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数人共事传各专功
贝州王则之乱，讨平之者明镐文彦博也。而《郑骧传》则云，王则反，讨平之。竟似骧一人之功矣。又《杨燧传》谓，燧攻贝州，穴城以入，贼平，功第一。《刘阒传》又谓，阒从攻贝州，穿地道，阒先入，众始从，遂登陴引绳度师，迟明师毕入，贝州平，功第一。则即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卒，赐谥“文正”，司马光、刘敞俱驳之。《光传》曰，光谓谥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当之，乃改谥“文庄”，略不及敞之同议，则似光一人所驳矣。《敞传》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谥“文庄”，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改矣。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过宫成服，赵汝愚拥立宁宗一事。据《汝愚》及《赵彦逾传》，是时宰相留正去位，中外汹汹，汝愚谋立嘉王，（即宁宗。）欲倚殿帅郭杲为用，以告彦逾，彦逾尝有德于杲，遂承命以汝愚谋告杲，杲乃领兵卫宁宗即位。是此谋本出汝愚，而彦逾共成之，厥后汝愚因此拥立之功为胄所忌，得祸最烈，正以此也。而《叶适传》则谓，是时赵汝愚计无所出，适责知ト门事蔡必胜不得坐视，蔡乃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ト门事韩胄三人定议，适亟白汝愚，汝愚乃遣胄、关礼以内禅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礻覃祭，遂立嘉王即位。则此谋又系叶适与蔡必胜等定议后以告汝愚者矣。（按《绍熙行礼记》又谓是时汝愚计无所出，宗室彦逾责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视，汝愚曰：“奈何？事急，向承天门叫几声，自割杀耳。”彦逾曰：“无益也。”乃为划计，请于太皇太后，以嘉王即位，而尊光宗为太上皇帝，使胄共成其事。据此则首谋又属彦逾，然《宋史 彦逾传》不载其首谋画策，或《绍熙行礼记）所云非当日实事。）
○宋史各传错谬处
《袁彦传》有刘仁赡降之语，《张保续传》亦有刘仁赡率将卒出降之语。薛居正《五代史》，周显德四年，世宗亲征寿州，刘仁赡上表乞降。是《薛史》原有此语，然《薛史》仅钞实录，而未及详考事实。至《欧史》则已辨明仁赡之不降，实副使孙羽以仁赡病笃诈为其书以降者，所以特列仁赡于《死节传》。今《宋史 袁彦等传》尚云然，岂元人修史时，并《欧史》亦不检对耶？《韩世忠传》，世忠屯焦山，谓乌珠（旧史名兀术。）至，必登金山龙王庙观虚实，乃令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岸侧，果有五骑闯入庙，兵喜，先鼓而出，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绛袍玉带既坠而驰者，访之，即乌珠也。按金山在水中，岂能骑而入，又骑而逃，此必误也。《舆地纪胜）谓伏兵北固山龙王庙，此较近理。乃作传者于此等处亦不订正。《曹友闻传》，元兵攻武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遂入兴元。按显忠系绍兴中归宋，卒于乾道中，距友闻与蒙古兵战时已六七十年，安得尚统军耶？或另有一李显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陈宜中传》，遣张全合尹玉、麻士龙援常州，玉、士龙皆战死，全不发一矢奔还。文天祥请诛之，宜中释不问。《文天祥传》亦谓朱华、尹玉等战五牧，败兵渡水，挽全军舟，全军斩其指，皆溺死，全不发一矢，走归。是张全并未战也。而《尹玉传》乃云，淮将张全、广将朱华大战于五牧，则全又在力战之内矣。功罪混淆，莫此为甚。又刘师勇与姚讪守常州数月，城陷，师勇拔栅战且行，其弟马堕堑，跃不能出，师勇举手与诀而去。是师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见《张世杰传》及《元史 伯颜传》并《郑所南集》。而《王安节传》则谓师勇复常州后，即赴平江，使安节在常拒守，又似师勇未尝与常州之难者。此又一史中自相矛盾之处也。《吕蒙正传赞》谓国朝三次入相者，惟赵普、吕蒙正。然蒙正之后，又有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皆三次入相，蔡京并四次入相，《蒙正传赞》所云亦未深考。
