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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卷八八

明朝 大学衍义补 邱濬 著

▲宫阙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壮固之意)。
司马光曰:“风雨,动物也。风雨动于上,栋宇建于下,《大壮》之象也。”
蔡渊曰:“栋,屋脊檩也;宇,椽也。栋直承而上,故曰上栋;宇两垂而下,故曰下宇。栋取四刚义,宇取二柔义。”臣按:此人生有宫室之始。
《诗序》曰:《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楚丘之宫)。揆(度也)之以日,作于楚室。其二章曰:升彼虚(故城)矣,以望楚(楚丘)矣。望楚与堂(旁邑),景(测景)山与京(高丘),降观于桑(木名)。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朱熹曰:“文公徙居楚丘,营立宫室,国人悦之而作是诗以美之。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楚宫,楚丘之宫也。揆,度也。树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东西,又参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又曰:“本其始之望景观卜而言,以至于终而果获其善也。”
臣按:古人作事必顺天时、察地势、审土宜,不徒尽夫人事也,而又质之鬼神焉。盖宫室之建不免于劳民伤财,可已未尝不已也,万一不得已而为之,必升高以望而审其面势之可否,降下以观以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验其方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龟兆之吉否,曰望、曰观、曰景、曰卜,无一而不善,然后兴工动众,盖不暂劳则不可以久安,所以然者,非但以为人君安佚之计,亦以臣民观瞻之所系也。或曰后世测景占卜之法鲜有精者,有所营建而选日、相地之法亦可用欤?曰择其可者用之,而不泥于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仿佛犹存,用之以代测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为星,乃上天示人以营室之时,非其方中农事未隙,不可为己之居室而废农之耕艺也。
《大雅绵》之篇曰:乃立皋门,皋门有伉(高貌)。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严正也)。
朱熹曰:“传曰王之郭门曰皋门,王之正门曰应门。太王之时未有制度,特作二门,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为天子之门而诸侯不得立焉。”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门,曰皋、曰库、曰雉、曰应、曰路,释者谓皋者远也,门最在外,故曰皋,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者居此以应治也,路门者取其大也。五门各有其义,其三门者乃周既为天子时所立,惟皋、应二门在太王时已有之,后世遂因之而不改欤?是则雉、库、路三者诸侯亦得立之,惟此二者乃始祖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者则不得立焉。
《礼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冱巢,后圣人有作(起也),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郑玄曰:“上古之时,寒则累土,暑则聚薪柴居其上。”
陈祥道曰:“范金合土,固不止于为宫室之具,而为宫室必在于范金合土之后,以其斤斧、瓦甓之所当先也。”
臣按:圣人有作,因民之营窟、冱巢之居而为之台榭以登眺,为之宫室以居处,为之户牖以启闭,是皆以木为之者也,然非修火以范金而为之斤斧则无以成其栋宇,用水以合土而为之瓴谿则无以完其盖藏,盖天生五材并用之而后民赖之以安居也。今日普天之下、君臣上下,所以安居而无上风旁雨之患者,可不知所以帡幪者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胡安国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创始也。其曰南门者,南非一门也,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书‘新作南门’,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时制者犹书于策,以见劳民为重事,而况轻用于所不当为者乎?然僖公尝修泮宫、复宫矣,傒斯董其役,史克颂其事而经不书者,宫庙以事其祖考,学校以教国之子弟,二者为国之先务,虽用民力不可弃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臣按:观《春秋》之所书及胡氏之所论,则国家修造,其前后缓急之序可见矣。定公二年,新作雉门及两观。
胡安国曰:“书‘新作’者,讥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门,象魏之门,其外为库门而皋门在库门之外,其内为应门而路门在应门之内,是天子之五门也。僖公尝修泮宫、复瑽宫,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书,新作南门则独书者,南非一门也,必有不当为者。”
刘敞曰:“鲁用王礼,是以其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而设两观,僭君甚矣。习旧而不知以为非,睹变而不知以为戒,无怪乎季氏之胁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词至意也。”
臣按: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外阙一观,盖为二台于门外,作楼观于上,两观双植,中不为门,鲁诸侯立雉门、两观,僭天子也。鲁僭天子之礼,雉门及两观为天火所焚,鲁复因其旧而新之,天示之变尚不知儆,圣人所以书之也。繇是以观,凡宫殿门阙有所灾变皆天示之儆也,所儆不同,天意必有所在,人君遇灾其必反己自求,所以致天怒而召天灾者其咎安在而加省察之功,则灾不为咎矣。
《左传》: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
杜预曰:“不时,失土功之时。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堑谓之塞,皆官民之开闭,不可一日阙,故随坏时而治之。”
臣按:国家之修造有待时而修者,有不待时而修者。盖居室、宴游之所可以有可以无,与虽不可无而有他所以暂代者,必须农隙之时、无事之日然后修之可也,若夫门户以开阖、道桥以往来、城郭以卫民、墙堑以御寇,不可一日无焉者也,苟必待时而为之,岂不至于有所损失而误事乎?
