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讨绥和之义（上）
《周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颐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若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则残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见其劳惫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后克，戒不可轻动之意。”郑汝谐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犹三年而后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启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舍内治而幸边功者，皆小人启之也。”
臣按：先儒谓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高宗，商中兴之君，虽不至于圣亦不可不谓之贤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兴师以吊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虽久用而处之者有道，不至于罢敝中国，师虽远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于别生他变。后世以帝王之师为吊伐之举者，必须事出乎万全，非万全不可举也，是故于未济之初，审几而缓进，于既济之后，择人而任用。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臣按：此万世中国帝王征讨蛮夷之始。盖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谓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观，可见唐虞之世非独政教与后世不同，其征伐亦与后世不同也。何也？后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轶我边境、戕贼我生灵，以故兴师讨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众，则惟数有苗之罪。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责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责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弃不保，责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责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未尝有一言而及国家疆埸之事，呜呼，此所以为帝王之师也欤。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栖栖（皇皇不安之貌），戎车（兵车）既饬（整也）。四牧冘（强貌），载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狁孔（甚也）炽（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没，周室渐衰，八世而狁见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诗以序其事如此。《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
谢枋得曰：“戎车曰既饬，则车马、器械、士卒、马牛无一物不整齐矣四牧曰冘，则无一马不精强矣。曰载是常服，则无一衣一裳不经点检矣。”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天下有大变，诸侯有能讨之者，许之先发而后闻，其急如此。今狁内侵，不得已而应之，虽六月出师而人不以为暴者，知其过之不在于君上，盖以为所以劳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其第四章曰：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获（地名）。侵镐（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泾阳（言其深入为寇）。织（帜同）文鸟章（鸟隼之章），白旆（继）央央（鲜明貌）。元戎（戎车）十乘，以先启（开也）行（道也，启行犹言发程）。
朱熹曰：“言狁不自量度，深入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选锋锐进，声其罪而致讨焉。直而壮，律而臧，有所不战，战必胜矣。”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谓选锋也。兵法，兵无选锋曰北。”
臣按：《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左传》“师直为壮，曲为老”，所以然者，惟其辞直，故其气壮，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尽善。今宣王兴六月之师，因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应之，其辞直矣，其辞既直，是以声罪致讨而我三军莫不怀敌忾之心，其气安得而不壮哉？辞直而气壮，而又选诸队伍之中，简其锋锐之士，使之开先启行，其旗鲜明、兵甲犀利，无一事之不尽善，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彼区区丑虏，恶足以当我之锋哉？
其五章曰：戎车既安，如轾（车之覆而前也）如轩（车之却而后也）。四牡既佶（壮健貌），既佶且闲。薄伐狁，至于太原（地名）。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穷追也。”
臣按：《汉书》严尤曰：“宣帝时狁内侵，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虻虫之螫，驱之而已。‘薄伐狁，至于太原’，叛则伐之，服则舍之，不穷追远讨也。”由是观之，可见先王之治以吾边境为限，越境而入者则治之，不及吾境者则不治焉。
《诗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新田（二岁曰新田），于此菑（田一岁）亩。方叔莅（临也）止，其车三千，师（众也）干（扞也）之试（肄习）。方叔率（总率之）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顺序貌）。路车（戎路）有奭（赤貌），簟茀（以竹簟为车蔽）鱼服，钩膺（马娄领有钩而在膺有樊有缨也）鞗（辔也）革（辔首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为将者也。其车三千，法当用三十万众，然此亦极其盛而言，未必实有此数也。宣王之时，蛮荆皆叛王命，方叔南征，军行采芑而食，故赋其事以起兴。曰薄言采芑则于彼新田、于此菑亩矣，方叔莅止则其车三千、师干之试矣，又遂言其车马之美，以见军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动而无知之貌）尔蛮（荆州之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大也）老，克壮其猷（谋也）。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众也），啴啴焞焞（盛也），如霆（疾雷）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
朱熹曰：“言方叔虽老而谋则壮也，方叔盖尝与于北伐之功者，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
臣按：南蛮、北狄最为中国患，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师矣，北狄之寇见于经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时北有狁之征，《六月》之师是也；南有蛮荆之伐，《采芑》之诗是也。说者谓二诗皆班师时作，《六月》之辞迫，《采芑》之辞缓；《六月》以计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虽然时世不同，盛衰亦异，南与北殊俗，古与今殊时，强与弱殊势，所谓计与威不可以偏废，又在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壮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专，则成功不难矣。
《诗序》：《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汉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顺流貌）。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陈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铺陈师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此章总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来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汉汤汤，武夫洸洸（武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幸也）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辅广曰：“四方既平，则王国庶可平定，所谓柔远能迩也。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又见宣王以天下为心，一有争阋则心之不安也。读此章，见宣王能以天下之心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厉王出居于彘，国势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则命吉甫，南征蛮荆则命方叔，至于讨淮南之夷则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驱，而一时从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既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国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谓幸其仅然，非以是为美也。此无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兴师以遏绝乱略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汉宣帝时，先零羌杨玉叛，时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者，对曰：“亡逾于老臣者。”上问：“当度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也）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
