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
△绍圣元年（甲戌，一○九四）
１、八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庚午朔。辛未，诏丁忧人左朝请郎、宝文阁待制范纯粹降一官，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论其在元祐间尝献议？安疆、葭芦、吴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丙子，以权户部侍郎吴安持为权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埽堤身二千馀步，与清汴绝近，接洛河之南，去广武南五六百步，或千馀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案：原误“高”，据《宋史河渠志》四改。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馀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功力浩大，乞下合属官司，别相度保明。”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八月，开洛口新河。《编年备要》云：吴安持言广武埽危迫，请开汴河导洛南流。遂诏安持提举开修洛口新河。诏在十三日壬午。）
３丁丑，秘书少监、充秘阁校理张舜民为直秘阁，权发遣陕西转运使。（《纪事本末》卷百一。）
辛巳，都水监言：“河势紧要，缘阳武埽逼近京城，请敕官同共提举固护。”诏差开封府推官赵越疾速前去救护。（《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４、壬午，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前去都大提举开修新河等工役，及令内外丞李伟勾当洛口，王维同管开修。（《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回河》、导洛两见。）
直龙图阁、知徐州邢恕改知河阳。（《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丁未，论邢恕诋诬。原注：恕自绍圣元年五月复职知徐州，八月改河阳。）
１、九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己亥朔。己亥，以蔡京守户部尚书。《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２、庚戌，诏罢制科。（《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愧郯录》：九月十二日，哲宗用章惇、李清臣之议，诏罢制科。《编年备要》云：考官上张咸、吴俦、陈涌各六论，上谓章惇曰：“制科所赐策与进士策无异，先朝罢此科何时复置？”惇曰：“元祐初复置。”李清臣曰：“汉亦不设此科。”上曰：“进士策亦可言时政阙失。”因诏罢制科。陈桱《通鉴》云：罢贤良方正科。毕沅《通鉴》云：丙午，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庚戌，三省同进呈张咸、吴俦、陈涌三人中第五等推恩，帝曰：“进士策文理有过於此者。”因诏罢制科。）
３诏：“府界诸路罢广惠仓，其户给田土并行出卖，并本仓见管钱斛拨入常平仓收管，所有振济合行事，令户部检举元丰敕令，立法以闻。”（《纪事本末》卷一百。）
４、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课监司考察吏部开拆等者，入优等，中书省取旨。其法虽具，然自知州考课而蒙超擢者几何人？盖法有未尽则不能无弊。愿详考课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优课一人以升吏部，更加铨量人才，与治效参相得，然后条析闻上。或省郎监司藩郡有阙，则随其资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将见天下郡守，翕然蔊风，而群吏出矣。”诏：“令诸路监司，考察知州，每岁具其的实课续优等一名保明闻奏，如无即阙，若不实，只依贡举非其人法。”（《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５、甲寅，追责措置荆湖北路、朝奉郎唐义问。（《长编》卷四百十五：元祐三年十月丙戌，量度堡塞。原注：云：绍圣元年九月十六日当考。又卷四百六十三：元祐六年八月辛卯，唐义问罢戍护。原注：云：绍圣元年九月十六日追责。案：《十朝纲要》、《编年备要》云：绍圣元年九月，议弃渠阳官吏罪，集贤殿修撰唐义问等并黜散官。邵经邦《宏简录》云：九月甲寅，知广州唐义问弃渠阳砦罪，责授舒州团练使。）
６、戊午，李琮权户部侍郎。（《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李琮权户侍在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７、己未，三省、枢密院同呈李仲、王宗望欲开迎阳港河，闭燕家河门，引水入澶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吴安持相度”。曾布曰：“河防兴役不一，劳人伤财，不可不慎；若非灼然有利，此役未可遽兴。”上亦以为不足开，安焘亦以为然。惇曰：“曾布在河北，颇知河事”。又曰：“河身自东而下流壅遏，未成河道，兼堤防未完，须疏治下流及增固堤防，不尔，恐未免上流訩决之患。”布曰：“既如此，不若且於下流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吴安持好兴作，其言未必可用。安持前后於河防枉用功力，以至縻费提刑司封桩万数，盖当时议论不一，而安持辈务欲约大河归东流，致德清军横流垫溺，公私财力困敝。”遂指图中燕家河门，乃是初决者小吴口。惇曰：“元丰中，任河势顺流，未尝用功却无事。”焘曰：“容臣开陈。”