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
《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本少。太宗会同元年，虽诏有司编始祖奇善（旧名奇首。）可汗事迹，然《辽史》所载仅记其生于都庵山，徙于潢河之滨而已，盖已荒渺无可稽也。历朝亦有监修国史之官，如刘慎行、邢抱朴、室、刘晟、马保忠、耶律隆运、耶律、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耶律阿苏、（旧名阿思。）王师儒等，皆以此系衔。（见各本传。）然圣宗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道宗并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书之。惟萧罕嘉努修国史，以圣宗猎秋山，熊鹿伤数十人，直书其事，帝见而命去之，既出又书其事，以为史笔当如是也，其他则隐讳苟简可知矣。其编为史册，至兴宗时，耶律孟简上言，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赫噜》、（旧名曷鲁。）《乌哲》、（旧名屋质。）《休格》（旧名休哥。）三传以进。兴宗始命置局编修。其时有耶律古裕、（旧名谷欲。）耶律庶成及萧罕嘉努实任编纂之事，乃录约尼氏（旧作遥辇氏。）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共二十卷，上之。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则又本耶律古裕等所编而审订之。其时刘辉谓道宗曰：“宋欧阳修《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臣亦请以赵氏初起时事，详附我朝国史。”据辉所言，则不惟诸帝有实录，且渐有全史矣。至天祚帝乾统三年，又诏耶律俨纂太祖以下诸帝实录，共成七十卷，于是辽世事迹粗备。《辽史》传赞谓，其具一代治乱之迹，亦云勤矣。当辽之世，国史惟此本号为完书，金熙宗尝于宫中阅《辽史》，即此本也。熙宗皇统中，又诏耶律固、伊喇因、（旧名移剌因。）伊喇子敬等（旧作移剌子敬。）续修《辽史》，而卒业于萧永祺，共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皇统七年上之。此金时第一次所修也。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辽史》，党怀英、郝俣充刊修官，伊喇益、赵氵风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志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贾铉、萧贡、陈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员，有改除者听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诏大任继成之。（俱见各本传。）此金时第二次所修也。至元修《辽史》时，耶律俨及陈大任二本俱在，《后妃传序》云，俨、大任《辽史 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以著于篇。而《历象闰考》中并注明俨敝顺年有闰，大任敝顺年无闰，尤可见其纂修时悉本俨、大任二书也。
○辽史二
辽、金二代之兴，皆经祖宗数世开创，始成帝业。《金史》于《太祖本纪》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最为明晰。《辽史》则开卷即作《太祖本纪》，而其祖宗递传之处，反附见于本纪赞内，故所叙太简。肃祖、懿祖、元祖、德祖四代，其妻已立传于后妃内，其夫反无专纪而附于赞内，岂不详略两失乎！且赞中所叙又不甚明了。谓自奇善可汗生都庵山，传至聂，（旧名雅里。）让苏尔威（旧名阻午。）而不肯自立。聂生必塔，（旧名毗牒。）必塔生海兰，（旧名颏领。）海兰生努尔苏，（旧名耨里思。）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喇达，（旧名萨剌德。）是为懿祖，懿祖生伊德实，（旧名匀德实。）是为玄祖。玄祖生色勒迪，（旧名撒剌的，《北庭杂记》又名斡里。）是为德祖，即太祖安巴坚（旧名阿保机。）之父也。世为约尼之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云。《太祖本纪》又谓哈陶津汗（旧作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太祖三让，乃许之。按《新唐书》谓，契丹王锡里济（《旧唐书》及薛居正《五代史》俱作习尔之。）死，族人沁丹（《唐书》、《薛史》俱作钦德。）嗣。尝入寇，为刘仁恭所败，乃以重赂乞盟，故沁丹晚节不竞。而欧阳《五代史》谓，约尼以次代，为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选于众，得安巴坚代之。盖此即《辽史》所谓受可汗之禅者也。（钦德、痕德堇、遥辇，皆名字传闻之误。）其聂让苏尔威而不自立之处，按《耶律赫噜传》，哈陶津汗殁，群臣奉遗命立太祖，太祖曰：“吾祖聂尝以不当立而辞位，吾可受乎？”赫噜曰：“昔聂之辞，以未有遗命也。今先君言犹在耳，君命不可违。”太祖乃即位。据此则所谓聂让苏尔威，及太祖受可汗之禅，《欧史》虽不载，要是实事。又赫噜云：“自苏尔威后十余世，国衰民困，今正当兴王之运，不可失也。”此亦与《唐书》、《欧史》所谓被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而立安巴坚者略相合。然《辽史》谓群臣奉遗命立安巴坚，《欧史》则谓八部人公议立安巴坚，又属岐互。至《新唐书》谓，八部迭相更代，独安巴坚自为一部不肯代，自号为王。《欧史》又谓安巴坚既立，后值中国多故，汉人归之者众，告以中国之主无代立者，安巴坚于是立九年尚不求代。诸部共责诮之，安巴坚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诸部许之。遂率汉人于滦河上筑城种田，而以计诱八部大人来会，尽杀之，然后并八部为一。此与《新唐书》相合，当是安巴坚实事，而《辽史》并无一字及之。盖耶律俨修实录时，为其先世隐讳，陈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复勘对《唐书》及《欧史》也。且《辽史》隐讳之处亦不止此，《欧史》载李克用先约安巴坚共攻梁，已而安巴坚背约，反遣梅老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克用大恨，临殁，以一矢属庄宗报仇，后果为庄宗击于望都，大败而去。而《辽史》则以克用结好之事为约其共攻刘仁恭，而不言攻梁，以掩其背约之迹。此其讳饰一也。《欧史》德光灭晋后归，殁于滦城。契丹人剖其腹，实以盐，载之北归，晋人谓之“帝”。《辽史》并不载，但载其自悔之语，谓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私财，二也；不遣诸节度归镇，三也。而赞其如秦穆之能悔过。又记其迁晋主母子于黄龙府时，仍以其宫女、宦官、东西班官、医官、控鹤官及庖人、茶酒司等从行，又以晋旧臣赵莹、冯玉、李彦韬等护送，以见其加惠于亡国之处。凡此有善则书，有恶则讳，可见皆耶律俨在辽时所修原本，而陈大任因之者也。而元时修史之草率，并《唐书》、《欧史》亦不复校勘，概可见矣。
