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
有明中叶，战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异者。大率用兵于南则易于荡扫，用兵于北则仅足支御。如山云讨广西蛮，斩首二万二百六十。方瑛讨贵州苗，俘斩四万余。陶鲁破广东贼，斩二万一千四百余。其他斩馘以千计者，指不胜屈也。至用兵于北，自宣德以后，瓦剌、俺答、小王子诸寇先后扰边，中国宿重兵以御之，仅仅自保，间有战胜，亦无可纪。如王越红盐池之捷，禽斩三百五十。威宁海之捷，斩首四百三十余。石彪与杨信斩鬼力赤，生擒四十余人，斩五百余，论者俱以为西北战功第一。彪又击斩把秃王，杀一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斩七十二人，以是封定远伯。刘聚等击阿罗出，斩首一百六十；朱永开荒川败敌，斩一百六级，边人亦以为数十年所未有。此皆当时所谓大捷者，越、彪至以之封侯伯。他如郭登栲栳山之战，则二百余级也。姜苦水墩之战，则百余级也。姜应熊破套寇，则百四十级也。安国偏头关之战，则八十余级也。甚至仇钺击寇于万全，斩三级，朱晖捣河套，亦斩三级，追寇庆阳，斩十二级。（以上俱见各本传。）较之黔、粤用兵，何啻千伯之十一，而乃以之入功册，迁官秩。可知北强南弱，风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将，北拒者尽庸将也。
○明边省攻剿兵数最多
明边省凡有攻剿，兵数最多，盖皆就近调用民兵、土兵，故饷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考永乐中征安南，用兵八十万。（张辅传）正统中征麓川，用兵十五万。（王骥传）景泰中讨都匀苗乜富架，用兵八万。（《顾溥传》）成化中，韩雍讨大藤峡，先以兵十六万破修仁，荔浦贼巢。（《韩雍传》）王越奏起兵搜套，须兵十五万。（《王越传》）弘治中，闵讨永安瑶，用兵六万。（《闵传》）正德中，思恩府岑与田州岑猛相仇杀，总督潘蕃讨之，用兵十万。（《潘蕃传》）嘉靖中，岑猛谋乱，总督姚镆讨之，用兵八万。（《姚镆传》）是时欲征安南，议用兵十三万二千余人。（《毛伯温传》）元江土舍那鉴乱，巡抚鲍象贤讨之，用兵七万。（《鲍象贤传》）吴桂芳令俞大猷讨翁源贼李亚元，用兵十万。殷正茂令大猷讨韦银豹，用兵十四万。（《俞大猷传》）曾省吾令刘显讨都掌蛮，用兵十四万。（《刘显传》）李锡讨府江瑶，用兵六万。讨古田瑶，用兵十万。（《李锡传》）殷正茂讨蓝一清，用兵四万。（《张元勋传》）张{山顶}讨新宁恩平贼，以三万人破贼巢二百余，斩一万四千余，史称岭南用兵，从未有以少胜多如此者。（《张{山顶}传》）可见边地用兵，动以十数万计。若必一一皆官兵，安得如许兵数？且费亦不訾。则调用民兵、土兵之法，不可废也。元末已调苗帅杨完者入内地剿寇。明洪钟之剿川贼，调永顺土兵。陈金之剿江西贼，调田州土兵。王守仁之剿大藤峡，张经之御倭，殷正茂之征古田瑶，李化龙之平播州，朱燮元之平奢氏、安氏，无一不兼用土兵。甚至石柱等土兵且调往朝鲜、辽东，万里攻战。当时征调既惯，土兵皆习见以为当然，无敢有后期者。而守仁之剿氵利头、桶冈及擒宸濠，则并不用土兵，而专用民兵。承平日久，无复有征调民兵、土兵之事，一旦欲用之，且将骇怪而莫肯应命。是又当于无事时加惠土司，使之勤操练以备调遣。而前明民壮之例，佥其丁者免其粮，（见《兵志》）按季肄习，以防不虞。其法亦当讲求于平素也。
○用兵有御史核奏
明内地用兵，多有巡按御史及监军纪功御史等官从旁核奏，此亦防欺蔽之一法也。如赵辅从韩雍讨大藤峡贼，封武靖伯，留镇广西。已而蛮又入浔州，巡按端宏劾其妄言贼尽，不罪辅无以示戒。（《辅传》）左都督刘聚镇陕西，孛罗、满都鲁、加思兰等入寇，杀掠数千里，聚与王越反以捷闻，纪功员外郎张谨劾之，谓其报首功百五十级，实止十九级。（《聚传》）许宁镇大同，小王子入寇，宁等战败，反以捷闻，巡按程寿震发之。（《宁传》）广宁失事，巡抚陈瑶反以捷闻，巡按耿明等劾其欺罔。（《明传》）洪钟讨川东贼，不能击，馘良民为功，巡按王纶、纪功御史汪景芳共劾之。纶又奏钟乐饮纵游，致贼自合州渡江陷州县。（《钟传》）陈金讨王浩八，听其伪降，得逸去，纪功给事中黎劾之。（《金传》）亦不剌等入寇甘肃，掠陷堡砦五十三处，巡抚张翼、镇守太监朱彬反冒奏首功，巡按成文发其奸。（《文传》）此皆见于各列传者。用兵固当责成领兵官，勿使人从旁掣其手足，然徒听领兵者奏报，其谁肯自言畏忄Й，自言败衄，势必粉饰迁就，以掩罪冒功，有巡按等官从旁奏报，则诸将稍知儆畏，不敢避贼玩寇，此不特防欺蔽，亦隐寓伺察催督之法也。
○将帅家丁