○宋史列传又有遗漏者
一代之臣甚多，自非大奸大忠，原不能悉载，然有必宜载而反遗漏者。俞文豹《清夜录》，靖康之变，上皇将赴金军，中书舍人姜尧臣极谏不可往，番使以骨朵击之死。曹勋《北狩录》，四太子求王婉容为黏罕子妇，婉容自刎死。此二事忠节凛然，史传所必宜载者，而列传皆无之。彭义斌自山东起义，随李全来归，即与赵范、赵葵破金兵，义斌独击至下湾渡，掩金人于淮。（见《贾涉传》。）后因李全乱楚州，制置使许国走死，义斌斩全使大骂，誓必报此仇。会全攻恩州，义斌即出战，败之。全求制置使徐稷书，与义斌连和，义斌致书赵善湘曰：“不诛全，恢复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断其南路，必可灭贼，贼平之后，义斌战河北，盱眙诸将战河南，神州可复也。”（见《李全传》。）赵范亦谓善湘曰：“义斌蹙全，如山压卵，然必请而后讨者，知尊朝廷也。”（见《赵范传》。）全贻书制置司，诬义斌叛，朝廷虽知义斌之功，惮全未欲行赏。义斌俟朝命不至，拓地而北，进攻东平。严实潜求救于蒙古将博罗罕，而与义斌连和。义斌亦欲藉实取河朔而后图之，遂以兄礼事实，不夺其兵，而留青崖固所掠实之家属不还。进攻真定，降金将武仙，众至数十万。既下真定，道西山而北，博罗罕兵始至，义斌分兵与实，阳助而阴伺之。实危急，即赴博罗罕军，与之合，与义斌战于内黄之五马山。义斌兵败被执，史天泽说之降，义斌厉声曰：“我大宋臣也，肯为他人属耶！”遂死之。（见《元史 严实等传》。）后朝廷讨李全诏有云，彭义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已加赠典追封。（见《李全传》。）是义斌之忠义勋绩，比赵立、李宝、魏胜等更有过之，则《宋史》何得无传？乃仅散见于李全等传，而不另立专传，岂非阙漏耶？又吴缜作《新唐书纠谬》，至今尚传其书，而《宋史》无传。刘克庄诗集、文集，为宋末一大家，今亦无传。此皆史家之疏也。
○宋史排次失当处
《宋史》又有不必立传者。欧公《五代史》不立韩通传，为本朝讳也。《宋史》补之，而以李筠、李重进并列为“周三臣”是矣。他如张从恩、扈彦珂、薛怀让、药元福皆五代时人，从恩入宋，改封许国公，其入《宋史》可也；彦珂、怀让、元福当宋初即病殁，赵晁、李谷、窦贞固、李涛，赵上交、张锡、张铸边、归谠、刘涛等并未官于宋，则传之何为？或以《五代史》无传，不得不于《宋史》存之，然李谷、李涛在五代尚有事迹可纪，其余本不足书，乃一概入之列传，仍不过叙其历官，如今仕途之履历而已，此亦成何史策。宋臣中《宣缯》、《别之杰》、《邹应龙》、《金渊》、《张》、《饶虎臣》、《戴庆可》等传，亦但叙履历，绝无一言一事，则传之何为？其他编次之失，更有当改定者。张宪、牛皋、杨再兴皆岳飞部将，旧史本附《飞传》后，元人修史，另编为卷。（说已见前。）刘子羽、胡世将与吴兄弟在蜀同功共事，应与、相次，今亦各为卷。此犹曰官有文武之别也。解元、成闵皆韩世忠部将，宜附世忠后；郭浩、杨政皆吴氏部将，用兵与吴氏相终始，宜附、后，今皆另编为卷，盖亦元人改旧史而排次耳。王友直、李宝皆自北起义来归，既同列一卷。李显忠亦自延起事，间关数国，冒死南投，功名尤著。魏胜起兵涟水，据海州以归，与宝共事。此数人者，应汇列为一卷，以显忠为首，胜、宝、友直次之，而今皆各为卷。秦桧擅国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终为桧所怜，则次翁应附《桧传》后。陈自强之附韩胄，与次翁之附秦桧一也，则自强亦应附胄后。乃皆编入列传，不著奸党，何也？权邦彦徽、钦时人，卒于高宗绍兴三年，乃厕于宁宗诸臣之列；汪若海、张运、柳约亦皆钦、高时人，而厕于理宗诸臣之列；林勋、刘才邵等皆高、孝时人，并厕于德末造李庭芝诸人之列，不几颠倒时代乎？《南唐世家》既立《韩熙载传》矣，刘仁赡、皇甫晖、姚凤皆完节于南唐者，何以不为立传，以附于熙载后？南唐徐铉、北汉杨业，后仕于宋，既入之宋臣传矣；南唐之周惟简、西蜀之欧阳迥，亦皆仕宋，历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传，而仍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后乎？此皆自乱其例者。想见元人修史，草率从事，徒以意为排次，不复详细审订也。