《宋史 宋琪传》，琪本幽蓟人，故知辽事最详。其疏云，契丹自阿保机始强，因攻渤海，死于辽阳。妻述律氏生三子，长东丹，次德光，季曰自在太子。德光南侵，还死于途。东丹之子永康代立，起军南侵，被杀于大神淀。德光子述律代立，号曰睡王。二年，为永康子明记所篡。明记死，幼主代立，明记妻萧氏，番将守兴之女，即今幼主之母也云云。其叙安巴坚以后世次继立之处，俱与《辽史》同，惟名字不合，盖契丹以国语为名，本无正字耳。
○辽史立表最善
《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然其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类，有功罪大者，自当另为列传，其余则传之不胜传，若必一一传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于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书焉，实足省无限笔墨，又如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于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国等传。故《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备。惟与宋和战交际之事则书于本纪，而不复立表。盖以夏、高丽、女直之类皆入于《属国表》，宋则邻国，不便列入也。然《金史》特立《交聘表》，凡与宋交涉之事，一览如。《辽史》虽旧无底本，而元人修史时，既于《金史》立此表，独不可于《辽史》亦立此表乎？且《辽史》与宋交涉之事，书于本纪者，前后亦不画一。澶渊既盟之后，凡两国遣使，生辰、正旦以及庆吊等事，不特逐年详书，即使臣姓名亦一一不遗。及兴宗再定和议，加增岁币之后，则惟书吊大丧、贺即位之事，其余生辰、正旦等使一概不书，何其前详后略也。若亦立《交聘表》，则此等皆可于表内见之，前既免于繁冗，后亦不至简略矣，而《辽史》无之，此又修史诸人之失也。
○辽史疏漏处
《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圣宗统和二十四年，幽皇太妃呼纽（旧名胡辇。）于怀州，囚夫人伊兰（旧名夷懒。）于南京，余党皆生瘗之。明年，赐皇太妃死于幽所。按统和十二年，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尔古（旧名乌古。）等及永熙宫军，抚定西边，以萧达林（旧名挞凛，《宋史》名挞览。）督其军事。此即皇太妃呼纽也。《达林传》亦称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尔古部及永熙宫军讨之，凡军行号令，太妃悉委达林。其后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疏亦言，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多。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御远之道。则此皇太妃不惟有辟土之大功，且有靖边之长策。其幽死也，又以何事？《后妃传》内当专立一传，乃并无其人，何也？又圣宗统和四年，纳皇后萧氏，皇太妃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内外命妇亦进会亲礼物。此后乃圣宗元配也，统和十九年以罪降为惠妃。后虽降而其为圣宗原配，终不可没。后系何人之女？以何事得罪？《后妃传》内亦宜有专传，乃但以统和十九年另立之齐天皇后特立一传，而此所娶之后，绝无一字及之，何耶？且既为《辽史》，则本国兴兵之事，不应自称曰辽兵。乃本纪贝州之战云，军校邵珂开城门纳辽兵。戚城之战云，辽军围晋别将于戚城，晋主自将救之，辽军引退。邺都之战云，慕容彦超遇辽军数万，至榆林，辽军又至，彦超等力战，辽军乃退。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国记载而称契丹为辽军者，此亦修史者之疏也。
○辽帝皆有简便徽号
辽帝皆有一二字简便徽号，当时为臣下所称，后世亦即以此别之为某帝，初不称庙谥也。如太祖曰天皇帝，太宗曰嗣圣皇帝，世宗曰天授皇帝，穆宗曰天顺皇帝，景宗曰天赞皇帝，圣宗曰天辅皇帝，道宗曰天皇帝，末帝曰天祚皇帝，皆于初即位时，群臣上尊号，即有此二字。甚至皇后亦另有徽称，如太祖后曰地皇后，圣宗后曰齐天皇后，道宗后曰懿德皇后是也。其后耶律僭位，亦号天锡皇帝。耶律达实（旧名大石。）亦号天皇帝，达实殁，其后塔布布延（旧名塔不烟。）称制，亦号感天皇后。其女布沙堪（旧名普速完。）称制，亦号承天太后。此亦一代之制也。按元制，每帝亦有国语徽称，如太祖曰成吉斯（旧作成吉思。）皇帝，世祖曰色辰（旧作薛禅。）皇帝，成宗曰鄂勒哲图（旧作完泽笃。）皇帝，武宗曰库鲁克（旧作曲律。）皇帝，仁宗曰布延图（旧作普颜笃。）皇帝，英宗曰格根（旧作格坚。）皇帝，文宗曰济雅图（旧作札牙笃。）皇帝是也。但元制系以国语为尊奉之称，辽制则不用契丹语而以汉字尊称，故不同耳。
○辽后族皆姓萧氏
辽后族皆姓萧氏。《后妃传》引耶律俨所修实录，谓其先本伊苏巴里氏，（旧作乙室拔里氏。）太祖慕汉高祖，故称刘氏，以伊苏巴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又谓太祖舒鲁后（旧作述律后。）兄子名萧翰，妹复为太宗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云。是实录以后族姓萧为太祖所赐，而《国语解》谓其说不合，故陈大任不取。又《外戚表序》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旧作二审密氏。）曰巴里，（旧作拔里。）曰伊苏济勒。（旧作乙室巳。）太祖娶舒鲁氏。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归，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萧翰，由是巴里、舒鲁、伊苏济勒三族皆为萧姓。是赐姓又自太宗始。按薛居正《五代史 萧翰传》。翰父阿巴，有妹为安巴坚后，翰妹又为德光后。德光入汴，将命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契丹本无汉名，乃赐姓名萧翰，自是翰族皆姓萧。《欧史》亦谓德光欲留萧翰于汴，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云。是后族姓萧，实太宗所赐也。既为太宗所赐，何以太祖之高、曾、祖、父四代妣已俱称萧？盖皆后人所追氏也，而诸外戚之姓萧者可类推矣。萧氏于辽最贵，世与宰相之选，统辽一代任国事者，惟耶律与萧二族而已。
○辽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辽太祖三子，皆舒鲁后所生。长名贝，（旧名倍。）已立为太子，后得东丹国，册为人皇王主之。太祖崩，让位于其弟太宗，（德光）身自归东丹，寻浮海适唐，赐姓名李赞华，为唐末帝所害。（后以子世宗登极，追谥义宗。）太宗崩，世宗（贝子，时为永康王。）以从子入嗣。世宗崩，穆宗（太宗子）以从弟入嗣。穆宗崩，景宗（世宗子）又以从子入嗣。皆未先为皇太子也。惟景宗后萧燕燕正位中宫后，始生圣宗。圣宗以冢嫡嗣位，享国四十九年，令名遐福，最称贤主，此为古今来正后所生储君继体者之第一，然未即位以前年尚幼，却未立为皇太子。兴宗（圣宗子）则由皇太子嗣位，而其母耨斤本宫人也。道宗母系仁懿萧后，然道宗生于兴宗藩邸，仁懿尚未为后。道宗宣懿萧后，则既册为后始生子，寻立为皇太子，后被伊逊（旧名乙辛。）所谮，母子皆不得其死。天祚帝系为太子时，元妃萧氏所生，亦尚未为后也。
○辽官世选之例
