同,陛下难道没有察觉吗?”

  后被起用知河阳军,入朝提举中太一宫,调任翰林学士承旨,改任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神宗慢慢同吕公著谈论为治之道,便涉及佛老之学,吕公著问道:“尧、舜知道此道吗?”神宗说:“尧、舜难道不知道?”吕公著说:“尧、舜虽然知此,但惟独认为知人安民是难事,所以成为尧、舜。”神宗又说唐太宗能以权智驾御臣下。吕公著回答说:“唐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而已。”神宗对他的话表示赞许。

  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十四日,吕公著与枢密直学士薛向同知枢密院事。有人打算恢复肉刑,建议取死囚试验劓刑、刖刑,吕公著说:“如果尝试这些还不死,那么肉刑就会实行了。”便停止。当时西夏梁太后幽禁夏惠宗李秉常,朝廷将要大举征讨西夏。吕公著说:“兴问罪之师,当首先选择主帅,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不如不举兵。”等到兴兵时,秦、晋二地民力大困,群臣们不敢上言,吕公著多次上奏兴兵的害处。

  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二十九日,吕公著任枢密副使。

  元丰五年(1082年),吕公著因病乞求离职,于四月二十六日被罢为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不久,永乐城陷落(即永乐城之战),神宗临朝叹息说:“边地百姓疲敝如此,只有吕公著向朕说过而已。”便移其为扬州安抚使,加资政殿大学士。将要立太子赵佣(即宋哲宗赵煦)时,神宗对辅臣说,应当以吕公著、司马光任师傅(指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

  守成良相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初五,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听政,守旧派再度执政。吕公著以侍读的身份返回朝廷。高太皇派使臣迎接,询问他所想要说的,吕公著说:“先帝本意,以宽省民力为先务。但建议的人以变法侵夺百姓为务,斥去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因此日久而弊端更深,新法颁行而百姓更加困苦。诚然能得公允正直之士,讲求天下利弊,同心协力而为之,应该不难。”

  吕公著到朝廷后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修德以安百姓,修德最要紧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这十件事是: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请求备置谏官,以开言路。同年七月初六,拜尚书左丞。

  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初四,拜门下侍郎。同年四月十五日,吕公著被授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当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一同建置,中书独为取旨之地。吕公著就请求事于三省者,与执政大臣共同进呈,取旨而各自实行。又执政官员通常几天在政事堂一聚,事情多由其长官决定,同事不得干预。至此,才命每天集聚,于是成为定制。

  同年,司马光去世,吕公著独自当权。当时右司谏贾易因进谏攻击别人短处直接诋毁朝廷大臣,将要被严厉责罚,吕公著替他说话,便只罢知怀州。吕公著退朝后对同僚说:“谏官所议论,得失不足言。看主上正值壮年,担心今后有人进谀说惑乱,正是依赖左右诤臣,不可以让人主轻厌言事的人。”众人没有不叹服的。

  吐蕃首领鬼章青宜结长期为洮、河一带的祸患,他听说朝廷息兵省戍,暗地与西夏人合谋再取熙、岷州。吕公著上疏派遣军器丞游师雄以方便之策谕求众将,不过一个月,就活捉鬼章青宜结致于朝宫下。

  哲宗在资善堂宴请亲近大臣,拿出所书写的唐人诗分赐给众人。吕公著就聚集所讲书中要语明白、切合于治道的,共一百篇进献,以备哲宗游意翰墨,作为圣学的帮助。

  辞位薨逝

  元祐三年(1088年),吕公著恳辞相位,于四月初五被任命为司空、平章军国重事。自宋朝建立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的有四人,而吕公著与他的父亲吕夷简居其二,士人羡慕吕氏的荣耀。哲宗下令在东府南面建造府第,开北门,来方便执政大臣聚会议事。凡是三省、枢密院的职责,吕公著都得署理。每隔一天一朝会,到都堂,可不按时出门,这是特殊的恩典。

  元祐四年(1089年)二月初三(3月17日),吕公著逝世,终年七十二岁。高太后于接见辅臣时哭泣说:“国家不幸,司马相公(司马光)已死,吕司空又逝世。”痛惜怜悯许久。哲宗也悲痛感伤,亲到吕家祭奠,赐给金帛万计。追赠太师、申国公,谥号正献,亲自书写墓碑首为“纯诚厚德”。

  屡复屡夺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任命翟思、张商英、周秩任言官,议论吕公著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于七月十八日下诏削除他的赠谥,毁坏所赐碑。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初四,哲宗再贬吕公著为建武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司户参军。