因言：“大河北流过钓台，下流深阔处入界河，若更变移近北，即流入胡中，河在虏境，则自可为桥梁度河，中国更无限隔之处。所以文彦博辈议欲回东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胡中者，如何不变移趋北，则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韩忠彦曰：“但责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８、章惇、安焘提举修《海行敕令格式》。（《长编》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癸酉，蔡京、刘赓进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原注：绍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章惇、安焘提举。）
９、乙丑，曾布再对陈：“河防不可轻动，枉费财用。如吴安持见开洛河，外议未以为当，用夫四十五万；若洛水小引，水傍山无益，若泛涨，自当就下径入黄河，岂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颔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１０、丙寅，敕：中书省送到户部状：“准敕勘会元丰中置水磨茶出卖与在京铺户，故京师求食茶无夹杂之弊，而茶商无留滞之患，官岁收计息二十馀万。元祐中，悉皆罢废。臣等欲乞参酌旧制，重行兴复。”三省同奉圣旨：“水磨茶应兴复合行事件，令户部疾速先具措置，申尚书省。”九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并依户部所申，差孙迥提举。”检会旧行水磨日前后条制，参酌今来合行及到分项内。一、检准元丰七年六月一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户部状，准都省批下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奏：“勘会本司近准朝旨，在京卖茶人户，不许擅磨末茶，并令赴本司水磨请买斤茶归铺货卖，本司已依朝旨施行。近日据府界诸县茶铺等人户赴本司陈状，为见在京茶铺之家，请买水磨末茶货卖，别无头畜之费，坐获厚利。其府界茶铺，系与在京铺户事体一般，乞依在京师茶铺人户例，赴水磨请轮归逐县货卖，及依在京师法，禁止私磨茶货，本司今勘会自兴置水磨后，其内外茶铺人户，各家免雇召人工养饲头口诸般浮费，及不入末豆荷叶杂物之类，和茶委有利息，其民间皆得真茶食用。若比自来所买铺户私磨绞和伪茶，其价亦贱。兼贩茶客人亦免民间赊欠钱物，赴本司入中，茶货便请见钱再行兴赊，甚有利润，沿路往来，所收商税不少。今来已准朝旨，并依本司奏请立法。自推行以来，其铺户例各比元供请买茶数外，甚添斤重请输，盖为获利极多，故府界诸县茶铺等人户有伏乞依在京例，请买水磨茶货，禁绝私磨。本司看详：若依逐县人户所陈，即委是止绝外县添和茶法，及免经久，却生弊幸；并请在官茶法，诚为利便，如赐施行，即乞依下项约束，令取进止。”后批，五月八日送户部勘当。并小贴子称：“勘会客人贩到茶货，指往府界诸县贩卖，今来既已立限陈首给引入京，赴水磨场中卖；其到京合纳税钱，亦乞依自来条例勾收，送纳入户部。勘会下项事，仍连元状。六月一日奉圣旨，并依。请一依敕命指挥施行。仍关合属去处，牒件如前，请详前项尚书户部牒内圣旨指挥施行。仍关牒应干合属去处者：一、客人兴贩茶货係於诸路外，应係往府界及在京者，委产茶山场州军出引，并皆赴京官场中卖，即不得沿路及府界地分货易。如违，告首罪赏并依私腊茶法。一、诸路末茶不得入府界地分货卖。如违，即依本司印出在京茶法施行。已上本部勘当，欲依本司奏乞事理施行。”（《长编》卷三百四十六：元丰七年六月己巳朔，户部言：准提举汴河言：“畿内诸县民间茶铺亦乞请买水磨官茶。”原注载绍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敕。据注文辑此。）
１１、是月，知徐州、朝奉郎、管勾灵仙观邢恕改知河阳，（《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辛未，论邢恕诬谤。原注：云：五月，复职知徐州。九月，改河阳。）
许天启提点陕西银铜坑冶事。（《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庚子，置提举泾原新弓官，依陕西提点坑冶许天启例。原注：天启提点坑冶在绍圣元年九月。）
１、十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己巳朔。辛巳，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洛口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已毕工放水，乞除提举官员外，自馀官吏，相度节次存减。”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工部言：“都水司王宗望等状，自阚村以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塞闭了当，全河悉已东还故道，更无北流之水。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拨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准备枝梧，庶免噎凌之患。”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２、左司谏翟思为侍御史，右正言张商英为左司谏，监察御史刘拯为右正言。（《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三十一。）