《史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
臣按:尧时去洪濛之世未远,故其居室简朴如此,然尧之居虽陋而其仁则如天、其智则如神,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荡荡乎不可得而名也。商纣为倾宫,世目之为独夫;秦皇为阿房宫,世称之为亡道主,然则人君之好尚可不谨哉?
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宫庭小,乃营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容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合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颠以为阙,复道渡渭属之咸阳,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骊山。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
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女工,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栗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弦管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臣按:秦始皇于三十五年作阿房宫,至三十七年东巡而崩于沙丘,劳七十余万人之力,费百千万亿之财,营建始成,仅仅二期而身已下世。呜呼,一身之微,岁月几何,何苦劳人费财而为此无益之事,流毒四海,遗臭千载也哉?秦始皇亦愚也已矣,不知己之愚而欲愚黔首,噫,果孰愚哉?后世人主诵杜牧之赋所谓“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及“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后世哀之而不鉴之”等语,其亦知所以省悟也夫。
汉高祖五年,治长乐宫于长安。
吕祖谦曰:“按《史记》,高帝六年更命咸阳曰长安,然《卢绾传》云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则长安为咸阳别名久矣,是时高祖虽西入关,尚居栎阳,方营宫室于长安,谋迁都也。”
臣按:汉建长乐宫始此。
七年,帝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帝见其壮丽,甚怒,曰:“天下匈匈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司马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与镇同)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训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繇酂侯启之也。”
臣按:萧何此对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说者乃谓何欲以此坚帝都长安,未必然也,当以司马氏之言为正。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臣按:所贵乎人主者,以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也,内而宫闱、外而朝廷、远而至于边徼、下而至于闾阎,人情世态无一而不知,既知之而又念之,必使无一物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然后能尽父母斯民之责。文帝欲作一台,召工计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盖帝起自外藩,耳闻目见民间之事,非若景、武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女之手者比也。故知天下之民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之人其家固不止十金也,中人一家产仅直十金,则下者不及十金可知矣,其中甚者乃至无一钱之储、隔宿之食、立锥之地,枵腹而眠、赁屋而居者比比皆是,九重之上、左右之人,乃至有一饭而费十金者、一宴而费百金者、一器用服饰之微而费千金者,尚或以为不满意而他求,及其有所营造以恣游玩,佞佛老、媚神鬼者往往倾府库之财、竭生民之力略不顾惜。呜呼,胡不思之甚耶?观于此可见文帝为三代以后绝无仅有之令主,书文史册千载有光,后世人主其或有所营建,必先计其工用而以文帝为法,毋为嬖幸所欺,以多为少,以不可为可,则足以尽天下之情而成天下之治矣。
武帝元鼎二年,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公孙卿又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甘泉作诸台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益广诸宫室。
臣按:人君不可多欲,欲心一萌,左右窥见其端遂从而从臾之,因而疲劳生民,空竭府库,天下生灵繇是而凋瘵,有不得其所者矣。武帝富贵已极而求长生,左右因引进方士,言有物饵之可以不死而为仙人好楼居之说,于是随所指教而大兴工役,劳民伤财以为无益之事,欲心既炽而置政治于不问,遂致海内虚耗、盗贼蜂起。一人之欲长其生竟不可得,而使千万人之速致于死,良可悲夫。
太初元年,柏梁台灾,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东凤阙,西虎圈,北渐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南玉堂、璧门,立神明台、井干楼,辇道相属。
臣按:武帝建柏梁台而天火灾之,是天以火而儆帝也。帝为此台本以求神仙,神仙有灵必为之诃禁而火不得灾之矣。一旦荡然于烈焰之中,其仙之不神亦可见矣。帝于此尚不觉悟而又大为宫室以厌胜之,帝非独不烛理,盖亦不畏天也。天怒于上而假火为灾以警人,譬则君怒其臣而毁其所为也,其臣恬然不知所戒惧,又从而大其所为,比旧愈加焉,君怒之否乎?武帝苟以是反求诸己,则必兢惕戒谨以畏天怒而不敢复有所作矣。
