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武王克商，访箕子以治道，箕子为之陈《洪范》九畴，五行五事之次，即曰“农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货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国家之政兴焉。是故食货而下，五卿之职备举于是矣：宗伯掌邦礼，祀必有食货而后仪物备，宾必有食货而后委积丰；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奠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兴于礼义；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货而后可远于刑罚；司马掌邦政，兵必有食货而后可用于征戍。其曰“农用八政”，农，食货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范》八政之意欤。
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枲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佑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徽宗既立，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敛，以济多欲，自速祸败。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
考其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向使究其所为，勉而进于王道，亦孰能御之哉？然终宋之世，享国不为不长，其租税征榷，规抚节目，烦简疏密，无以大异于前世，何哉？内则牵于繁文，外则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但已，征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既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贷，大率然也。又谓汉文、景之殷富，得诸黄、老之清静，为黄、老之学者，大忌于纷更，宋法果能然乎？时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财，其数有限，国家用财，其端无穷，归于一是，则“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无他技也。 宋旧史志食货之法，或骤试而辄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则徒重篇帙，约之则不见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为鉴者焉。篇次离为上下：其一曰农田，二曰方田，三曰赋税，四曰布帛，五曰和籴，六曰漕运，七曰屯田，八曰常平义仓，九曰课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动关民生；国以民为本，故列之上篇焉。其一曰会计，二曰铜铁钱，三曰会子，四曰盐，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矾，九曰商税，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输，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损或益，有系国体；国不以利为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为十有四卷云。
农田之制 自五代以兵战为务，条章多阙，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来，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遇丰岁，则谕民谨盖岁，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
太宗太平兴国中，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乡三老、里胥召集余夫，分画旷土，劝令种莳，候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蠲税免役。民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州县论罪，以警游惰。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其后以烦扰罢。初，农时，太宗尝令取畿内青苗观之，听政之次，出示近臣。是岁，畿内菽粟苗皆长数尺。帝顾谓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资，固当尽复其租税。” 端拱初，亲耕籍田，以劝农事。然畿甸民苦税重，兄弟既壮乃析居，其田亩聚税于一家，即弃去；县岁按所弃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闻而思革其弊，会知封丘县窦玭言之，乃诏赐绯鱼，绢百匹；擢太子中允，知开封府司录事，俾按察京畿诸县田租。玭专务苛刻以求课最，民实逃亡者，亦搜索于邻里亲戚之家，益造新籍，甚为劳扰，数月罢之。时州县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尽出，租税减耗，赋役不均，上下相蒙，积习成敝。乃诏：“诸知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赋税，招辑流亡，惠恤孤贫，窒塞奸幸，凡民间未便事，限一月附疾置以闻。”而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赢之资，贫者取倍称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遂令州县戒里胥、乡老察视，有取富民谷麦赀财，出息不得逾倍，未输税毋得先偿私逋，违者罪之。
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淳化五年，宋、亳数州牛疫，死者过半，官借钱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属时雨沾足，帝虑其耕稼失时，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运以人力，即分命秘书丞、直史馆陈尧叟等即其州依式制造给民。
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官吏劝民垦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 “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积谷而务农，盐铁榷酤斯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里□远，虽加劝督，未遽获利。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赋额岁减，国用不充。 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宽以岁时。然乡县扰之，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损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遁，则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