３、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吕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枢密院同呈惠卿除目，曾布、韩忠彦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无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岂可留也！”（《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冬十月，吕惠卿自江宁改除枢臣，韩忠彦、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何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岂可留也！”又曰：“王安礼胜惠卿。”又曰：“吕嘉间、吴居厚皆刻薄。”布因言：“章惇专权，日甚一日，若以旧恩欲保全之，则不若制之於初。先帝体貌王安石，言听计从，亦未尝敢尔也。”《编年备要》此下有云：布又曰：“除臣与忠彦稍开陈，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此不可不察。”时布已有倾惇意矣。陈桱《通鉴续编》云：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上纳之。及惠卿至京请对，见帝而泣，帝正色不答而去。毕沅《通鉴》云：布又言：“章惇秉政以来，所引皆阘茸小人，专恣弄权，日甚一日。陛下以天下公论召彭汝砺，而沮格不行；吕升卿於罪谪中致仕，而惇不禀旨，召令再任；王钦臣谢表语侵御史，惇欲削职降官；周秩讥切朝廷，而惇欲多方曲庇其罪；陛下不欲与惠卿职而终复，不欲除林希经筵而终除；以是上下畏之。独臣、韩忠彦曾稍开陈，他人有敢言者否？”其意盖欲倾惇。帝曰：“此固当开陈也。”）
４、丁亥，国子司业龚原奏：“赠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时尝进所撰《字说》二十二卷。其书发明至理，欲乞差人就王安石家缮写定本，降付国子监雕印，以便学者传习。”诏可。（《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周煇《清波杂志》卷十云：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国子长贰言《三经》已镂版攽行，王荆公《字说》亦合攽行，合取相公钧旨。子厚曰：“某所不晓，此事请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毕沅《通鉴》云：学校举子之文，靡然从之，其弊自原始。）
５、戊子。（《长编》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辛巳，户部言：“州县遇有灭伤，差官检放，乞自任受状至出榜，其不得过四十日。”从之。乃於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条内，限三日内差定检官。作当日。案：原文已佚。）
６、庚寅，左朝奉郎、权发遣开封府推官常安民为监察御史，中丞黄履荐也。安民先召对垂拱殿，（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上曰：“闻卿尝致仕。”安民曰：“臣元祐七年丁母忧，疾笃致仕。服除，范祖禹、赵君锡以臣年齿未老，闻於朝廷，遂再通籍。”上又问元祐任何官，安民具以实对，且言：“邓伯温、苏轼、苏辙皆尝荐臣为台官，以拘於资格，不除。”因奏曰：“祖宗之置台谏乃好意，天下事付与执政，使行之不当，则台谏言之，天子惟择执政与台谏而已，自可无为而治。故台谏官，人君当自择。近岁多由执政度其附己然后除授，故虽名为天子耳目，实执政私人。”） 上曰：“今日如何？”安民对曰：（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耻。人苟无耻，则择利而趋，见害而避。无事之时，惟禄仕所诱，奔走俯伏，供为臣职，一旦投之患难之地，则掉臂而去矣。今之大臣，所提撕者，皆无况之人。） “元祐中进言者，以熙宁、元丰之政为非，而当时为是；今日进言者，以元祐之政为非，而熙宁、元丰为是，皆为偏论。先帝以天下久安，不无积弊，故须变革，然末年已有欲趋安静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时之宜，务以宽仁镇静，稍更作为之。见今进言者一切以为非，愿陛下公听，并观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无问新旧，惟归於当。”上深然之，谓执政曰：“安民议论公正，无所阿附。”（《纪事本末》卷一百。案：《编年备要》云：安民寻又上疏，略曰：“大臣不和於上，朋党交恶於下，纷击诋诬，亏损风俗。陛下姑务并容，，不明邪正曲道，则纲纪岂不日就陵迟！昔唐文宗初亦慨然有意於治，史称‘儒雅恭俭，出於天性’。故太和之后，朝廷号为清明。惟以牛僧孺、李德裕二党相攻，黑白不分。德裕之党有郑覃、陈夷行，僧孺之党有杨嗣复、李珏，同时并用，纷争於前，唐祚遂衰。陛下若不能辨邪正，则朋党何时可破？牛、李之祸，可不戒哉！”）
７、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十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诏以来凡经九月，上禀成算，遂断北流，以除河患。望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纪绍圣临御以来圣明独断，至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额官等功力等第以闻。（《纪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云。十一月十五日当并王宗望事迹：绍圣元年，为都水使者。朔部自河决而东北流之议兴，宗望有请於朝，遂塞张包、樊郡等河，自阚村以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创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之水奉还故道。