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书》
蜀 汉王崇
亡
《蜀记》
七(《唐志》)
晋 王隐
亡
《蜀本纪》
晋 汉谯周
亡
见《三国志裴注》。
《汉春秋》
(《唐志》)
晋 习凿齿
亡
即《汉晋春秋》五十四卷之一部，其所谓汉即后汉及蜀汉也，《隋志》作《汉晋阳秋》，盖由避讳。
以上蜀汉。
《吴书》
五十五(《隋志》下同)
吴 韦昭
亡
纪传体。
《吴记》
九
晋 环济
亡
《吴录》
三十
梁 张勃
亡
以上吴。
《三国志》
六十五
晋 陈寿
存《叙录》一卷亡
内《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以上合三国为一书。
右所著录者，可分官修、私修两类，如王沈之《魏书》，韦昭之《吴书》，属于官修者也；其他诸作，多属于私修。至陈寿乃合诸氏之史，以为《三国志》，而集官私各书之大成焉。纂魏书者，有卫觊、缪袭、韦涎、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多人，而终就其业者则王沈也。纂吴书者，有丁孚、项峻、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华覈，其后韦昭独终其书。以上二书，皆承魏、吴二主之命而修者也。陈寿尝谓蜀汉国不置史，记注无官，而刘知幾以为厚诬诸葛，蜀以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卻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其事具载《蜀志》(《史通 史官》)。兹考《华阳国志》(十一)《后贤志》，王崇于蜀为东观郎，入晋后著《蜀书》，颇与陈寿不同，今陈书不见崇名，知幾所见《蜀志》，若非崇之《蜀书》，即《华阳国志》也。《三国 蜀志 后主传》，景曜元年，亦有“史官言，景星见”之语，此所谓“史官”乃太史令之异称，实历官也。或据此以为蜀有史官之明证，殊为失考；而知幾谓寿之父为诸葛所髡，故加兹谤议，则亦未必可信也。王崇虽官于东观，而所作《蜀书》，仍为私修之史，其不著录《隋志》，以已早亡故也。《史通》谓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正史篇》)，其时盖在王沈《魏书》之前，今其书佚文甚多，可以窥见大略，裴松之据以补注陈书之阙略，亦可称之名著已。
《晋书 陈寿传》云：
寿仕蜀为观阁令史，及蜀平，除著作郎，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颈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原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
《华阳国志 后贤传》亦云：
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中书监荀勗、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
《三国志》成于晋初，是时后汉史，仅有东观纪谢承书可资采撷，而谢书恐未大传于世，至范晔之撰《后汉书》，则远在陈寿之后，故其《外夷传》多取材于寿书，《隋志》以下，迄于今之二十四史，列范书于陈前者，盖以朝代为次，非论作者之先后也。《晋书》陈寿本传《论》云：“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其推许甚至，当代称寿有良史之才，以为马班之亚，不诬也。或谓寿不帝蜀汉，而为魏作本纪，又曾厚诬诸葛，谓将略非其所长，《晋书》又载其因乞米不与，而不为丁仪、丁廙立传，不悟晋以承魏，魏以承汉，寿身为晋臣，若帝蜀汉，必蒙骈首之诛，寿于《诸葛亮传》后，盛称其才，又为诸葛撰《集》，表上之，即有微词，决非谤语，至乞米事，尤为影响之辞，《晋书》好采杂说，故以入传，然于其上冠以“或云”，以明其事之难信（于诸葛髡其父亦然），究之马班而后，应推寿作为佳史，则千载以来，无异议者 。故刘勰论之曰：“魏代之雄，纪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徵，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晋人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其用意盖以裁正桓温之觊觎非望(《晋书》本传)。说者谓习氏生于晋室南渡之后，与蜀汉之偏安相类，异于陈寿所处之境地，故得奋笔而申其所见。其后朱熹作《纲目》，帝蜀伪魏，亦当南宋偏安之日，正其显证。若宋萧常、元郝经之作《续后汉书》，明谢陛之作《季汉书》，皆承习氏，而以帝蜀伪魏为旨趣者也。然陈书虽未帝蜀，而亦未尝尊魏，其以三国之史，并列而分署，曰《魏书》、《蜀书》、《吴书》，用示三分鼎足之势，若以帝魏为旨趣，则必仿《晋书》之例，为蜀、吴二国各撰载记，而统署曰《魏书》，不得以“三国志”题之矣。且寿虽官著作，而所撰实为私史，当撰著之时，见其稿者，虽有张华、荀勗、夏侯湛，而未尝上之于朝，又以撰魏志有失勗意，摈之于外 。盖晚年归老于家，其书始就，殁后，范頵乃得表上之。《晋书》纪之曰，官就家写其书，则不同于王沈、韦昭等官修之史明矣。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寿书高简有法，允矣。然宋文帝病其简略，乃命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本《史通 正史》)，及其奏上，文帝善之，称为不朽之作（《宋书》本传）。松之自谓作注之旨趣有四：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论辨。清《四库提要》则曰：“松之受诏为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有六：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考裴注采录之书，约一百五十种，故搉论属于三国时之史料 ，谓之异闻错出，其流最多(本《史通 正史》)，而裴氏悉加采撷，可谓极注家之能事，然吾谓与其谓裴氏为注史，无宁谓为补史，读《三国志裴注》，应作《三国志补编》读之，与读《史记》之三家注、《汉书》之颜注、《后汉书》之章怀注，大异其趣。惟刘知幾则讥其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则失之过甚。盖刘氏之世旧典多在，可资博览，故深病裴注之繁，若在今日，转藉裴注以考见古籍之鳞爪，故弥觉其可珍，此因处境之异，而见地不同，未可执彼而议此也。
其次则晋史，唐太宗时，诏修《晋书》，有前后晋史十八家之语 ，兹以《晋书》及隋、唐二《志》考之，所得各家撰述，略如左表，《唐志》之卷数有异同者，亦附记焉。
书 名
卷 数
著者
存亡
附 考
《晋书》
《隋》九十三
《唐》八十六存八十九
晋王隐
亡
荀绰有《晋后书》十五篇，见《晋书》本传。
《晋书》
《隋》四十四
《唐》五十八存二十六 晋虞预
亡
(晋书)
《隋》十四
《唐》十四存一十
晋朱凤
亡
《晋书》
三十余
晋谢沈
亡
仅见《晋书》本传，隋唐二《志》无之。
《晋中兴书》
《隋》七十八
《唐》八十
晋何法盛
亡
《南史》三十三。言法盛窃郗绍之稿而撰《中兴书》。
《晋书》
《隋》三十六
《唐》三十五
宋谢灵运
亡
《晋书》
《隋》、《唐》一百一十
齐臧荣绪
亡
《晋书》
《隋》一百又二《唐》九存十一
粱萧子云
亡
《晋史草》
三十
粱萧子显
亡
《晋书》
七
梁郑忠
亡
《晋书》
一百一十
梁沈约
亡
《东晋新书》
七
梁庾铣
亡
以上纪传体。
《晋纪》
四
晋陆机
亡
《晋纪》
二十三
晋干宝
亡
《晋书》本传作二十卷。
《晋记》
十
晋曹嘉之
亡
《汉晋春秋》
《隋》四十七《唐》五十四
晋习凿齿
亡
《隋志》作《汉晋阳秋》，由于避讳。
《晋纪》
十一
晋邓粲
亡
《晋书》本纪作《元明纪》十篇。
《晋阳秋》
三十二
晋孙盛
亡
简文帝太后郑氏讳阿春，改春为阳，见《宋书 州郡志》。
《晋纪》
二十三
宋刘谦之
亡
《晋纪)
十
宋王韶之
亡
《晋纪》
四十五
宋徐广
亡
《续晋阳秋》
二十
宋檀道鸾
亡
《续晋纪》
五
宋郭李产
亡
以上编年体。
右所列者，凡二十三家，谢沈之书，不见《隋志》，盖已不传，郑忠、沈约之《晋书》，庾铣之《东晋新书》，皆亡于唐前，故《隋志》注亡字以明之。唐初可考者，应为十九家，而刘氏谓之十八家者，岂以习氏之书，上包后汉三国，不专纪晋事，故去而不之数欤 或以其书主汉斥魏，故废不用，则臆说也 。
陆机《晋纪》，仅纪宣、景、文三世之事，谓之三祖，而三祖皆为追号；干、习二氏皆纪至愍帝；王隐、虞预、朱凤、谢沈，皆东晋初人，故所撰《晋书》，亦仅西晋四朝之事；何法盛始为东晋撰史，故称曰《中兴书》；邓粲之《纪》，仅记元明二帝，一称曰《元明纪》；徐广之书，虽无明文，所纪亦当限于东晋。其他如孙、王、檀、郭诸氏，或专详东晋，或兼记两晋，则史所未详，不能臆定。谢灵运之书，撰于晋亡之后，当兼详两晋，而书竟不就，本传亦明言之矣。其能囊括两晋之事，以成一代之典者，仅臧荣绪、萧子云、沈约三氏耳。据《南齐书 高逸传》，称荣绪之书一百十卷，纪录志传俱备。同时之褚渊，尝谓其蓬庐守志，沈深典素，追古著书，撰《晋书》十袠，赞论虽无逸才，亦足弥纶一代，是其书之价值，可以窥见 。往者王鸣盛考论及此，以谓荣绪既勒成司马氏一代事迹，各体具备，卷帙繁富，谅有可观，即以垂世，有何不可，乃唐贞观中，房玄龄奏令狐德棻重修《晋书》，号为太宗御撰，而荣绪之书竟废，吾为荣绪愤之 ，是可为臧氏千载下一知己矣。萧、沈二氏之书，虽亦为完作，然《隋志》著录时，沈书已亡，萧书仅存十一卷，其视臧书何若，无从质证，可以勿论，惟刘知幾谓贞观撰《晋书》成，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史通 正史》)，是诸家旧史之渐就湮废，本为自然之趋势。知幾又称，房玄龄所主修者为《新晋书》(见《史通》《题目》、《暗惑》二篇)，是亦因臧氏之书具在，而系新旧之名以别之，亦犹两《唐书》、两《五代史》，各系以新旧之称也。臧氏《旧晋书》，当亡于安史之乱，其后惟存贞观新撰书，而后世遂不复知有《新晋》之名 ，此考《晋书》者所宜知也。