辽初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盖世袭则听其子孙自为承袭，世选则于其子孙内量才授之。兴宗诏，世选之官，从各部耆旧择材能者用之是也。其高下亦有等差。《外戚表序》云，后族萧氏，世预北宰相之选。按《辽 本纪》，太祖四年，以后兄萧达鲁（旧名阿布齐。）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然《萧塔喇噶（旧名塔剌葛。）传》，其祖当安禄山来攻时，战败之，为北府宰相，世预其选，则世选官本契丹旧制，不自辽太祖始也。《萧思温传》，为北府宰相，上命世预其选。《萧和斯（旧名护斯。）传》，官北院枢密使，仍命世预宰相选。辞曰：“臣子孙贤否未可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又道宗诏，北院枢密使耶律伊逊，（旧名乙辛。）同母兄弟世预北、南院枢密使之选，异母兄弟世预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之选。太保查刺，世预突吕不部节度使之选。耶律辖哩（旧名谐理。）征宋有功，世预节度使之选。萧达鲁（旧名敌鲁。）善医，世预太医选。此可见辽代世选官之制，功大者世选大官，功小者世选小官，褒功而兼量才也。
按辽之世选官，与元时四集赛（旧作四怯薛。）相同。如穆呼哩（旧名木华黎。）子孙安图，（旧名安童。）哈喇哈斯（旧名哈喇哈孙。）累世皆为宰相。阿噜（旧名阿鲁图。）自言，我博尔济（旧名博尔术。）后裔，岂以丞相为难得耶。是元时丞相多取于四集赛之家，与辽之世选宰相，大略相同也。
○辽族多好文学
辽太祖起朔漠，而长子人皇玉贝已工诗善画，聚书万卷，起书楼于西宫，又藏书于医巫闾山绝顶。其所作《田园乐诗》，为世传诵。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其让位于弟德光，反见疑而浮海适唐也，刻诗海上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情词凄惋，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平王隆先亦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世。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学著称，如耶律国留善属文，坐罪在狱，赋《寤寐歌》，世竞称之。其弟资忠亦能诗，使高丽被留，有所著号《西亭集》。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尤工诗。耶律富鲁（旧名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富鲁答以赋，时称典雅。耶律韩留工诗，重熙中，诏进《述怀诗》，帝嘉叹。耶律辰嘉努（旧名陈家奴。）遇太后生辰进诗，太后嘉奖。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应诏进诗，帝嘉之，解衣以赐。耶律良，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猎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良作《捕鱼赋》。尝请编御制诗文曰《清宁集》，上亦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序赐之。耶律孟简六岁能赋《晓天星月诗》，后以太子无辜被害，以诗伤之，无意仕进，作《放怀诗》二十首。耶律古裕（旧名谷欲。）工文章，兴宗命为诗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纽斡哩（旧名袤履。）工画，坐事犯罪，写圣宗御容以献，得减死。后使宋，宋主赐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辞仅一视，默写之，及出境，以示饯者，骇其神妙。此又宗室之以画著名者也。
○辽燕京
京师本唐范阳节度使治，府曰幽州，军曰卢龙。辽太宗会同元年，晋主石敬瑭遣赵莹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来献，乃诏以幽州为南京。三年三月，至南京，备法驾，入自拱辰门，御元和殿，行入阁礼。又御昭庆殿，宴南京群臣。按石晋才以地来归，太宗驾至，即有拱辰、元和、昭庆等名，则非辽所建之宫殿可知也。是年冬，始诏燕京建凉殿于西南堞。建一凉殿尚特书于本纪，更可知太宗初入时，并未别有改筑，盖幽州自安、史叛乱已称大燕，后历为强藩所据，唐末刘仁恭僭大号于此，必久有宫殿名，辽但仍其旧耳。圣宗统和二十四年，改南京宣教门为元和门，外三门，一为南端，左掖为万春，右掖为千秋。开泰元年，又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幽都县为宛平县。太平五年，驻跸南京，幸内果园宴。时值千龄节，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适至，争以土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饮。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盖辽以巡幸为主，有东西南北四楼曰捺钵，又有春水、秋山，岁时游猎，从未有久驻燕京者，是年偶度岁于此，故以为仅事也。今其基址亦有可约略者。《辽史 地理志》谓，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其所改之元和门及南端、万春、千秋等门，则大内之门也。悯忠寺有李匡威所立之碑，曰大燕城内东南隅有悯忠寺，是唐藩镇牙城本在悯忠寺之西。《辽志》云，大内在西南隅。宋王曾记契丹事，亦云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是辽之南京即唐幽州镇之旧治，确有明证。金初因之，宋钦宗至金，馆于燕山东南悯忠寺，此寺犹在东南也。海陵始扩东、南二面而大之，（详见《金筑燕京》条内。）元世祖又广其西、北面截其东、南，（详见《元筑都城》条内。）明徐达又截其西北，成祖建都，则又广之于东，（详见《明筑都城》条内。）盖至是凡数改矣。惟王曾记自卢沟河至幽州六十里，今卢沟桥至京不过三十里，辽、金之燕京尚在西北面，其去卢沟宜近，乃较远于今，何也？盖今卢沟桥乃金章宗时始建，辽时卢沟河尚未有桥，其渡河之处或尚在南，故至幽州六十里耳。
○金广燕京
金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尝至燕也。熙宗始诏卢彦伦营造燕京宫室。（《彦伦传》）海陵欲迁都于燕，天德三年，乃诏广燕城，建宫室，依汴京制度，遣丞相张浩、张通古等调诸路夫匠修筑，有司以图来上，并阴阳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善地何益？尧、它队之，何以卜为？”（本纪）是时张浩举苏保衡分督工役，又景州刺史李石护役皇城。（见《浩》、《石》各本传。）运一木之费至二十万，举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皆饰以黄金五彩，一殿之成，以亿万计。（见《续通鉴纲目》。）贞元元年来都之，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寻又征其钱。赐营建夫匠帛。（本纪）今按《蔡传》，有两燕王墓。旧在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墓在城内，相传为燕王及太子丹之葬，独考其非是，乃汉刘建及刘嘉之葬也。大定九年，诏改葬于城外。又《刘传》，南苑有唐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世宗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刘家本怦后，诏赐怦钱三百贯，令改葬于城外。据此二传，可见海陵筑城时，于辽故城之东南二面皆大为增广，故两燕王及刘怦墓，旧时皆在城外者，悉围入城中，至大定始迁出也。
