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谓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也。公孙丑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辞也。糜烂其民，使之战斗，糜烂其血肉也。复之，复战也。子弟，谓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内及外；不仁之祸，由疏逮亲。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此春秋所以无义战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程子曰：“载事之辞，容有重称而过其实者，学者当识其义而已；苟执于辞，则时或有害于义，不如无书之愈也。”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书篇名，武王伐纣归而记事之书也。策，竹简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余不可尽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舂杵也。或作卤，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纣，纣之“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然书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非谓武王杀之也。孟子之设是言，惧后世之惑，且长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陈，去声。制行伍曰陈，交兵曰战。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好，去声。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此引汤之事以明之，解见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两，去声。贲，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两，车数，一车两轮也。千，书序作百。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书太誓文与此小异。孟子之意当云：王谓商人曰：无畏我也。我来伐纣，本为安宁汝，非敌商之百姓也。于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焉，于虔反。民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来正己之国也。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规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则在其人，虽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盖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庄周所论斲轮之意盖如此。”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饭，上声。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说文作婐，乌果反。饭，食也。糗，干糒也。茹，亦食也。袗，画衣也。二女，尧二女也。果，女侍也。言圣人之心，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间，去声。言吾今而后知者，必有所为而感发也。一间者，我往彼来，间一人耳，其实与自害其亲无异也。范氏曰：“知此则爱敬人之亲，人亦爱敬其亲矣。”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讥察非常。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征税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后世或收大半之税，此以赋敛为暴也。文王之囿，与民同之；齐宣王之囿，为阱国中，此以园囿为暴也。后世为暴，不止于关，若使孟子用于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类，皆不终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周，足也，言积之厚则用有余。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好、乘、食，皆去声。见，音现。好名之人，矫情干誉，是以能让千乘之国；然若本非能轻富贵之人，则于得失之小者，反不觉其真情之发见矣。盖观人不于其所勉，而于其所忽，然后可以见其所安之实也。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空虚，言若无人然。无礼义，则上下乱。礼义，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无政事，则财用不足。”生之无道，取之无度，用之无节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贤为本。无仁贤，则礼义政事，处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骋其私智，可以盗千乘之国，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邹氏曰：“自秦以来，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传而失之，犹不得也。所谓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后可。”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土神。稷，谷神。建国则立坛壝以祀之。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诸侯无道，将使社稷为人所灭，则当更立贤君，是君轻于社稷也。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礼，而土谷之神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毁其坛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兴起，感动奋发也。亲炙，亲近而熏炙之也，余见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是也。”或曰“外国本，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则理极分明，然未详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闲，无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戹，与厄同，君臣皆恶，无所与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貉，音陌。赵氏曰：“貉姓，稽名，为众口所讪。”理，赖也。今按汉书无俚，方言亦训赖。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赵氏曰：“为士者益多，为众口所讪。”按此则憎当从土，今本皆从心，盖传写之误。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文王也。”诗邶风柏舟，及大雅绵之篇也。悄悄，忧貌。