评骘诸家《晋书》之得失者，具于《晋书》“传论”，《晋书》第八十二卷所载，除陈寿、王长文、虞溥、司马彪四家之外，如王隐、虞预、孙盛、干宝、邓粲、谢沈、习凿齿、徐广，皆为私修《晋书》之史家，而复为之“总论”。云：
王氏虽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干宝《晋纪》)安国(孙盛字)，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坠，邓粲、谢沈，祖述前史，葺宇重轩之下，施床连榻之上，奇词异义，罕见称焉。习氏、徐公，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向荣，君子不取，，而彦威(习凿齿字)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野民(徐广字)运遭革命，流连于旧朝，行不违言，广得之矣。
贞观二十年闰三月诏修《晋书》之文，亦云：十有八家，虽存记注，才非良史，书非实录，荣绪烦而寡要，行思(谢沈字)劳而少功，叔宁(虞预字)味同画饼，子云学堙涸流，处叔(王隐字)不预于中兴，法盛莫通乎创业，洎乎干、陆、曹、邓，略纪帝王，鸾、盛、广、松，才编载祀，其文既野，其事罕有(《玉海》四十六)。此即唐之君臣对《晋书》所下之评语也。所评骘未必悉当，然可窥见大略。至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始命房玄龄等主修《晋书》《旧唐书 房玄龄传》，谓玄龄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与其事者，有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以好采诡谬碎事，论者所病。又以李淳风深明星历，主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为可观。而太宗自著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之四论，于是号其书为御撰。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大略如此。此书为鸠集多人，设局纂修而成，虽用后汉东观修史之成法，亦实开后来官修诸史之先例，大异于往者私修诸史。是时所成诸晋史，以臧书为最完整，故取以为主，是又可考而知之者。
其次则十六国史，其可考者，多见《隋志》，具载后表；其有不见《隋志》者，亦撷其要籍列入，惟注所出于附考栏中，再有不足于此，则近人所辑《晋书》艺文、经籍等志，可
覆按也 。
书 名
卷数
著 者
存 亡
附 考
《汉赵记》
十
前赵和苞
亡
记前赵刘氏事。
《赵书》
十
燕田融
亡
记后赵石氏事，一名《二石集》，《唐志》作《赵石记》二十卷，徐光等撰《上党国记》早亡。
《二石传》
二 晋王度
亡
度又作《二石伪治时事》二卷。
《汉之书》
十
晋常璩
亡
记蜀李氏事，《唐志》又作《蜀李书》九卷。
《燕记》
○
燕杜辅
亡
纪前燕事，见《史通》。
《后燕书》
三十
后燕董统
亡
见《史通》。
《燕书》
二十
后燕范亨
亡
合纪前燕、后燕慕容氏事，申秀亦撰《燕书》。
《燕书》
○
后燕封懿
亡
见《魏书》本传。
《南燕录》
五
燕张诠
亡
纪慕容德事，下同。《唐志》作《南燕书》。
《南燕录》
六
／、
燕王景晖
亡
《南燕书》
七
游览先生
亡
不详何时人。
《燕志》
十
魏高闾
亡
纪北燕冯跋事，此书实韩显宗撰．
《秦书》
八
何仲熙
亡
记前秦苻氏事。又有车频《秦书》三卷。
《秦记》
十一
宋裴景仁
亡
此书实因赵整车频之《秦记》。
《秦记》
十
魏姚和都
亡
记后秦姚氏事。
《凉记}
八
燕张谘
亡
记前凉张氏事，下同。
《凉国春秋》
五十
凉索绥
亡
见《史通》。
《凉记》
十二
凉刘庆
亡
《凉书》
十
凉刘昞
亡
《西河记》
晋踰归
亡
《凉记》
十
凉段龟龙
亡
纪后凉吕氏事。
《凉书》
十
魏高道谦
亡
纪北凉沮渠事。
《凉书》 十
魏宗钦
亡
同上。
《托跋凉录》
十
无撰人
亡
纪南凉秃发氏事。
《敦煌实录》
十
凉刘昞
亡
纪西凉李氏事。
《夏国书》
赵思群等
亡
纪赫连氏事，早亡。
以上十六国史单行本，独缺西秦乞伏氏。
《十六国春秋》 一百
魏崔鸿
原书亡，有伪本、辑本。
《三十国春秋》
二十一
梁萧方等
亡
有辑本，此书以晋为主，附刘渊以下二十九国。
《三十国春秋》
一百
武敏之
亡
同上，名见《唐志》。
《战国春秋》
二十
李槩
亡
同上亦纪十六国之事。
以上十六国史合辑本。
唐初撰《隋书 经籍志》，始著“霸史”之目。其序云：
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纪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
同时刘知幾于所著《史通 正史篇》中，榷论十六国史之原委较详，然自《十六国春秋》书行，而十六国史尽归散亡。其可述者，独有崔氏之书而已。
《魏书 崔光传》云：
从子鸿，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慕容偶、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即增损褒贬焉。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闻其撰录，诏鸿送呈，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后典起居，乃妄载其表曰：(中略)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不同，定为一书。(中略)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暨正始元年，写乃向备。谨于吏案之暇，草构此书，区分时代，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三豕五门之类，一事异年之流，皆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乞敕缘边求采。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统括大义。鸿意如此。后永安中，鸿子子元为秘书郎，乃奏其父书曰：臣亡考鸿刊著赵、燕、秦、夏凉、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今缮写一本，乞藏秘阁。
盖鸿于生前迄未敢将书进呈，虚撰表文，以求免祸，至殁世后，其子乃表上之，细按传文可知也。又《史通 正史篇》云：
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异同，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一百二卷。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
凡上所述，即崔鸿撰书之始末及其命意之所在也。考崔氏之书，以晋为主 ，又有表 、赞、序、例(见前)，区分时代，各系本录，体载详备，足以包举诸家。惜其书于宋代之《崇文总目》即不见著录，晁、陈以下更无其名，然《太平御览》撰于宋初，犹见称引，司马光撰《通鉴考异》，亦屡及之，光所见者，固非全帙，而其书亡于北宋中叶以后，则无可疑也。世所流传之《十六国春秋》一百卷，经清代考定，为明人屠乔孙、项琳、姚士粦辈之伪作 。今细检之，乃取《晋书》张轨、李暠(原作李玄盛)两传，及载记三十卷之专详十六国事者，并《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所引《十六国春秋》佚文，一一书录联缀而成一编，摭拾略备，用心颇苦；惟《魏书》所叙十六国事，其文不必悉同崔书，而作伪者亦为采入，称为鸿作，则谬妄之尤者也。吾谓后人重辑十六国史，应不出两途：其一，应以辑逸为主，先就《类聚》、《御览》所引，明知其为崔书者，录为一辑，再就他书所载之虽未明言为崔书，而确知其必出于是者，取而附益之，如清代汤球《十六国春秋》辑本是其例也。其二，应以史事为主，不必限为崔书，凡古籍中涉及十六国事者，悉以入录，不遗只字，而一一注明所出于下，如马骕之撰《绎史》，即其例之最佳者。屠氏所作，实同《绎史》，诚能将所辑之书，一一注明，则不失为十六国史之佳本，何必托名崔鸿，而以作伪为哉。浦起龙曾谓，屠氏欲起斯废，毋假初名，毋袭卷数，显号补亡可也，匿所自来，掩为已有，真书悉变为赝书矣，所论诚为中肯。然屠氏之书，署为鸿作，则非攘人之善以为已有者，实以崔鸿原作，大略不出于是，至其已蹈于作伪，则不之知，何若自署其名称为辑本之为得也。
唐修《晋书》，兼引十六国史，而撰三十《载记》，《史通》已言之矣(《正史篇》)。其所采者，固以崔书为多，然亦兼采各国史之原作。汤球辑本，以《汉魏丛书》之简本《十六国春秋》为主，而以《晋书》张、李两传及《载记》全文补足之，其中有与诸书所引不同者，再据以改正之。球谓《晋书 载记》所叙十六国事，实采崔书而成，尚无大误，然遽谓《载记》之文，即同于崔书，一一录出，以为不异原作，虽异乎屠氏之作伪，亦不免失于武断矣。《隋志》于《十六国春秋》下，附载《纂录》一十卷，未注为何氏之作，汤球谓即《汉魏丛书》著录之简本(凡十六卷)，由后人摘录崔书而成，校以《通鉴考异》所引，悉与此同，例所称《十六国春秋钞》者，即此本也。又据北齐修《文殿御览 偏霸部》所载，亦悉与简本相同，遂名是书曰《十六国春秋纂录》，并改订十六卷为十卷，以蕲合《隋志》之数，是亦可谓史学界之一发见矣。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汤氏有焉。
其次则南北朝史，部次颇多，有修于唐以前者，有修于唐初者，其中有官修者，有私修者，兹就可考者，列表明之，表中所列，悉据隋唐二志，非有异同，则不复别白云。
书 名
卷 数
著 者
存亡
附 考
《宋书》
六十五
宋徐爰
亡
《宋书》
六十一
无撰人
亡
宋大明中。
《宋书》
六十五
齐孙严
亡
《宋书》
一百
梁沈约
存
以上纪传体．
《宋书》
三十
王智深
亡
《宋略》
二十
宋裴子野
亡
《唐志》：王智深《宋纪》三十卷．
《宋春秋》
二十
梁王琰
亡
《唐志》：鲍衡卿《宋春秋》二十卷。以上编年体。
《齐书》
六十 存五十九
梁萧子显
存
今本佚其叙传一卷
《齐纪》
十
梁刘陟
亡
《唐志》作《齐书》。
《齐纪》
二十
梁沈约
亡
以上纪传体。
《齐史》
十三