○元筑燕京
元太宗十年已取燕京，然未尝驻跸。世祖即位，尚在开平，中统二年始命修燕京旧城。盖自金宣宗迁汴后，燕京入于蒙古，宫室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至是已四十余年，班朝出治之所无复存者，故中统元年车驾来燕，只驻近郊。（本纪）《王磐传》所谓宫阙未定，凡遇朝贺，臣庶杂至帐殿前喧扰，不能禁也。至元元年，诏改燕京为中都，始建宗庙宫室。（《刘秉忠传》）八年，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人筑宫城。又敕修筑之费悉从官给，并免伐木夫役税赋。是年初，建东、西华及左、右掖门。十年，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十一年正月，宫殿告成，帝始御正殿受朝贺。此俱见本纪。时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有官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冒据听他人营筑。此元时迁筑燕京之明据。朱竹所谓元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东，大迁民以实之，燕城以废是也。二十年，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二十六年，又修宫城，乃立武卫缮理，以留守段天兼指挥使治之。大概元之迁筑，先宫城而后及于都城，事皆散见纪传。今其故址有可以意得者，德胜门外八里土城，本元之健德门，是元之都城北面在今德胜门外八里也。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都城，汇于积水潭，置插以运通州之米，世祖还自上都，见积水潭舳舻蔽水，大悦。积水潭即今之西海子，其时粮船可泊于此，知此潭尚未为禁地也。（见《守敬传》。）永乐初封于燕，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事见刘侗《帝京景物略》。是元故宫乃在今西苑之西宣武门以内也。
○明南北京营建
明祖创造南京，规制雄壮，今四百余年，城郭之崇，街衢之阔，一一可想见缔造之迹。盖尽举前代官民房舍扫除而更张之，而工作皆出于民力。《水东日记》云，洪武门外至中和桥六七里长街，乃富民沈万三家络丝石所砌。以此类推，是物料皆取之民间也。《明史 严震直传》，时方事营造，集天下工匠二十万户于京师，震直请户役一人，各书其姓名术业，按籍更番役之。是工匠悉取之民间也。《朱煦传》，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叶伯巨传》，亦言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筑之科。是工筑并及于官吏也。当开国之初，劳民动众，固非得已。至成祖迁都北京，自可仍元都之旧，乃宫殿多移在元旧城东三四里。盖自徐武宁平燕，废元都，已缩其地为北平府。今德胜门外八里有土城，尚是元健德门故址，可见武宁已割旧都西北一带于城外也。华云龙镇北平，建燕邸，改筑北平城。（《云龙传》）刘侗《帝京景物略》亦谓，徐达命云龙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是城郭已另筑也。《姚广孝传》，成祖初封于燕，其邸即元故宫。《景物略》亦谓，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永乐登极后，即故宫受朝。至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里许，悉如金陵之制云云。是宫殿亦另建也。今以《明史》各列传参考之，当时大工大役，亦不减洪武之创南京矣。自永乐五年，实始营建。九年，谭广以大宁都指挥使董建北京。（《广传》）十五年，薛禄以后军都督董北京营造。（《禄传》）宦官阮安有巧思，奉命董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舍，目量意揣，悉中规制，工部受成而已。（《宦官传》）是董役者固不一其人。邝以北京执役者钜万，奉命稽省病者。（《传》）叶宗人为钱唐令，督工匠往营北京。（《宗人传》）是工匠亦役及各省也。邹缉疏言，建造北京，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不得耕作。工匠小人，又假托威势，逼民移徙，移徙甫定，又令他徙，至有三四徙者。（《缉传》）永乐十九年诏云，赖天下臣民，殚竭心力，冒寒暑，涉风霜，趋事赴功，勤劳匪懈。（《景物略》）是可见当时城池宫阙皆非因元之旧，其扰民肆害有记载所不能尽者。本朝定鼎，明宫殿已为流贼李自成所毁，（《流贼传》）宜乎大有改建，乃初定鼎，仅在武英殿朝贺，后次第修葺，不肯兴大役以病民。直至康熙八年十一月，太和殿、乾清宫始告成，则开国之初固已仁及天下矣。
朱竹《日下旧闻序》云，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即今南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东北。徐达定北平，毁故都城，缩而小之，昊天、悯忠、延寿、竹林、仙露诸寺，皆限于城外。及嘉靖筑新城，此数寺又围入城内。梁园以东，至于神木厂，亦旧时郊外地也。元之宫阙当在今安定门北，明初即南城故宫为燕邸，而非因大内之旧云。此可以参证。
○金史
《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然《好问传》，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好问言于张，欲据以撰述，后为乐夔所沮而止。是好问未尝得实录底本也。今《金史》本纪即本张万户家之实录而成。按《完颜勖》及《宗翰传》，女直初无文字，祖宗时并无纪录。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先世遗事。太宗天会六年，令勖与耶律迪延掌国史。勖等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又曰某水、某乡、某村，以识别之。至与契丹往来及征战之事，中多诈谋诡计，悉无所隐，故所纪咸得其实云。今按《世纪》，初臣辽而事之，继叛辽而灭之，一切以诈力从事，皆直书不讳，及《锡馨》、（旧名石显。）《和诺克》、（旧名桓赧。）《萨克达》、（旧名散达。）《乌春拉必》、（旧名腊醅。）《罕都》、（旧名欢都。）《伊克》（旧名冶诃。）等传地名、部名、村名，悉了如指掌，应即勖等所修之载在实录者。皇统八年，勖等又进《太祖实录》二十卷。大定中，修《睿宗实录》成，世宗曰：“当时旧人，惟古云（旧名彀英。）在。”令史官持往就问之，多所更定。（见《古云传》。）是金代实录本自详慎，卫绍王被弑，记注无存。元初王鹗修《金史》，采当时诏令，及金令史窦详所记二十余条，杨云翼日录四十卷，陈老日录二十余条，及女官所记资明夫人授玺事以补之。可见《金史》旧底固已确核，宜纂修诸人之易藉手也。然于旧史亦有别择处。如《李石传》，谓旧史载其少贫，贞懿后周之不受，及中年，以冒支仓粟见讥贪鄙，如出两人。史又称其未贵时，人有慢之者，及为相，其人见石惶恐，石乃待之弥厚，又与其平日正色斥徒单子温气岸迥殊。是纂修诸臣于旧史亦多参互校订，以求得实，非全恃钞录旧文者。