两军相接，全恃将勇，将勇则兵亦作气随之。然将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骁悍者，协心并力，始气壮而敢进。将既进，则兵亦鼓勇争先，此将帅所贵有家丁、亲兵也。前代如韩、岳之背嵬军之类，固有明效。即《明史》所载，如景泰中，杨洪家苍头得官者十六人。成化中，王越多荡跳士为腹心，与寇搏战，数有功。嘉靖中，倭寇海上，诏故将何卿、沈希仪率家众赴苏、松军。（《卿传》）马永为将，蓄家丁百余，皆西北健儿，骁勇敢战。帝问将于李时，时以永对，且曰：“其家众可用也。”（《永传》）马芳蓄健儿，尝令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斩获。（《芳传》）梁震蓄健儿五百人，镇大同。大同卒骄，连杀巡抚、总兵，及震至，众惮其家众，皆帖然不敢动。震殁后，健儿无所归，诏编之军伍，后将犹得其力。（《震传》）万历中，李成梁帅辽东，收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军锋，所至有功。健儿中如李平胡、李宁等，后皆至将帅。（《成梁传》）辽事急，诏废将蓄家丁者赴军前立功。（《赵率教传》）宁远军变，围袁崇焕署，时满桂亦在城中，诸叛卒惮桂家卒勇猛，不敢肆，结队而去。（《桂传》）天启末，宁远告警，诏废将侯世禄率家丁赴关听。（《世禄传》）都司张神武用袁应泰荐，率亲丁二百四十余人，驰至广宁。（《神武传》）副总兵祁秉忠亦以应泰荐，率私丁守蒲河。（《秉忠传》）赵率教收复前屯，亦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率教传》）宁远之战，总兵金国凤愤将士忄匡怯，率亲丁数十出，据北山力战。（《国凤传》）崇祯中，总兵侯良柱战死，其子天锡疏请率父旧人自当一队，诏赴杨嗣昌军立功。嗣昌奏天锡所将亲丁二百六十人皆敢战。（《良柱传》）此将帅亲丁之成效也。承平之世，将领皆雍容裘带，岂复招练壮勇以为家丁。即其所选用亲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给使令。一旦临戎，将无左右可倚之士，既缩肉而不敢前，兵无统率向前之将，自畏怯而不敢进，毋怪乎不能立功也！然蓄养壮丁岂易有此赀力，惟有选拔兵丁，练以技勇，结以恩信，庶缓急尚有可恃。古名将如韩、岳等既有背嵬军，吴亦以迭阵法教士伍。戚继光谓兵不练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练兵为急。初官浙江参将，见卫所军不习战，乃请募金华、义乌人三千，教以击刺，短长互用，由是军独精。又因地形制阵法，一切战船、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平倭后，移镇蓟门，又征浙兵三千来训蓟兵。初至，阵于城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继光传》）谭纶在浙，亦重练兵，立束伍法，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吸睹皆成精锐。（《纶传》）南京初设振武营，兵部尚书张鏊请以刘显为指挥佥事，专训练。（《显传》）显亦为当时名将，所至有功。故知训练有素，则一兵得一兵之用，即不能蓄家丁，尚可藉此为爪牙也。（谭纶言，三万兵岁需饷五十四万两，则是时每兵岁饷十六两。）
○景泰帝欲仍立沂王
景泰帝初惑黄之言，废英宗太子见深为沂王，立己子见济为太子。后太子薨，未尝不欲仍立沂王也。六年七月，有给事中徐正请闲，言沂王当迁于所封地，以绝人望，别选王子育之宫中。上皇所居南城，宜增高墙垣，伐去高树，宫门之锁亦宜灌铁，以备非常。帝大骇，叱出之，欲正其罪，虑骇众，遂谪之铁岭卫。是帝固未肯听小人之言也。迨英宗复辟，徐有贞辈诬王文、于谦谋立外藩，帝心事遂不白云。事见《廖庄传》，世罕有论及者，故特表出之。
○成化嘉靖中方技授官之滥
宪宗好方技，初即位，即以道士孙道玉为真人。其后李孜省以符进，官至礼部侍郎，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工亦皆以方术得幸，官至太常卿，其他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胜计。每令中官传旨，一传至百十人，时谓之传奉官，王瑞疏所谓，一日而数十人得官，一堂而数百人寄俸也。是时孜省尤宠幸，朝臣毁誉多出其口，士大夫遂多附之。又有僧继晓，以秘术进，赐号通元翊教广善国师。