太始三年,赵婕妤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子弗陵,武帝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乃命门曰尧母门。
司马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臣按:一宫室之门若无甚大关系也,而国本因之而动摇,几至亡宗社,是知人君于宫殿之创建不可轻易,则虽命一门之名亦当熟思审处而不可轻易也。
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钟离意诣阙免冠上疏曰:“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营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朕蹙然惭惧,故分日祷请,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雨焉。后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成汤六事之责,其一宫室营,则是修造营建劳民动众,怨怼之气上干天和,此所以不当天心而来旱也。钟离意谏其君而以天心为言,其知本者欤?明帝一闻其言,遂策诏答谢,敕止作诸宫,减省不急不徒,谢意而又因之以谢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纳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对众扬之,明帝好谏之诚、思贤之切,后世所当法者也。
灵帝中平二年,宦者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谏曰:“昔鲁宣税亩而蝝灾自生,哀公增税而孔门非之,岂有聚夺民铜以营无用之物,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幸谮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侍御史刘岱奏陈解释,得免归田里。又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黄门侍郎辄令谴嗬不中者,因强折贱卖,仅得本价十一,复货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赇赂。牧守、茂材、孝廉迁除皆责修宫钱,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钜鹿太守司马直以有清名,减直三百万,直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言,吞药自杀。书奏,为暂绝修宫钱。
臣按:灵帝听嬖幸之言,敛天下钱以修宫室,谓之修宫钱。既取之于田亩,复取之于选调,取之田亩而免乐安太守陆康,取之选调而杀钜鹿太守司马直。二太守者皆上书以闻,灵帝既知之矣,而犹不知痛革,仅暂免焉。司马直曰:“为民父母而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呜呼,太守为民父母而不忍剥割其子以称时求,灵帝非民之大父母乎,而忍剥割其孙曾以称己欲,何其忍哉。且称时求繇乎人,称己欲繇乎我,繇乎我者进止一反掌间耳。
魏明帝太和元年,营修宫室,王朗上疏谏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勾践欲广其御儿之疆,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汉之文、景欲恢弘祖业,故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霍去病中材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余一切须丰年,专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民充兵强而寇戎宾服矣。”
臣按:国家修营宫室,若无预于戎备也,而王朗乃谓修营必须丰年,而兼以勤耕农、习戎备为言。夫修营妨农则有矣,而亦谓妨于戎备何哉?朗所谓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是也。夫泛用民力于内,尚有以简戎备于外,况专用兵力者哉?尤不可也。当夫无事之时而殚其力于无益之营造,劳其筋骨、耗其财力、废其家计而起其怨怼之心,一旦有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御强暴,岂不难哉。
明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明帝乃为之少有减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乞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少府杨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室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陈群、高柔、杨阜皆上疏谏之,明帝不之罪,乃为之少有减省,乃手笔诏答,虽不能尽从,其亦异乎愎谏遂非者矣。杨阜所谓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为非但营建宫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于此即亡,然为之不已则必驯致于亡,有此理也。
晋孝武太元二年,初,谢安欲增修宫室,王彪之曰:“中兴之初即东府为宫,殊为俭陋。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新宫。比之汉、魏则为俭,比之初过江则为侈矣。今寇敌方强,岂可大兴工役,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乃以修宫室为能邪?”