○史家一人两传
史传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审订，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如顾宁人指出《元史》列传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皆是一人两传，可见修史者之草率从事。然蒙古以国语为名，译作汉字，但取其音之同，而字不必画一，致有此误，犹有说也。若《旧唐书》列传之七十二既有杨朝晟，九十四又有杨朝晟；五十一既有王求礼，一百三十七又有王求礼；《宋史》列传之一百十六既有李熙靖，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考其事迹，实系一人，并非偶同姓名者，是修史之草率更甚于明修《元史》时。至如《辽史》有三耶律托卜嘉，（旧史名耶律挞不也。）一在列传第二十六，一在第二十九，一在第四十一；又有两萧罕嘉努，（旧史名萧韩家奴。）一在列传第二十六，一在第三十三；又有两萧塔喇噶，（旧史名萧塔剌葛。）一在列传第十五，一在第二十；《金史》又有两达兰，（旧史名挞懒。）一在列传第十，（又名古云，旧史名彀英。）一在第十五；又有四罗索，（旧史名娄室。）一在列传第十，其三在五十七，同为一传，当时已以大娄室、中娄室、小娄室别之；又有两额尔克，（旧史名讹可。）亦同为一传，当时亦有草火讹可、板子讹可之别，此则名虽同而人各别。盖辽、金、元皆以国语为名，诸人国语之名本同故耳。至如《金史》之碎不得<角┦>即《元史》之速不台，（即元将之围汴京，掳金妃后及宗族北去者。）《宋史》之兀良哈<角┦>即《元史》之兀良合台，（即征交趾，由粤西北归者。）此又修史时各据所译汉字入传，不暇彼此订正也。
○监板宋史脱误处
余家所有《宋史》二本，系前明南、北监板各一，其中误字落句，不一而足。如《尤袤传》，高宗崩，炅驾将发引，忽议配享，洪迈请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浚。袤言祖宗典故，既然后议配享，今忽定于炅驾发引之前，不加详议，恐无以服勋臣子孙之心，乃诏更议。后卒用四人者。时杨万里亦谓张浚当配食，争之不从，补外。袤转礼部侍郎云云。按万里所著《诚斋挥麈录》谓，洪景卢以浚杀曲端一事，辍其配享，是迈乃辍浚者，今传反云迈请用浚。又按《杨万里传》，高宗崩，洪迈不俟集议配享，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疏诋之，力言张浚当与。是迈本未以浚入配享，《尤袤传》所云张浚当是张俊之误也。配享兼用文武，迈既请用吕颐浩、赵鼎两文臣，则武臣必是韩世忠、张俊耳。又《曹勋传》，绍兴二十九年，勋副王伦为称谢使至金，金主将侵淮，勋与伦归，言和好无他。按伦自建炎元年即为通问使至金；绍兴二年，粘罕使伦归报；七年，再使金回；八年，又往，偕张通古来；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宫太后，被拘河间；十四年金人欲官之，不从，乃缢死。是伦之死在绍兴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与曹勋同使之事。及阅《王纶传》，二十八年，金将渝盟，边报沓至。二十九年，朝论欲遣泛使觇之，纶请行，曹勋副之。至金，馆礼甚隆，归言邻国恭顺，陛下威德所致。或是时金已谋犯江，特以善意绐纶耳。据此始知勋所副者乃王纶，非王伦也。又《张邵传》，邵初使金，遇秦桧于潍州，及归，上书言桧忠节。后其弟祁下狱，将株连邵，会桧死得免。此数语上下不贯，邵既有德于桧，桧自党护之，桧死则不能免株连矣，乃反云桧死得免，此必有脱落字句处，皆刊刻时校雠不精之故也，当别求善本改之。
○赵良嗣不应入奸臣传