如授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诱之耕垦，未计赋租，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酌民力丰寡、农亩肥硗，均配督课，令其不倦。其逃民归业，丁口授田，烦碎之事，并取大司农裁决。耕桑之外，令益树杂木蔬果，孳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井田，营造室居，使立保伍；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遗之资，并立条制。候至三五年间，生计成立，即计户定征，量田输税。若民力不足，官借籴钱，或以市糇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受，委于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直，依时价折纳，以其成数关白户部。”
帝览之喜，令靖条奏以闻。 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州县未得议其差役；乏粮种、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其田制为三品：以膏沃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无水旱之虑者为中品；既埆瘠复患于水旱者为下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后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请加受田，如丁数五丁者从三丁之制，七丁者给五丁，十丁给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为限。若宽乡田多，即委农官裁度以赋之。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者七十亩，三丁者五十亩，不及三丁者三十亩。除桑功五年后计其租，余悉蠲其课。”
宰相吕端谓靖所立田制，多改旧法，又大费资用，以其状付有司。诏盐铁使陈恕等共议，请如靖奏。乃以靖为京西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颖、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帝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费官钱数多，万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寝。
真宗景德初，诏诸州不堪牧马闲田，依职田例招主客户多方种莳，以沃瘠分三等输课。河朔戎寇之后，耕具颇阙，牛多瘠死。二年，内出踏犁式，诏河北转运使询于民间，如可用，则官造给之；且令有司议市牛送河北。又以兵罢，民始务农创什器，遂权除生熟铁度河之禁。是岁，命权三司使丁谓取户税条敕及臣民所陈田农利害，与盐铁判官张若谷、户部判官王曾等参详删定，成《景德农田敕》五卷，三年正月上之。谓等又取唐开元中宇文融请置劝农判田，检户口、田土伪滥；且虑别置官烦扰，而诸州长吏除当劝农，乃请少卿、监为刺史、合门使以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事，及通判并兼劝农事，诸路转运使、副兼本路劝农使。诏可。 大中祥符四年，诏曰：“火田之禁，着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畬田，并如乡土旧例，自余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六年，免诸路农器之税。明年，诸州牛疫，又诏民买卖耕牛勿算；继令群牧司选医牛古方，颁之天下。
天禧初，诏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丰稔，或已奏丰稔而非时灾沴者，即须上闻，违者重置其罪。先是，民诉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荆湖、淮南、江浙、川峡、广南水田不得过期，过期者吏勿受；令、佐受诉，即分行检视，白州遣官覆检，三司定分数蠲税；亦有朝旨特增免数及应输者许其倚格，京畿则特遣官覆检。太祖时，亦或遣官往外州检视，不为常制；伤甚，有免覆检者。至是，又以覆检烦扰，止遣官就田所阅视，即定蠲数。时久罢畋游，令开封府谕民，京城四面禁围草城，许其耕牧。三年，诏民有孝弟力田、储蓄岁计者，长吏倍存恤之。 初，朝议置劝农之名，然无职局。四年，始诏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使臣为副使，所至，取民籍视其差等，不如式者惩革之；劝恤农民，以时耕垦，招集逃散，检括陷税，凡农田事悉领焉。置局案，铸印给之。凡奏举亲民之官，悉令条析劝农之绩，以为殿最黜陟。
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仁宗继之，益务约己爱人。即位之初，下诏曰：“今宿麦既登，秋种向茂，其令州县谕民，务谨盖藏，无或妄费。”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
时又禁近臣置别业京师及寺观毋得市田。初，真宗崩，内遣中人持金赐玉泉山僧寺市田，言为先帝植福，后毋以为例。繇是寺观稍益市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顷岁中人至涟水军，称诏市民田给僧寺，非旧制。”诏还民田，收其直入官。后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帝敦本务农，屡诏劝劭，观稼于郊，岁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景佑初，患百姓多去农为兵，诏大臣条上兵农得失，议更其法。遣尚书职方员外郎沈厚载出怀、卫、磁、相、邢、洺、镇、赵等州，教民种水田。京东转运司亦言：“济、兖间多闲田，而青州兵马都监郝仁禹知田事，请命规度水利，募民耕垦。”从之。是秋，诏曰：“仍岁饥歉，民多失职。今秋稼甫登，方事敛获，州县毋或追扰，以妨农时。刑狱须证逮者速决之。” 帝每以水旱为忧，宝元初，诏诸州旬上雨雪，着为令。庆历三年，诏民犯法可矜者别为赎令，乡民以谷麦，市人以钱帛。谓民重谷帛，免刑罚，则农桑自劝，然卒不果行。参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职，唐命相判尚书六曹，或兼诸道盐铁、转运使。请于职事中择其要者，以辅臣兼领。”于是以贾昌朝领农田，未及施为而仲淹罢，事遂止。皇佑中，于苑中作宝岐殿，每岁召辅臣观刈谷麦，自是罕复出郊矣。 帝闻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天圣初，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后收，减旧额之半；后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限，百日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辄以招辑流亡、募人耕垦为言。民被灾而流者，又复其蠲复，缓其期招之。诏诸州长吏、令、佐能劝民修陂池、沟洫之久废者，及垦辟荒田、增税二十万已上，议赏；监司能督责部吏经画，赏亦如之。 久之，天下生齿益蕃，辟田益广。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请徙户实之，或议置屯田，或欲遂废唐州为县。嘉佑中，唐守赵尚宽言土旷可辟，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废。得汉邵信臣故陂渠遗迹而修复之，假牛犁、种食以诱耕者，劝课劳来。岁余，流民自归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十余户；引水溉田几数万顷，变硗瘠为膏腴。监司上其状，三司使包拯亦以为言，遂留再任。治平中，岁满当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兴辑，特进一官，赐钱二十万，复留再任。时患守令数易，诏察其有实课者增秩再任，而尚宽应诏为天下倡。后太守高赋继之，亦以能劝课被奖，留再任。