其宣、哀以后诸将列传则多本之元、刘二书，盖二人身历南渡，后或游于京，或仕于朝，凡庙谋疆事，一一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然谓其全取元、刘之作，则又不然。如《王若虚传》，崔立以汴城降蒙古，朝臣欲为树碑纪功，以属祁，祁属草后，好问又加点窜。此事元、刘二人方且深讳，（见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及祁《归潜志》。）而《若虚传》竟直书之，更可见修史诸人临文不苟，非全事钞撮者也。又金初灭辽取宋，中间与宋和战不一，末年又为蒙古所灭，故用兵之事较他朝独多，其胜败之迹，若人人铺叙，徒滋繁冗，《金史》则每一大事即于主其事之一人详叙之，而诸将之同功一体者，可以旁见侧出，故有纲有纪，条理井然，如珠赫店（《辽史》作出店河，《金史》作出河店。）之战，太祖自将，则书于本纪。获辽主，取宋帝，则详于《宗翰》、《宗望传》。渡江追宋高宗，则详于《宗弼传》。富平之战，则详于《宗弼》及《持嘉晖（旧名赤盏晖）传》。和尚原之战，则详于《宗弼》及《古云传》。泾州西原之战，则详于《古云》及《萨里罕（旧名撒离喝。）传》。正隆用兵，则详于《海陵本纪》及《李通传》。大定中复取淮、泗，则详于《布萨忠义》、（旧名仆散忠义。）《赫舍哩种塔传》。（旧名纥石烈种塔。）泰和中宋兵来侵，则详于《布萨揆》、（旧名仆散揆。）《宗浩》、《完颜纲》传。兴定中发兵侵宋，则详于《约赫德（旧名牙吾塔。）传》。巩昌之战，则详于《博索（旧名白撒。）传。》禹山之战，则详于《伊剌布哈（旧名移剌蒲阿。）传》。三峰山之战，则详于《完颜哈达（旧名合达。）传》。汴城括粟之惨，则详于《锡默爱实（旧名斜卯爱实。）传》。汴城之攻围，则详于《博索》及《完颜纳申》、（旧名奴申。）《崔立传》。归德之窜，则详于《白华传》。蔡州之亡，则详于《完颜仲德传》。各就当局一二人叙其巅末，而同事诸将自可以类相从，最得史法。又如辽将和尚、道温二人之忠于辽，宋将徐徽言之忠于宋，则但书其殉节，而死事之详听其入《辽史》、《宋史》可矣，乃不忍没其临危不屈之烈，特用古人夹叙法，附书道温二人于《宗望传》，徐徽言于《罗索（旧名娄室。）传》，使诸人千载下犹有生气，而文法亦不至枝蔓，尤见修史者斟酌裁翦之苦心也。
按崔立功德碑一事，《金史》《刘祁》、《元好问》二传皆不载。《王若虚传》则谓，崔立杀宰相，以汴京降蒙古，其党翟奕欲为作功德碑以属若虚。若虚谓奕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奕不能夺，乃召太学生为之。此本于好问所作若虚墓志而传因之。是碑文之作，与祁、好问二人无涉也。而《若虚传》又谓，若虚辞免后，召太学生刘祁、麻革到省，好问时为郎中，谓祁等曰：“众议属二君，其无辞。”祁不得已为草定，以示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据此则功德碑竟出祁、好问二人之手矣。然郝经有《辨磨甘露碑诗》云：“国贼反城自为功，万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付一死。（即若虚。）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省前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数尊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颜。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据此则作文另有人，（林希本宋人，盖借以影喻作文者。）并非祁、革，而好问改作之诬，更不待辨矣。然经诗末句云，“且莫独罪元遗山”，则好问于此事究有干涉。经诗谓林希所作“极口吠尧”，斥金源“盗据中国”，而《金史》谓好问所改止直叙其事，岂初次原稿专媚崔立，且指斥国家，好问见而愤之，特改其肆逆之语，后人遂以为出祁好问之手耶？
○金史失当处
金史体例亦有可议者。本纪之前先列《世纪》，叙世祖以下世次及缔造功业，而本纪后又有《世纪补》，则叙熙宗父宗峻，世宗父宗辅，章宗父允恭，皆以子登极追尊为帝者也。（宗峻追谥景宣帝，庙号徽宗。宗辅追谥简肃帝，庙号睿宗。允恭追谥光孝帝，庙号显宗。）此等追尊之帝，本宜各为一传，冠于列传之首，如《元史》睿宗、裕宗、显宗、顺宗，《明史》兴宗、睿宗之例，最合体裁。《金史》以太祖以前十一君皆系追谥之帝，已入《世纪》，此三人亦系追谥之帝，不便入列传，故又为《世纪补》，附于本纪之后，亦创例之得者也。然海陵篡立，亦追尊其父宗干为睿明皇帝，庙号德宗，后因海陵废为庶人，遂并其父追尊之帝号亦从削夺，而列于宗本等传。此固当时国史记载如是，及异代修史时，则海陵一十三年御宇，既不能不编作本纪，其追尊之父亦何妨附于《世纪补》，以从画一。况宗干开国元勋，其功烈迥在宗峻、宗辅上。即世宗登极，亦尝改谥明肃皇帝，后因允恭之奏，始降封辽王。若以其降封，遂不入《世纪》，则海陵登极时，亦尝降封宗峻为丰王，乃一升一降岐互若此。崔立杀宰相，劫妃后等，以汴京降蒙古，乃不入叛、逆臣中，而仍在列传，与完颜奴申同卷。此编次之可议者一也。刘豫为金子皇帝，则属国也。天会十年，豫徙都汴。十二年，金、齐合兵侵宋。皆金国大事，而金史一概不书。此记载之可议者二也。张邦昌、刘豫俱受金封册，宇文虚中亦仕金，官至特进，《金史》固宜立传。吴曦叛宋降金，已册封为蜀王，其死也，又赠以太师，招魂葬之。虽曦事多在宋，然既已臣金，《金史》亦宜立传，乃邦昌等三人皆有传，而曦独无之。时青虽阴受金官，而身在宋，屡以宋兵攻金。其叔时全，则仕金为同签枢密院事，屡为金侵宋。是宜传全而以青附，乃反传青而以全附，亦属倒置。宗弼用兵，处处与韩常俱，富平之战，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以土塞创，奋呼搏战，遂解围出宗弼；仙人关之战，宗弼陈于东，韩常陈于西；顺昌之败，韩常以大将亦被鞭责；柘皋之战，王德先败韩常于昭关，《宗弼传》内屡错见其事。又《高福昌传》，韩常用法严，遣吏送囚于汴，或道亡，监吏惧罪，乃尽杀之以灭口。后衍庆宫图画功臣，韩常以骠骑大将军亦得绘像。是韩常固金初一大将，累有战功，《金史》必宜有传，乃竟无之，亦属挂漏。此纂辑之可议者三也。至如诏诰之类，既载于本纪，则不必复载于列传。乃天辅五年，使都统杲伐辽，诏书三道，既详于纪，而《杲传》又备载之，不异一字。完颜苏（旧名素兰。）在宣宗前面劾珠格高琪（旧名术虎高琪。）之奸恶，既详于《苏传》，而《高琪传》又备载之，累幅不尽。此又叙述繁复之可议者也。又如《辽史》叙本国之兵，不曰我兵而曰辽兵，《金史》宣宗以后，叙蒙古兵曰大元兵，曰北兵，曰大兵，而叙本国之兵亦直曰金兵。（见《徒单兀典》等传。）盖异代修史，不必内本国而外敌国，直书金兵，亦自明晰。至《金太祖本纪》，拒辽兵于鸭子河，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俄与敌战大胜。辽人常谓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上既云三千七百，至者三之一，下即云满万，殊属语病。《卫绍王纪》，大安二年九月，忽书京师戒严，盖因蒙古兵入也。然上文从未见蒙古起兵之事，使阅者茫然不知何处之兵，直至大安三年四月，始书大元太祖来征，一似上年之戒严，别有兵祸而非蒙古者。又《纥石烈牙吾塔传》，（今作赫舍哩纳赫德。）太昌原战胜，既解庆阳之围，时元使斡骨栾来行省，蒲阿等因此一胜，志气骄满，乃谓斡骨栾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战斗来。”是此召衅之语乃出自蒲阿也。其下又云，内族垂庆使北还，始知牙吾塔不逊激怒之语，是此语又是牙吾塔所言矣。此又一传中自相岐互。（《移剌蒲阿传》，三峰山之战，元兵开钧州路，纵金兵走，而以生军夹击之，杨沃衍、樊泽等皆战死于路。《沃衍传》则谓已入钧州，元使人招之，沃衍不从，乃自缢死。两传亦不符合。）
○辽金二史各有疏漏处