愠，怒也。本言卫之仁人见怒于群小。孟子以为孔子之事，可以当之。肆，发语辞。陨，坠也。问，声问也。本言太王事昆夷，虽不能殄绝其愠怒，亦不自坠其声问之美。孟子以为文王之事，可以当之。尹氏曰：“言人顾自处如何，尽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暗也。尹氏曰：“大学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于天下国家，其有不顺者寡矣。”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径，小路也。蹊，人行处也。介然，倏然之顷也。用，由也。路，大路也。为间，少顷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义之心，不可少有间断也。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尚，加尚也。丰氏曰：“言禹之乐，过于文王之乐。”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礼。丰氏曰：“追，钟纽也。周礼所谓旋虫是也。蠡者，啮木虫也。言禹时钟在者，钟纽如虫啮而欲绝，盖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钟不然，是以知禹之乐过于文王之乐也。”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与，平声。丰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轨，车辙迹也。两马，一车所驾也。城中之涂容九轨，车可散行，故其辙迹浅；城门惟容一车，车皆由之，故其辙迹深。盖日久车多所致，非一车两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余年，故钟久而纽绝；文王之钟，则未久而纽全，不可以此而议优劣也。”此章文义本不可晓，旧说相承如此，而丰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复，扶又反。先时齐国尝饥，孟子劝王发棠邑之仓以振贫穷。至此又饥，陈臻问言齐人望孟子复劝王发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手执曰搏。卒为善士，后能改行为善也。之，适也。负，依也。山曲曰嵎。撄，触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时齐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将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愿，不止为贫贱。盖虽富贵之极，亦有品节限制，则是亦有命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程子曰：“仁义礼智天道，在人则赋于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浊，然而性善可学而尽，故不谓之命也。”张子曰：“晏婴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禀者厚而清，则其仁之于父子也至，义之于君臣也尽，礼之于宾主也恭，智之于贤否也哲，圣人之于天道也，无不吻合而纯亦不已焉。薄而浊，则反是，是皆所谓命也。或曰“者”当作否，“人”衍字，更详之。愚闻之师曰：“此二条者，皆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为性，虽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后五者为命，一有不至，则不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处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张子所谓‘养则付命于天，道则责成于己’。其言约而尽矣。”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赵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齐人也。”“何谓善？何谓信？”不害问也。曰：“可欲之谓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有诸己之谓信。凡所谓善，皆实有之，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是则可谓信人矣。张子曰：“志仁无恶之谓善，诚善于身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则德业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谓圣，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张子曰：“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在熟之而已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程子曰：“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盖在善信之间，观其从于子敖，则其有诸己者或未实也。张子曰：“颜渊、乐正子皆知好仁矣。乐正子志仁无恶而不致于学，所以但为善人信人而已；颜子好学不倦，合仁与智，具体圣人，独未至圣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难者，在有诸己而已。能有诸己，则居之安，资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驯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则能不受变于俗者鲜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于圣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扩充之至于神，则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故其反正之渐，大略如此。归斯受之者，悯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阑也。招，罥也，羁其足也。言彼既来归，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见圣贤之于异端，距之甚严，而于其来归，待之甚恕。距之严，故人知彼说之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义之尽也。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征赋之法，岁有常数，然布缕取之于夏，粟米取之于秋，力役取之于冬，当各以其时；若并取之，则民力有所不堪矣。今两税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为邦本，取之无度，则其国危矣。”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宝得其宝者安，宝失其宝者危。”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祸。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设使幸而获免，孟子之言犹信也。”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屦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馆，舍也。上宫，别宫名。