梁江淹
亡
《齐春秋》
三十
梁吴均
亡
《齐典》
五
隋王逸
亡
《齐典》
十
齐熊襄
亡
《唐志》作《十代记》。以上编年体。
《梁书》
一百 存四十九
梁谢贞
亡
《梁史》
五十三
陈许亨
《梁书帝纪》
七
隋姚察
《梁书》
三十四
谢昊、姚察
亡
《梁书》
五十
唐姚思廉
存
以上纪传体。
《梁典》
三十
隋刘璠
亡
《梁典》
三十
陈何之元
亡
《梁后略》
十
隋姚最
亡
以上编年体．
《陈书》
四十二
陈陆琼
亡
《陈书》
三 顾野王
亡
《陈书》
三 傅縡
亡
《陈书》
三十六
唐姚思廉
存
以上纪传体。
以上南朝各史。
《后魏书》
一百三十
北齐魏收
存
今本只称《魏书》。
《后魏书》
一百
隋魏澹
亡
《隋志》作魏彦深，彦深即澹之字。
《魏书》
一百
唐张太素
亡
以上纪传体．
《北齐未修书》 二十四
隋李德林
《北齐书》
二十 唐张太素
亡
《北齐书》
五十
唐李百药
存
以上纪传体。
《齐志》
十
隋王劭
亡
《唐志》作《北齐志》十七卷。
《齐书》
一百
同上
亡
《北齐纪》
二十
隋姚最
亡
以上编年体。
《周史》
十八
隋牛弘
亡
《后周书》
五十
唐令狐德棻
存
今本只称《周书》。
《隋书》
隋王劭
亡
仿《尚书》纪言体。
《隋书》 三十二
唐张太素
亡
《隋书》
八十五 内“志”三十卷
唐魏徵等
存
以上纪传体。
以上北朝各史。
《南史》
八十
唐李延寿
存
《北史》
一百
同上
存
以上南北朝合史．
右列南朝诸史，为宋、齐、梁、陈四代，此《南史》所据以成书者也。北朝诸史，为魏、齐、周、隋四代，此《北史》所据以成书者也。南北朝诸史之已亡者，多属私修，《史通 正史篇》，已略论之，可供研考，无事赘述。兹第就见存诸史论之，仅萧子显之《南齐书》，出于自撰，书成而上之于朝，若沈约之《宋书》，则于齐武帝永明五年，被诏纂修，六年二月上之，魏收之《魏书》，则齐文宣帝天保二年，被诏纂修，又命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陆仲让等同预其役，实开唐初设局修史之先声。书成上之。至梁、陈、北齐、周、隋五史，私家不乏作者，多来成书，唐高祖武德中，令狐德棻始议纂修，久而未就，至太宗贞观三年，乃诏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书》，李百药修《齐书》，姚思廉修《梁》、《陈》二书，魏徵修《隋书》，而以房玄龄总监诸史，至贞观十年五史俱成，合称《五代纪传》，凡二百二十五卷 ，此为唐初官修之五史，一称《五代史》者是也。隋姚察始撰梁、陈二史，《隋志》著录之《梁书》帝纪七卷，即察未成之稿也，察亦仅成《陈书》二卷，唐太宗因其父子世业，故命其子思廉踵成之。隋李德林亦成《北齐书》二十四卷，著于《隋志》，称曰《未修书》，以明为未成之作，唐太宗命其子百药，续成《北齐书》，亦犹姚思廉之继姚察耳。是则梁、陈、北齐三书，官修其名，而私撰其实也。依此求之，沈约之修《宋书》，虽受命时君，而奋笔一室，不假众手，亦与私撰无殊，即魏收之书，多人为助，亦与唐以后设局纂修之史不同，谓为出于魏收之私撰，亦无不可也。唐代所修五史，惟令狐德棻主修之《周书》、魏徵主修之《隋书》，成于众手，是为官撰，与魏晋南北朝私家所修诸史，大异其趣，是则与梁、陈、北齐三书，不可并论者耳。
李延寿之作《南史》、《北史》，本为承其父大师之遗志，《北史 序传》，曾详言之。其略云：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尝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宋、齐、梁、魏四代有书，自余竟无所得，……家本多书，因编辑前所修书，贞观二年终，……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子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下删削，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子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至五年以内忧去职，服阙，从官蜀中，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所阙，未得终。十五年任东宫典缮丞，令狐德棻又启延寿修《晋书》，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褚遂良奉敕修《隋书》十志，复准敕召延寿撰录，因此遍得披寻，五代史既未出，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家素贫罄，又不办雇人书写，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自手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几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南史》、《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次以《北史》谘知，亦为详正。
又延寿《进上<南史>、<北史>表》云(见《序传》)：
不揆愚固，私为修撰，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一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就此八代，而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十志未奏，犹未出，然其书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怀慕尚，又备得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连缀改定，止资一手，故淹时序，迄今方就。
寻此所论，《南》、《北》二史悉由延寿自造，不假众力而成。故一则曰私为修撰，再则曰止资一手，以示别异于贞观官撰之五史，此诚陈寿、范晔以后所仅见者也。司马光称延寿之书，乃近世之佳史。虽于讥祥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净，比之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陈寿之后，唯延寿可以亚之(《贻刘道原书》)。此由修《通鉴》时，细心称量而出，自属确评。大抵二史之效，即为删繁就简，往者赵翼尝取八史核对，延寿于宋、齐、魏三史，删汰最多，以其芜杂太甚也；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则增删俱不甚多，以五史本唐初所修，延寿亦在纂修之列，已属善本故也。故翼又总称之曰，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洵称良史 。此盖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谓“南北史粗得作史”之体一语同其意旨者。尝谓三代以下，汉唐为盛，而汉之前有秦，唐之前有隋，皆所以为其统一之先驱。隋开国未久，即灭陈而统一南北，不得侪于南北对峙之七朝，而李氏必以列入《北史》，何也 夫陈氏《国志》，称曹魏为本纪，所以明晋统，李氏《北史》，侪隋代于七朝，所以尊唐宗，皆所谓有意为之，不协于议论之公者也。
今本宋、南齐、魏、北齐、周五史，皆有阙略，而《北齐》、《周书》尤甚，除《南齐》外，多取李氏《南》、《北》二史补之，《魏书》之中，间有采魏澹书补入者，今取诸史观之，似为整齐之作，而实则残阙不完。梁章钜谓自《南、北史》行，而八书俱微，诵习者鲜，故愈久而阙佚愈甚(《退庵随笔》十四)，信为笃论。是则八书转赖《南、北史》以传，而《南、北史》之有功于史学，亦大矣哉。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以梁、陈、北齐、周、隋五史无志，诏修《五代史志》，以长孙无忌监修，至高宗显庆元年成书奏上，此即附于《隋书》之十志凡三十卷者是也。《史通 正史篇》叙及此事，谓修志者为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五人，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所论最为辨晰，其编入《隋书》者，以其序为最后耳。吾谓此等编次之法，最得史体，其他四史，则不必一一作志，以省卷帙，厥后钱大忻撰《元史 艺文志》，兼举辽金，即用此法，不知此者，乃谓《隋志》上及梁、陈、齐、周，失于断限，抑何不考之甚耶
综上所述，源流略具，官修之史，十才一二，私修之史，十居八九，其上者如陈寿《国志》、范晔《后书》、李延寿《南、北史》，次者如司马彪之《续汉志》、华峤之《汉后书》、臧荣绪之《晋书》，皆私史也。沈约《宋书》，名为敕修，实出一人之手，亦私史之比也。故论本期之史，以私修者为多为佳，而官修之史，不过随以附见而已。