按《金史》，金太祖自珠赫店之捷，即于次年正月称帝，建国号曰金，年号曰收国，凡二年，又改元天辅。《辽史》，珠赫店之败在天庆四年，则金之建国应在天庆五年，乃《辽史》本纪是年并不载金建国之事，直至天庆七年始云，是岁女直阿固达（旧名阿骨打，即金太祖也。）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辅，国号金。则似金太祖至是年始称尊，而收国两年俱抹煞矣，此《辽史》之疏漏也，《金史》太祖初以乌奇迈、（旧名吴乞买，即金太宗也。）萨哈（旧名撒改。）等之请，始建国称帝，其改元天辅也，亦以乌奇迈等上大圣皇帝之号而改元，并无杨朴定策之事。《辽史》又载杨朴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册封。是杨朴者，固金初一策士，而《金史》亦不载此事，并列传亦无杨朴其人。
○金史避讳处
辽天祚帝幸混同江，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上临轩，命诸酋起舞，独阿固达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上密谕枢密使萧奉先以事诛之，奉先以为粗人释之。其弟乌奇迈、尼玛哈（旧名粘没喝。）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上喜，辄加官赏。阿固达归，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直赵三等拒之，阿固达虏其家属。赵三走诉咸州详衮司，（旧作详稳。）详衮司数召阿固达不至。一日，阿固达率骑五百突至详衮司，与赵三面折庭下，阿固达不屈，送所司问状，一夕遁去，自是召不复至。此事载《辽史》而《金史》不书。及天祚帝亲征，下诏有“女直作过，大军翦除”之语。女直主聚众，嫠面仰天恸哭，以激励其众，谓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可转祸为福。诸军皆曰：“事已至此，惟有战耳！”又天祚帝遣萧实讷（旧名萧习泥烈。）等册金主为东怀皇帝，金以册文无兄事之语，不称大金而云东怀，乃“小邦怀其德”之义，遂不受，以书复之。事皆载《辽史》而《金史》亦不书。又如宋刘顺昌之捷，金葛王乌禄从乌珠（即兀术。）来攻，亦大败而去。《宋史》本纪及《传》载之甚详，葛王即金世宗也。而《世宗本纪》不叙其事，宣宗即位，乃赫舍哩呼沙呼（旧作纥石烈胡沙虎。）弑卫绍王后，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劝其迎立也，（见《镒》及《胡沙虎传》。）而《绍》、《宣》二纪皆不载。萨里罕（旧作撒离喝。）被李世辅（即李显忠。）劫执，将挟以归宋，追兵至，世辅乃与折箭为誓，推下山，而《萨里罕传》不载。（见《完颜彀英传》。）珠格高琪（旧作术虎高琪。）为相，专宠作威，与高汝砺相倚，高琪主机务，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见《珠格高琪传》。）而《汝砺传》绝不见附和高琪之处，反载其谏阻遣兵护麦及阅田征租榷油等事，皆与高琪异议者，其与高琪意合，只谏阻遣使与宋议和一事而已。传赞稍示贬，谓其循默避事，贪恋不去，士论颇以为讥，然终未著其党附之迹也。至《张邦昌传》，亦但云金立邦昌为大楚皇帝，时二帝已出汴京，邦昌出质始回，康王入归德，邦昌劝进于归德，后以隐事诛之。传中并不见僭位称号之事，一若金册立后，即向康王劝进，而康王之杀之不免冤抑者，则并邦昌亦为之回护矣。
○金史误处
《辽史》，天祚帝命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国王耶律守燕，帝遁入夹山，命令不通，奚和勒博、（《辽史》名回离保。）耶律达实及李处温、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等立为帝，改元建福。未几死，众又立其妻德妃萧氏为皇太后，主军国事，将迎天祚次子秦王定为帝，皇太后称制，改元德兴。是年号建福，萧氏年号德兴也。而《金史 左企弓传》乃云，辽天祚帝亡保阴山，秦晋国王耶律自立于燕，改元德兴。则以其妻之年号为之年号矣。又《辽史》左企弓、曹勇义、虞仲文、康公弼等降金后，过平州，张（《辽史》名，《金史》名觉。）数以十罪，皆缢杀之，而《金史》惟《企弓传》记其为张觉所杀，《仲文传》则云，为翰林侍讲学士，卒谥文正。《勇义传》云，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学士，卒谥文庄。《公弼传》云，权乾州节度使，卒谥忠肃。俱不见被害之迹，一似考终于官者。况《企弓传》已叙明，降金后，金授企弓守太傅、中书令，仲文枢密使、侍中、秦国公，勇义以授官守司空，公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国公，此诸人所受金官也。既受金官，则临死时应以金官书之，乃《仲文》等传所云翰林侍讲学士、宣政殿大学士、权乾州节度使之类，仍是仕于辽之官，尤觉两无所据，此《金史》之失也。
○金史纪传不相符处
《金史》有纪传不相符处。元光元年用兵侵宋，主兵者完颜讹可也，本纪既书遣元帅讹可节制三路军马伐宋，下又书讹可、时全军大败，讹可当死，面责而释之。《时全传》亦载，五月师还，全令军留淮收麦，讹可恐雨至水涨，不得善归，力争之，全不听。是夜暴雨，水大至，为桥以济，遂为宋兵所袭。乃讹可本传绝无与宋交兵一字，亦可见记载之疏矣。《宋本纪》，嘉定十二年书金帅讹可攻枣阳；《孟宗政传》亦书讹可枣阳败归之事，《金史》本传转不载，何耶？
○金史氏名不画一
《金史 纥石烈牙吾塔传》末云，“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带”，女直语本无正字也。故流传于宋，往往记载互异。至《金史》一朝之书，则纂修者应各传彼此校订，以归划一。乃一撒离喝也，（今作斡里雅布。）《熙宗纪》作撒离合，《睿宗纪》作撒离喝。（《宋史》作撒离曷。）一合达、蒲阿也，（今作哈达、布哈。）本传作合达、蒲阿，《讹可传》又作合打、蒲阿。一阿忽带也，《冯璧传》作阿虎带，《讹可传》又作阿禄带，其下又云阿鲁带。一撒合辇也，（今作萨哈连。）一传中忽作撒合辇，忽作撒曷辇。纥石烈执中（今作赫舍里执中。）即胡沙虎也。（今作呼沙呼。）乃纪传忽而纥石烈执中，忽而胡沙虎，忽而纥石烈胡沙虎。内族承立即庆山奴也，乃本传忽而庆山奴，忽而承立。蒲察琦即仁卿也，乃本传忽而蒲察琦，忽而仁卿。此皆修史时仓猝成书不暇刊正，故多歧误也。
○宋史金人名多与金史不符
《金史》书本国人名已多彼此互异，流传于宋，益多讹误，故《宋史》所记金人名，考之《金史》，相同者不过十之一二，其余竟无一可核对者。如《李若水》、《宗泽》等传之粘罕（今改尼堪）、斡离不，（今改斡里雅布。）《韩世忠传》之挞辣，（《金史》作挞懒，今作达兰）《岳飞》等传之兀术（今作乌珠），《吴传》之撒离喝（今作萨里罕）、娄宿（今作罗索。），《张浚传》之仆散忠义（今作布哈忠义），《吴传》之合喜（即《金史》徒单合喜，今作图克坦喀济哈），《汤思退传》之纥石烈种塔（今改赫舍哩种塔），《李宝传》之完颜郑家奴（今作郑家努），《赵方》、《扈再兴传》之高琪、乌古论庆寿（今改乌库哩庆寿）、完颜赛不（今作完颜萨布）、完颜讹可（今作完颜额尔克），《孟珙传》之移剌瑗（今作伊喇瑗）。尚二史名字相同，然挞辣《金史》作挞懒，娄宿《金史》作娄室，其字已不画一。此外尚有可以意会者，如兀术为韩世忠扼于黄天荡，《世忠传》谓挞辣在潍州，遣孛堇太一来援，《金史 宗弼传》则谓遣移剌古（今作伊喇古）来援，盖即一人也。《毕再遇传》有纥石烈都统，按《金史》是时统兵者为纥石烈种塔，则都统乃种塔也，而《宋史》但记其姓。其他如悟室、（见《洪皓》及《韩世忠传。》）