又设为经画，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视，补筑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增修疏濬，虽盛夏涨潦，更无壅决之患。二年，上嘉其劳，进阶三等，授中散大夫，除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未数月，擢工部侍郎，进阶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８、曾布与韩忠彦言：“外议见惠卿移大名，过阙迁工部；升卿除落訩替，疑惠卿复用。”上曰：“无此。”（《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振河北饥。（案：《宋史·本纪》：九月癸卯，遣御史刘拯振河北饥。案：河北水灭饥民，此在十月，或据放振时书之，遣刘拯之命在九月欤？《河渠志三》云：是时东流堤防未及缮固，濒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师，往泊御廊及僧舍。诏给券，谕令还本土，以就振饥。）
１、十一月己亥朔。（《长编》卷三百九十一：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午，中书省言：“刑房断例，嘉祐中宰臣编修，今二十馀年内有该载者，欲委官续断例及旧例策，一处看详。”原注：绍圣元年十一月己亥可考。案：今原文已佚，据钱大昕朔闰考书朔。）
２、己酉，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准朝旨相度开濬澶州故道，分减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其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功。欲乞再行疏道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功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３、庚戌。（《长编》卷三百二十五：元丰五年四月戊寅，诏六曹尚书依翰林学士例，侍郎依直学，并赐佩金鱼。原注：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绍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崇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年三月十三日，大观二年五月十七日，合参考。案：原文已佚。）
４、壬子，（案：《纪事本末》不系日，据《宋史本纪》补入。诏观文殿学士、赠特进蔡确特追复观文殿大学士，令颍昌府候葬日并官为应副。《纪事本末》卷百七。）
５、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吴安特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於内黄下归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独有三分北流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决坏民田，近据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创筑新堤七十馀里，已画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今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下惟旧堤多有损缺怯薄处，势有可虞。至於阚村而下所葺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涨水，兼京城上流处埽岸，虑有壅滞訩决之患。”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祐疾速前去计会北流。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以来，逐一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合如何增修疏濬，将来盛夏，不致壅滞訩决。候过涨水无虞，即据昨来所闭北流之功，等第推尝。仍先具结绝事状以闻。如向去措置不当，致有訩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６、乙卯，左司谏张商英言：“臣伏见今年已闭塞黄河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馆，则是河水已归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杜将来訩决之患而已。近闻使者王宗望、外监丞李伟却乞开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吴安持乞候涨水前去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来东流底平，则叆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今来河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何用功九年费财动众？吴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年涨水并今年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涨水，乃是狡兔三穴，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是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支持？