天下垦田：景德中，丁谓着《会计录》云，总得一百八十六万余顷。以是岁七百二十二万余户计之，是四户耕田一顷，繇是而知天下隐田多矣。又川峡、广南之田，顷亩不备，第以五赋约之。至天圣中，国史则云：开宝末，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而开宝之数乃倍于景德，则谓之所录，固未得其实。皇佑、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而皇佑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治平中四百四十万余顷，其间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增倍。以治平数视天禧则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如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是时，累朝相承，重于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而废田见于籍者犹四十八万顷。
治平四年，诏曰：“岁比不登，今春时雨，农民桑蚕、谷麦，众作勤劳，一岁之功，并在此时。其委安抚、转运司敕戒州县吏，省事息民，无夺其时。”“诸路逃田三十年者除其税十四，四十年以上十五，五十年以上六分，百年以上七分；佃及十年输五分，二十年输七分，着为令。”
神宗熙宁元年，襄州宜城令朱纮复修水渠，溉田六千顷，诏迁一官。权京西转运使谢景温言：“在法，请田户五年内科役皆免。贬汝州四县客户，不一二年便为旧户纠抉，与之同役，因此即又逃窜，田土荒莱。欲乞置垦田务，差官专领，籍四县荒田，召人请射。更不以其人隶属诸县版籍，须五年乃拨附，则五年内自无差科。如招及千户以上者，优奖。”诏不置务，余从所请。 明年，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堤、堤堰、沟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民占荒逃田若归业者，责相保任，逃税者保任为输之。已行新法县分，田土顷亩、川港陂塘之类，令、佐受代，具垦辟开修之数授诸代者，令照籍有实乃代。
中书议劝民栽桑。帝曰：“农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县约以为赀，升其户等耳。宜申条禁。”于是司农寺诸立法，先行之开封，视可行，颁于天下。民种桑柘毋得增赋。安肃广信顺安军、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阂戎马。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减在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罚，责之补种。
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神宗元丰元年，诏开废田，水利，民力不能给役者，贷以常平钱谷，京西南路流民买耕牛者免征。五年，都水使者范三渊奏：“自大名抵乾宁，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顷，乞募人耕种。”从之。
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首起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委之以政。诏天下臣民皆得以封事言民间疾苦。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蚕妇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可不念哉！今者浚发德音，使畎亩之民得上封事。虽其言辞鄙杂，皆身受实患，直贡其诚，不可忽也。”
初，熙宁六年，立法劝民栽桑，有不趋令，则仿屋粟、里布为之罚。然长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为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诏罢之，且蠲所负罚金。兴平县抑民田为牧地，民亦自言，诏悉还之。元佑四年，诏：“濒河州县，积水冒田。在任官能为民经画疏导沟畎，退出良田自百顷至千顷，第赏。
崇宁中，广东南路转运判官王觉，以开辟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官。其后，知州、部使者以能课民种桑枣者，率优其第秩焉。政和六年，立管干圩岸、围岸官法，在官三年，无隳损堙塞者赏之。京畿提点刑狱王本言：“前任提举常平，根括诸县天荒瘠卤地一万二千余顷入稻田务，已佃者五千三百余顷，尚虑令、佐不肯究心。”诏比开垦碱地格推赏。平江府兴修围田二千余顷，令、佐而下以差减磨勘年。
八年，权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任谅奏：“高邮军有逃田四百四十六顷，楚州九百七十四顷，泰州五百七十二顷，平江府四百九十七顷，以六路计之，何可胜数。欲诸县专选官按籍根括。”诏无丞处委他官，余并从之。
宣和二年，臣僚上言：“监司、守令官带劝农，莫副上意，欲立四证验之：按田莱荒治之迹，较户产登降之籍，验米谷贵贱之价，考租赋盈亏之数。四证具，则其实着矣。”命中书审定取旨。五年，诏：“江东转运司根括到逃田一百六十顷一十六亩，两浙根括到四百五十六顷，召人出租，专充今年增屯戍兵衣粮。”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顷，以差降杀，至九品为十亩；限外之数，并同编户差科。七年，又诏：“内外宫观舍置田，在京不得过五十顷，在外不得过三十顷，不免科差、徭役、支移。虽奉御笔，许执奏不行。”
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命有司招诱农民，归业者振贷之，蠲欠租，免耕牛税。五年，广州州学教授林勋献《本政书》十三篇，大略谓：“国朝兵农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使为农，以耕田之羡。杂纽钱谷，以为什一之税。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为一井，提封百里，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缗。每井赋二兵一马，率为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匹。 此方百里之县所出赋税之数。
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官府，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遍也。悉上则岁食米万九千余斛，钱三千六百余缗，无事则减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匹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百里之县，岁收绢四千余匹，绵二千四百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所收视绵绢倍之。行之十年，则民之口算，官之酒酤，与凡茶、盐、香、矾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说甚备。寻以勋为桂州节度掌书记。 建炎以来，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绍兴二年四月，诏两浙路收买牛具，贷淮东人户。七月，诏：知兴国军王绹、知永兴县陈升率先奉诏诱民垦田，各增一秩。三年九月，户部言：“百姓弃产，已诏二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充职田者，并听归业。孤幼及亲属应得财产者，守令验实给还，冒占者论如律。州县奉行不虔，监司按劾。”从之。 先是，臣僚言：“近诏州县拘籍被虏百姓税赋，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实，其间有父母被虏儿女存者，有中道脱者，有全家被虏而亲属偶归者，一概籍没，人情皇皇。”故有是命。
十月，募佃江东、西闲田，三等定租：上田亩输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下田七升。四年，贷庐州民钱万缗，以买耕牛。