聂儿孛堇、牙合孛堇、讹里也、（《世忠传》）拓跋耶乌、乌陵思谋、忄乞查粘罕、索孛堇、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夏金吾、（《岳飞传》）没立、乌鲁折合、（《吴传》）胡盏、习不祝、完颜悉列、耶律九斤、（《吴传》）室、（《秦桧传》）耶律温、（《王德传》）蒙恬镇国、五斤太师、（《魏胜传》）万户撒八、（《杨再兴传》）完颜蒲辣都、千户尼庞古、（《毕再遇传》）阿海、完颜小驴、合答、奇哥、（《赵方传》）从义、纳挞达、（《扈再兴传》）巴土鲁、（《张威传》）温端、兀陵达等，（《孟珙传》）考之（《金史》，绝无其人，即按其事以求其人，亦无一相合者。《宋史》，李显忠之取炅壁也，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已而琦背约傈盾，显忠屡败之，遂复炅壁，而虹县未下，显忠又使人说金贵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来降，遂复虹县。又进克宿州，金帅孛撒率十万众来战，显忠败走。按《金史 纥石烈种塔传》，是时窝斡叛党括里、扎八逃入宋，显忠用其谋，攻取炅壁，而无所谓萧琦者。虹县叛降之将则都统奚挞不也，又非周仁、徒穆。惟《张子盖传》，有招降金将萧鹧巴及耶律造哩之语。鹧巴或扎八之讹，而《显忠传》又无鹧巴其人。（《孝宗本纪》，萧琦、萧鹧巴系两人。）至所谓金帅孛撒者，盖即仆散之讹，然是时仆散忠义驻汴梁，未尝统兵来，统兵者乃种塔也，《宋史》称孛撒又异。总之金人名本无正字，即以音相呼，流传邻国，益至以讹传讹，故二史各记所记，两不符合。惟《扈再兴传》之从义，有可以意揣者，当时金遣使至各行省措置兵事者，曰宣差，曰从宜，“从义”盖“从宜”之讹，乃出使之官号，而非人名也。《宋史 邢恕传》，恕之子亻京馆伴金使赵伦，是时肃王使金未回，朝议亦欲留金使以相当，伦惧留，乃谓惊曰：“金有余睹者，本辽大臣降金，今尚领契丹精锐，而心贰于金，可结以图金。”惊以闻，帝遂赐余睹诏书，纳伦衣领中，厚赉遣还。伦归，献其书，金主怒，遂再发兵灭宋。是诡词诱宋结余睹归而献其书者，赵伦也。而《金史 萧仲恭传》，则此乃仲恭所为，并无所谓赵伦者。岂仲恭使宋时，改易姓名耶？伦亲在宋，宋人记其姓名，又非传闻可比。乃一事也，而二史姓名互异，更不可解也。
○宋金二史不符处
宋、金二国交涉之事，二史本纪所载，事之大者大概相同，其小者多不符合。如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金徙宋二帝于韩州，《金纪》在十月，《宋纪》在八月。七年拔离速袭宋主于扬州，《金纪》在五月，《宋纪》在二月。（按是年三月，帝已在杭，遭苗刘之变，则避兵渡江，当是二月。）八年，立刘豫为子皇帝，《金纪》在九月，《宋纪》在七月。天眷二年，（宋绍兴九年）拘王伦于河间，《金纪》在九月，《宋纪》在十月。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宋和议成，兀术划淮水中流为界，《金纪》在九月，《宋纪》在十一月。皇统三年，遣朱弁、洪皓等南归，《金纪》在八月，《宋纪》在次年六月。如此类者不一，盖或得之传闻，或据起事之日，或据讫事之日，故有先后不同也。又如钦宗之北迁，《金纪》谓天会四年十一月，宋主出居青城。十二月，宋主桓降，是日归于汴城。《宋纪》但书帝如青城，又书帝至自青城，而奉表乞降之事则不书。皇统二年，《金纪》，使刘以衮冕圭册册宋康王为帝，《宋纪》但书金使刘等九人入见，藏金国书于内侍省，而不及册立之事。盖皆为本朝讳，国史书法固如是也。惟天眷三年，金再用兵取江南，《金纪》但书五月，兀术趋汴，撒离合趋陕。是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按是年宋刘有顺昌之捷，岳飞有复蔡州、颍昌、淮宁等州，及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氵加口、潭城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吴有扶风、石壁砦之捷，王彦有青溪岭之捷，田晟有泾州之捷，战争方始，何得云河、陕尽平。而《金纪》一概不书。盖当金兵初入，东京留守孟庾即以城降，其余州郡亦望风而靡，或降或走，兀术即奏河、陕尽平。其后韩、岳、张、刘、吴之交兵则在六月以后，虽各有克捷，未几诸将奉诏班师，所得州郡复为金有。故《金纪》一概不书，而于是年十二月，总书宗弼奏宋将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率兵渡江一语以括之也。皇统元年，《金纪》书，四月，宗弼请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以书让宋，宋复书乞罢兵，宗弼以便宜划淮水中流为界。按《宋史》，是年正月，金人陷庐州。二月，王德败金人于含山，杨沂中、刘等败金人于柘皋。三月，金兵退至濠州，王德等遇伏败还。是用兵在二三月，至四月则金兵已还矣。《金纪》所云，四月宗弼请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则记载之误。其后正隆南侵、大定议和及泰和交兵之事。《宋》、《金》二史大概相符。惟兴定以后，两史本纪各有详略不同。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金纪》但书用兵淮南之事，而不及入蜀之师。二年，亦多详于淮南，而入蜀师只书皂郊堡一事。三年，《金纪》亦但书淮南之役，而陕西进兵兴洋则不书。《宋纪》又专详兴洋之战，而淮南交兵则总叙于春夏之交。至元光元年《金纪》书淮南之战甚详，而《宋纪》并无一字。正大二年，《金纪》书光州之战，三年，《金纪》书寿州之战，而《宋纪》亦并无一字。《金史》最简而转详，《宋史》最详而反略，此不可解也。
○宗弼渡江宋金二史互异
宗弼渡江追宋高宗，据本传，宗弼自和州渡江，既降江宁，即由江宁取广德路至杭州，初未尝由镇江过兵也。而《宋史 韩世忠传》，是时世忠由镇江退保江阴，不知何故。及阅《赤盏晖（今作持嘉晖。）传》，晖从渡淮，为先锋，遇重敌于苏州、秀州，皆败之，遂至杭州。则知是时金兵下江南，本非一路。（盖宗弼自和州渡，晖等自瓜州渡。）《世忠传》亦谓兀术分道渡江，诸屯皆散，故世忠退保江阴也。至黄天荡之战，《宋》、《金》二史亦颇互异。《宋史 世忠传》谓，兀术自杭北归，至镇江，世忠已屯焦山。兀术不得渡。挞辣在潍州。遣孛堇太一来援。孛堇军江北，兀术军江南，世忠与二酋相持于黄天荡四十八日。有献谋于兀术者曰，凿土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流，乃一夕凿渠三十里。次日无风，我军帆弱不得动，金人以小舟纵火，得绝江而去。是金军凿渠出江，即在黄天荡渡江北去也。《金史 宗弼传》则谓，宗弼自杭还军镇江，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遂自镇江槊流西上，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将至黄天荡，宗弼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乃得至江宁。会移剌古（盖即《世忠传》所云孛堇太一。）来援，宗弼发江宁，将渡江而北。宗弼渡自东，移剌古渡自西，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宗弼军以火箭射其五纲舟皆焚，遂败世忠而去。是宗弼既至江宁，又从江宁出江，而后败世忠，则其绝江北去当在江宁府城之北，非复黄天荡矣。参观《岳飞传》，谓兀术自杭州趋建康，飞设伏于牛头山待之，夜令人黑衣入金军扰之，金兵惊乱。兀术次龙湾，飞又破之。则兀术乃归至建康，再渡江而北也。若即从黄天荡北去，而不至江宁，则何必凿老鹳河以通秦淮耶？（《金纪》，天会八年三月，宗弼及韩世忠战于镇江，不利。四月，又战于江宁，败之，诸军渡江云云。是亦明言两地也。）
○宋金二史传闻之误