业屦，织之有次业而未成者，盖馆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曰：“子以是为窃屦来与？”曰：“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从、为，并去声。与，平声。夫子，如字，旧读为扶余者非。或问之者，问于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从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从者固不为窃屦而来，但夫子设置科条以待学者，苟以向道之心而来，则受之耳，虽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门人取其言，有合于圣贤之指，故记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恻隐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为，此仁义之端也。然以气质之偏、物欲之蔽，则于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达之于所不能，则无非仁义矣。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胜，平声。充，满也。穿，穿穴；踰，踰墙，皆为盗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达于所忍，则能满其无欲害人之心，而无不仁矣；能推其所不为，以达于所为，则能满其无穿窬之心，而无不义矣。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此申说上文充无穿窬之心之意也。盖尔汝人所轻贱之称，人虽或有所贪昧隐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惭忿而不肯受之之实。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满无所亏缺，则无适而非义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餂，音忝。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隐默，皆有意探取于人，是亦穿窬之类。然其事隐微，人所易忽，故特举以见例。明必推无穿窬之心，以达于此而悉去之，然后为能充其无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施，去声。古人视不下于带，则带之上，乃目前常见至近之处也。举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为言近而指远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谓守约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舍，音舍。此言不守约而务博施之病。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性者，得全于天，无所污坏，不假修为，圣之至也。反之者，修为以复其性，而至于圣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语，盖自孟子发之。”吕氏曰：“无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于无意，复性者也。尧、舜不失其性，汤、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则一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中、为、行，并去声。细微曲折，无不中礼，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于中也。经，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为之也，皆圣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当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祸福有所不计，盖虽未至于自然，而已非有所为而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吕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圣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圣人性之，君子所以复其性也。”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说，音税。藐，音眇。赵氏曰：“大人，当时尊贵者也。藐，轻之也。巍巍，富贵高显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则志意舒展，言语得尽也。”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盘。乐，音洛。乘，去声。榱，桷也。题，头也。食前方丈，馔食列于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谓巍巍然者，我虽得志，有所不为，而所守者皆古圣贤之法，则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杨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孔子则无此矣。”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羊枣，实小黑而圆，又谓之羊矢枣。曾子以父嗜之，父殁之后，食必思亲，故不忍食也。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肉聂而切之为脍。炙，炙肉也。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简，谓志大而略于事。进取，谓求望高远。不忘其初，谓不能改其旧也。此语与论语小异。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进取，獧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绢。不得中道，至有所不为，据论语亦孔子之言。然则孔子字下当有曰字。论语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为者，知耻自好，不为不善之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万章问。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琴张，名牢，字子张。子桑户死，琴张临其丧而歌。事见庄子。虽未必尽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见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门而歌，事见檀弓。又言志异乎三子者之撰，事见论语。牧皮，未详。“何以谓之狂也？”万章问。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声。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见其动辄称之，不一称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则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与之。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进于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洁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乡人，非有识者。