当此之时，私家作史，何以若是之多，其故可得而言。两汉经师，最重家法，至后汉郑玄，而结集古今学之大成。魏晋以后，转尚玄言，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无可发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壹意造史，此原于经学之衰者一也。自班固自造《汉书》，见称于明帝，当代典籍史实，悉集于兰台东观，于是又命刘珍等作《汉纪》，以续班书，迄于汉亡，而未尝或辍。自斯以来，撰史之风，被于一世，魏晋之君，亦多措意于是，王沈《魏书》，本由官撰；陈寿《国志》，就家迻写；晋代闻人，有若张华、庾亮，或宏奖风流，或给以纸笔，是以人竞为史，自况马、班，此原于君相之好尚者二也。古代史官世守之制，至汉已革，又自后汉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更失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见闻，以备遗亡，后则群才景慕，作者甚众，《隋志》论之详矣，此原于学者之修坠者三也。若乃晋遭“八王之乱”，南则典午偏安，以逮宋、齐、梁、陈，北则诸国割据，以逮魏、齐、周、隋，历年三百，始合于一。割据之世，才俊众于一统，徵之于古，往往而然。当时士夫各有纪录，未肯后人，因之各有国史，美富可称，此原于诸国之相竞者四也。综上所论，具此四因，私史日多，又何足怪。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故事，数访于王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晋书 王隐传》)。郄绍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遂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南史 徐广传》)。以此二事证之，乃至不惮攘窃，以成己名，修史之重，又可知矣。自司马迁撰《自序》一文，系于《史记》之末，述其先世所自，及世为史官，兼明作史之意，是其本旨未为失也。班固《叙传》，自侈家世，乃于其父班彪撰《史记后传》之事，不著一字，若无范书，即无从晓其本末。或谓以子继父，无烦注明，颜籀注班，即其显例。此殊不然，事实具在，讵得泯没，以班例马，亦其失也。厥后作史诸家，竞相仿效，侈述先德，累牍连篇，有若沈约、魏收、李延寿诸作，或云自序，或称叙传，虽云有例在前，多无关于作史，盖于是时，人人以拟孔、左，家家自况马、班，若非从事侈陈，其名无由而显，是则风气使然，贤者不免，而作史动机，亦由于此矣。
本期史家等第，亦可一为摧论，陈寿、范晔、沈约、李延寿，是为上选，司马彪、华峤、袁宏、习凿齿、干宝、臧荣绪、崔鸿、裴子野、王劭，抑其次也。其余诸家半归散佚，就其存者论之，非上述诸家之比矣。往者刘勰《文心》谓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而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史传篇》)，是史之有例，始于邓粲矣。刘知幾《史通》更纵论之，其言曰：
昔夫子修史，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踰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中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粲)孙(盛)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自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辞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师不事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序例》)。
是则史例之作，始于干宝，而邓粲效之，范晔《后书》有例，已具论于前，证以《史通》，语益不诬，而魏收袭之，尤为有据已。寻《史通》所论，不惟干宝、邓粲、孙盛、范晔、檀道鸾、沈约、萧子显、魏收之书有例，而李百药《北齐书》、唐修《新晋书》亦莫不有例，今虽亡佚莫考，然发凡起例，为作史之良法，创于孔、左，而大盛两晋、南北朝矣。见存之书，若范氏之《后汉书》，沈氏之《宋书》，则最得此意者也。陈寿《国志》，成于范书之前，当代已推为良史’然其可称道者，乃在仿《国语》、《国策》之体，而造成三国分峙之国别史。其后若崔鸿之《十六国春秋》，路振之《九国志》，吴任臣之《十国春秋》，皆闻陈寿之风而兴起者，亦《国语》家之支与流裔也。范氏作史，高自位置，见于《自序》，论者亦以为然，无待详论。若夫李延寿之作《南、北史》也，一用《史记》之法，取在南之宋、齐、梁、陈，在北之魏、齐、周、隋，合而纵述之，以成通史之一段；一用《三国志》之法，南北并述，而为国别史之后劲；其后薛居正、欧阳修，合梁、唐、晋、汉、周而为一史，即承用延寿之成法；若衡以《史通》所论，则《南》、《北》二史，盖合《史记》、《国语》两家而兼之矣。李氏自称依司马迁体，连缀以拟《史记》，今考其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为一家之学，马、班、陈、范而后，盖所罕见，以云拟马，非夸词也。沈约《宋书》繁简失当，尝为后人所嗤，所撰八志，亦谓失于断限。不悟《宋书》之长，正在诸志，约《序》自称，损益前史诸志为八门：曰律历，曰礼，曰乐，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是则前史之有志者，约已擷其菁英，其无志者，又藉此补其未备，是犹《隋书》之附载《五代史志》，必合而观之，始可考见前代典章之全，作史良法，无过于此，昧者不达，众而嗤之，抑何陋也。南北八朝之史，唯沈约《宋书》，详赡有法，所撰诸志，上继史、汉以弥陈寿以来诸作之缺，其体略如后来之《五代史志》，如此编次，尤具史识。沈氏本已编撰晋、宋、南齐诸史，斐然可观，惜今存者，独《宋书》耳。此书保存史实最多，实在《晋书》之上，李氏《南史》，于宋事剪裁过甚，《宋书》之不可废，亦其一因。故吾摧论魏晋南北朝之史家，以陈、范、沈、李四氏为上选焉。司马彪、华峤、袁宏、习凿齿、臧荣绪之书，略论于前，皆不愧为作者，刘知幾极推干宝、裴子野、王劭，其于干宝则曰：“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补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史通 载言》)又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又《正史》) 其于裴子野则曰：“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约次之。”(《正史》)又曰：“大抵史论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论赞》)又称：“裴氏者，众作之中，所可与言史者。”(《杂说》) 其于王劭则曰：“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共诋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幾原(子野字)务为虚词，君懋(王劭字)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 (《叙事》)又曰：“王劭《齐》、《隋》二书，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之饰辞，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存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载文》)由其推挹之至，知其为史家之良者矣。崔鸿撰十六国之国别史，综此群书，取材繁富，悉就陶冶，诚为难能，陈氏《国志》之亚也。或谓萧子显曾撰晋、齐二史，不愧一代作者，魏收之书，虽以秽史见嗤，然实详赡有法，其《官氏》、《释老》二志，更为创作，姚察、思廉，李德林、百药两父子，俱两世作史，亦应侪于史家之林，然以视上举诸家，殊有逊色，抑居其次，亦协于议论之公者也。
右述私家诸史，仅举其荦荦大者而已。上述之外，如梁吴均之《通史》，魏元晖之《科录》，《史通》讥其全录旧史，芜累尤深，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正史篇》)。然实为乙部之总录，亦本期之钜制也。若乃衍本纪之体，而为《汉纪》、《魏纪》、《晋纪》；衍列传之体，而为耆旧传、先贤传、高士传、孝子传、列女传；衍书志之体，而为舆地志、方物志、文章志；衍表谱之体，而为帝王谱、百家谱、姓氏谱、宗族谱、中表簿；皆正史之支与流裔，而有不暇悉述者矣。综论本期私家诸作，与史体相近者，计有二端：一曰典礼，二曰方志。昔者周公初制官体，垂为一代大典，复有经礼三百，典礼三千，以为仪文之节制，于是有《周礼》、《仪礼》二经，其后应劭注《汉官》，复撰《汉官仪》，卫宏亦撰《汉旧仪》，而丘仲孚撰《皇典》，何胤撰《政礼》，齐、梁之世亦大修五礼，与其役者，前为王俭、何胤，后为沈约、徐勉，疑何胤所撰之《政礼》，即为五礼之一部，皆自《周礼》、《仪礼》推而出之者也。古有《世本历谱牒》，司马迁因之以作年表，而后世乃有氏族谱牒之学，更因之而造家传，又由谱牒而变为目录，刘向、刘歆父子始撰《七略》，班固本之以作《艺文志》，荀勗本之以造《文章家集叙》，挚虞本之以造《文章志》，是盖由簿录记载，而渐成专门名家，凡兹所录，亦为典礼之一。《周礼》之纪职官，《仪礼》之载节文，委曲繁缛，亦近谱录。此其部次应属于典礼者一也。古有《禹贡》、《山海经》以志舆地，为后世图经之所始，其后有《水经》，而郦道元注之，阚骃更有《十三州志》，而常璩撰《华阳国志》，最为有法，所志曰巴，曰汉中，曰蜀，曰南中。曰公孙述、刘二牧，曰刘先主，曰刘后主，曰大同，曰李特、雄、期、寿、势，曰先贤士女，曰后贤，曰序志，所载皆巴蜀一方之史事，而无一语及于舆地山川，是又源出于《越绝书》、《吴越春秋》(有赵晔、皇甫遵二本)，而不属于图经者也。往者章学诚尝论方志与图经异趣，方志如列国之史，无所不载，山川、都里、名胜应汇入地理，人物当详于史传，艺文当详载书目 ，依此求之，如陈寿之《益部耆旧》 ，周裴之《汝南先贤》，徐整之《豫章烈士》，悉名为传，实具方志之一体，而艺文目录之属于一方者，亦应编入方志，至如司马彪《九州春秋》，亦不专属于图经，是则方志一体，实兼图经而有之矣。此其部次属于方志者二也。今取《隋志》阅之，若斯之类，杂然并陈，骤数之不能终其物，是即史学盛于魏晋南北朝之明徵。吾谓王官失守，而诸子之学以兴，史官失守，而乙部之书目盛，当此之时，笃学之士，竞以作史相尚，有日新月异之势，亦如诸子之在晚周，以异学争鸣，而结璀璨光华之果，研史之士，可无述乎。
第五章 汉以后之史官制度
古者史官，近于卜祝，实典记言记事之任，至汉司马迁以官太史令而修《史记》，犹为能举史官之职者。其后则史官分为二途：其一则仍称太史，职掌天时星历，一如明清两代之钦天监正，而无与记言记事；其一则以别职来知史务，或另设著作起居之官，以当撰述记注之任，而亦得称太史。自汉中叶，迄于清末，无不如是，此其变迁之迹，又不可以无述也。