马植，燕人，以取燕策干童贯，入奏，徽宗宠之，赐姓名李良嗣，又赐以国姓。图燕之议由此起，斯固召祸首谋，然良嗣但建此策，听不听则在乎庙堂之持议也。乃良嗣奉使由海道至金，与金太祖约，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自是凡数往返，会金太祖殂，金人欲变元约，但予以燕京及蓟、景、檀、顺、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约山后、山前十七州，今如此，信义安在？金人不从。良嗣又奉使往，曰：“本朝徇大国多矣，岂平、滦一事不能相从耶？”金又不从，嗣良嗣又至，以答书稿示良嗣曰：“燕京系我朝兵力攻下，其租税当输我朝。”良嗣曰：“租随地出，岂有予地而不予租税者？”金人曰：“燕租六百万，今只取一百万。不然，还我涿、易。”良嗣曰：“我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尔，岂无曲直耶？”是良嗣衔命往来，能以口舌抗强邻。（以上皆见《续通鉴纲目》。）故《宋史》本传亦谓，往返六七，颇能缓颊尽心，与金争议。使无收纳张觉之事，金人亦难遽起兵端，而中华疆土复归版图，良嗣方且当入《功臣传》中。乃张觉之叛金来降，主国计者贪近利而昧远计，辄轻为招纳。良嗣方苦口争之，以为失欢强邻，后不可悔。而举朝醉梦，卒不听从，果致金兵得以藉口，不惟新得之地尽失之，并至銮舆北狩，神州陆沉。此则王黼辈之贪功喜事，谋国不臧，于良嗣无与也。乃事后追论祸始，坐以重辟，已不免失刑，修史者又入之《奸臣传》中与蔡京等同列，殊非平情之论也。
○王
伦
王伦使金，间关百死，遂成和议。世徒以胡铨疏斥其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张焘疏斥其虚诞，许忻疏斥其卖国，遂众口一词，以为非善类，甚至史传亦有家贫无行，数犯法幸免之语。不知此特出于一时儒生不主和议者之诋讠其，而论世者则当谅其心，记其功而悯其节也。伦本王旦弟勖之后，初非市侩里魁。其奉使在建炎元年，是时金人方掳二帝北去，凶焰正炽，谁敢身入虎口，伦独慷慨请行，其胆勇已绝出流辈。及至金被留，久之，尼玛哈（旧名粘罕。）使乌陵思谋至，伦即以和议动之，欲使其还两宫，归故地。尼玛哈虽不答，然和议实肇端于此，即洪皓之以“畏天、保天”语悟室，犹在后也。已而尼玛哈有许和意，绍兴二年，先遣伦归，次年即遣李永寿、王翊来，值刘豫内犯，议遂中格。七年，徽宗、郑后讣至，复遣伦充使奉迎，并乞河南、陕西地。是冬，豫既废，伦入见金主，金遂以乌陵思谋、石庆偕伦来议。八年，再使金，金即遣张通古等来，许归梓宫、母后及河南、陕西地。九年，伦充使再往，金竟以河南、陕西地先付之，设使金不渝盟，则存没俱归，境土得复，伦之功岂南渡文武诸臣所可及哉！只以金人自悔失策，旋毁前议，伦遂被拘于河间。其后和议再成，遂不得身预其事。然创议于敌势方张之时，与收功于两国将平之日，其难易既不同，且伦之议和则请帝后疆土全归，而未议及岁币，迨秦桧主和，则寸土不归，反岁输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徒得一母后二旅柩而已，其难易更不可以道里计。而况李永寿等之来，赖伦以云中旧识，稍损其骄倨。张通古等之来，又赖伦委曲调护，使秦桧就馆受书，以免屈万乘之尊。是其周旋于事势难处之会，即朱弁、洪皓辈有不能及者。盖弁、皓仅完臣节，伦则兼济国事，其所任为独难。故皓归亦极言伦以身徇国，弃之不取，缓急何以使人，实深服其心力俱殚也。及被拘六年，金人欲用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其时两国和议久成，化仇为好，即受金官职，亦非反颜事仇，况家本莘县，乡土已属于金，于私计亦甚便，乃力拒不受，甘被其缢死。（《金史》谓伦已受官，又辞，乃缢死。《宋史》则谓不受官而被害。按伦如果受官，岂复抗辞，是必未受官也。）是不惟谋国之忠，历百艰而不顾，而徇国之烈，甘一死而不挠，视弁、皓等得归故国，身受宠荣者，其身世尤不幸，志节尤可悲也。而区区身后之名，又以市井无赖数语传为口实，至今耳食者几视为幸功捭阖之人，此不可不急为别白也。
○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
角力而灭其国，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独宋初不然。周保权被擒，授千牛卫上将军，葺京城旧邸院居之。（湖南）高继冲纳土，但令王仁赡知军府事，而仍令继冲镇其地。迨继冲入朝，改授武宁军节度使、徐宿观察使，镇彭门，凡十年。其叔高保衡历知宿、怀、同、汝四州及光化军。其臣孙光宪亦官黄州刺史，梁延嗣亦官复州防御使。（荆南）刘钅长战败被擒，仍封恩赦侯，赐第居京师，进封彭城郡公。（南汉）李煜城破始降，封违命侯，居京师，后封陇西郡公。其子弟多授大将军、卫将军等官，从善为通许监军，从讠甫历知随、复、成三州，季操历知淮阳、涟水二军、蔡、舒二州，仲寓官郢州刺史十余年，其臣徐铉等皆官于京师，更无论也。