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志」四卷，係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抄本。前三卷題「海鹽彭孫貽羿仁氏著」，後一卷題「上海李延昰辰山補編」。彭孫貽約生於明天啟、崇禎之際而卒於清康熙間；其生卒確年，一時未能檢得。據姜亮夫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李延昰字辰山，上海人，生於明崇禎元年戊辰（一六二八），卒於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
此書用編年體記鄭氏四世之事，起明熹宗天啟七年丁卯（一六二七），迄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凡五十七年。其自天啟七年六月迄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之文字，多與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鄭芝龍受撫」相同；而自崇禎十七年三月迄康熙二十二年之文字，又多與阮旻錫「海上見聞錄」相同。
「靖海志」與「明史紀事本末」稍異之處，在前者敘事較詳於後者。茲舉數例，以資比較：
丁卯（天啟七年）六月條下，兩書皆追敘鄭芝龍往日行事。「紀事本末」只謂：『芝龍與其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為盜』；而「靖海志」則先述芝龍為父所逐，偕弟芝虎隨海舶往日本，娶婦生子；次述歸途為海盜劫奪而入顏振泉黨為盜；振泉死，芝龍繼為渠魁。此「靖海志」詳於「紀事本末」者一。
甲戌（崇禎七年）十二月熊文燦遣人招降海盜劉香老事，「紀事本末」云：『時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往謝（謝字疑誤）道山招劉香老，被執』；而「靖海志」則云：『時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往潮州海角之道山，調集猺獞蠻黎與土漢諸軍入海招降劉香老；不三日，香老詐降，兩道兩將皆被執入海』。此「靖海志」詳於「紀事本末」者又一。
己亥（崇禎八年）四月，兩書皆記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事。而「靖海志」歷述芝龍誘殺香老遣來之黨羽，並以家丁著來人衣甲，駕彼來船下海，詐云入夥，乘其不備，襲擊香老。「紀事本末」則無此一段生動之記事。此又「靖海志」之詳於「紀事本末」者也。
劉香老既敗，「紀事本末」謂：『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張一傑脫歸』；而「靖海志」謂：『香老舉火自焚，精銳皆盡；康承祖以老疾卒於海，夏之本、張一傑脫歸』。則「靖海志」不僅敘事較詳，且更確實矣。
按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成於清順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遠在彭孫貽撰「靖海志」之前，彭氏因得取其書之卷七十六以為藍本略加增易。故「靖海志」中最初十八年閒之文字，除上述稍異者外，其語句多與「紀事本末」相同也。
「海上見聞錄」所記之事幾全見於「靖海志」，故兩書文字多相同。然「靖海志」所記之事亦有為「見聞錄」所無、或較「見聞錄」為詳者，故兩書雖多相同，而又不全同也。
如「靖海志」於乙酉、丙戌（隆武元、二年、順治二、三年）間，記鄭芝龍驕恣跋扈之事實至多，而「見聞錄」皆不載。
又如丙戌九月清兵入泉州，貝勒招降芝龍；芝龍不聽諸人之諫而降清，遂中貝勒之計被挾北去。「靖海志」述此事至為詳盡，長約七百字；「見聞錄」敘述頗簡，僅百餘字而已。