臣按：充国谓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此真老将谙练之言。彼不出国门而任己意，以节制千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为法也。
赵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乃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旁，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狭中无虏，乃引兵进，召诸校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塞也）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充国常以远斥堠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
臣按：充国谓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此有国者驭敌之法。充国行兵，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此可以为将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击（口坚反）、幵（音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冬复击之，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以为：“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虏必商（计度）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非至计也。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策，欲捐、幵暗昧之过，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臣按：天子之师所以诛有罪，罪有大小则诛有先后，先零首为畔逆而、幵特劫略耳，劫略夷人之常，它种皆然，不但、幵也，未尝加兵于畔逆之先零而先加兵于暗昧之、幵，虽能制其命，不足以服其心，况未必能乎。充国自谓其议为全师保胜安邦之策，非但可用于一时，真可以为万世帝王以全取胜之法也。
宣帝拜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嘉纳其策，以书敕让充国曰：“今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至冬虏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折裂）？（寒创），宁有利哉？今诏武贤等以七月击、幵，将军其引兵并进。”充国上书曰：“陛下前幸赐书，欲不诛以解其谋，臣故遣幵豪雕库宣天子至德，、幵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为寇，羌未有所犯，乃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羌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欲畔，故与、幵解仇结约，常欲先赴、幵之急以坚其约，今虏马肥食足，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羌，坚其约，合其党，迫胁诸小种，虏兵渐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先诛先零则、幵之属不烦兵而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及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
臣按：充国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彼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待劳，取胜之道也”。此数言者，真万世守边保圉之格言良法，今日所当遵行也。
宣帝诏武贤与充国合击先零，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其子瑀使客谏之，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分屯要害处，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各千，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谨上田处及器用簿。”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稠也）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计也。”
臣按：充国所谓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此一言者万世中国保治安邦之格言。国家当全胜之时，猝有兵革之变，一以是言为主，毋侥幸于一战以中贼之计、张贼之威，必持重而不轻动，必详虑而不苟进，非在我者有必不可胜之资而在彼者有必可胜之算，断然不轻发也。
赵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伍，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其后充国乞骸骨，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张栻曰：“汉将臣当以赵充国为最。凡将之病患于用而不详也，充国盖更军事多矣，及闻西羌之事则不敢以遽，而曰‘兵难遥度，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盖思虑之深、经历之多，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将之病在于急近切也，充国则图其万全，陈屯田十二利，持久而为不可动之计，其规模与孔明渭上之师何以异哉？将之病在果于杀而不恤百姓也，充国任阃外之寄而为国家根本之虑，要使百姓安、边疆固而西戎坐销焉，此殆三代之将，非战国以来摧锋折敌者所可班也。反复究其规模，味其风旨，远大周密，拔出伦辈，其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殆可相也，使其为相，必能为国家图回制度，为后世虑，安养百姓，为邦本计，如魏相辈当在其下风耳。”
戴溪曰：“世有所谓智将，有所谓勇将，有所谓常胜之兵，有所谓幸胜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图事揆策，因时制胜，以深谋远虑为先，惟全国全军是务，此智将也；跃马抚剑，穷讨殊斗，贪前利而不恤后害，急近功而不暇远略，此勇将也；以律而出，见利而动，十则围而五则攻，避其锐而乘其弊，此常胜之兵也；勃兴于草野闾巷之中，再鼓于奔北败衄之后，垂亡而复存，转祸以为福，此幸胜之兵也。勇将能效搏执之力，智将能取指纵之功，幸胜之兵可成事于一时，常胜之兵可为法于万世。充国以智将而用常胜之兵，先计而后战，常曰‘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举德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谨’，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又曰‘兵以计为本，故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又曰‘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凡上书至于论列再四，其言深切可为万世法，与夫不度彼己、不计成败，残兵以逞侥幸功名者，岂不相万万邪？”
臣按：自古论兵者多矣，惟赵充国最得帝王全胜之要道焉，万世持盈守成之君所当师法者也。盖创业之君与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创业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其所纠集者皆一时乌合之众，兵虽众而人心不坚，军资有限而馈饷或至于不继，故乘势急战以求决胜，若夫守成之君则不然，上承祖宗之业，内抚人民之众，以众而临寡，以大而制小，以有余而应不足，其于寇盗，除去其害尔，非有所利之也，况其所啸聚者皆吾之民，克之虽可喜而亦可悲，胜之未必得福而败或足以致祸，在我所系者重，故其发之也不可以轻，故非万全决胜必不为也。自世尚孙吴之法，谓兵贵神速，往往以逗遛为将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师与敌国战争不同，彼言各有当耳。惟充国以深远之谋，用常胜之兵，所谓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胜之要道，万世所当师法者也。张栻谓汉将当以赵充国为最，呜呼，岂但汉之将哉，臣窃以为古今论帝王之师者一充国而已，何止最于将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匈奴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谟之臣曷常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
臣按：班固谓汉之诸臣论驭匈奴者不过两科，和亲与征伐而已，然两科之中又各有两科焉，修文而和亲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则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黩武而征伐之则失之暴矣，然此皆视彼以为屈伸强弱，非帝王慎德威怀之道也。是故凡为天下国家者必内无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师，合内外而一之，斯其为帝王驭远之术欤。（以上言征讨）
以上征讨绥和之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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