其后西番僧札巴坚参封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端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其徒札实巴、锁南坚参、巴竹也失皆为国师。已而札实巴进封法王，班卓儿藏卜封国师，又封领占竹为万行清修真如自在广善普慧弘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济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札失藏卜、札失坚参、乳奴班丹、锁南坚参、法领占五人为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亦不可胜计。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则金吾仗呵道，锦衣玉食者几千人。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银章。而继晓尤奸黠窃权，所奏请无不允。迨孝宗即位，始尽汰传奉官千百人，又诏礼官议汰诸寺法王至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喇嘛僧七百八十九人，华人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可见成化中授官之滥也。（孜省下狱死，常恩等遣戍，继晓弃市。）其后嘉靖中，又有方技滥官之秕政。道士邵元节以祷祠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演范种爽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炅、炅济三宫，总领道教，赐金、玉印、象牙印各一，班二品，紫衣玉带，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寻又赐阐教辅国玉印，进礼部尚书，给一品服。荫其孙启南为太常丞，进少卿；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其徒陈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累进礼部尚书、少保、少傅、少师。明代一人兼三孤者，惟仲文一人而已。寻又封恭诚伯，岁禄千二百石。荫其子世同为太常丞，世恩为尚宝丞，婿吴、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其他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罗万象之属，亦皆以符咒烧炼扶鸾之术，竞致荣显。甚至顾可学官浙江参议，亦以炼秋石得幸，超拜工、礼二部尚书。盛端明官副都御史，亦以通晓药术，拜工、礼二部尚书。朱隆禧官顺天府丞，亦以长生秘术，加礼部侍郎。（以上诸官，皆食俸而不治事。）则不惟方士藉以干进，即士大夫亦以之希荣邀宠矣。（皆《佞幸传》）是嘉靖时之优待方技，较成化更甚。其故何也？盖宪宗徒侈心好异，兼留意房中秘术，故所昵多而尚非诚心崇奉。世宗则专求长生，是以信之笃而护之深，与汉武之宠文成、栾大遂同一辙，臣下有谏者必坐以重罪，后遂从风而靡，献白兔、白鹿、白雁、五色龟、炅芝、仙桃者，几遍天下。贻讥有识，取笑后世，皆贪生之一念中之也。
○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阙争礼凡两次
成化中，慈懿钱太后崩，宪宗以生母周太后意，不欲慈懿葬英宗陵，乃议别葬。群臣咸疏谏，帝重违太后意，皆不允。给事中魏元偕同官三十九人疏争，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疏争，未得俞旨。给事中毛弘倡言，大小臣工当伏阙争，众许诺。有退者，给事中张宾呼曰：“君辈独不受国恩乎！”乃共伏哭文华门。周太后亦心动，竟得如礼。（《魏元》、《毛弘》等传）世宗由藩邸入继大统，廷臣欲帝以孝宗为父，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帝不许。驳诘再三，举朝争之，疏不下，皆汹汹。会朝罢，何孟春倡言于众曰：“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故事也。”修撰杨慎曰：“伏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等遂遮群臣于金水桥，谓今日有不争者共击之。孟春等又相号召，于是九卿则尚书金献民等，侍郎孟春等，都御史王时中等，寺卿汪举等，凡二十三人。