《续汉书 百官志》，以太史令隶于太常，掌天时星历，此就后汉之制度而言也；文中仅言星历。而不及文史，则典籍之守，记注之任，已不复属于太史矣。盖自司马迁卒后，太史之署，唯知占候，非复记言之司，如《史通 史官篇》所论是也。兹考《晋书 职官制》，《宋书》、《隋书》“百官志”皆以太史令隶于太常，自后汉迄隋而未之改，唐宋又与著作局同隶于秘书省，犹有古代史卜并称之意。唐改太史为司天台，设监领之，监亦称太史令，有李淳风久任是职；宋、辽皆有太史令，金称司天监，元复称太史令，后改司天台监，明初仍元称，后改钦天监正(俱见诸史《百官志》、《职官志》)，清仍明制。总之，以掌天时星历为其职司，而无与于文史记注，若仍予以史官之称，则为名不副实矣。
后汉以来，史官之名凡三变：其初名为著作。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世祖本纪》，斯时盖以兰台为著作之所 ，章、和二帝以后，图籍盛于东观，撰《汉记》者，相继在乎其中，谓之著作东观，然亦仅有著作之名，而未有其官也。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以当撰著之任，晋称著作郎为大著作，掌撰国史、集注起居，又增置佐著作郎，刘宋、南齐以来，又以佐名施于作下，称著作佐郎，佐郎职知博采，正即资以草传。此其一也 。次则名为史官。南朝齐、梁之世，曾置撰史学士及撰史著士 ，亦为著作郎之亚，至北齐始置史馆，以宰相领之，谓之监修国史，周隋仍之，至唐太宗贞观三年重置史馆于禁中，仍以宰相监修，更以他官兼典史职，谓之修撰，资浅者谓之直馆，亦统称为史官，如唐之刘知幾、吴兢，皆其选也。自斯以来，官著作者，只掌撰碑志祝文、祭文，而不与于修史。同时别有记注起居之制。考汉武帝时，宫中有起居注，后汉明帝、献帝亦俱有起居注，王莽时置柱下五史，听事侍旁，记迹言行，以比古代之左右史，魏晋时起居注，由著作掌之，后魏始置起居令史，隋更置起居舍人，唐宋之世又置起居郎与舍人对掌记注天子言动，以当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职，并于每季，汇送史馆。唐时宰相自有时政记，始于姚璹 (见《旧书》本传及《新书 百官志》)。宋时因之，更命著作郎，就起居注、时政记，以撰日历，其时纂修会要，亦以省官掌之。辽金史馆之制，略如唐宋，修撰之外，更有史官学士。是时史官，虽由他官兼典，而史馆则为常置，其规制视旧日之著作，为闳扩矣。此其二也 。再次则为翰林院所兼掌。翰林之官，始于唐玄宗时，初名翰林待诏，继名学士，别置学士院以宠异之。至德宗时，始定学士系衔于翰林，与中书舍人对掌内外制，初则职掌批答表疏，应和文章，其后乃兼掌制诏书勅，号为内相，如陆贽之于德宗是也。迄于宋代，相沿无改，然无与修史之任。元世祖中统二年，立翰林国史院，以王鹗为翰林学士，并立国史院之官制，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其后又称翰林兼国史院，盖于应奉文字之外，兼有史官之职者也。明清二代，皆有翰林院，以学士领之，复置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明制，翰林官于制诰史册文翰及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并备天子顾问之外，凡经筵曰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 。清代亦仍其制，凡奉敕编纂专籍，或设专馆，而日讲起居注官，或以他官兼任，而任其职者多为翰林官，及甲科出身而曾入翰林者。明清二代士子之入翰林者，尝自称为太史氏，又署其门曰太史第，以此发荣，皆翰林官与史官为一之证。此其三也。
据《史通 史官篇》所考论，不惟三国之世，蜀、吴皆有史官，而晋代北方僭伪诸国，如前赵、前凉、蜀李、西凉、南凉、后燕，俱有著作之司，至南北朝时，北方之魏、齐、周，制度略同南朝，更无论矣。《史通》又论古有女史。《诗 邶风 静女》之第二章云：“静女其变，贻我彤管。”《毛传》以为，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女史不过记其罪杀之，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以进退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郑笺》云，彤管者，赤管也。董仲舒答牛亨云，彤者，赤漆耳，史官载事故以彤管，赤心记事也(《毛诗 稽古篇》引之)。是则宫中之有女史，亦司记事之任。刘知幾亦释之曰，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周礼 天官》有女史八人，其职掌王后之礼，职内治之贰，注云，女史女奴晓书者，又《春官》世妇之属亦有女史，是即《毛传》所称之女史，黄以周谓女史之职，其位轻，在女御之下，是也。或谓汉武帝时，禁中有起居注，似为女史之任，后汉马皇后亦为明帝撰起居注，隋世王劭上书请置女史，而文帝不许 ，《唐书 百官志》宫内及东宫皆有女史，执掌文书诸役，宋以后因之。《金史 卫绍王纪》谓其时有女官大明夫人记资明夫人授玺事，此所谓女官，盖为奉职宫中之女史(《金史 百官志》亦有女史)。此可考见之大略也。
夷考汉魏以来，史官世守之业失，而记注之科未尝或废，《隋志》以下所著录之“起居注”，唐宋宰相所撰之“时政记”，宋著作郎舍人所撰之“日历”，皆有古史官记注之遗意。唐代记注之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记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季终则授之国史，此《旧唐书 职官志》之所记也。而《唐会要》卷六十三、《五代会要》卷十八俱有“诸司送史官事例”一条，兹以《五代会要》较详，具录于左：
后唐同光二年四月，史馆奏：本朝旧例，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合录事件报馆如左：时政记，中书门下录送。起居注，左右起居郎录送。两省转对入阁待制刑曹法官文武两班上封章者，各录一本送馆。天文、祥变、占候、徵验，司天台逐月录报，并每月供历日一本，瑞祥礼节，逐季录报，并诸道合画图申送。蕃客朝贡使至，鸿胪寺勘风俗衣服，贡献物色，道里远近，并具本国王名录报。四夷人役来降，表状中书录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并主将姓名，具攻陷虏杀级数，并所因由录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录所因并乐词牒报。法令变革、断狱新议、赦书德音，刑部具有无牒报。详断刑狱，昭雪冤滥，大理寺逐季牒报。州县废置，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旌表门闾者，户部录报。有水旱虫蝗雷风霜雹，户部录报。封建天下祠庙，叙封追封邑号，司封录报。京师司长官刺史以上除授，文官吏部录报，武官兵部录报。公主百官定谥，考功录行状仪制，宗正寺录报。刺史县令有灼然政绩者，本州官录申奏，仍具牒报。诸色宣敕，门下中书两省，逐月录报。应硕德殊能、高人逸士，久在山野，著述文章者，本州县不以官秩勘问的实申奏，仍具录报。应中外官薨，已请谥者，许本家各录行状一本申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有“唐修史例”一条，即钞自《五代会要》)。
据此则唐代修史之法，至为详密，盖仿汉代天下记书先上太史之例，又从而明定其条规者也。且考唐太宗贞观之制，史官日随仗入，随事记载，颇得古法。今观《贞观政要》所载太宗与诸臣之言论，委曲详尽，此史官常在左右能举其职之征也。迨高宗时，李义府、许敬宗为相，命史官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偕出，不得复闻，盖行其私也。武后以后，宰相更得自撰“时政记”，不肖者假此迷眩千古 ，不惟难称信史，且大侵史官所守矣。宋自真宗以来，史馆无专官，神宗命曾巩修五朝史，乃以为史馆修撰，使专典领。南宋孝宗时，尝命李焘、洪迈专修国史，不兼他职，前后凡二十八年，可谓久矣。宁宗亦命傅伯寿、陆游专任修史。(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十)，是以宋国史之美备，可以上与唐比，而非元明以下所能及。然宋代之制，以谏官兼修记注，侍立后殿，许其奏事，后则必禀中书取旨。孝宗隆兴元年，胡铨奏“记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当观史，二、立非其地，三、前殿不立，四、奏不直前 。是则虽有记注之法，而人君时相得随意变更之，有法亦等于无法矣。五代未闻有《时政记》，宋初宰臣李昉、宋琪建议恢复，自送史馆，且先进御而后付有司，论者谓其不敢有直笔，是也(参《春明梦余录》十三)。且自隋唐以来，设馆修史，历代相沿，亦为一成不易，所谓正史，咸出官修，绝少私家之作，凡与修史之役者，皆得被以史官之名。然吾谓后世之职典记注者，实近于古之史官，而后世之所谓史官，乃上同于孔子、左丘明之删定国史，成一家言。非古史官之所得与。此又古今异宜，不可不知之一事也。
明人徐一夔论唐宋记注之制甚详，兹并录之。其说云：
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据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记事之法无踰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又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问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牍，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史之所以为精确也(《明[史] 文苑传》及朱彝尊《曝书亭集 徐一夔传》)。
《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皆极详备，可供修史之撷取，由其立制之善，盖元明以下所不及也。