五年五月，立《守令垦田殿最格》， 残破州县垦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增及九分，迁一官；亏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亏及九分，镌一官。县令差减之。增亏各及十分者，取旨赏罚。其后以两淮、荆湖等路民稍复业，而旷土尚多，户部复立格上之：每州增垦田千顷，县半之，守宰各进一秩；州亏五百顷，县亏五之一，皆展磨勘年。诏颁之诸路。增，谓荒田开垦者；亏，谓熟田不因灾伤而致荒者。 又令县具归业民数及垦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转运，转运岁上户部，户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潭、鼎、岳、澧、荆南归业之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闲田与之，免三年租税；无产愿受闲田者，亦与之。”上谕辅臣曰：“淮北之民襁负而至，亦可给田，以广招徕之意。”
六年，减江东诸路逃田税额。知平江府章谊言：“民所甚苦者，催科无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乞委通判一员均平赋役。”九年，宗正少卿方庭实言：“中原士民奔逃南州，十有四年，出违十年之限及流徙僻远卒未能归者，望诏有司别立限年。”户部议：“自复降赦日为始，再期五年，如期满无理认者，见佃人依旧承佃。中原士民流寓东南，往往有坟墓，或官拘籍，或民冒占，便行给还。”从之。十一年，复买牛贷淮南农户。
十二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有奇，今按籍虽三十九万斛，然实入才二十万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谓宰执曰：“椿年之论，颇有条理。”秦桧亦言其说简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正缘经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以椿年为两浙路转运副使，措置经界。椿年请先往平江诸县，俟就绪即往诸州，要在均平，为民除害，不增税额。十三年，以提举洪州玉隆观胡思、直显谟阁徐林议沮经界，停官远徙。以民田不上税簿者没官，税簿不谨书者罪官吏。时量田不实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愿许陈首追正。”椿年为之轻刑、省费甚众。
十四年，以椿年权户部侍郎，措置经界。寻以母忧去，以两浙转运副使王鈇权户部侍郎措置。十五年，诏户部及所遣官委曲措置，务使赋税均而无扰。又因兴国军守臣宋时言，诏诸州县违期归业者，其田已佃及官卖者，即以官田之可耕者给还。十六年，王鈇以疾罢。十七年，复以李椿年权户部侍郎，措置经界。先是，真州兵烬之余，疮痍未复，洪兴祖为守，请复租二年，明年又复请之，自是流民浸归。十八年，垦荒田至七万余亩。
十九年，诏敕令所删定官郑克行四川经界法。克颇峻责州县，所谓“省庄田”者，虽蔬果、桑柘莫不有征，而邛、蜀民田至什税其伍。通判嘉州杨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违令，下不扰民，则仁政得矣。”召诸邑令谓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其谨行之。无愧于心，何畏焉？”事迄成，为列郡最。其后，民有诉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劾椿年，罢之。上谓秦桧曰：“若下田受重税，将无以输。”桧曰：“臣已谕户部侍郎宋贶，有未均处亟与改正。”二十年，诏：两淮沃壤宜谷，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广官庄。知资州杨师锡言：有司奉行失当，田亩不分腴瘠，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税产。于是降诏曰：“椿年乞行经界，去民十害，今闻浸失本意。凡便民者依已行，害民者与追正。”二十一年四月，宋贶罢。二十六年正月，上谓辅臣曰：“经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绪，不为不善。今诸路往往中辍，愿得一通晓经界者款曲议之。”会潼川府转运判官王之望上书，言蜀中经界利害甚悉。明年，以之望提点刑狱，毕经界事。
三月，户部言：“蜀地狭人伙，而京西、淮南膏腴官田尚多，许人承佃，官贷牛、种，八年仍偿。并边免租十年，次边半之，满三年与其业。愿往者给据津发。”上曰：“善。但贫民乍请荒田，安能便得牛、种？若不从官贷，未免为虚文，可令相度支给。”四月，通判安丰军王时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尽辟、民不加多者，缘豪强虚占良田，而无遍耕之力；流民襁负而至，而无开耕之地。望凡荒闲田许人铲佃。”户部议：期以二年，未垦者即如所请；京西路如之。诏以时升为司农寺丞。十月，用御史中丞汤鹏举言，离军添差之人，授以江、淮、湖南荒田，人一顷，为世业。所在郡以一岁奉充牛、种费，仍免租税十年，丁役二十年。
二十八年，王之望言：“去年分遣官诣经界不均县裁正，今已迄事。此后吏民尚敢扇摇以疑百姓者，乞重置于法。”从之。二十九年，知潭州魏良臣言：“本州归业之民，以熟田为荒，不输租。今令给甲输税，自明年始，不实，许人告，以为田赏之。”户部议：“期逾百日，依匿税法。”诏可。三十年，初令纯州平江县民实田输税，亩输米二升四合。
孝宗隆兴元年，诏：“凡百姓逃弃田宅，出三十年无人归认者，依户绝法。”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言：“淮民复业，宜先劝课农桑。令、丞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倅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并论赏有差。”二月，三省、枢密院言：“归正人贫乏者散居两淮，去冬淮民种麦甚广，逃亡未归，无人收获。”诏诸郡量口均给，其已归业者毋例扰之。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虽在江南，荒田甚多，请佃者开垦未几，便起毛税，度田追呼，不任其扰，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请射，免税三年；三年之后为世业，三分为率，输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输。归业者别以荒田给之。”又诏楚州给归正人田及牛具、种粮钱五万缗。
六年二月，诏曰：“朕深惟治不加进，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严限田，抑游手，务农桑。凡是数者，卿等二三大臣为朕任之。”十有二月，监进奏院李结献《治田三议》：一曰务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大略谓：“浙西低田恃堤为固，若堤岸高厚，则水不能入。乞于苏、湖、常、秀诸州水田塘浦要处，官以钱米贷田主，乘此农隙，作堰增令高阔，则堤成而水不为患。方此饥馑，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泾滨断流，车畎修筑，尤为省力。”诏令胡坚常相度以闻。其后，户部以三议切当，但工力浩瀚，欲晓有田之家，各依乡原亩步出钱米与租田之人，更相修筑，庶官无所费，民不告劳。从之。
七年二月，知扬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残之久，未行租税，民复业与创户者，虽阡陌相望，然闻之官者十才二三，咸惧后来税重。昔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望诏两淮更不增赋，庶民知劝。”诏可。十月，司马伋请劝民种麦，为来春之计。于是诏江东西、湖南北、淮东西路帅漕，官为借种及谕大姓假贷农民广种，依赈济格推赏，仍上已种顷亩，议赏罚。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赏格，募人开耕荒田，给官告绫纸以备书填，及官会十万缗充农具等用。以种粮不足，又诏淮东总领所借给稻三万石。