原，与愿同。荀子“原悫”，字皆读作愿，谓谨愿之人也。故乡里所谓愿人，谓之乡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为德之贼。过门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见亲就为幸，深恶而痛绝之也。万章又引孔子之言而问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行，去声。踽，其禹反。阉，音奄。踽踽，独行不进之貌。凉凉，薄也，不见亲厚于人也。乡原讥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称古人邪？又讥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凉凉，无所亲厚哉？人既生于此世，则但当为此世之人，使当世之人皆以为善则可矣，此乡原之志也。阉，如奄人之奄，闭藏之意也。媚，求悦于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闭藏，以求亲媚于世，是乡原之行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原，亦谨厚之称，而孔子以为德之贼，故万章疑之。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吕侍讲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则无可举，欲刺之则无可刺也。”流俗者，风俗颓靡，如水之下流，众莫不然也。污，浊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洁而似廉洁。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恶，去声。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称，其言似义而非义也。利口，多言而不实者也。郑声，淫乐也。乐，正乐也。紫，间色。朱，正色也。乡原不狂不獧，人皆以为善，有似乎中道而实非也，故恐其乱德。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反，复也。经，常也，万世不易之常道也。兴，兴起于善也。邪慝，如乡原之属是也。世衰道微，大经不正，故人人得为异说以济其私，而邪慝幷起，不可胜正，君子于此，亦复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而是非明白，无所回互，虽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盖以狂者志大而可与进道，獧者有所不为，而可与有为也。所恶于乡原，而欲痛绝之者，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绝之之术无他焉，亦曰反经而已矣。”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赵氏曰：“五百岁而圣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迟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余也。”尹氏曰：“知，谓知其道也。”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赵氏曰：“莱朱，汤贤臣。”或曰：“即仲虺也，为汤左相。”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贤臣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此所谓闻而知之也。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附录一四书章句附考序
朱子之注四书也，毕生心力于斯，临没前数日，犹有改笔。但其本行世早，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鲜，此注本所以有异也。又有因传写而异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学“欲其必自慊”，后为“欲其一于善”而定也；论语“行道而有得于心”，后为“得于心而不失”而定也；此类是也。传写而异，如论语“卫大夫公孙拔”，误为公孙枝；孟子“自武丁至纣凡九世”，误为“七世”之类耳。传写之误，固注疏家之常事，若夫注是书而毕生心力于斯，没前有改笔，则朱子之注四书也，其用心良苦，其用力独瘁矣。
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极，亦何为也哉？立志于为圣贤，在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国平天下，在体诸身，施于政，亦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即以讲论四书经文，亦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间也。然则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于斯者，何为也哉？盖以四子之书为两间至精之理，为孔门至精之文。为之注者，必至当而不可易，乃与斯文为无所负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况有非朱子原文，为传写所误者耶？况不惟注也，经文历汉以来，授受既远，亦不免有传写之误者耶！
英自癸卯而后，困于棘闱者二十余年。此二三十年间，颇亦手不释卷，而于朱子注之异同处不暇详也。未尝不研摩于朱子文集及朱门诸子集中语录，然于其自论注处则置之。未尝不涉历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东发黄氏日抄，然于其中学、庸注则置之。何也？以为通经致用之学不系此也。十三经经义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于此也！
慨自丁卯，英与儿志忠偕入省，未数日，母病信至，与儿偕返，已抱恨终天。自是每闻人言乡试则心痛，尽弃所业，而就业名山。忠儿感予心之摧伤，亦不乐习帖括。今岁，忠遍觅借古本四书及疏释四书之书，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本及传写未误者，别录一部，而私记考证附于后。有疑则折衷于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惧其折衷之犹未当，命付梓以广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学壮行者所不屑为之之事也。乡使英于屡踬场屋之年，即得所愿，则儿当亦相从于青云之路，求所谓通经致用之学而学焉，又奚暇为此学？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谓穷矣，穷况及于家人，非听儿之不自量而为此迂远也。四方诸君子见其书而教正其中之缪讹，尚其哀英之遇，而谅忠之情也夫！
嘉庆辛未重阳日，吴邑吴英序。
附录二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
吴邑吴英伯和氏撰
辛未夏，儿志忠学辑四书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于予。此非易事也，得不尽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犹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