唐宋记注之官，已如上文所论，唐玄宗、宋高孝二宗之起居注，亦可考其厓略(详见朱希祖先生《汉唐宋起居注考》)。元时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而无帝王之言动，宰相拜住曾言其失。明太祖时宋濂曾撰《起居注》，刘基条答天象之问，命付史馆。亦其证也。成祖时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记起居，其后渐废，惟以翰林院之修撰、编修、检讨掌修国史，遇有纂修，以爵高之勋臣一人为监修，阁学士一人为总裁，翰林学士为副总裁，职事视前为重，而不复能举朝夕记注之职。成化以来，职修纂者，惟取六部前后章奏，分为十馆，以年月编次，稍加删润，櫽括成篇，即为一帝之实录。至如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孝宗时太仆少卿储罐上书请立史官，记注言动，如古左右史，竟未能用(见《明史》本传)，又明臣奏议(十一)载此疏，谓帝从之，实则未行。六曹六册，送阁验讫封锁，岁终汇收入大柜，永不开视，虽得旨允行，而未久又废(《春明梦余录》十三)。今天津市图书馆藏《万历起居注》若干册，内载张居正奏对之语，为《实录》所无(据陶元珍说)，此即万历时恢复记注之证也。清代记注之制，略如明代，每月例由日讲起居注官撰成《起居注》二册，呈送内廷存贮，今故宫博物院，犹有存本，所记甚简，仗前柱下之语，亦无凭列入，盖其名不副实，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杭世骏《道古堂集》有《与某君论起居注书》，语尚未晰，朱氏《汉、唐、宋起居注考》曾论之)。
刘知幾尝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且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又重修《则天实录》，设馆修史甘苦，盖已备尝之矣。又以其时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遂与监修国史萧至忠等书云：
(上略)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 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可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苟、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曰，其不可一也。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惟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为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而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齿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闽，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犹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袠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傥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议，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下略) 。
凡此所谈，皆隋唐以来设馆修史之弊，迄于清末而未之革者，刘氏可谓慨乎其言之也。盖刘氏所谓五不可，即为历来官修之史不及私史之总因 ，所谓史官编录惟自询采者，尤为后世记注不备之明证。今观前史所记，惟唐太宗与群臣问答之语，详载于《贞观政要》，由于其时史官，得随仗入，侍于君侧，有闻必录之故。其后既限制史官，不得随仗入内，并不侍立前殿，故罕闻君臣问答之语 ，此仅就记注一事言之也。唐宋宰相所撰之《时政记》，或可补记注之不备，《宋史》取材，多出于是，然以所记，多有文饰，往往难餍人心。若如汉武以往之制，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则撰史之士，不劳自采史实，而能备文献之全。然而后世之贤君若相，未闻有行之者何也 盖后世史官，多重撰述而轻记注，掌故史实，乏人综辑，临时取给，始感其难，上下千年，几同一例，刘氏所论，不过其鳞爪耳。
其后韩愈以文雄于唐代，亦尝有志修史，于贞元八年第进士之后，答崔立之书有云：“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其志可谓壮矣。迨元和中，愈为史馆修撰，似可稍伸其志，而同时之贤者，亦以此期之，而愈竟不然。其《答刘秀才论史书》云：
辱问，见爱教，勉以所宜务，敢不拜赐。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所能就，况褒贬耶。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亦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令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耶。仆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无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穷，齟齬无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贱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别去。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后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夫圣唐钜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落轩天地，决不沉没，今馆中非无人，将别有作者，勤而纂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昌黎外集》二)。
观其书辞，抑何意志颓唐之甚，而前后判若两人也耶 柳宗元见而不以为然，起而驳之，集中所载《与韩愈论史官书》是也。书云：
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采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虚受宰相荣已，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将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喝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号利其录者也。又言不有人祸，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记言书事，犹遇而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诫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心不沈没，且杂乱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进，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言论如退之，慷慨自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此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本集三十一)。
今观宗元所驳，无一语不搔着痒处，可谓痛快淋漓矣。寻愈之论旨有二：其一曰，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其二曰，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盖一则惧祸而不肯为，一则蕲他人为之而无与于己，所见甚陋，非学如愈者所应言，宗元驳之是也。抑吾谓愈之论旨，乃在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构立善恶事迹，数语，正如刘知幾所谓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取嫉权门，见雠贵族，是则愈发为此论盖有所激而云然也。且考《昌黎集》中所撰《顺宗实录》，固为史之一种，其他碑志传状诸文，殆居其半，皆关涉一代政治人物之业绩，可以被金石传奕禩者，谓其无意修史，夫岂其然。总之，设局修史，作者如林，忌讳既多，难于下笔，虽贤如愈，能文如愈，而终不得申其志，此唐宋以来官修诸史之通病，贤者所不能革，是以宗元持论虽正，终无以回愈之心而翻然改辙也。
清代史家万斯同亦尚论及此，钱大昕所撰《万先生传》云：
先生病唐以后设局分修之失，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有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料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潜研堂文集》三十八)。