翰林则贾咏等二十二人，给事中则张等二十一人，御史则王时柯等三十一人，诸郎官吏部则余宽等十二人，户部则黄待显等三十六人，礼部则余才等十二人，兵部则陶等二十人，刑部则相世芳等二十七人，工部则赵儒等十五人，大理之属则毋德纯等十一人，俱跪伏左顺门。帝命中官谕退，众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传谕犹不起。帝大怒，遣锦衣官先执为首者丰熙等八人系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帝益怒，命收四品以下官。明日，编修王相等十八人杖死，熙、慎、元正俱谪戍。（《何孟春传》）而帝本生父兴献帝卒称皇考。同一伏阙，而从违各异，固由宪宗仁厚，世宗刚决，性各不同，然亦以所争典礼有当有不当也。慈懿本英宗正后，礼宜葬，宪宗特以生母故欲别葬，其事本不顺于理，故群臣争而周太后亦心折，遂得如礼。世宗生于孝宗崩后二年，孝宗初未立为子，而欲使之考孝宗，而抹其本生之亲，情理皆不协，故愈争而愈激成事变也。说见《大礼之议》条内。
○正德中谏南巡受杖百官
成化、嘉靖两次伏阙，固属大案，而正德中百官谏南巡被杖之多，亦不减此二案也。武宗南巡诏下，员外郎夏良胜、主事万潮、博士陈九川连疏谏，而舒芬、黄巩、陆震疏已先入，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一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疏继之，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疏又继之。帝与诸幸臣大怒，遂令良胜等百有七人罚跪午门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等疏又上。帝益怒，并下诏狱。跪午门者，晚亦系狱，晨出暮入，累累若重囚。佥事张英且肉袒戟刃于胸，囊土数升，当跸道跪哭，即自刺血流出。卫士夺其刃，送狱，问囊土何为，曰恐污帝廷耳。诏杖八十，死。舒芬等百七人跪既毕，各杖三十。良胜等六人及叙、廷瓒、大辂各杖五十。余三十人，各杖四十。有死者。（《良胜传》）然是时南巡之行究因群臣之谏而止，其后南巡，则又自宸濠之变借为词耳。
○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唐、宋以来，翰林尚多书画医卜杂流，其清华者，惟学士耳。至前明则专以处文学之臣，宜乎一代文人尽出于是。乃今历数翰林中以诗文著者，惟程敏政、李东阳、吴宽、王鏊、康海、王九思、陆深、杨慎、焦、陈仁锡、董其昌、钱福、钱谦益、张溥、金声、吴伟业耳。其次则夏、张泰、罗、王维祯、王淮、晏铎、王廷陈、王韦、陈沂、袁、黄辉、袁宗道，虽列《文苑传》中，姓氏已不甚著。而一代中赫然以诗文名者，乃皆非词馆。如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世所称四大家，皆部郎及中书舍人也。其次如徐祯卿、边贡、杨循吉、柯维骐、王慎中、唐顺之、田汝成、皇甫氵孝兄弟、王世懋、袁中道、曹学、钟惺、李日华、陈际泰，亦皆部曹及行人博士也。其名称稍次，而亦列《文苑传》者，储、郑善夫、陆师道、高叔嗣、蔡汝楠、陈束、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王志坚，亦皆部曹及中书行人也。顾、王圻、李濂、茅坤、归有光、胡友信、屠隆、袁宏道、王惟俭，则并非部曹而皆知县矣，然此犹进士出身也。若祝允明、唐寅、黄省曾、瞿九思、李流芳、谭元春、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则并非进士而举人矣。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倾一时者，王绂、沈度、沈粲、刘溥、文征明、蔡羽、王宠、陈、周天球、钱、谢榛、卢丹、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犀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陈继儒、娄坚、程嘉燧，或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诗文书画表见于时，并传及后世。回视词馆诸公，或转不及焉，其有愧于翰林之官多矣。
○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
