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100篇作品 >>

人 物 生 平

　　1900 年2月10日生，1986年5月11日去世。1918 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 1930 年，由浙江省立第九中学（即浙江省严州中学）转之江大学任教。曾任浙江大学教授。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员；《文学研究》杂志编委、《词学》杂志主编、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1986年5月11日，夏承焘因病在北京逝世。他曾任浙江省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夏承焘先生作为杰出的词学家，既是传统词学的总结者，亦是现代词学的奠基人。

　　20岁以后，北到冀晋，西入长安，视野扩大，阅历加深，写下了不少忧时愤世之作。30岁前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和《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词学专著上，但并未放弃吟咏。30岁后专攻词学，弘博精深，对我国词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他一面继承历代词学之长，一面对传统词学作了多方面的开拓与创新，以考信求实的态度研究词体、词乐、词律和词史，大大扩展了词学研究的领域，为词学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与理论化的轨道作出了突出贡献。50岁前后，进行词学研究的同时，还写了不少奇思壮采的创新之作。

　　凝聚着夏承焘先生毕生心血的近千万字著作中，有已出版的词学专著近30种，未结集论文百余篇，待整理出版的著作尚有多种。其中《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都是有词学以来少有的巨著。他还创作了大量诗词，其代表作为《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诗集》，并写了独具特色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先生之学术成就，还得到国际上的高度评价。1981年后任中国韵文学会名誉会长、《词学》主编等。

　　往事略集

　　夏承焘先生于1927年至1930年在九中任教。他的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创词学研究新风，使传统的词学走向科学化、系统化，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一代词宗”。

　　1927年下半年，夏承焘一到九中就在藏书楼发现了丰富的图书，令他喜出望外，一头扎进了书籍的海洋。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欣喜之情：“在师校图书馆理旧书，有涵芬楼影印廿四史，浙局‘三通’、啸园丛书等，借二三十本归，在严州得此，如获一宝藏矣。夜翻《隋书》、《宋史》、‘三通’，作《白石词考证》，得数事，甚得意。十一时寝。”晚年他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记忆忧新：“每天上完课，就钻进书库读书。在那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披沙拣金，往往见宝。”

　　夏承焘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后来却走上了大学的讲坛，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他的学问全靠自学。他晚年总结读书经验时说：“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认为，读书没有捷径，不能取巧，只有下笨功夫才能取得成就。他说“笨”字很有趣，头上顶着竹册（册是串好的竹简，是古代的书籍），就是教人要用功。用功是人的根本，所以“笨”字从“竹”从“本”。自己天资很低，正因为这样，促使自己奋发苦学。从七八岁上学起，几十年来，除了生大病，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最重要的是要多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发现藏书楼的“宝库”之后，他尽情地在书海中遨游。白天教书，晚上和节假日就埋头苦读，博览群书，其用功之勤，为常人所不及。在日记中常常有这样的记载：“兀兀终日，双目为瞀。”“竟日伏案，用心过劳，口舌为干。”等等。遇有创见和心得，就忘了苦读的辛劳：“大喜出户。素月流天，庭叶无声，几三更矣。”“晴日满窗，乱书坐拥，萧然自得。”据尚存的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底的日记统计，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阅读、扎录的古今中外各类书籍达368种之多，创作诗文一百多篇。

　　后来发表在北大燕京学报上的成名作《白石歌曲旁谱辨》以及奠定他词学泰斗地位的重要著作《唐宋词人年谱》，都是在九中执教的三年时间内写成的。1986年5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桃李之师

　　1918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解放前历任杭州之江文理学院、浙江大学教授。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LSSDJT COM）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员等职务。他曾任浙江省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被誉为“词学宗师”的夏承焘先生，从教60多年来，夏先生善于奖掖人才，扶植后进。桃李门墙，济济多士。然而他“但开风气不为师”，从不以师道自居。出于夏氏门下的，都深受其赐而又不为所限，有的在学术上得以独立发展。夏先生是一位全心全意为祖国培养人才的导师，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外国学者慕名远道前来向他求教的，络绎不绝。如今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

　　词成一派

　　词学是由诗学分离出来的一门专业学问，兴起于两宋，盛行于清朝。旧词学长于词的外在形式的考订与词集校理，而疏于词史与词学理论的系统研究，因此历代词学著述虽然繁富，研究路子却不免逼仄，难得融会贯通之要旨。进入20世纪后，词学研究才逐渐步入科学、系统、现代化的轨道，取得了多方位的成果。夏承焘先生正是现代词学的杰出代表。他承晚清词学复兴之余绪，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理念，结合其深厚的传统学养与扎实的考订功夫，锲而不舍，精勤探索，以毕生之力，在词人年谱、词论、词史、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籍笺校诸方面均取得突破性成果，构筑起超越前人的严整的词学体系，拓展了词学研究的疆域，提高了词学研究的总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