官修史书之病，具如上论，然而唐宋以来，一往而难返者何哉 吾求其故，盖有数端：其一，则典籍掌故，聚于秘府，私家无由而窥；其二，则史实繁赜，毕生莫殚，私家无力整比是也。盖自唐宋以来，时君若相，锐意求书，甲乙之编，四部之籍，不在秘府之掌，即入显宦之家，试观万斯同有志独修《明史》，而不能不主于时相之家，以博观其藏籍，且修《明史》，须以《实录》为本，皇皇钜制，讵可求之荒寒，惟史由官修，则官藏私籍，左右逢源，取用不竭，其利一也。古人修史，多者不过百卷，而一卷之文，不过数翻，故一人操简，杀青可期，后世修史，多者尝数百卷，参稽之书，更不下千数百种，一人之精力有限，多士之相需益殷，若司马光之修《通鉴》，实由刘敛、刘恕、范祖禹三君分任其役，而光始得总成之，不然，则皓首辛勤，杀青无日，过时不采，渐就散亡矣，惟设馆分修，明定程限，资于众力，乃易成编，其利二也。夫私修之史，易精而难成，官修之史，易成而难精，此之谓利，即彼之所谓弊，执一而论，未见其可。然而官修之史，一往而难返者，夫岂不以是欤。
综而论之，后世之史官，非古之所谓史官也，古之史官，以记注为要务，而不必当撰述之任，亦犹孔子之删、《尚书》、修《春秋》，实当撰述之任，而不必身为史官也。后之史官，有其名或无其实，为其实者，每以他官典修史之任；居其名者，辄以史官为虚饰之具。且史官之名，为任撰述者所独擅，而任记注之职者，退而同于百司，转不得以史官自号，如唐宋之起居郎舍人，清之日讲起居注官，虽有史职之名，而无与于撰述，岂非其明证欤。往者章学诚病史官之有名无实，记注之不能举其职，乃至发愤而有州县立志科之拟议。其言曰：“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又曰：“今天下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曰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 推章氏之论，以为中朝之史官，曾州县典吏之不若，史官不能理撰述之业，而典吏则能举记注之职，中朝虽有起居注官，以纪帝王之言动，然仅能记其一鳞一爪，而不能举忠实之史职，以较古代之左史右史，则相去远甚，而州县令史之案牍，直同汉代之计书，可上之太史丞相，以备载笔者之要删，故因州县之案牍，而立志科，畀为令史典吏者，以当记注之任，其上焉者，记注在中朝；其次焉者，记注在地方之司府，其下焉者，记注在州县，合此数级之记注，以备一代之要删，于是记注有成法，不期而与古人冥合矣。此章氏之所日夜筹维，而仍不得申其所见者也，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依前所述，制成一表，以明史官制度之沿革。至汉以后之史官，多以他职兼典，非复古人世守之制，其有称史官及太史公者，乃援古以自泽，非其官号 ，且其重要诸家，已略且于各章，故不复别为制表。修史宜略人所详，又有繁中求简之法，盖谓是也。
历代史官制度沿革表
历代 史官 历官 附考
周
附列国史官 太史，小史，内史，外史。
左史，右史，御史。
太史令。
女史。 太史
冯相氏
保章氏 周代以前从略。
列国史官俱从周制。
女史见《列女传》及《史通》。
秦 太史令。 太史令 秦有太史令胡母敬，或谓为专掌天文之官。
汉 太史令。
禁中起居注。
王莽柱下五史。 太史令 汉武帝以前，或王莽以前。史官与历官合而为一。
后汉 兰台令史。
东观著作。
起居注。 太史令隶于太常下同 自此史官与歷官分为二职。兰台、东观，俱为修史之所，而以他官兼典，未正其名。明帝、献帝俱有起居注，前汉有禁中起居注，而后汉明德马后亦撰明帝起居注。或谓为女官所掌，同于古之女史。
三国 魏置著作郎，兼起居注。
蜀有东观令。东观郎，当修史之任。吴有左国史，右国史，东观令。 魏太史令高堂隆、蜀史官、吴太史令丁孚 《册府元龟》谓魏有佐著作郎。蜀后主传见史官之名，即掌星历者，疑即太史令。
晋
附十六国 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佐著作郎八人，隶于秘书省。下同。
著作兼掌起居。
前赵有左国史、著作。
后赵有著作。
其余诸国多置著作。
南凉有国纪祭酒、撰录时事。
太史令 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
宋 著作郎一人。
著作佐郎八人。
兼修起居注，齐、梁、陈俱同。 太史令
南齐 著作郎。
著作佐郎。
修史学士。 太史令 《册府元龟》谓南齐置史官。
梁 著作郎。
著作佐郎。
撰史学士。 太史令
历代 史官 历官 附考
陈 著作郎。
著作佐郎。
撰史学士。
撰史著士。 太史令 撰史著士见《陈书 张见正传》。
后魏 著作郎二人。
著作佐郎四人。
起居注令史。
修起居注二人。 太史令
太史博士 后魏曾置修史局
北齐 史馆、监修国史。
著作郎二人。
著作佐郎八人。
起居省。 太史 《唐六典》谓北齐有文林馆学士，掌著述。
北周 监修国史。
著作上士(郎)。
著作中士(佐郎)。
外史掌起居。 无考 历官当同于魏齐。
隋 (一)史馆 监修国史。
(二)著作曹 著作郎二人。 著作佐郎八人。
(三)起居注 起居舍人二人。 太史曹令二人 著作、太史两曹，俱隶祕书。
唐 (一)史馆 监修国史。 史官(无常员，以他官兼之)。 修撰。 直馆。
(二)著作局(掌撰述) 著作郎。 著作佐郎。
(三)起居注 起居郎，一称左史，隶门下省。 起居舍人。一称右史，隶中书省。
（四）时政记 由宰相自撰。始于 武后长寿中。 司天台太史令，后改司天监 著作局，司天台，俱隶秘书省，如隋制。
五代 略如唐制。
晋宰相刘昫，赵莹，监修《唐书》。史馆修撰贾纬。
著作郎。
著作佐郎孙晟。
起居郎贾纬。 司天台监
历代 史官 历官 附考
宋 (一)史馆 国史院、实录院。 提举国史。 监修国史。 提举实录院。 修国史。 同修国史。 史馆修撰。 同修撰。 实录院修撰、同修撰。 直史馆编修官、检讨官。 校勘检阅校正编校官。(二)起居注 起居郎(左史)。 起居舍人(右史)。
(三)日历 著作郎。著作佐耶。
(四)时政记 如唐制。 太史局
太史令 国史、实录两院初隶秘书省，其后分立，多以宰相领之。
太史局隶秘书省。宋又置起居院，见《玉海》。
著作掌修日历，隶秘书省。
辽 (一)国史院 监修国史。 史馆学士。 史馆修撰。 修国史。
(二)起居注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太史令
金 (一)国史院 监修国史。 修国史、同修国史。 编修官、检阅官。(二)记注院 修起居注。 司天台监
元 (一)翰林兼国史院 学士等官， 修撰。 编修官。 检阅。
(二)起居注 左右补阙。 兼修起居注。 同修起居注。 太史院
太史令
司天监
明 (一)翰林院 史官编修。检讨。
(二)起居注 明初设之，后废。 钦天监正 修撰等官，掌修国史，神宗时议开史局，命史官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日讲官专记起居，史官分纂六曹章奏，并定常朝记注，起居官及史官侍班之法，然不久仍停辍。
历代 史官 历官 附考
清 (一) 翰林院掌国史、图籍、制诰、文章之事
修辑诸书，则以掌院学士充总载裁官。
读讲学士以下为纂修官。掌院学士。 学士。 侍读学士。 侍讲学士。 侍读。 侍讲。 修撰。 编修。检讨。 庶吉士。
(二)国史馆、实录馆 总裁、纂修。(三)起居注衙门 日讲、起居注官。 钦天监正 《历代职官表》谓：周太史为史官及日官之长。记言记动，则有内史外史分任之。而太史明于天道，所掌在建典辨法，并不司典籍策书，实与翰林不同，惟其正岁年，颁告朔正，则与钦天监职掌相合。愚谓执此以论后汉以后之太史令，固属不合，至如汉初之太史令，实兼掌文史，司撰述，正为古史官相传之法，明清二代称翰林为太史，未得谓无所受也。
国史、实录两馆仍设翰林院内。
两馆总裁、纂修及日讲、起居注官，皆以他官兼典。
详绎右表所列，可得史官递嬗演变之迹。汉初之太史令，本掌文史星历，见于《汉书 百官志公卿表》， 此史官、历官并为一职之证也，其后则历官与史官分途，而太史之名，乃为历官所独擅，迄于元明，始改称司天监、钦天监，故本表以史官与历官并列，以明沿革之所自，一也。古者记注与撰述分途，而撰述实资于记注。故刘知幾云，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自汉以来，起居有注，而隋唐以后，遂置起居郎舍人，以当古代左史右史之任，迄于清季，而未之改，本表别起居注官于修史之官，以明其为古法，二也。魏晋始设著作，专掌撰述，亦兼记注，既近于古之史官，又似明清之翰林修撰编检，元代始设翰林兼国史院，而不设著作，明清二代只称翰林院，实兼国史著作之任，本表依序填载，以明源流，三也。至本表之所取材，于正史职官、百官诸志而外，多出自清代官撰之《历代职官表》，傥以此表为略，尚待博稽，取而览之，斯亦可矣。
第六章 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
隋唐以后，私家修史之风日杀，而设馆官修之史，代之而兴，其因有二，已具述于上章。然尚有未及尽详者，一为远因，如后魏崔浩之以修史受祸；一为近因，如隋文帝之诏禁私家修史是也。后魏于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记而条例未成。太武时，诏崔浩等重撰国书，又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叙述国事，无隐所恶。及修史成，浩遂刊石以示行路，后为人所讦，坐夷三族，同坐死者，百五十有八人，是时并为之废史官 。后人鉴于崔浩受祸之惨，遂相戒不轻作史，如韩愈即其一例，一也。自汉献帝建安中曹操执政，始禁士大夫刊石树碑，以戒矜榜，晋宋皆因之(《宋书 礼志》)。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遂下诏曰，民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又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时有文表华艳者，至付有司治罪，沿至唐代，寝以成俗。南宋高宗时，秦桧主和，有私史之禁，李焘尝以作史得罪，桧死，禁始弛。宁宗嘉泰二年，韩侂胄执政，复有私史之禁，凡事干国体，悉令毁弃(《建炎朝野杂记》甲六)。明季私史颇盛，而清初文士，每因修史受祸，私家作史之风，为之益替，二也。然唐宋以来，私家修史之难，虽有多因，不尽由于畏祸，自斯以后，遂分两途：一则纪传体之正史，多由官修；一则编年体以下之别史、杂史，多出私撰。盖有志修史之士，于纪传体之正史，既由形格势禁，艰于执笔，不得不转出他途，以展其伟抱宏才，故近世私史之多，亦无惭于古人，第多非纪传体之正史耳。兹于本章综述官修诸史，以明本末，而私修诸史，则于下章述之。