《明史 文苑传》，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伏哆资奁，缔为姻好。（《朝野异闻录》）文征明书画冠一时，周、徽诸王争以重宝为赠。（《玉堂丛语》）宁王宸濠慕寅及征明，厚币延致，征明不赴，寅徉狂脱归。（《明史 文苑传》）又桑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悦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以三日始见，仅长揖而已。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只应，分巡者窘而去，于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俱见《稗史汇编》。）此等恃才傲物，斥也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
○明仕宦僭越之甚
鄢懋卿恃严嵩之势，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其按部尝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见《严嵩传》。）张居正奉旨归葬，藩臬以上皆跪迎，巡方御史为之前驱。真定守钱普创为坐舆，前轩后室，旁有两庑，各立一童子给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过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普，无锡人，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始得一饱。”于是吴人之能庖者，召募殆尽。（《居正传》）
○擅挞品官
唐时大吏有擅杖官吏之弊，明制已革除，然权势在手，亦竟有违例肆威者。王来为参政，以公事杖死县令不职者十余人。（《来传》）陈怀镇四川，笞佥事柴震。（《怀传》）雍泰为山西按察使，太原府尹珍不避道，泰责之不服，泰竟笞之。珍诉于朝，下泰狱，释之。泰巡抚宣府，参将李稽坐事畏劾，乞受杖，泰以大杖决之，稽奏泰凌虐。（《泰传》）黄泽为浙江布政使，盐运使丁不避道，泽挞之，为所奏下狱。（《泽传》）副都御史周铨以私撼挞御史，诸御史共劾之，遂下铨狱。（《铨传》）巡盐御史祝徽、巡按御史毕佐周皆擅挞指挥使。崇祯帝以指挥秩崇，非御史可挞，下部稽典制，御史无挞指挥例，都御史陈于廷引巡抚提问四品武职敕书对，帝以比拟不伦，斥之。（《于廷传》）是故事本无擅挞品官之例，而威柄在手，辄肆行之，亦可见是时仕宦之横也。
○明乡官虐民之害
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今按《杨士奇传》，士奇子稷居乡，尝侵暴杀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乃下之理。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不忍伤其意，降诏慰免，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时士奇方为首相，而其子至为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则其肆虐已极可知也。又《梁储传》，储子次摅为锦衣百户，居家，与富人杨端争民田，端杀田主，次摅遂灭端家二百余人。武宗以储故，仅发边卫立功。《朝野异闻录）又载，次摅最好束人臂股或阴茎，使急迫而以针刺之，血缕高数尺，则大叫称快。此尤可见其恣虐之大概矣。《焦芳传》，芳治第宏丽，治作劳数郡，是数郡之民皆为所役。又《姬文允传》，文允宰滕县，白莲贼反，民皆从乱，文允问故，咸曰祸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绥巡抚董国光子，居乡暴横，民不聊生，故被虐者至甘心从贼，则其肆毒更可知也。又《琅琊漫抄》载，松江钱尚书治第，多役乡人，砖甓亦取给于役者。有老佣后至，钱责之，对曰：“某担自黄瀚坟，路远，故迟耳。”钱益怒，答曰：“黄家坟亦吾所筑，其砖亦取自旧家，勿怪也。”此又乡官役民故事也。其后昆山顾秉谦附魏忠贤，得入阁，忠贤败，秉谦家居，昆民焚掠其家，秉谦窜渔舟以免。（《秉谦传》）时秉谦已失势，其受侮或不足为异。至如宜兴周延儒方为相，陈于泰方为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兴民至发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庐。