（南唐）孟昶既降，赐第京师，封秦国公，寻卒。子元历知贝、定二州，又为镇州兵马钤辖，移滑州，以病求小州，乃移滁州而卒。元珏历官宋、曹、兖、郓都巡检，出知滑州。其臣伊审征官静难军节度使，移镇延安。赵彦韬授兴州刺史，移澧州。毋守素历知赵州、容州，兼本管诸州水陆转运使。（西蜀）陈洪进纳土后，封杞国公，赐第居京师。子文显仍知泉州，移知青、齐、庐三州。文颢历知房、康、同、耀、徐、衡六州，文ダ历知海、濮、潍、沂、黄五州，文顼历知登、舒二州。（漳泉）钱ㄈ纳土后，封淮海国王，赐礼贤宅，居京师，后出为武胜军节度使，改封南阳国王。子惟屡加诸镇节度使，常居京师。惟治知真定军府，兼兵马都部署。惟济历知绛、潞二州，又为永州团练使，改成德军。惟演仕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许州。ㄈ弟俨判和州，昊历知宋、寿、泗、宿四州。其臣僚孙承知大名府，改知滑州；沈承礼知密州。（吴越）刘继元降，封彭城郡公，赐京城甲第一区，授保康军节度使。其臣李恽历知广、许、孟三州，马峰分司西京。（北汉）统计诸降王及诸降臣，无一不保全者。此等僭伪窃据之徒，归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国势易摇，岂能一无顾虑，乃其主皆赐第京师，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掌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无反侧不靖之意。于此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知不恃诈力以为强者，其强更甚也哉！
○宋诸帝御集皆建阁藏贮
宋诸帝御集各建阁藏贮，自真宗始。真宗晚年，以所著诗文示丁谓等曰：“朕听览之下，以翰墨自娱，虽不足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也。”谓等请镂板宣布，共七百二十二卷，并作天章阁贮之。自后诸帝御集皆仿此例，而阁名各不相袭。英宗建宝文阁，藏仁宗御集，神宗以英宗御书亦附于内。哲宗建显谟阁，藏神宗御集。（元二年已诏苏辙、刘等编次神宗御集，四年上之，先藏宝文阁，元符元年另建显谟阁贮之。）徽宗建徽猷阁，藏哲宗御集。高宗建敷文阁，藏徽宗御集。孝宗建焕章阁，藏高宗御集。宁宗建华文阁，藏孝宗御集。又建宝谟阁，藏光宗御集。理宗建宝章阁，藏宁宗御集。度宗建显文阁，藏理宗御集。每帝各建一阁，虽颇繁费，然亦足昭敬谨，且见诸帝文治之盛也。又每阁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俾专职掌。（以上皆见本纪。）如神宗以章衡为宝文阁待制，谓之曰：“卿为仁宗朝魁甲，宝文藏御集之处。未始除人，今以处卿”是也。（见《衡传》。）
○录名臣后
真宗录唐白居易后利用为河南府教授，元稹七世孙为台州司马，裴度孙坦为郑州助教。又录唐长孙无忌、段秀实等孙，皆教官。仁宗录唐狄仁杰、张九龄、郭子仪颜真卿后，神宗录唐魏征、狄仁杰、段秀实后，皆见本纪。按《旧唐书 段秀实传》，自贞元后，凡赦书褒忠，必以秀实为首。又贞元六年赦书，授颜真卿一子五品官。文宗时，又以真卿曾孙宏式为同州参军。《五代史 刘遂清传》，唐朝浑、郭、颜、段之后，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为常制。是唐及五代时已有此制，宋盖仿而行之也。
○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真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则李贤妃也。仁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则李宸妃也。神宗之为皇太子，其母本高皇后，然生帝时尚在英宗潜邸，未为后也。哲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朱德妃，亦非后也。惟钦宗生时，其母王氏已册为后，故钦宗以嫡长为皇太子，后即位，竟北迁于金。南渡后，光宗母系郭皇后，宁宗母系李皇后，然诞育时亦皆在潜邸，未为后也。惟度宗后全氏，正位中宫后生德帝，（咸三年立全后，七年生帝。）甫登极即国亡。统计有宋一代，皇后，正位后所生太子，只靖康、德二帝，而二帝皆为失国之君，此理之不可解者。