淳熙五年，诏：“湖北佃户开垦荒田，止输旧税。若包占顷亩，未悉开耕，诏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遍耕者拘作营田，其增税、铲佃之令勿行。”六年五月，提举浙西常平茶盐颜师鲁奏：“设劝课之法，欲重农桑、广种植也。今乡民于己田连接闲旷硗确之地，垦成田园，用力甚勤。或以未陈起税，为人所讼，即以盗耕罪之，何以劝力田哉？止宜实田起税，非特可戢告讦之风，亦见盛世重农之意。”诏可。十有一月，臣僚奏：“比令诸路帅、漕督守令劝谕种麦，岁上所增顷亩。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数郡宜麦，余皆文具。望止谕民以时播种，免其岁上增种之数，庶得劝课之实。”
七年，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每岁如之。八年五月，诏曰：“乃者得天之时，蚕麦既登，及命近甸取而视之，则穗短茧薄，非种植风厉之功有所未至欤？朕将稽勤惰而诏赏罚焉。”是岁连雨，下田被浸，诏两浙诸州军与常平司措置，再借种粮与下户播种，毋致失时。十有一月，辅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麦田，虽垦无种，若贷与贫民，犹可种春麦。臣僚亦言，江、浙旱田虽已耕，亦无麦种。”于是诏诸路帅、漕、常平司，以常平麦贷之。
先是，知扬州郑良嗣言：“两淮民田，广至包占，多未起税。朝廷累限展首，今限满适旱，乞更展一年。”诏如其请。九年，著作郎袁枢振两淮还，奏：“民占田不知其数，二税既免，止输谷帛之课。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地；他人请佃，则以疆界为词，官无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户不加多，而郡县之计益窘。望诏州县画疆立券，占田多而输课少者，随亩增之；其余闲田，给与佃人，庶几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莱不至多荒。” 绍熙元年，初，朱熹为泉之同安簿，知二郡经界不行之害。至是，知漳州。会臣僚请行闽中经界，诏监司条具，事下郡。熹访问讲求，纤悉备至。乃奏言：“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利，绍兴已推行处，公私两利，独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劳逸，而后一州之利病，切独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择官吏，委任责成；度量步亩，算计精确；画图造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特许过乡通县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今欲每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而合一州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每文输米几何，钱几何，止于一仓一库受纳。既输之后，却视原额分隶为省计，为职田，为学粮，为常平，各拨入诸仓库。版图一定，则民业有经矣。但此法之行，贫民下户固所深喜，然不能自达其情；豪家猾吏实所不乐，皆善为说辞，以惑群听；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风沮怯，此则不能无虑。”辅臣请行于漳州。明年春，诏漕臣陈公亮同熹协力奉行。会农事方兴，熹益加讲究，冀来岁行之。细民知其不扰而利于己，莫不鼓舞，而贵家豪右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胥为异论以摇之，前诏遂格。熹请祠去。五年，蠲庐州旱伤百姓贷稻种三万二千一百石。
庆元元年二月，上以岁凶，百姓饥病，诏曰：“朕德菲薄，饥馑荐臻，使民阽于死亡，夙夜惨怛，宁敢诿过于下耶？顾使者、守令所与朕分寄而共忧也，乃涉春以来，闻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亩，捐沟壑，咎安在耶？岂振给不尽及民欤？得粟者未必饥，饥者未必得欤？偏聚于所近，不能均济欤？官吏视成而自不省欤？其各恪意措画，务使实惠不壅，毋以虚文蒙上，则朕汝嘉。”
宁宗开禧元年，夔路转运判官范荪言：“本路施、黔等州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诱客户举室迁去。乞将皇佑官庄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庶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佑逃移旧法轻重适中，可以经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后凡理诉官庄客户，并用皇佑旧法。从之。 嘉定八年，左司谏黄序奏：“雨泽愆期，地多荒白。知余杭县赵师恕请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盖种稻则费少利多，杂种则劳多获少。虑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课责输，则非徒无益；若使之从便杂种，多寡皆为己有，则不劝而勤，民可无饥。望如所陈，下两浙、两淮、江东西等路，凡有耕种失时者并令杂种，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庶几农民得以续食，官免振救之费。”从之。 知婺州赵（与心）夫行经界于其州，整有伦绪，而（与心）夫报罢。士民相率请于朝，乃命赵师岩继之。后二年，魏豹文代师岩为守，行之益力。于是向之上户析为贫下之户，实田隐为逃绝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结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有奇，创库匮以藏之，历三年而后上其事于朝。
淳佑二年九月，敕曰：“四川累经兵火，百姓弃业避难，官以其旷土权耕屯以给军食，及民归业，占据不还。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析在州县屯官随即归还。其有违戾，许民越诉，重罪之。”
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言：
“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所谓富贵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专，识者惧焉。夫百万生灵资生养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少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
去年，谏官尝以限田为说，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敌人睥睨于外，盗贼窥伺于内，居此之时，与其多田厚赀不可长保，曷若捐金助国共纾目前？在转移而开导之耳。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僚论奏而行之，使经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国计。陛下勿牵贵近之言以摇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废良策，则天下幸甚。”从之。