（《祁彪佳传》）王应熊方为相，其弟应熙横于乡，乡人诣阙击登闻鼓，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一百七十余万，其肆毒积怨于民可知矣。温体仁当国，唐世济为都御史，皆乌程人，其乡人盗太湖者以两家为奥主，兵备冯元捕得其魁，则世济族子也。（《元传》）是乡官之族且庇盗矣。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天顺中，曾为山东布政使，民垦田无赋者，奸民指为闲田，献诸戚畹，断还民。（见《李棠传》）河南濒黄河淤地，民就垦，奸民指为周王府屯场，献王邀赏，王辄据而有之。原杰请罪献者，并罪受者。（《原杰传》）又《戒庵漫笔》，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赀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诉于官，会新令韩某颇以扶抑为己任，遂直其事。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此一家因周星卿及韩令得直，其他小民被豪占而不得直者，正不知凡几矣。由斯以观，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
按邓茂七之乱，其俗佃人送租至田主家，茂七倡其侪毋送，令田主自往受租。田主诉于县官，官遣巡检往摄，茂七杀弓兵数人，遂反，陷二十余州县。后大举剿之，始灭。（事具《丁传》。）此亦可见激变之由。然恶佃恃强，辄敢拒官倡乱，此风亦不可开。是在长民者禁势家之欺凌，又惩奸民之凶悍，则两得其平，不至滋事矣。
○吏役至大官
《梁景传》，天顺八年，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宝卿任道逊等以书碑亦进秩。王诏上疏切谏。工匠授官，已滥觞于此。正德初，刘健等疏中，有画史工匠滥授官职，多至数百人，岂可不罢。（《健传》）刘瑾擅权，《通鉴纂要》成，诬诸翰林纂修官誊写不谨，皆被谴，而命文华殿书办张骏等改誊。骏擢至礼部尚书，他授京卿者又数人，装潢匠役亦授官秩。（见《瑾传》。）世宗时匠役徐杲以营造擢官工部尚书，其属冒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职衔者以百数。（《李芳传》）又工匠赵奎等五十四人，亦以中官请，悉授职。（《胡世宁传》）
○海外诸番多内地人为通事
《明史 外国传》，洪熙时，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钟普福逃入日本，为之乡导，犯乐清。成化四年，日本贡使至，其通事三人，自言敝塔波人，为贼所掠，卖与日本，今请便道省祭，许之。五年，琉球贡使蔡景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为琉球通事，擢长史，乞封赠其父母，不许。十四年，礼部奏言，琉球所遣使多闽中逋逃罪人，专贸中国之货，以擅外番之利。时有闽人谢文彬入暹罗国，仕至坤岳，犹天朝学士也，充贡使来朝，下之吏。正德三年，满剌加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随贡使来，寻伏诛。五年，日本使臣宋素卿本鄞县朱氏子，名缟，幼习歌唱，倭使悦之，缟叔澄因鬻焉，至是充使至苏州，与澄相见。又琉球王左长史朱辅本江西饶州人，仕其国多年，年八十余，彼国贡使偕来，奏明许其致仕还乡。又佛郎机贡使内有火者亚三，夤缘江彬，得侍帝侧，自言本华人，为番所使，后伏诛。万历中，有漳州人王姓者，为氵孛呢国那督，华言尊官也。又有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勾荷兰人，贿税使高き，求借澎湖为互市之地。此皆内地民阑入外番之明据，然犹未至结队聚党也。三佛齐国为爪哇所占，改名旧港，闽、粤人多据之，至数千家，有广东人陈祖义为头目，群奉之。又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为官军所逐，后商人至旧港，见琏为市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又吕宋地近闽，闽人商贩其国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后佛郎机夺其国，多逐归，留者悉被侵辱。（以上俱见《明史 外国传》。）是内地民人且有千百为群，家于外番者矣。