不待辨者维何？如大学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为定本；其初本则曰：“慊与不慊，其几甚微。”如此之类是也。犹待辨者维何？如大学圣经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欲其一于善。”论语为政章“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得于心而不失也。”如此之类是也。不可不辨者维何？如中庸首章“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此实非定本，其定本则曰：“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如此之类是也。
所以一为不待辨，一为犹待辨，一为不可不辨，何哉？吾苏坊间所行之本，多从永乐大全本。相习既久，人情每安于所习，而先入者常为主。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凡所习坊本既与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夫圣经章“一于善”句、为政章“得于心”句，二者虽有善本可证，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说，然皆与坊本不合，所以犹待辨也。“盖人之所以为人”一段，既与所习熟之坊本不合，为见闻所骇异，而善本及先儒疏释本又但从定本而无所辨说，而又为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骇异？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试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为定论者，我朝所橅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即此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全载学、庸注，其于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岁所亲定，为绝笔之书，未脱稿者八篇。”则殁后而书始出也。殁而始出，则学、庸注岂非所改定者乎？于此又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是则此段之为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决然从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况又下及纳兰氏翻刻西山真氏四书集编亦如是。集编惟学、庸为真氏所手定。真氏亲受业于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则其手定学、庸集编，安有不从最后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从事者乎？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格庵赵氏四书纂疏亦如是。赵氏，其父受业于朱子之门人，故以所得于家庭者溯求朱门之源委而作纂疏，又岂有不从最后定本者？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东发黄氏所着日钞，亦全载学、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黄氏亦渊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钞皆其著作，而乃载章句，岂苟然哉？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云峰胡氏四书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书通，可谓最善，而通于此段亦如是，但惜无辨说。然以他处有辨者推之，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旁求之，复有如此，何不可决之坚矣，而坊本则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缘由，则惟辑释之故：而穷究其源，则自四书附录始也。辑释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录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今坊本四书注，皆仍明胡氏广永乐大全本。大全只剿袭辑释，学、庸尤无增减，虽谓永乐大全即倪氏之书可耳，其于胡氏又何责焉？故论坊本所从之缘由，不谓大全而谓辑释也。倪氏之师，定宇陈氏栎也。陈氏著四书发明，惟主祝氏附录而已。倪氏惟师是从，亦惟主附录而已。故穷究坊本所从之源，则惟在祝氏之附录也。诸儒或多从祝氏者，只以其父讳穆，字和父，为朱子母党，尝受业于朱子。然迹和父所着方舆胜览一书，则其人近于风华淹雅，未必内专性学者。今祝氏四书附录虽未见其全书，而即辑释所载引诸说以观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为四书通道之矣。四书通曰：“如为政章祝本作‘有得于心’，则于改作‘得于心而不失’，祝未之见也。”通之说有如此，仍倪氏后生不能择善以从，而因阿其师以及祝氏。至颠倒是非，即朱子口讲指画之言，而亦弗之信焉，何其无识欤？而祝本之为非定本可以决然矣。然犹可委者，曰“源略远，派亦分矣”；乃祝本之为非定本，更有即出于朱子后嗣之人之言为祝氏微辨者，即出于信从祝氏之人自呈破绽者。倪氏辑释引陈氏四书发明之言曰：“文公适孙鉴书祝氏附录本卷端云：‘四书元本，则以鉴向得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按此语：曰“元”，宗之也；曰“则以”、曰“所”、曰“者”，别有指之辞也；曰“得”，则已失也。子明题祝本也如是，则是明明谓祝本与子明所得之本不合矣，明明谓祝本非刊之兴国之本矣，明明谓祝本非绝笔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犹自失之而觅得之，况祝氏何从得乎？其不直告以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辞其意则显然也，而祝氏不达。陈氏信祝本而载之于发明，而倪氏又述之于辑释，皆引之以为祝本重，亦未达也。又何其并皆出于卤莽耶？而祝本之为非定本更可以决然矣。祝本如此，则其相传以至于辑释，亦如此矣；辑释如此，则其脱胎于此之大全，亦如此矣；大全如此，则从大全之坊本，亦如此矣。总之不知朱子改笔之所以然尔。
今取此段而细绎之，熟玩之，即其所以必改之旨有可得而窥见者。“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二句，浑括“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二句，不复分贴，以首节三句，原非三平列也。道从性命而来，性命从天而来。“修道之谓教”，即道中之事，即天命中之事也。其不曰“性之所以为性”者，以经义系于明吾人之有道，而不系于明性也。“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三句，一气追出“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二句来，方才略顿，使下文“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二句，直腾而上接也。“本于天而备于我”，与此章总注“本原出于天，实体备于己”恰相针对，虽总注多“不可易”、“不可离”两层，然“不可易”即“出于天”足言之耳，“不可离”即“备于己”足言之耳，非有添出也。即此“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一句之中，亦已具有“不可易”、“不可离”之意。性、道、教无一非不可易，无一非不可离也。次节经文，特从首节三句中所蕴含之意抽出而显言之，使首次二节筋络相联耳。“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二句正为此节经文推原立言之所以然处，正得子思吃紧启发后学心胸之旨。