十一年九月，敕曰：“监司、州县不许非法估籍民产，戒非不严，而贪官暴吏，往往不问所犯轻重，不顾同居有分财产，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户绝之家不与命继；或经陈诉许以给还，辄假他名支破，竟成干没；或有典业不听收赎，遂使产主无辜失业。违戾官吏，重置典宪。”是岁，信常饶州、嘉兴府举行经界。 景定元年九月，敕曰：“州县检校孤幼财产，往往便行侵用，洎至年及陈乞，多称前官用过，不即给还。自今如尚违戾，以吏业估偿，官论以违制，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咸淳元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言：“经界将以便民，虽穷阎下户之所深愿，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尽乐。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则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孚哉？且今之所谓推排，非昔之所谓自实也。推排者，委之乡都，则径捷而易行；自实者，责之于人户，则散漫而难集。嘉定以来之经界，时至近也，官有正籍，乡都有副籍，彪列昈分，莫不具在，为乡都者不过按成牍而更业主之姓名。若夫绍兴之经界，其时则远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鳞差栉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万，稽其亩步，订其主佃，亦莫如乡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经界而辟自实者，正谓是也。州县能守朝廷乡都任责之令，又随诸州之便宜而为之区处，当必人情之悉孚，不令而行矣。”从之。
三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李镛言：“夫经界尝议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尝令自实矣，而自实卒不竟。岂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财之名，下之不乐其成者又每倡为扰民之说。故宁坐视邑政之坏，而不敢诘猾吏奸民之欺；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盖经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尽量步亩，必审定等色，必纽折计等，奸弊转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过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富公平者，订田亩税色，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臣守吴门，巳尝见之施行。今闻绍兴亦渐就绪，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窃谓东南诸郡，皆奉行惟谨。其或田亩未实，则令乡局厘正之；图册未备，则令县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县之稽违，监司察郡之怠弛，严其号令，信其赏罚，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责之年岁以课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岁会以综核之。”于是诏诸路漕、帅施行焉。
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而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旧额，每失之重，输纳之际，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重，则佃不堪命。州县胥吏与仓库百执事之人，皆得为侵渔之道于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于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卖官田以给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诱之，其终不免于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后，又有所谓安边所田，收其租以助岁币。至其将亡，又限民名田，买其限外所有，谓之公田。初议欲省和籴以纾民力，而其弊极多，其租尤重；宋亡，遗患犹不息也。凡水田、官田之法，公田见于史者，汇其始末而悉载于篇，有足鉴者焉。
绍兴元年，诏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二年，以修圩钱米及贷民种粮，并于宣州常平、义仓米拨借。三年，定州县圩田租额充军储。建康府永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余顷，近岁垦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额。
五年，江东帅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本朝庆历、嘉佑间，始有盗湖为田者，其禁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余姚、上虞每县收租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莫若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尽废之。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令监司守令条上。”于是诏诸路漕臣议之。其后议者虽称合废，竟仍其旧。
初，五代马氏于潭州东二十里，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其后堤坏，岁旱，民皆阻饥。七年，守臣吕颐浩始募民修复，以广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张成巳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冈，望委守令讲陂塘灌溉之利。”其后比部员外郎李咏言，淮西高原处旧有陂塘，请给钱米，以时修浚。知江阴军蒋及祖亦请浚治本军五卸沟以泄水，修复横河支渠以溉旱。乃并诏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闻。
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望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从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环言：“临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为积水所浸。缘溪山诸水并归太湖，自太湖分二派：东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东北一派由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决浦故道，俾水势分派流畅，实四州无穷之利。”诏两浙漕臣视之。
二十八年，两浙转运副使赵子潚、知平江府蒋璨言：“太湖者，数州之巨浸，而独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势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江；又于昆山之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三十六浦后为潮汐沙积，而开江之卒亦废，于是民田有淹没之患。天圣间，漕臣张纶尝于常熟、昆山各开众浦；景佑间，郡守范仲淹亦亲至海浦，浚开五河；政和间提举官赵霖复尝开浚。今诸浦湮塞，又非前比，计用工三百三十余万，钱三十三万余缗，米十万余斛。”于是诏监察御史任古复视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诚便，若依所请，以五千功，月余可毕。”诏以激赏库钱、平江府上供米如数给之。二十九年，子潚又言：“父老称福山塘与丁泾地势等，若不浚福山塘，则水必倒注于丁泾。”乃命并浚之。