及嘉靖中，倭寇之乱，先有闽人林汝美、李七、许二诱日本倭劫海上，（《七修类稿》）继有汪直、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据五岛，煽诸倭入寇，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偕倭人巢柘林、乍浦等处劫掠，（《胡宗宪传》）内地亡命者附之，如萧显、沈南山、叶明等，实繁有徒，凡十年而乱始定。（《七修类稿》）是奸民不惟向外番滋事，且引外番为内地害矣。（《郑晓传》谓，倭寇中国，奸民利倭贿为之乡道，以故倭入所据营砦，皆得要害，尽知官兵虚实。倭恃汉人为耳目，汉人以倭为牙爪。）
○嘉靖中倭寇之乱
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私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势家又护持之。或负其直，栋等即诱之攻剽。负直者胁将吏捕之，故泄师期令去。期他日偿，他日负如初，倭大怨，益剽掠。朱纨为浙抚，访知其弊，乃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闽人骤失重利，虽士大夫亦不便也，腾谤于朝，嗾御史劾纨落职。时纨已遣卢镗击擒光头、栋等，筑寨双屿，以绝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设备矣。会被劾，遂自经死。纨死而洞海备尽弛，栋之党汪直遂勾倭肆毒。（《明史 朱纨传》）案郑晓《今言》谓，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蓰之利，居者得牙侩之息，故常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势豪得专其利，始则欺官府而通海贼，继又藉官府以欺海贼，并其货价乾没之，以至于乱。郎瑛《七修类稿》亦谓，汪直私通番舶，往来宁波有日矣。自朱纨严海禁，直不得逞，招日本倭叩关索负，突入定海劫掠云。郑晓、郎瑛皆嘉靖时人，其所记势家私与市易，负直不偿，致启寇乱，实属酿祸之由。然明祖初制，片板不许入海，而晓谓国初设官市舶，相安已久，迨禁绝海市，而势豪得射利致变。瑛并谓纨严海禁，汪直遂始入寇，是竟谓倭乱由海禁所致矣。此犹是闽、浙人腾谤之语，晓等亦随而附和，众口一词，不复加察也。海番互市固不必禁绝，然当定一贸易之所，若闽、浙各海口俱听其交易，则沿海州县处处为所熟悉，一旦有事，岂能尽防耶？
○外番借地互市
海外诸番与中国市易，必欲得一屯驻之所，以便收泊。明初暹罗、占城、瓜哇、琉球、氵孛泥诸国，皆在广州互市。正德中，移于高州电白县。嘉靖中，始移香山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即今澳门也。佛郎机人因得混入其中。后佛郎机并吕宋、满剌加二国，势力独强，诸国人之在壕镜者皆畏之，遂为其所专据，筑城建寺焉。大西洋人来，亦乐居此，故市易益广。今番人皆立家室，长子孙，不下数千家，从无不轨之谋，盖其志在市易取利，无别意也。然海外诸番不一，壕镜所居，大约只数国之人，而他国不与焉，故往往各欲乞地以为永业。如嘉靖中，林道乾遁于台湾，后去，而荷兰人键遁之。万历中，荷兰人又贿税使高き，求筑城于澎湖，都司沈有容往谕之，始去。其在台湾者，亦为郑芝龙所逐。芝龙降后，荷兰又据之，郑成功又夺其地。本朝取台湾后，始不复为外番所占。可见诸番互市，必欲得一屯泊之所也。近日英吉利国遣使入贡，乞于宁波之珠山及天津等处，僦地筑室，永为互市之地。皇上以广东既有澳门听诸番屯泊，不得更设市于他处，所以防微销萌者至深远矣。
案珠山即舟山也，四面皆海，昔勾践欲栖夫差于甬东，即此地。宋为昌国城，明属宁波之定海县。倭乱时，据为巢穴，汪直约降于胡宗宪，曾遣其子氵敖破倭于舟山。徐海死，余党亦窜舟山，为俞大猷所殪。及汪直既降被诛，氵敖又栅于舟山，入寇。（见《胡宗宪传》。）明末总兵黄斌卿据之，鲁王以海监国绍兴，兵败来投，斌卿不纳。先是舟山田皆属内地大户，至是斌卿尽籍为官田，使民佃田纳租，盖欲占为世业也。顺治六年，斌卿为张名振等所杀，鲁王复来驻。顺治八年，大兵攻之三阅月，始遁去。我朝使巴臣兴镇守。十二年，郑成功遣洪旭来寇，臣兴降之。明年，我兵复其地，始入版籍。可见此山乃浙海中要地，番人得之，即可据为巢穴，固不可轻授也。（《明史 张可大传》，舟山，宋昌国城，居海中，有七十二奥，为浙东要害，可大为参将，条八议筹战守，皆硕画。）
○天主教