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各有《河议》，望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一处反复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庶免见年年遇涨水，则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则乞候涨水，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极陈近岁调夫多至於率钱，民力重困，既切责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须索。今京东、河北皆饥歉流亡，河役不可责办民力。安焘曰：“河已东流，不可复易。”布曰：“河既已东流，无已议者，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但因其势而顺导之则可矣。东流固未可保其无患，不可不责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复故道，则当使如小吴，未决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岁有患也。众皆曰：“旧亦有决溢。”布曰：“先帝在位几十年，河决者三四，未尝岁为患也。”枢密院再对，布复陈：“安焘屡言东流不可更议。臣等本无此意，但未敢保其无患，须责水官以不可败事也。兼大役不可尽责民力，须朝廷应副尔。”既对，韩忠彦谓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开尝以回河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诚不晓事，未至於此。使大河已东，必欲徙之北流以便子开之论，此言果可伸乎？”后数日，布又言：“吴安持论河事，既被督责，计穷词屈，真情尽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以为先有此论。韩忠彦具知其说，当时吴安持以谓河须东流，须闭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纯仁、苏辙主北流之论，故且为此说以诱之，庶其肯听。今乃执此言以逃责，更为欺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尽闭北流为非，当时何不言？”布曰：“安持为工部侍郎，乃其执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尽闭？陛下固已察见其奸言矣。”上欣纳。退至都堂，安持等来禀河事，因反复久之。布谓章惇曰：“何惜二十万未应副，将来若败事，秋毫无所假借。”安持又言：“酾二渠为便。”布曰：“若然，则是北流是，东流是？”安持曰：“须以渐闭。”布曰：“然，则几何年可了？”安焘云：“只为昨降之文字，以东流为非，故如此纷纷。”布曰：“本不以东流为非，亦不敢以北流为是，但不敢保东流无患尔。主东流者是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国事但欲取之当尔，东北何择焉！”翌日，同呈安持劄子，布曰：“计穷词屈，奸言尽露。”安焘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韩忠彦所闻，乃是欺罔反复”。安焘曰：“布改定劄子以东流为非。”布曰：“臣尝以为用偏见，主东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预河事，於此持心实平直，於东、北流无所主，但欲处国事当尔。”焘曰：“谁不平直？”上曰：“执偏见，诚不可反复久之。”布又言：“劄子乃章惇所草，臣尝改定，云：‘新缕七十里堤，未委可与不可捍奭，将来涨水，及虑上流有壅滞訩决之患，缘公私之忧不细，不可不预为经画。’此语恐亦非道。至於众论所疑，无不削去。”（案：此下原本有脱误。） 惇曰：“昨日已谕水官，人夫物料，极力应副；若将来败事，水官亦无所借贷。”上曰：“当如此。”（《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７、甲子，左司谏张商英言：“伏闻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近诣三省、枢密院禀议河事，在都堂喧略无仪矩，始以母老为辞，又以须得二十万夫、千万刍梢乃可往。厉声云：‘水官岂可不为自全之计。’按安持主张河事八年，今日始开口为自全之计，即前后欺罔，不攻自破。缘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门人，吴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安持又是安石男女姻家，致安持恃亲戚恩旧，敢肆侮慢，使庙堂之体，凌夷如此，何以耸天下之具瞻，为首寮之表式哉！安持首鼠两端，必图再用，欲乞下有司簿责。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后费用若干人兵钱粮梢草，兴得是何功利？从初主意，为是东流，为是北流。若主东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闭塞，下流堤埽不曾修筑？若主北流，因何年年进马头水入孙村口？若以孙村口分减水势，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浅殿却于窦家港口等处？行水明正，案牍具列情状。检会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责降施行，仍自今年间塞北流以后，专责王宗望、郑祐，候过涨水取旨当罢。况此一事，上系朝廷，休戚至大；下击生灵，利病不小。大臣岂敢以亲党之故，致私意於其间，所有臣自供职后来论列章疏，亦乞检会，再赐采择。”（《纪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商英此章，据布《日录》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亥，今附本日。）
