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法越之役中日天津条约议和日本停战
条约及遇刺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故于此事特留意焉。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时值发捻初平，内忧甫弭，无端而有津民戕教焚法国领事馆之事起。同治九年，法人借端要挟，联英美以迫政府，其欲甚奢。曾国藩方任直隶总督，深察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乃曲意弥缝，镇压津民。正法八人，议罪二十余人，而法人之心犹未餍，必欲重索赔款。且将天津知府、知县置诸重典。国籍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国藩匾额拔除摧烧，即此时也）。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崇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实同治九年八月也。
彼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
天津教案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李鸿章所办交涉事件以十数，而其关系最重者，为法国安南之役、日本朝鲜之役。光绪八年，法国有事于安南，耽耽逐逐，思大有所逞。与中国既定约，而复借端毁弃之，于是中法战事开。法水师提督格鲁比预定战略，其海军先夺海南，次踞台湾，直捣福州，歼我舰队。其陆军则自越之东京，出略云南、贵州。如是则水陆两者，必大有所获，将来东方权力，可以与英国争衡。于是格鲁比一面电达本国，请给军需，并增派军队；一面乘福州之无备，轰我船厂，坏我兵船；一面以陆军迫东京。当时南方之天地，大有风云惨淡之观。李鸿章乃行伐谋、伐交之策，思嗾英德以牵制法人。时曾纪泽方充英使，受命办此事，虽未能成，而法政府因之有所顾忌。增兵筹饷之案，在议院否决。格鲁比时方攻台湾之淡水不能下，安南之陆兵，又为黑旗所持，不得行其志，忽接此案否决之报，大愤几死。法人乃请和于我。李鸿章此役以后，其外交手段，始为欧人所注视矣。
当法事之方殷也，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 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伊藤博文来华交涉，及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盖得意时泄宿憾之言也。伊藤此行，亦不能得志。仅约他日朝鲜有事，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而已，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虽然，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前章已言之矣。然因此之故，天津条约，遂至变为马关条约。呜呼！庄生有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善奕者每于至闲之著，不肯放过。后有当此局者，可无慎欤！战事至甲午之冬，中国舍求和外，更无长策。正月，乃派张荫桓、邵友濂讲于日本。日本以其人微言轻也，拒不纳。乃更派李鸿章，二月遂行，随带参赞李经方等，以二十四日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议。翌日首议停战条件。日本首提议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为质。辩论移时，不肯少让。乃更议暂搁停战之议，即便议和。伊藤言既若尔，则须将停战之节略撤回，以后不许再提及。彼此磋磨未决。及二十八日，第三次会议，归途中突遇刺客，以枪击鸿中左颧，枪子深入左目下，一晕几绝。日官闻警，来问状者络绎不绝。伊藤、陆奥亦躬诣慰问，谢罪甚恭，忧形于色。日皇及举国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押画。口舌所不能争者，借一枪子之伤而得之。于是议和前一节，略有端倪。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瘳。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战，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割。”刺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中愤之气，君子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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