○又有已立为太子而不得继统者，太宗之昭成太子元禧，真宗之悼献太子，哲宗之献愍太子茂，犹皆死后追赠，未尝及身为储君也。其生而立为太子者，钦宗嫡子谌，朱后所生，生时虽尚未为后，然正妃也，故谌为嫡皇孙，当时已称祖宗以来所未有。钦宗登极后，立为皇太子，后竟随北去。高宗之元懿太子甫，潘贤妃所生，苗刘之变，为所拥立，改元明受，高宗复辟后，立为皇太子，未几殇。孝宗之庄文太子忄耆，郭后所生，嫡长子，乾道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二十四薨。宁宗之景献太子询，本宗室子，开禧初立为皇太子，年二十九薨。再育宗室子贵和为皇子，赐名，虽未加太子之号，然已居储贰，继体攸属，后为史弥远擅废，降封镇王，不得其死。是不惟正后所生太子不吉，即非正后所生而册为太子者亦不皆吉也。
○宋初考古之学
考古之学，至南宋最精博，如郑樵、李焘、王应麟、马贵与等是也。然宋初制诰之臣已多博雅。乾德三年，范质等三相俱罢，将独相赵普，而无宰相书敕，帝以问陶谷，谷曰：“古来宰相未尝虚位，惟唐文宗甘露之变，数日无相，左仆射令狐楚奉行。今尚书亦南省官，可以书敕。”窦仪曰：“非承平令典也。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也，可书敕。”从之。仪之论固是，然古来偶有朝无宰相之故事，谷独能记之。又普独相后，太祖欲置之副而难其名称，问谷下宰相一等有何官，谷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遂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仓猝一问，即能援引故事，可见熟于典故，腹笥中无不有也。太祖改年号乾德，以为古所未有，后于宫中得乾德钱，以问窦仪，仪对以魏、蜀曾有此号，询知果自蜀中来者，始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太宗时，皇子元杰封吴王，行扬州、润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洎谓六朝皇子封王，以郡为国，置傅、相、内史等，佐王为治；或王子不之国，则内史行郡事。唐改为长史，凡亲王授大都督不之镇，而朝命大臣临郡者，即有长史之号，谓亲王之上佐也。如段文昌出镇扬州，云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载义出镇幽州，云卢龙军副大使知节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是也。今王既为大都督，又为长史，则是王自为上佐矣。即此数条，可见诸臣于朝章国典无不究心有素，仓猝间即有据依，足资朝廷制作之讨论也。又钱ㄈ薨，谥“忠懿”，张洎为覆状，有“受宠若惊，居亢无悔”语，张亻必驳之，谓“亢龙无悔”非臣子所宜言。洎对状曰：“《易》之九三，王弼注云，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因时而惕，故愈于上九之亢。《正义》云，九三居下体之极，是人臣之体，其能免亢龙之咎者，以慎守免祸也。是人臣能免亢极之祸也。《汉书 梁商传赞》云，地居亢满而能以谨厚自终。杨植作《许由碑》云，锱铢九有，亢极一夫。杜鸿渐《让元帅表》云，禄位亢极，过逾涯量。卢杞作《郭子仪碑》云，居亢无悔，其心益降。张说作《祁国公碑》云，一无目牛之全，一无亢龙之悔。皆就人臣而言也。”乃诏洎援引故实，历历有据，罚亻必一月俸。以一“亢”字而援引典故，辩博如此，其学可知。神宗有殿名宣光，哲宗问林希古有此名否，希对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名显承。此又诸臣熟于经史之学，原原本本，非以口给也。自朝章国故之不讲，则有如蔡京误以唐太宗为宋太宗而废尚书令者矣。（徽宗诏，尚书令太宗曾为之，今不须复置。说者谓宋太宗未尝为尚书令，惟唐太宗曾为之，今误以唐太宗为宋太宗，乃蔡京当国，不学无术之故也。见《京传》。）自经义史学之不讲，则有如章谓北郊祀地，只可谓之社，而欲废北郊大礼者矣。（以北郊止可谓之社，黄履曰，天子祭天地皆称郊，故《诗序》云，郊祀天地。若社则土神也，岂有祭大祗亦谓之社乎，北郊之议遂定。见《黄履传》。）然则北宋文学之臣，稽典故，援经史，俱确有据依，岂后代所可及哉。
○宋初严惩赃吏