此节注要义在此，故下文“子思于此首发明之”二句，十分有力。一部中庸，其使学者知所用力自不能已之意居其半也。“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乃是勉励之辞。改本之精妙如此。若初本“知己之有性”云云，尚觉粗浅而未及精深，况三平列，亦依文而失旨，虽似整齐，而仍于第一句遗“命”字，于第三句遗“道”字，文亦未能尽依。董子所谓“道之大原”云云，为知言则可矣；若引来证中庸此节，则为偏重“本于天”意，而未及“备于我”意，则是仍未免遗却亲切一边意矣。定本与未定本相较，虽皆朱子之笔，而尽善与未尽善县殊。朱子岂徒为好劳？岂乐人之取其所舍而舍其所取耶？乃辑释反为引陈氏之言曰：“元本含蓄未尽，至定本则尽发无余蕴。”是粗浅则得解而以为尽发，精深则不得解而以为含蓄，似为无学。又引史氏之言曰：“‘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不过称赞子思勉励学者之言，不复有所发明于经。”是以钩深致远之言，仅视为称赞而勉励，似为无见。又引陈氏之言曰：“‘知己有性’六句，义理贯通，造语莹洁，‘所以为人’三句，未见贯通之妙。至‘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其义方始贯耳。”是讨寻章句而仅乃用其批评帖括之笔，似为无知。此所以缪从祝本，而致令圣经贤传传授心法之文，大儒毕生尽心力而为之以成其至粹者，千百阙其一二，故曰不可不辨也。
“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一句，四书通曰：“初本‘必自慊’，后改作‘一于善’。朱子尝曰：‘只是一个心，便是诚；才有两，便自欺。’愚谓易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阳一而阴二也。一则诚，二则不诚。改‘一于善’，旨哉！”通之说如此，则“一于善”为定本无疑也。诚其意者，自修之首，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为善以去恶之义，而此节后言致知，先言诚意，不比下节及第六章皆承致知来也。“一于”二字，有用其力之意，正与第六章注“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恰相针对也。若作“必自慊”，则终不如“一于善”之显豁而缜密也。改本之胜于初本又如此，而辑释顾乃又引陈氏之言曰：“‘一于善’，不若‘必自慊’对‘毋自欺’，只以传语释经文，尤为痛快该备。”夫传本释经，何劳挹注？以用传释经为快，不如不注，而但读传文矣。圣经三纲领犹必言善，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何以反谓该备耶？“得于心而不失也”一句，四书通曰：“初改本云：‘行道而有得于心。’后改本云：‘得于心而不失。’门人胡泳尝侍坐武夷亭，文公手执扇一柄，谓泳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复失之，如无此扇一般。’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通之所引如此，则“不失”为最后定本无疑也。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得字承上“为政”二字来。得于心者，心正也。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天下正，所谓“正人之不正”者，此也。不失者，兢兢业业，儆戒无虞，罔失法度也。不失，便是不已无息也。若作“行道”，则上文既言“政之为言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则“得于心”句正宜直接，而于此复加以“行道”二字，岂不赘乎？初本是“行道而有得于身”，次改“身”作“心”而仍未去“行道”二字者，沿古注而未能尽消镕耳。况不失，则道之行也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行道，则虽有得于心而未见其必不失也。最后改本之胜于初次二本又如此，而辑释顾乃又引陈氏之言曰：“此必非末后定本，终不如‘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精当。‘得于心而不失’，得于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处，不必遽云不失。‘据于德’注‘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道得于心而不失，乃是自‘据’字上说来。况上文先云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若遽云不失，则失之急。大学序谓‘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于心，参观之而祝氏定本为尤信。”是又皆缪证。夫大学序之言躬行也，上有“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之文，下有“当世之人”之文，故其间不得不言躬行也。若为政以德，则其所为者即其所以。所为所以，非有异时，何得多添“行道”二字于其间乎？“据于德”注之言行道也，经文上有“志于道”之文。“据于德”德字原根道字来，故注德字不得不言行道也。若为政以德，德字即承政字来，何必增“行道”二字，反似政在行道之外乎？中庸说到“不显惟德”，亦此德字，何得谓方解德字，未到持守处耶？又引史氏之言曰：“定宇谓得于心者何物？此说极是。大学释明德曰：‘所得乎天。’便见所得实处。今但曰得于心，而不言所得之实，可乎？况不失为进德者言，为政以德是盛德，不失不足以言之。”是又缪议。不失二字即得字而足言之也。为邦章注曰：“一日不谨则法坏矣。”故必言不失以足之。岂盛德不可言不失耶？大学注谓“人之所得乎天”，以见德非大人所独有；此节注不言行道，以见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而乃妄以为罅漏也而议之耶？故曰犹待辨也。
若夫诚意章注，坊本与定本合，固不待辨矣。然祝本有诸处不合定本，而独于最后所改之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无殊。夫此以年谱考之，是在没前三日所改者也，何以祝本反得与之合耶？陈氏信祝本为定本，以他本为未定本，而惟此无殊，陈氏亦自不解。即倪氏从陈氏，而倪氏亦自不解。然此亦易解也。子明之题祝本也，即曰“向得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则晚年所更必不能缕述，而绝笔所更必为之述于此，以扬先人之精勤。祝氏得此语，潜为改正，而秘其因题得改之由。自谓此本今而后人之见之者，皆以为晚年绝笔所更定之本矣，于是但述所云“四书元本”以下二十六字，示人谓此最后定本之证也。况朱子之疾，来问者众，殁前有改笔，及门必述传一时，祝氏因得闻而窃改。若其余诸处，安得尽闻之而改之乎？此所以他处多未定本，此处反得定本也。陈氏既不得其解，易年谱以就之。辑释引陈氏之言曰：“‘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一句，惟祝氏附录本如此，他本皆作‘欲其一于善”。年谱谓：‘庆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诚意章句。甲子，公易箦。’今观诚意章，则祝本与诸本无一字殊，惟此处有‘一于善’三字异，是其绝笔改定在此三字也。”倪氏又不得其解，亦疑年谱。于辑释摘录年谱而附其说于后曰：“鉴有晚年改本之说，愚考之年谱，无一语及晚年改本之论，似为可疑。”信如陈氏、倪氏之言，是年谱有讹文也。夫惟知信祝本，而于其罅隙可疑之处，不能因疑生悟，而强断年谱之文为有讹，抑何愚乎！不待辨者，窃更有所解如此，若不可不辨者甚多，不能尽记。
予有健忘之疾，恐尽忘而无以请正于先生朋友也，故姑取其尤要者记焉。忠所学附考粗就，因命忠刻此以弁于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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