《金史拔离速（今作巴。）传》，天会四年，与泰欲马五袭宋康王于扬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按是时宋高宗闻警即至镇江往杭州，未尝至建康也。又《奔睹传》，天眷二年，宋将岳飞以兵十万攻东平，奔睹仓猝出御，时桑柘方茂，奔睹多张旗帜于林间为疑兵，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去。飞又以十万众围邳州，守将告急，奔睹语使者，城西南有堑，深丈余，急窒之，飞果从此穴地入，以有备而止。按是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在京西，复蔡、颍、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宋高宗纪》及《刘传》，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遣兵趋扬州，刘使员琦拒于皂角林，大败之，斩其统军高景山。按《金史 乌延蒲辖奴传》，大定二年，蒲辖奴与延安尹高景山领兵与宋兵战于庆阳。又《世宗纪》，大定四年十二月，尚书省奏，都统高景山取商州，亦见《徒单合喜传》。是大定四年高景山尚著战功，何得于三年之前已被杀。金宣宗兴定中南侵，统兵者为完颜赛不，据《宋史 赵方传》，谓擒赛不妻弟王丑汉，金人遂诛赛不。按《金史 赛不传》，赛不自侵宋归，屡用兵于河北、河东及京兆，直至哀宗天兴二年，行省徐州，遭郭野驴之乱，自经死。距兴定用兵已十余年，且无被诛之事也。又《宋史 孟珙传》，珙与元兵同破蔡州。降其丞相乌古论栲栳。按《金史》，栲栳即乌古论镐也。（今作乌库哩镐。）蔡城破，被执，以招息州不下，乃杀之，是镐未尝降也。以上各条，两史参校，始见其歧互，盖皆传闻之误。
○宋金用兵须参观二史
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故纪传多不可尽信。宋南渡自绍兴七八年后，与金交兵，互有胜负。如《宋史 李显忠传》，显忠既克宿州，金孛撒步骑十万来攻，显忠亲战于城南，孛撒大败。明日复益兵至，显忠又战百余合，杀其左翼都统及千户、百户，斩首五千。是夜统制周宏等遁，金人乘虚复来攻城，显忠斩首二千余，积尸与羊马墙平。城东北角敌兵二十余人已上城，显忠取军所执斧砍之，敌始退。会邵宏渊不肯助战，显忠不能孤立，乃退军。是显忠军虽退而未尝败也。而《金史 赫舍哩种塔传》，种塔来复宿州，先令诸军多张旗帜于州西为疑兵，自以大军驻东南。世辅（即李显忠。）果先出兵州西，步骑数万背城而阵，外以行马捍之，别出兵向东门攻种塔，为蒲查所败。种塔使夹谷清臣撤毁行马，短兵接战，世辅兵乱，诸将乘之，追杀至城下。是夕，世辅欲斩败将，其统制常吉惧而来奔，尽得其虚实。明日乃再战，世辅大败，遂乘夜脱走。是种塔之战又屡胜，而未尝一败也。又如《金史》、《乌古论庆寿》、《赫舍哩约赫德》（旧作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叙其南侵淮、泗之功，并无一败衄，而《宋史》《赵方》、《扈再兴》、《孟宗政》、《赵葵》等传，叙其破金兵之功，亦无一败衄。又《金史 武仙传》，宋孟珙来袭仙于顺阳，仙仓猝率百余人出拒，珙不敢前，俄而军稍集，遂大败珙。而《宋史 孟珙传》，仙屯顺阳，为宋军所挠，乃退屯马蹬，珙破其九砦，降其众七万，仙易服遁，而并无为仙所败之事。《仙传》，蔡州破后，将士皆散，仙渡河北走，为泽州戍兵所杀，亦不言为珙所败而遁走。是各史纪载互异，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惟此国自述其败，而后见彼国之真胜；否则别见于他传者，其胜败亦差得实；又或此国叙战胜之难，亦可见彼国拒战之力。如宋张浚富平之败，五路丧师，固人所共知。然《金史 宗弼传》，是役也，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左目，自拔矢，以土塞创更战，乃拔宗弼出。又《娄室传》，富平之战，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兵力战，势复振，遂败张浚兵。是浚此战先胜而后败也。（《宋史 张浚传》谓刘先力战败金兵，而《传》转不载。）宋吴和尚原之战，据《金史 宗弼传》，宗弼攻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遇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二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是吴之胜乃真胜也。又如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金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 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阿鲁补传》谓，宋将岳飞等乘间袭取许、颍、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 岳飞传》所云克更订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大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又《宋史》，仇奏高宗，谓我军已习战，非昔时比，故刘能以少击众，敌大挫衄。宋汝为上丞相书亦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诸将人人知奋，故顺昌孤垒，力挫敌锋，使之狼狈逃遁。（《仇》、《宋汝为》二传）又仇奏高宗，谓去夏诸将各举兵，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兀术深以为虑，故为先发制人之计。（此始兴十一年所奏。）是刘顺昌之捷及诸将战胜之绩，皆是实事。又如金大定三年，（宋隆兴元年）金人攻复宋将吴所取商、虢等一十六州，吴之败固属显然，然《金史 徒单合喜传》，是时吴在陕、蜀，据散关、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虫岭、宝鸡县，兵十余万，陷河州镇戎军。合喜令赤盏胡速鲁改守德顺，吴以二十万众围之，合喜使诸将来援，玲自将大军蔽冈阜而出，乌也及、蒲离黑等并力与战，日已暮乃解。已而玲又来犯，据德顺，陷巩州、临洮等，合喜遣将连战，玲又恃其众不去，分兵守秦州。合喜乃军于德顺、镇戎之间，断其饷道，玲始引去。是玲虽退师，而其先与金人力战之处，可因合喜传而见也。又《金史 术虎高琪传》，泰和五年，吴曦奉表以蜀地来降，章宗命高琪往册为蜀王。已而宋将安丙诛曦，遣李孝义（《宋史》作李好义。）率兵攻秦州，先以万人围皂郊堡，高琪御之。宋兵列阵山谷，以武车为左右翼，伏弩其下。战既合，宋兵佯却，高琪见有伏，乃退整军，而宋兵又来，凡五战，宋兵益坚，不可以得志。琪分骑为二，出者战则止者俟，止者出则战者还，还者复出，如此数次，孝义始解围去。是宋兵之悉力拒战，又因《高琪传》而见也。至如纥石烈牙吾塔（今作吓舍哩约赫德。）侵宋，本传叙其功几于横行无敌，然《冯璧传》谓，牙吾塔所至，宋人皆坚壁不战，绝无所资，故无功而归。又《纥石烈胡失门传》，牙吾塔不奉行省节制，辄进兵，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复。是牙吾塔之侵宋，观于《冯璧》、《胡失门）二传，始知本传所侈功绩多属铺张，故阅史必参观各传，彼此校核，始得其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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