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志第一百三十七　食貨下六

茶下

　　史卷一百八十四

　　志第一百三十七

　　食貨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荊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榷貨務錢償之。

　　奭等議既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為非。明年，摭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嘗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遜等猶被罰，諮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寖壞。

　　景祐中，三司吏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敝，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

　　既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趣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為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言：「自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為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輦京師金帛，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既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葉清臣為三司使，是歲河北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十萬石[一]詔糴止二十萬石「十」原作「百」，據本書卷一八二食貨志、長編卷一二九改。慶曆二年，又請募人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為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榷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予之。」於是有四說之法。初，詔止行於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

　　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榷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為姦。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

　　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榷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榷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

　　至和三年[二]至和三年按行並邊見錢和糴法事編年綱目卷一五、長編卷一八一均繫於至和二年十一月；長編卷一八四嘉祐元年[即至和三年]十月亦載薛向建議，但屬追敘。此處「三年」當為「二年」之誤。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為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三]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編年綱目卷一六、長編卷一八八，「須」均作「傾」。而通商之議起矣。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荊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并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

　　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

　　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貲，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

　　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奇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

　　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彝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逾厚，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

　　時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

　　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三年九年，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麋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預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

　　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

　　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脩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為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脩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

　　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

　　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為錢三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為錢十，則折輸綿一兩；為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迺即蜀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

　　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雇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難敷也。詔既以佐代杞，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川陝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焉。

　　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己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榷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閔等苟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

　　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榷茶為民害，罷為提點湖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罪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賣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園戶採造黃老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其權，二人皆務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馱以及萬馱，第賞有差，而所買粗惡偽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茶入熙河、秦鳳、涇原路[四]又禁南茶入熙河秦鳳涇原路「茶」字原脫，據宋會要食貨三０之一五、長編卷二八九補。如私販臘茶法。

　　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豐元年秋[五]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豐元年秋「至」字原脫，據長編卷二九七補。凡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錄李杞前勞，以子珏試將作監主簿。蒲宗閔更請巴州等處產茶並用榷法。

　　五年，李稷死永樂城，詔以陸師閔代之。師閔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榷利，尤刻於前，建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為禁地，有博馬、賣茶場，文獨為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羨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施行。初，羣牧判官郭茂恂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茂恂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閔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場都大提舉視轉運使，同管幹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賈種民更立茶法，師閔論奏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稷加為五十萬，及師閔為百萬。

　　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儈主之，故費於牙儈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之敝，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迥、李稷入蜀商度，盡力掊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未至，摯又言陸師閔恣為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即罷之。先是，師閔提舉榷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灼，為患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有侵損戾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蒲宗閔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

　　明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為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為額本。

　　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榷。師閔乃奏龍州仍為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復用，以訖哲宗之世，其掊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

　　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買商茶，以三百萬斤為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州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為雜稅收受。紹聖四年，戶部言：「商旅茶稅五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既寬，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季，課入漏失。且茶稅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內外委官，期一年驅算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承用。

　　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寖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為市，四十餘年，利源寖失。謂宜荊湖、江、淮、兩浙、褔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悉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苟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為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聽焉。

　　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荊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在：蘄州即其州及蘄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羅源、太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篰，官為抽盤，循第敘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

　　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產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擾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斤各增錢十。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榷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掊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陝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部。茶籠篰並皆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竄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鬻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為定，有贏數即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劄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踰數，保內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

　　重和元年，詔：「客販輸稅，檢括抵保，吏因擾民，其蠲之」。未幾，復輸稅如舊。大抵茶、鹽之法，主於蔡京，務巧掊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初，令茶戶投狀籍於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即罷。初，限計斤重，令買新引，茶有贏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須用新引貼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者多，又罷其令。

　　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陝西沒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棄。俄令正茶沒官者聽興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未得於園戶者，期七年，許民間同見緡流轉，長引聽即本路住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紛更，不可勝記，慮商旅疑豫，茶貨不通，迺重扇搖之令。於時掊克之吏，爭以贏羨為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州郡樂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陵轢州郡，蓋莫有言者。獨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懼殿，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鋪戶，安能盡售？均及稅農，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

　　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千六百餘斤。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臘誅，有司議招集園戶，借貸優恤，止於文具，姦臣仍用事，蠹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靖康元年，詔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

　　初，熙寧五年，以褔建茶陳積，乃詔褔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榷，餘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為褔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榷法，自熙寧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榷法。建州歲出茶不下三百萬斤，南劍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為本。」並從之；所請均入諸路榷賣，委轉運司官提舉：褔建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偉，江西朱彥博，廣東高鎛，然子京蓋未免抑配於民。

　　時遠方若桂州修仁諸縣、夔州路達州有司皆議榷茶，言利者踵相躡，然神宗聞鄂州失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戶等以茶粗濫當剝納，為錢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輸茶。初，成都帥司蔡延慶言邛部川蠻主苴尅等願賣馬，即詔延慶以茶招來，後聞邊計蠻情非便，即罷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罷子京事任，令褔建禁榷州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州修仁等縣禁榷及陝西碎賣芽茶皆罷。

　　崇寧二年，尚書省言：「建、劍二州茶額七十餘萬斤，近歲增盛，而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以諸色封樁。繼詔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豐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四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增損為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住賣，後末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倣此；諸路監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褔建茶園如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給免稅新引，重定褔建骨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為率。

　　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創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須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復嚴為之禁。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

　　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戶部侍郎李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乃詔即京、索、天源等河為之，以孫迥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隄岸。四年，場官錢景逢獲息十六萬餘緡，呂安中二十一萬餘緡，以差議賞。元符元年，戶部上凡獲私末茶并雜和者，即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私臘茶獲犯人法。雜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

　　初，元豐中修置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鄭、滑、潁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將即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處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榷法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垜錢。裁元豐制更立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為率。客茶至京者，許官場買十之三，即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詔罷之。

　　明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麴錢法。五年，復罷民戶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茶事併隸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茶事司為名，尋命茶場、茶事通為一司。三年，復撥隸京城所，一用舊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旅販茶起引定入京住賣者，即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創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配諸路，以故致弊，欲止行於京城，仍通行客販，餘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倍，遂創月進。

　　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褔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霅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筍，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興國、潭、建各置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視捕私鹽。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

　　孝宗隆興二年，淮東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郵，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輸翻引錢十貫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榷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幾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榷場折博，除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儈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輸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儈息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元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輸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從人之便。戶部言給賣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輸，餘願專以會子算請者聽。

　　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邈奏請：「隆興府惟分寧縣產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窮索一鄉，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產茶縣不許民擅認茶租。

　　建寧臘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胯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勍等相因為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鳳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鋌之半。十二年，興榷場，遂取臘茶為榷場本，凡胯、截、片、鋌，不以高下多少，官盡榷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鬻建茶於臨安，移茶事司於建州買發[六]移茶事司於建州買發「事司」二字原倒，據宋會要食貨三一之六、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乙正。明年，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自是上供龍鳳、京鋌茶料，凡製作之費、篚笥之式，令漕司專之。

　　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榷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即園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至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為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

　　乾道末年，青羌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累減園戶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初，楊輔為使，遂定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通博馬物帛歲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一十三萬緡隸總領所贍軍，然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為準。

　　自熙、豐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戶既輸二稅，又輸土產，隆安縣園戶二稅、土產兼輸外，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為額，至寧宗慶元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

　　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敘、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其間盧甘蕃馬歲一至焉，洮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焉，疊州蕃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駑，大率皆以互市為利，宋朝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紹興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碉門靈西砦易馬場，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來，為額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