  元符元年(1100年)五月二十三日,新即位的宋徽宗追复吕公著为太子太保。

  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十九日,蔡京任右相时,徽宗下诏毁掉吕公著等人在景灵西宫的画像。又降为左光禄大夫,并吕公著等人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不久复赠银青光禄大夫。

  宋高宗绍兴(1131年—1162年)初年,封还吕公著的所有赠谥。

  元祐当国

  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属旧党,司马光在当政后,“尽废新法”。而司马光死后,吕公著继续采用司马光的做法,但他与司马光对于新法具体内容看法也有一些差别。吕公著对保甲法有保留,认为“止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对此,司马光有非议,认为保甲法为害于民,应该“一切废罢”。 

  吕公著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恢复贤良方正科。《童蒙训》称其“专以荐贤为务”,他主政时,举荐了孙觉、李常、王存、顾临、程颢、张戬等人。

  开启吕学

  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在《宋元学案》者有七世17人。吕公著重视教育,他在颍州时,欧阳修为颍州知州,焦千之客寓欧阳修处,吕公著招请焦氏为诸子之师。这个家族中,内有吕公著夫妇督导,外有焦千之等人的严格教育。他还多方聘请名师,吕氏家教促成吕学学风的形成。清人黄百家说:“吕氏家教近石氏,故谨厚性成。又能网罗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秽浊,惜其晚年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斟酌浅深而融通之”。吕学至南宋吕祖谦而发扬光大,其流风所及,直至明清。

  思想主张

  吕公著自年轻时讲学,以治心养性为本,讲说尤精,语约而理尽。主要门人有邢居实及子吕希哲、吕希绩、吕希纯。他主张以儒学治国,称《论语》、《尚书》“皆圣人之格言,为君之要道。”从《论语》、《尚书》、《孝经》等儒家经典中,节治道要语百篇进呈。要求君主以“畏天命、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去奢、省刑、无逸”为座右铭。强调自古有为的君主,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亦没有能用威胁、强辩而得人心者。应修德以安民。修德之要,莫先于学。君应以至诚待下,则臣下思尽诚以应上,上下至诚而变异未有不消者。只有人君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人之语,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佞人惟恐不合于君,则其势易亲;君子惟恐不合于义,则其势易疏。故应先格王正事,未有事正而不治者。

  不仗父势

  吕夷简主政时,吕公著从故乡寿州来京应试,他穿戴破旧,谦让如同寒门子弟一样,见到他的人虽然喜欢他的仪容举止,却也并未感到惊奇。等到他离开后,经询问得知是吕公著,才惊讶感叹。

  以牙还牙

  吕公著曾以翰林学士身份馆伴契丹使者,使者颇为凶悍狡黠,与吕公著谈论时多次谈及北宋朝廷政事。吕公著也选了一段契丹的隐密询问说:“北朝(契丹)曾经试进士,出《圣心独悟赋》,赋没有出处,为什么呢?”使者感到谔然而说不出话。

  简重清静

  吕公著为人庄严持重,心性纯正恬静,大概是天性使然。他平日居处时无疾言厉色,对于歌舞钱财荣耀,淡泊无所喜好。暑热时不挥扇,寒冷时不烤火,并影响了其婿范祖禹、孙婿赵演。

  与王安石

  吕公著年轻时与王安石交好,王安石待他如兄长,王安石能言善辩,没有人与之抗衡,唯独吕公著能以精辟的见识和简洁的言语制服他。王安石曾说:“疵吝每不自胜,一到长者面前,即废然而反,这就是说使人打消自己的念头,这一点在吕公著那儿体现得最充分。”又曾对人说:“吕公著为相,吾辈可以谈论做官了。”后来王安石得志,受到重用,以为吕公著必定会帮助自己,但吕公著却数次公开上言,陈述他的过失,因此二人交情不终。

  八字铭言

  吕公著曾于坐右写“不善加己,直为受之”八字。

  颇好禅理

  吕公著素来喜好佛学,等到他为相后,追求施政不繁苛,很少与士大夫交谈,只有能够谈论禅理的,大多能够随从为客。热衷于仕进的人往往戴幅巾、穿道袍,天天游于禅寺,模仿僧人、谈说理情,来标榜自己。司马光素来不喜佛,吕公著常常劝他多留意,并说:“所谓的佛,学习的人只是崇尚它的观点的简要罢了,并非一定要每件事都要熟习,做方外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