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按本纪，太祖建隆二年，大名府主簿郭ダ坐赃弃市。乾德三年，员外郎李岳、陈偃、殿直成德钧皆坐赃弃市。蔡河纲官王训等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开宝三年，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四年，将军桑进兴、洗马王元吉、侍御史张穆、左拾遗张恂，皆坐赃弃市。刘祺赃轻，杖流海岛。六年，中允郭思齐、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林，俱坐赃弃市。此太祖时法令也。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坐监仓受贿出虚券，弃市。侍御史赵承嗣隐官钱，弃市。又诏诸职官以赃论罪，虽遇赦不得叙，永为定制。中书令史李知古坐受赃改法，杖杀之。詹事丞徐选坐赃，杖杀之。御史张白以官钱籴卖，弃市。汴河主粮吏夺漕军粮，断其腕，徇河干三日，斩之。是太宗法令犹未弛。然寇准谓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赃，吉赃少乃伏诛，淮以参政王沔之弟，盗主守财至千万，止杖，岂非不平耶。则是时已有法曲纵者。至真宗时，弃市之法不复见，惟杖流海岛。如员外郎盛梁受赃，流崖州。著作郎高清以赃杖脊，配沙门岛。盖比国初已弛纵矣。《仁宗本纪》则并杖流之例亦不复见。《苏颂传》，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应死，法官援李希辅例，杖脊黥配海岛，颂奏仲宣赃少应减，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颂引“刑不上大夫”为对，遂免黥，永为定制。自是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当时论者谓颂一言而除黥刺，以为仁人之言其利溥。（见《颂传》。）益可见姑息成风，反以庇奸养贪为善政，其于不肖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继以青苗、免役之掊克，花石纲之攘夺，遂致民怨沸腾，盗贼竞起。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万人不敢捕。方腊之乱，凡得官吏，必恣行杀戮，断截肢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以泄其愤。陈遘疏所谓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纪极，怨痛结于民心，故至此也。（见《陈遘》及《方腊传》。）南渡后，高宗虽有诏，按察官岁上所发摘赃吏姓名以为殿最，然本纪未见治罪之人。惟孝宗时，上元县李允升犯赃，贷死，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赀，失察上司俱降黜。广东提刑石敦义犯赃，刺面配柳州，籍其家。知潮州曾造犯赃，贷死，南雄编管，籍其家。参知政事钱良臣以失举赃吏，夺三官。是时法令虽比国初稍轻，而从积玩之后有此整饬，风气亦为之一变。真德秀所谓乾道、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赂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耻，皆孝宗之遗烈也。理宗虽亦诏监司以半岁将功去赃吏之数来上，视多寡为殿最，守臣助监司所不及则以一岁为殿最，（见本纪。）是亦颇能留意综核者，然是时汤焘疏言，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民有不可胜穷之忧。（见《焘传》。）则知庙堂之诏已为具文，而官吏之削如故也。贾似道亦疏言，裕财之道，莫急于去赃吏，艺祖杖杀朝堂，孝宗真决刺面，今当仿而行之。（见《似道传》。）以似道之狂谬，尚知赃吏之不可不重惩，而追思艺祖、孝宗之遗法，然则是二帝者可谓知所务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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