吾国官修之史，应始班固等之撰《世祖本纪》、《功臣列传载记》，次则刘珍等本之，以撰《东观汉记》，皆奉时君之命，鸠集多人，共修一书。三国、晋、南北朝之世，尤不乏斯例，然其中如《东观记》，随修随续，本非一时可成，自难出于一手，可以勿论。其他诸史，可分为二：一则肇自多人，成于一手，如王沈之《魏书》、韦曜之《吴书》是也；一则众手分纂，一人裁定，如魏收之于《魏书》是也，是则名为官修，实同私史。迨唐修《晋书》、《五代史》，始开设史馆，以宰相大臣监修，别调他官兼任纂修，又置修撰司直，号曰史官，如唐令狐德棻、吴兢、刘知幾、徐坚、韩愈之伦皆是。此时所修诸史，皆派定一人为主修，如姚思廉之主修《梁》、《陈》二书，李百药之主修《北齐书》，魏徵之主修《隋书》是；亦有派二人同主修一书，如令狐德棻、岑文本之同修《周书》是。所谓主修，略如后世之总纂，吾意是时必有同修之史官，而史未著其名，所谓同修史官，略如后世之纂修官，宋代重修《唐书》，以欧阳修、宋祁二氏为刊修官，刊修犹主修也。是时史馆之制，有所谓修国史，同修国史，更于其上置监修国史，以宰相领之，即袭唐制。然是时之监修官，多徒拥虚号，无所裁定，刘知幾所谓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是其弊也。欧、宋同修《唐书》，一则任本纪、志、表，一则专任列传，故以分任而无所抵牾，其后修史，于纂修官外，更立总纂，任其事者，又不限于一二人，于是设馆修史之制，历代相沿无改。然溯其始，实由唐代开其先声，盖与后汉、三国、晋、南北朝官修诸史，有不能相提并论者。
本期设馆官修之史，可分四类：一曰编年体之实录，皆近于记注者也；二曰纪传体之正史，皆属于撰述者也；三曰典礼，四曰方志，皆撰述记注兼而有之者也。官修之史，以此四类为多，其他属于乙部之籍，亦有出于官修者，以其可以随事附见，故不烦专述焉。
(一)编年体之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自汉以来，更修起居注，以举记言记事之职。《隋志》著录周兴嗣《梁皇帝实录》三卷，记武帝事，谢吴(《唐志》作昊)《梁皇帝实录》五卷，记元帝事，皆为官撰之书，原出于记注，而所取材则不以记注为限。迨唐以后，则每帝崩殂后，必由继嗣之君，敕修实录，沿为定例，兹就可考者，表之于左：
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实录表
各代 各帝 卷 数 撰者 附 考
高祖 二○ 敬播
太宗 四○ 敬播、许敬宗等 《太宗实录》凡修数次，初修本仅二○卷。
高宗 三○ 韦述 又武后重修本一○○卷。
唐
则天后 二○ 魏九忠等 刘知幾、徐坚、吴兢重修本三○卷。
中宗 二○ 吴兢
睿宗 五 吴兢 又刘知幾撰本一○卷。
玄宗 一○○ 令狐峘 凡撰数次，初有二○卷、四七卷两种。
肃宗 三○ 元载
代宗 四○ 令狐峘
德宗 五○ 裴洎等
顺宗 五 韩愈 今存在《昌黎集》中。
宪宗 四○ 路隋等
穆宗 二○ 同上
敬宗 一○ 李让夷等
文宗 四○ 魏暮等
武宗 三○ 韦保衡等 以上据两《唐志》，又宋人宋敏求补撰《武宗实录》二○卷。
五代附十国 后蜀高祖 三○ 李昊
后蜀主 四○ 同上
宋
太祖 五○ 李沆等
太宗 八○ 钱若水、杨亿等 今存二种：一为八卷，刊入《古学汇刊》；一为二○卷本，刊入《四部丛刊》。
真宗 一五○ 晏殊等
仁宗 二○○ 韩琦等
英宗 三○ 曾公亮等
神宗 三○○ 蔡风翔《王荆公年谱》二十四，有《神宗实录考》。
哲宗 一五○ 汤思退
徽宗 二○○ 同上 又李焘重修本。
钦宗 四○ 洪迈等
高宗 五○○ 傅百寿
孝宗 五○○ 傅百寿、陆游等
光宗 一○ 同上
各代 各帝 卷数 撰者 附考
宋 宁宗 四九九册 刘光庄等 有传钞本二卷。
理宗 一九○册
度宗 缺 有《时政记》七八册。
恭帝 缺 有《事迹日记》四五册。
元
太祖 翰林国史院
太宗 同上
定宗 同上
睿宗 同上 睿宗不为帝，出于追谥。
宪宗 同上
世祖 二一○ 董文用等
顺宗 一 程钜夫等 世祖太子真金追谥为顺宗。
成宗 五六 同上
武宗 五○ 同上
仁宗 六○ 元明善等
英宗 四○ 吴澂等
泰宗 王结等
明宗 欧阳玄等
文宗 同上
宁宗 同上 右据钱大昕《元史 艺文志》。
顺帝 缺
明
太祖 二五七 董伦等初修，解缙、胡广等重修。 万历中附建文事。
成祖 一三○ 杨士奇等
仁宗 一○ 蹇义等
宣宗 一一五 杨士奇等
英宗 二六一 陈文等 附《景帝景泰事迹》八七卷。
宪宗 二九三 刘吉等
孝宗 二二 刘健、谢迁等
武宗 一九七 曹宏等
各代 各帝 卷数 撰者 附考
明
世宗 五六六 徐阶、张居正等 又有世宗父《睿宗实录》五○卷。
穆宗 七○ 张居正等
神宗 五九四 温体仁等
光宗 八 叶向高等
熹宗 八四 温体仁等 以上据《明史 艺文志》，今俱有传钞本，惟《熹宗实录》缺天启四年十二卷，六年六月一卷。
思宗 原缺 清初万言纂《崇桢长编》若干卷，可代实录，今尚存。又南京国学图书馆书目有《崇祯实录》十七卷，据嘉业堂刘氏藏书钞本传钞，当为后人补辑。
清
太祖 一○ 崇德元年初修，康熙二十一年重修，雍正二年校订。 《太祖实录》经数次修改，今所见者，有《太祖武皇帝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皆北京故宫本，又有内阁大库钞本《太祖实录》，皆已印行，俱与实录正本有异同，又有《太祖实录战迹图》八卷，今称《满洲实录》。
太宗 六五 顺治九年初修，康熙十二年重修，雍正十二年校订。 正本与钞本不同。
世祖 一四六 康熙六年修，雍正十二年校订。 一作一四四卷，正本与传钞本不同，又日本有《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纂要》本。
各代 各帝 卷数 撰者 附考
清 圣祖 三○○ 康熙六十一年修 此为始修之年，至其成书则在四五年后，下同。
世宗 一五九 雍正十三年修
高宗 一五○○ 嘉庆四年修
仁宗 三四七 道光四年修
宣宗 四七六 咸丰五年修
文宗 三五六 同治元年修
穆宗 三七四 光绪五年修
德宗 五九七 宣统间实录馆修，清亡后成书。 清亡后，实录馆尚在，隶于清室，纂成此书，北京、沈阳皆有钞本。
宣统政纪 四三 清亡后清室自修 同上，有排印本，右据清代正、续《文献通考》、《清史稿 艺文志》、《四库简明目录》及钞藏各本，汇而记之。
唐、五代、宋、辽、金、元之实录皆佚，唐、宋实录存者，仅韩愈所撰之《顺宗实录》五卷，钱若水所撰之《宋太宗实录》二十卷，韩录尚为完作，钱录则残帙而已。实录之体，略如苟悦《汉纪》，为编年史之一种，即于一帝崩殂后，取其起居注、日录、时政记等记注之作，年经月纬，汇而成编，故自成书之时言之，本为撰述之一种。然编纂实录，取材至繁，诏令章奏，悉得入录，并于大臣名人书卒之下，具其事迹，略如列传，其体实为长编，以备史官之采，故自易代后汇修正史之曰言之，则亦与起居注、日录、时政记等书，一例视为记注。是则实录之书，介乎记注、撰述之间，两《唐志》皆以之入记注，《宋志》以下则以之入编年，前后异趣，盖以此也。唐及五代之实录，今虽不可尽见。而《通鉴考异》，称引最多，唐代诸帝之外，如梁太祖、后唐庄宗、明宗、愍帝、废帝、晋高祖、少帝、后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南唐烈祖皆是。盖司马光撰《通鉴》时，其书具在，故得恣取而博辨之，而《宋志》具载其目，亦可证也。后人病《旧唐书》之烦，而仍不能屏废者，以本纪采取实录最多，为可贵也。《册府元龟》所录唐代史料，凡为《唐书》及《会要》所不载者，多出于实录，知《旧书》本纪之可贵，即知实录之可贵矣。宋时有实录，有会要，皆为国史之长编，元人灭宋，董文炳入临安，独取其国史，辇致北方，其后得据以修纂《宋史》，然《理宗实录》为未成之作，度宗、恭帝以下更无实录，故《宋史》于理、度时，不具首尾，草草成编，实录之系于修史，岂不大哉。《辽史》之成，由于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而俨即为手撰《辽实录》之人，今考宋、辽二史，所记两国间之大事，往往互异，则由史家各据其实录而直书之，不暇核其异同也。金亡后，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张万户名柔，《元史》有传，说详后)，元好问欲资张书以修《金史》，后因有阻而止，乃构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言行，采摭所闻，记录至百余万言，元人修纂《金史》，多本其所著，元初王鹗倡修《金史》，亦由得见实录 ，是辽、金二史皆资实录以成者也。元之诸帝，皆有实录，宪宗以上，世祖时诏翰林国史院追撰成书，其后每帝崩殂，必命史臣撰录，如前代制，惟顺帝以国亡无书，明初修《元史》，即据元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而成者。明太祖迄熹宗之实录，今尚具在 ，惟阙思宗一朝，可取谈迁《国榷》补之。清人修《明史》，凡涉清初祖事皆讳而不言，故近贤考明事者，多舍《明史》而取实录，《明史》所不详者，实录皆能详之，此其所以可贵也。清太祖迄穆宗十朝实录，早已成书 ，蒋良骥、王先谦先后辑《东华录》，皆资于实录，而所采事有未尽，蒋录起太祖天命迄世宗雍正凡三十二卷；王先谦重为排纂，而自乾隆以下迄同治五朝称为续录；潘颐福别撰《咸丰东华录》六十九卷，又在王录之前而不如其详。清初三朝实录屡经改修，渐失本真，人皆弃重修本，而珍视初修本，论者谓王录详于蒋录，而蒋录又胜于王录，亦蒋录多取材于初修本，而王录则以涉忌讳而删去之也。《德宗实录》，晚成未出，朱寿朋撰《光绪东华录》，无实录可据，而其详赡过于实录。宣统朝无实录，而有政纪，是则《清实录》之完备，尤过于明代，近年清十一朝实录附以《宣统政纪》、《太祖实录战迹图》合为千余册，已景印行世。盖实录之可贵，殊过于正史，试举一例明之。大凡乙国人叙甲国事，往往据事直书，无所隐饰，此其所长也；然异国传闻，往往失实，不可尽据，此又其所短也。史家考唐代事，或资日本人之纪载，考宋、辽、金、元事，必资于高丽史，以其时日本、高丽与吾国往还之频繁也。李氏朝鲜，受明册封，始终无间，故其实录中纪载明事最多，而于清代初祖之事，为《明实录》所不及载，清人所讳而不言者，朝鲜实录往往载之，且极翔实，故近人治清初史者，必取资于是书，而甚宝重之。总之，前代实录为长编之体，略如史料汇编，修通史专史者，有事于此，可以取用不竭，是盖可与正史并存不废，与其谓之撰述，无宁属之记注，。凡撰述之为长编体者，皆入古记注之林而远于撰述者也。
(二)纪传体之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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