又如庚寅（永曆四年、順治七年）六月，「見聞錄」曰：『成功殺定遠侯鄭聯，並其軍，建國公鄭彩逃於南海，將佐多降』。「靖海志」記此事曰：『鄭彩、鄭聯屯廈門，與芝鵬有隙。成功用施琅之策，以米千石餉鄭聯，欲襲取之。鄭彩曰：「是毒藥也！宜全軍出避」。聯不從。聯建生祠於萬石巖，十五夜，宴轄下諸將。二鼓後，成功將至，盡收其戰艦兵卒，其將陳俸、藍衍、吳豪等皆歸成功。成功撥親隨兵守其衙。後月餘，芝鵬說成功置酒萬石巖，夜歸，伏甲於路殺之。時鄭彩以舟師百餘艘逃於廣東南海之間，成功遣人往請回島，不遇而還。其部將楊朝棟、王勝、楊權、蔡新等來見，成功以朝棟為義武營、王勝管水師。彩飄泊數載，士卒星散，成功以書招之，遂回，後病死於島』。觀此一事敘述，則知二書之文字頗有詳略之別也。
按朱希祖先生於其所作「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文中盛稱阮旻錫『作史頗多直筆』，並舉成功殺鄭聯事以為證，謂楊英撰實錄，『既諱聯之被殺，又諱彩之擊走，文過飾非，毫無微辭』，不若阮氏『直書之而不諱』。然此僅就「從征實錄」與「見聞錄」比較論之也，若更以「見聞錄」與「靖海志」相較，則知阮氏究為成功之故吏，故其書中於芝龍驕橫跋扈之狀既諱而不言，於芝龍歸降於清及成功殺其族兄鄭聯事亦言之甚略。是阮氏之作史仍不免有所隱諱也。
己亥（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夏，鄭成功出師長江。「靖海志」於此事記述頗詳，計自六月十四日成功合張煌言諸軍至焦山，迄八月十八日回師至浙江，敘述兩閱月間作戰經過，長達三千五百字；見聞錄則僅千七、八百字而已。「錄」記余新之敗曰：『城中覘知余新懈怠無備，請副將梁化鳳率兵夜出，從街坊居民舍中毀牆通道而襲其營。余新被擒，蕭拱宸（辰）泅水而逃，全軍覆沒』。「志」記此事，則先之以關尚賢之亡入清軍，報告虛實。其文曰：『二十一日，成功營將關尚賢犯令當斬，夜亡抵金州門，縋而入，盡以營中虛實告城中曰：「營中令雙日盡解甲，明日又成功生日，諸將上壽，必置酒，若欲破敵，不出此日。營中地雷、伏弩、大砲、長槍，隨鹿角以密布，無隙可入，必從中而起，出不意，始可破之」』。次乃述郎廷佐集諸將定謀，其文曰：『郎廷佐集諸將謀曰：「成功營抱三門，中央神策門自明初塞之，近三百年，鑿之出兵，直搗中堅，彼自潰矣」』。終乃記清軍之攻與余新之敗，其文曰：『昧爽，穴神策門，去其土石。梁化鳳以所部五千人為前鋒，關尚賢導之，升屋踰垣，直入先鋒余新營。新兵不及甲而戰，舉火焚營，火器迸發，傷一二百人。化鳳兵大呼奮擊，營中大亂，生擒余新，蕭拱辰泅水而逃，全軍覆沒』。據此片段之記述，已足見兩書作者敘事能力之高低，又不僅詳略之別也。
餘如癸卯（康熙二年）十月、十一月，清軍並荷蘭夷船與鄭經舟師在金門、廈門之戰役；甲辰（康熙三年）二月，清福寧總兵吳萬福及靖南王耿繼茂先後報稱擊破阮春雷、張煌言於長腰、東蚶等島，七月張煌言被逮，九月就義；以及戊午，已未（康熙十七、八年）之際，沿海遷界之事；或為「志」有而「錄」無，或為「志」詳而「錄」略。
考阮旻錫亦生於天啟後期，享壽八十餘，卒年應在康熙四、五十年之間。是兩書作者皆為同時人，而成書之先後不可知。今兩書文字既多相同，則究係「靖海志」以「見聞錄」為籃本而加以增訂歟？抑係「見聞錄」以「靖海志」為藍本而加以刪削歟？
按阮氏為成功故吏，故其書稱成功曰「賜姓」，稱其子經曰「世藩」。「靖海志」之作者係以清人之語氣作史，故稱清朝曰「大清」、曰「我朝」，稱清軍曰「大兵」、曰「我兵」。兩書立場，顯然有別。然「志」於壬寅（康熙元年）三月條下記陳豹之事曰：『豹短小精悍，號「三尺陳」，守南澳近二十年，許龍、蘇利皆畏之，但驕傲專恣，數違藩令』；與「錄」全同。以阮氏稱鄭成功之令曰「藩令」，理所當然；「靖海志」作者既以清人之立場作史，焉能稱成功之令為「藩令」乎？因知「見聞錄」原出阮氏手筆，「靖海志」錄之而改語氣。如「錄」作「賜姓」，「志」則改為「成功」；「錄」作「世藩」，「志」則改為「鄭經」；「錄」作「時賜姓謀舉義」，「志」則改為「時成功往南澳募兵」；「錄」作「提塘黃文自行在來，報稱有旨詔成功入援」，「志」則改為「提塘黃文自廣至，報請成功入援」；「錄」作「賜姓以舟師進取南都」，「志」則改為「成功入寇長江」。然獨於書陳豹一段文字中忘將「數違藩令」改為「數違成功之令」，遂貽吾人以可辨之機也（「靖海志」於順治八年即永曆五年辛卯正月記施琅對成功之言曰：『勤王、臣子職分，但琅昨夜一夢，似大不祥，乞藩主思之』。此為直接記載施琅之語，故「勤王」、「藩主」不必改易，與「數違藩令」之出於作者口吻不同）。