意大理亚国在大西洋中。万历中，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凡七十余国，而意大理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蜡泥加洲，而域中大地尽矣。大抵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教。天主耶酥生于女德亚，即古大秦国也，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庾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渐行。二十九年，入京师，以方物献，并贡天主及天主母图。礼部以《会典》不载大西洋名目，驳之。帝嘉其远来，假馆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交接。利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卒。其年以历官推算日食多谬，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书有中国所不及者，当令采择，遂令迪我等同测验。自利玛窦来后，其徒来者益众，有王丰肃、阳玛诸等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从之。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奏请逐回。四十六年，迪我等奏：“臣与利玛窦等泛海九万里，观光上国。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岂有邪谋，敢坠恶业，乞赐宽假。”帝亦不报，而其居中国如故。崇祯时，历法益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谷、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参较。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历为历元，其法视《大统历》为密焉。其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所著书多华人所末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其徒又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诸人，皆欧罗巴国之人也。统而论之，天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亚细亚洲，而佛教最广。亚细亚洲内，如前、后藏、准噶尔、喀尔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国亦佛教盛行。亚细亚洲外，如西洋之古里国、锡兰国、榜葛剌国、沼纳朴儿国，南洋之白葛达国、占城国、宾童龙国、暹罗国、真腊国，东洋之日本国、琉球国，皆奉佛教。（俱见《明史 外国传》。）又增迦剌国、马八儿国俱有佛钵舍利。（见《元史 亦黑迷失传》。）其余海外诸番，则皆奉天主教矣。回回教，亚细亚洲内惟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郭酣、巴达克山、控噶尔、克食米尔、退木尔沙等国奉之。（见椿园氏《异域琐谈》。）外洋则祖法儿国、阿丹国、忽鲁谟斯诸国奉之。（亦见《明史 外国传》。）孔教仅中国之地，南至交趾，东至琉球、日本、朝鲜而已。是佛教所及最广，天主教次之，孔教、回回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立人极，凡三纲五常之道无不该备，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广。盖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区始能行习，粗者则殊俗异性皆得而范围之，故教之所被尤远也。试观古帝王所制礼乐刑政，亦只就伦常大端导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学，原不以概责之庸众。然则天道之包举无遗，固在人人共见之粗迹，而不必深求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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