８、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枢密院，与三省同进呈。郑壅白上：“曾布尝诘责安持反复奸言，故安持对水官惧后命，不敢不为自全之计，亦无喧悖状”。上曰：“安持果安石壻？”韩忠彦曰：“蔡卞女壻也。”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人，变乱是非，以误国事？”上曰：“此无可行者。”遂罢。（《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１、十二月己巳朔，案：据钱大昕《朔闰考》增“朔”字。河东路转运司言：“本路盬课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无甚今日。自元丰以后至今，官场卖到见钱兼客人算请所改课利，比於元祐间，取其最多一年之数不过十二万六千缗，以方元丰最少之年犹未及三分之二。近虽专差奉议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旧法，行之二年，课利愈亏。盖是不能深究弊源，遂致私煎盗贩，从而得行豪夺公家之利。按熙宁八年六月中书劄子云云，当时相度只以一色盐从官场出卖，得旨推行累年，颇有实利。自后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缘积习，遂致颓废。兼近年裁减私盐赏钱，不许根究卖主来历，法禁废弛，滋长奸弊。请将本路盐只许官场出卖，罢去客人算请。依熙宁元丰间行私盐条禁，并制官提举，除旧条护到盐不许根究卖主来历外，馀依所奏。”（《纪事本末》卷一百，又卷九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十二月，河东盐复官卖法。《编年备要》云：转运司言：“本路盐课以一年最多之数比元丰最少之年犹未及三分之二，请罢去客人算请，官自卖”。从之。又案：熙宁八年六月在《长编》卷二百六十五，不载中书劄子，惟於戊申日下载三司使章惇言河东、永利两盐课，诏河南转运使详具条约以闻。）
２、庚午。（《长编》卷三百八十：陕西转运司收籴斛斗，充缘边五年之蓄。又卷四百九：元祐三年四月甲申，户部言陕西沿边蓄钱请注籍，以备勾考。原注：绍圣元年十二月三日。）
３、辛卯。（《长编》卷二百四十五：熙宁六年五月丁卯，详定行户利害所奏，乞从本所约中裁定，均为逐处吏禁。原注：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可考，今原文已佚。）
４、甲午，（案：原作“甲子”。十一月己巳朔，无甲子日，据《十朝纲要》、《宋史·本纪》订正。） 诏范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赵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桯史》卷十一云：绍圣元年四月甲申，鲁直以史事谪黔南道。与此年月有异，或彼以到黔日，此以奉诏日也。《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修《神宗实录》，坐诋诬罪窜。《太平治迹统类》云：十二月，御史郭知章、黄庆基乞奏贬修《神宗实录》官。甲午，三省同进呈台谏官前后章疏，言：“实录院所修先帝《实录》，类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中丞黄履、御史翟思、左司谏张商英，论具修《神宗实录》官诬毁先帝。《编年备要》云：祖禹永州，赵彦若澧州，黄庭坚黔州，并安置，坐修《神宗实录》诋诬也。言者论所撰《神宗实录》，美意良法辄敢隐没，而微言讥刺者凡数十事。诏祖禹等供答，至是国史院奏到，祖禹、彦若、庭坚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上曰：“史官敢如此诞谩不恭！”遂有是命。李幼武《名臣言行续录》卷一云：章惇与并奸论《实录》诋诬，前史官分居畿甸以待案，摘千馀条示之，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史考阅悉有据，依所馀才三十二事。庭坚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者，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
５、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财用皆自东南漕运以充岁计，今年上供物数十，无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闭口，臣责到案：《宋史·河渠志》四作“责问”。提举汴河堤岸杨琰状，称（案：《宋史·河渠志》四作“乃称”。） 自元丰二年导洛通汴至元祐八年之间，不曾闭口。如遇冬寒，差兵打冻，并不失事，乞依元丰条例。”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长编》卷四百七：元祐二年十二月末，是冬，始闭汴口。原注：此据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云增入。案：三年正月李仲之言，原文已佚，已据《宋史·河渠志》四附注於彼，又明年正月十三日庚戌，宋用臣言可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严铜钱出界禁。案：《十朝纲要》：辛未日。《编年备要》云：奉使郑价言，北界支到抬厢人例物见钱七千馀贯，并是国朝新铸宝。遂诏增重其禁。据《宋史·食物志》下二：郑价使契丹，契丹还言其给与厢者钱皆中国所铸，乃增严三路阑出之法。
仁和张大昌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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