隆兴二年八月，诏：“江、浙水利，久不讲修，势家围田，堙塞流水。诸州守臣按视以闻。”于是知湖州郑作肃、知宣州许尹、知秀州姚宪、知常州刘唐稽并乞开围田，浚港渎。诏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平江府委陈弥作，常州、江阴军委叶谦亨，宣州、太平州委沉枢措置。九月，刑部侍郎吴芾言：“昨守绍兴，尝请开鉴湖废田二百七十顷，复湖之旧，水无泛滥，民田九千余顷，悉获倍收。今尚有低田二万余亩，本亦湖也，百姓交佃，亩直才两三缗。欲官给其半，尽废其田，去其租。”户部请符浙东常平司同绍兴府守臣审细标迁。从之。
乾道二年四月，诏漕臣王炎开浙西势家新围田，草荡、荷荡、菱荡及陂湖溪港岸际旋筑塍畦、围裹耕种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炎既开诸围田，凡租户贷主家种粮债负，并奏蠲之。六月，知秀州孙大雅代还，言：“州有柘湖、淀山湖、当湖、陈湖，支港相贯，西北可入于江，东南可达于海。旁海农家作坝以却碱潮，虽利及一方，而水患实害邻郡；设疏导之，则又害及旁海之田。若于诸港浦置闸启闭，不惟可以泄水，而旱亦获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钱，下户出力，于农隙修治之。”于是以两浙转运副使姜诜与守臣视之，诜寻与秀常州、平江府、江阴军条上利便。诏：“秀州华亭县张泾闸并淀山东北通陂塘港浅处，俟今年十一月兴修；江阴军、常州蔡泾闸及申港，明年春兴修；利港俟休役一年兴修；平江府姑缓之。”三年三月，诜使还，奏：“开浚毕功，通泄积水，久浸民田露出塍岸。臣已谕民趁时耕种。恐下户阙本，良田复荒，望令浙西常平司贷给种粮。”又奏措置、提督、监修等官知江阴军徐藏等减磨勘年有差。
四年，以彭州守臣梁介修复三县一十余堰，灌溉之利及于邻邦，诏介直秘阁、利路转运判官。七年，王炎言：“兴元府山河堰世传汉萧、曹所作。本朝嘉佑中，提举史照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绍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遂委知兴元府吴拱修复，发卒万人助役。宣抚司及安抚、都统司共享钱三万一千余缗，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拱。
八年，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叶衡言：“奉诏核实宁国府、太平州圩岸，内宁国府惠民、化城旧圩四十余里，新筑九里余；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四十余里，庭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周二百九十余里，通当涂圩共四百八十余里。并高广坚致，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询之农民，实为永利。”于是诏奖谕判宁国府魏王恺，略曰：“大江之堧，其地广袤，使水之蓄泄不病而皆为膏腴者，圩之为利也。然水土斗啮，从昔善坏。卿聿修稼政，巨防屹然，有怀勤止，深用叹嘉。”九年八月，臣僚言江西连年荒旱，不能预兴水利为之备。于是乃降诏曰：“朕惟旱干、水溢之灾，尧、汤盛时，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备先具也。豫章诸郡县，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实；高仰之地，雨不时至，苗辄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乎？唐韦丹为江西观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广也。农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谷也。今诸道名山，川原甚众，民未知其利。然则通沟渎，潴陂泽，监司、守令，顾非其职欤？其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农桑，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虽有丰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将即勤惰而寓赏罚焉。”
淳熙二年，两浙转运判官陈岘言：“昨奉诏遍走平江府、常州、江阴军，谕民并力开浚利港诸处，并已毕功。始欲官给钱米，岁不下数万，今皆百姓相率效力而成。”诏常熟知县刘颖特增一秩，余论赏有差。三年，赐皇子判明州魏王恺诏曰：“陂湖川泽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为州实治鄞，鄞之乡东西凡十四，而钱湖之水实溉其东之七。吏惰不虔，葑菼芜翳，利失其旧，农人病焉。卿临是邦，乃能讲求利便而浚治之，遂使并湖七乡之田，无异时旱干之患，其为泽岂浅哉。剡奏彻闻，不忘嘉叹。”
十年，大理寺丞张抑言：“陂泽湖塘，水则资之潴泄，旱则资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岁，占湖为田，筑为长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芦，于是旧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苏、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盖出于此。乞责县令毋给据，尉警捕，监司觉察。有围裹者，以违制论；给据与失察者，并坐之。”既而漕臣钱冲之请每围立石以识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诸郡遵守焉。
绍熙二年，诏守令到任半年后，具水源湮塞合开修处以闻；任满日，以兴修水利图进，择其劳效着明者赏之。庆元二年，户部尚书袁说友等言：“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溇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岁矣。”嘉泰元年，以大理司直留佑贤、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后，凡官民围裹者尽开之。又令知县并以“点检围田事”入衔，每岁三四月，同尉点检有无奸民围裹状，上于州，州闻于朝。三年遣官审视，及委台谏察之。二年二月，佑贤、澄使还，奏追毁临安、平江、嘉兴，湖、常开掘户元给佃据。三月，右正言施康年言：“近属贵戚不体九重爱民之心，止为一家营私之计，公然投牒以沮成法，乞戒饬：自今有陈状者，指名奏劾，必罚无赦。”
开禧二年，以淮农流移，无田可耕，诏两浙州县已开围田，许元主复围，专召淮农租种。嘉定三年，臣僚言：“窃闻豪民巨室并缘为奸，加倍围裹，又影射包占水荡，有妨农民灌溉。”于是复诏浙西提举司俟农隙开掘。七年，复临安府西湖旧界，尽蠲岁增租钱。十七年，臣僚言：“越之鉴湖，溉田几半会稽，兴化之木兰陂，民田万顷，岁饮其泽。今官豪侵占，填淤益狭。宜戒有司每岁省视，厚其潴蓄，去其壅底，毋容侵占，以妨灌溉。”皆次第行之。
宝庆元年，以右谏议大夫朱端常奏，除嘉泰间已开浙西围田租钱，盖税额尚存，州县迫民白纳故也。宝佑元年，史馆校勘黄国面对：“围田自淳熙十一年识石者当存之，复围者合权其利害轻重而为之存毁，其租或归总所，或隶安边所，或分隶诸郡。”上曰：“安边所田，近已拨归本所。”国又奏：“自丁未已来创围之田，始因殿司献草荡，任事者欲因以为功，凡旱干处悉围之，利少害多，宜开掘以通水道。”上然之。咸淳十年，以江东水伤，除九年圩田租，减四分。 绍兴二十七年，赵子潚奉诏措置镇江府沙田，欲轻立租课，令见佃者就耕；如势家占吝，追日前所收租利。诏速拘其田措置，蠲其冒佃之租。二十八年正月，诏户部员外郎莫蒙同浙西、江东、淮南漕臣赵子潚、邓根、孙荩视诸路沙田、芦场。先是，言者谓江、淮间沙田、芦场为人冒占，岁失官课至多，故以命蒙等。既而殿中侍御史叶义问言：“奉行者不恤百姓，名为经量，实逼县官按图约纽，惟务增数，以希进用。有力之家初无加损，贫民下户已受其害。因小利扰之，必致逃移，坐失税额。”因极论之。二月，诏：“沙田、芦场止为势家诡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户勿例根括。”六月，以孙荩措置沙田灭裂，罢之。诏：“浙西江东沙田、芦场，官户十顷、民户二十顷以上并增租，余如旧。置提领官田所掌之，不隶户部。”二十九年，以莫蒙经量沙田、芦场失实，责监饶州景德镇税，遂诏尽罢所增租。