臣按:谢安谓“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不以修宫室为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能大有兴作、极其壮丽奇巧者,皆假人力为之,非天子能事也,适足以彰其无远图而不恤民耳。尧之土阶茅茨、禹之卑宫室,可谓弊陋矣,未闻后世人有议其不能者也,彼桀之璇宫、象廊,纣之琼宫、瑶台,岂所以为能哉?
刘宋孝武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以来,宫室草创,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晋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兴,无所增改,武帝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幸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涘盛称高祖俭素之德,帝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
蔡沈曰:“昔刘裕奋农亩而取江左,一再传后,子孙见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已过矣’,此正《无逸》所谓‘昔之人无闻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训,安知其不以公刘、后稷为田舍翁乎?”
臣按:王者之宫室固不可以不严邃,然亦不可过于严邃,况吾祖吾考立国以来皆已安之矣,何独至我必为宏大壮丽之居乎?非夫国计有余,内无水旱之灾,外无边防之警,不可有所作兴以妨民动众也。
北朝魏太武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群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
臣按:观世祖谓萧何之对非雅言,诚是也,若夫《易》“设险以守国”之言,则有国者不可无险以守也,但不可若屈丐蒸土筑城以过劳民力耳。夫守国以修德为本,而设险亦不可无,苟徒恃险而不修德,则险非吾有矣。
文成帝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文成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文成纳之。
臣按:高允谓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驯而致之之一语,是诚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为事以渐为之,用民力以递休则人不劳扰,以久为之聚财,用以渐致则价不踊贵,然非甚不得已则亦不可为也,若或见有者足以居处,姑仍旧贯可也。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仁寿宫成,文帝幸之。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文帝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皇恐,虑获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钱百万缗、绢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杨素是也,而封德彝乃逆知独孤后之意,岂后豫以告德彝哉?盖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诚于爱民也,使帝诚心于爱民,必不忍以役夫之暍死为娱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矣,况听后言赏素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民,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太宗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为君也,营一行宫固未必至于乱,而张玄素至比帝以隋炀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赐以旌其言,贤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为百世之法者,此类是也。后世昏君庸主,谏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恶之矣,此所以甘于为庸主而坐受乱亡之祸。
贞观十一年,太宗作飞仙宫,魏徵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其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徵谏太宗作飞仙宫,其言至切,世主所当深玩。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太宗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与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营缮,不问中外,大臣皆所当知,太宗责玄龄等非也,玄龄等谢罪亦非也。使无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内愧,愧之一言,孟子所谓“羞恶之心”,人君处仁迁义之机也,繇是而上,尧舜之道不外是也。
穆宗长庆四年,波斯献沈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敬宗虽怒,亦优容之。
臣按:敬宗虽能优容李汉之言,而未闻其罢香亭而不构,盖其仅能不加以罪,而侈欲之心终不能遏也。
宋太祖开宝二年,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潺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
苏轼曰:“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侧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
洪迈曰:“宋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少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倾视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臣按:官吏必有廨宇以为视事临民之所,众之聚集所在,下之瞻视所系,诚不可无也。上而朝廷则有宫阙,下而官府则有廨宇,非以私奉养也,盖上之所居必尊严则下不敢轻忽,上之所居有定在则下知所趋集,上之所居有统会则下有所联束,此势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臣故附载官吏廨宇于宫阙之末。
以上宫阙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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