又按「從征實錄」記辛卯春成功第一次南下勤王之經過，『正月初四日至南澳；二十七日自南澳開駕；二月至白沙湖；二十五日卯時開駕，遇颶風，幾覆正副坐船；三月初十日至大星所，先令協將萬禮截殺惠州援兵，繼於十五日攻打所城，一鼓下之』。下文接敘中左所為清師襲破云：『是月（當是三月），福省偽撫張學聖令泉虜馬得光（功）、漳虜王邦俊合師寇中左。……十四日，虜過中左，前衝鎮阮引、後衝鎮何德等水師不敵，而芝莞亦遁。太夫人同世藩棄其輜重，只攜祖宗神主登舟。……二十二日，定國公遣鄭德同周全斌到大星，報稱三月十四日偽部院張學聖令泉虜馬得光（功）、漳虜將王邦俊襲破中左』。「見聞錄」記成功南下勤王云：『辛卯正月，成功至南海（澳），以蘇茂為左先鋒代施琅。至白沙河，颶風大作。至天（大）星所，殺退思訓（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文中既未記明二月至白沙河、三月至大星所，則此諸事當在正月。下文接敘清師攻陷廈門及前大學士曾櫻殉節，似此二事亦在正月。且下文又云：『三月初一日，清撫院張學聖同興泉道黃澍渡海，見島嶼孤懸，波濤環繞，驚為絕地，即先引回；令知縣張效齡安撫居民。初四日，馬得功行牌於各鄉居民，意欲據守』。尤足證廈門之陷在三月初一日以前。此皆與「從征實錄」不相符合。「靖海志」記成功出師勤王，謂正月至南澳；二月至白沙河，遇颶風；三月至大星所，殺退惠州援兵，攻城下之。下文接敘清兵陷廈門與會櫻殉節，足見二事皆在三月。此與「從征實錄」相合，不似「見聞錄」所記時日之模糊。然「志」於敘此二事後，亦接述三月初一日之事，其文與上引「見聞錄」之文全同。是「靖海志」究以廈門之陷與曾公之死在三月，抑在三月初一日以前？何以前後文自相矛盾？推原其故，則又由於「靖海志」以「見聞錄」為藍本而正其謬誤，但又未能盡正其謬，遂致自相矛盾也。
又按兩書所載月日、人名、地名，頗多參差；若以「從征實錄」校之，則「志」所載者十九與「實錄」合（參閱兩書合校記），尤足證「見聞錄」之作在前而「靖海志」則就「見聞錄」加以增訂而成者也。
綜上所述，似可判定兩書之先後矣，然仍有可疑之點在。蓋「見聞錄」敘壬戌、癸亥（康熙二十一、二年）施琅征臺之事，皆稱琅曰「施將軍」，作者口吻頗與前文不相類。尤可異者，是書於癸亥六月條下記施琅率『諸將進攻澎湖，劉國軒禦之；（清）提標藍理等深入鏖戰，海船齊出，已合圍，施將軍恐有失，急以坐駕衝入，內外合攻，敵小卻，將軍遂同七船隨流而出』。此所謂「敵」者，乃指海兵而言。此段文字亦與「靖海志」大致相同。「志」稱海兵曰「敵」不足異；原為成功故吏之阮氏而稱海兵曰「敵」，則大可異矣！豈「靖海志」之作在先而阮氏刪削其文以為「見聞錄」歟？
按黃典權君所作鄭成功史料專刊序：阮氏自甲辰（康熙三年）金、廈淪陷後即離開鄭氏抗清陣營，故其「見聞錄」於嗣後臺灣事之記載頗多缺略。又據周凱「廈門志」引阮氏「擊築集」自序，知其丙午（康熙五年）入都、丁未（六年）返閩，旋又入都，戊申（七年）復自燕走豫；蓋阮氏於脫離鄭氏之後，大都放浪江湖，倘佯山水間也。且據陳俞侯所作阮氏「夕陽寮集」序文，知其與施琅有舊誼。故黃君以為「見聞錄」記清師攻臺之資料，即得之於施琅，故其口吻前後未能一致。果爾，則阮氏作史，殆又不免自亂其例矣！
「見聞錄」在清代並未刊行。民初，商務印書館始自金山錢選之假得抄本，錄副付印，列為「痛史」第十四種。「臺灣文獻叢刊」中之「海上見聞錄」即據「痛史」本標點排印。惟其書訛誤頗多，當時以無別本可校，只得姑仍其舊。茲幸獲見中央圖書館所藏「靖海志」抄本，並承慨假錄副，標點印行。因此書與「見聞錄」之文字多同，故作「合校記」附於本書之後，以正前刊「見聞錄」之失。又「靖海志」抄本末頁殘缺數行，即以「見聞錄」之文補之。
「靖海志」首數頁之文字多與「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鄭芝龍受撫」一篇相同又俞正變「癸已類藁」中有記荷蘭人據臺灣事一則，黃宗羲「行朝錄」中有記周鶴芝、馮京第、阮美等先後通倭事一則，並列為本書附錄，以便參閱。（百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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