三十二年九月，赵子潚言：“浙西、江东、淮东沙田，往年经量，有不尽不实处，为人户包占。期以今冬自陈，给为己业，与免租税之半；过期许人告，以全户所租田赏之。其芦场量力轻租。”诏以冯方措置。十有一月，方滋疏论沙田。上问：“沙田或以为可取，或以为可捐。”陈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从其类。小人乐于生事，不惜为国敛怨；君子务存大体，唯恐有伤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诏勿行。 乾道元年，臣僚言：“浙西、淮东、江东路沙田芦场，顷亩浩瀚，宜立租税，补助军食。”诏复令梁俊彦与张津等措置。二年，辅臣奏：“俊彦所上沙田、芦场之税，或十取其一，或取其二，或取其三，皆不分主客。”朝廷疑之。六年，以俊彦所括沙田、芦场二百八十余万亩，其间或已充己业，起税不一，及包占未起租者，乞并估卖、立租。诏蔡洸、梁俊彦行在置司措置。八年七月，诏提领官田所所催三路沙田、芦场租钱并归户部。十月，遣官实江、淮沙田、芦场顷亩，悉追正之。
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诏见佃者就耕，岁减租二分。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乡例自陈输租。绍兴元年，以军兴用度不足，诏尽鬻诸路官田。五年，诏诸官田比邻田租，召人请买，佃人愿买者听，佃及三十年以上者减价十之二。六年，诏诸路总领谕民投买户绝、没官、及江涨沙田、海退泥田。七年，以贼徒田舍及逃田充官庄，其没官田依旧出卖。二十年，凡没官田、城空田、户绝房廊及田，并拨隶常平司；转运、提刑、茶盐司没入田亦如之。
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学田为势家侵佃者，命提学官觉察。又命拨僧寺常住绝产以赡学。户部议并拨无敕额庵院田，诏可。初，闽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给僧寺、道院，中下者给土著流寓。自刘夔为福州，始贸易取赀。迨张守帅闽，绍兴二年秋。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余剎以待高僧，余悉令民请买，岁入七、八万缗以助军衣，余宽百姓杂科，民皆便之。
二十六年，以诸路卖官田钱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籴本。初，尽鬻官田，议者恐佃人失业，未卖者失租。侍御史叶义问言：“今尽鬻其田，立为正税，田既归民，税又归官，不独绝欺隐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东刑狱使者邵大受亦乞承买官田者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千贯以下免三年，一千贯以上五年，五千贯以上十年。于是诏所在常平没官、户绝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并拘卖。二十九年，初，两浙转运司官庄田四万二千余亩，岁收稻、麦等四万八千余斛；营田九十二万六千余亩，岁收稻、麦、杂豆等十六万七千余斛，充行在马料及籴钱。四月，诏令出卖。七月，诏诸路提举常平官督察欺弊，申严赏罚。分水令张升佐、宜兴令陈ＲＫ以卖田稽违，各贬秩罢任。九月，浙东提举常平都絜以卖田最多，增一秩。三十年，诏承买荒田者免三年租。
乾道二年，户部侍郎曾怀言：“江西路营田四千余顷，已佃一千九百余顷，租钱五万五百余贯，若出卖，可得六万七千余贯；及两浙转运司所括已佃九十余万亩，合而言之，为数浩瀚。今欲遵元诏，见佃愿买者减价二分。”诏曾怀等提领出卖，其钱输左藏南库别贮之。四年四月，江东路营田亦令见佃者减价承买，期以三月卖绝，八月住卖；诸路未卖营田，转运司收租。七年，提举浙西常平李结乞以见管营田拨归本司，同常平田立管庄。梁克家亦奏：“户部卖营田，率为有力者下价取之，税入甚微，不如置官庄，岁可得五十万斛。”八年，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于黄冈、麻城立官庄二十二所。九年，以司农寺丞叶翥等出卖浙东、西路诸官田，以登闻检院张孝贲等出卖江东、西路诸官田，以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闽、广卖官田钱四百余万缗。
淳熙元年，臣僚言：“出卖官田，二年之间，三省、户部困于文移，监司、州郡疲于出卖。上下督责，不为不至，始限一季，继限一年，已卖者才十三，已输者才十二。盖卖产之家，无非大姓。估价之初，以上色之产，轻立价贯，揭榜之后，率先投状；若中下之产，无人属意，所立之价，轻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着业输租，数犹可得数十万斛。”从之。六年，诏诸路转运、常平司，凡没官田、营田、沙田、沙荡之类，复括数卖之。绍熙四年，以臣僚言住卖。庆元元年八月，江东转运提举司以绍熙四年住卖以后续没官田，依乡价复召人承买，以其钱充常平籴本。十有一月，余端礼、郑侨言，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福建提举宋之瑞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四年，诏诸路召卖不行田，复实减价，其沙砾不可新处除之。
开熙三年，韩侂冑既诛，金人讲解。明年，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凡侂冑与其它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藉以给行人金、缯之费。迨与北方绝好，军需边用每于此取之。
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有旨从其言。朝士有异议者，丞相贾似道奏：“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因历诋异议者之非，帝曰：“当一意行之。”浙西安抚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买，所以免和籴而益邦储，议者非不自以为公且忠也。然而未见其利，而适见其害。近给事中徐经孙奏记丞相，言江西买田之弊甚详，若浙西之弊，则尤有甚于经孙所言者。”因历述其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 六郡回买公田，亩起租满石者偿二百贯，九斗者偿一百八十贯，八斗者偿一百六十贯，七斗者偿一百四十贯，六斗者偿一百二十贯。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是岁，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所遣刘良贵、陈时、赵与时、廖邦杰、成公策等推赏有差。邦杰之在常州，害民特甚，民至有本无田而以归并抑买自经者。分置庄官催租，州县督庄官及时交收运发。
五年，选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兴，安吉各一员，常州、江阴、镇江共一员，凡公田事悉以委之。是岁七月，彗见于东方。下诏求言，京学生萧规、叶李等三学六馆皆上封章；前秘书监高斯得亦应诏驰驿上封事，力陈买田之失人心、致天变；谢枋得校文江东运司，方山京校文天府，皆指陈得失。未几，萧规等真决黥隶，枋得、山京相继被劾，斯得虽予郡，寻罢之。
咸淳三年，京师籴贵，勒平江、嘉兴上户运米入京，鞭笞囚系，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陆逵谓：买田本以免和籴，今勒其运米，害甚于前。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庄官弊甚，尽罢之。令诸郡公租以三千石为一庄，听民于分司承佃，盗易者以盗卖官田论。其租于先减二分上更减一分。德佑元年三月，诏：“公田最为民害，稔怨召祸，十有余年。自今并给田主，令率其租户为兵。”而宋祚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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