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①■②第四
[原文]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远而可知。近而不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③以验来④也。■者，罅也，罅者漳也，漳者成大隙也。险始有腾，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之理也。
事之危⑤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⑥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⑦，挥之于太山⑧之本。其施外，兆萌芽孽⑨之谋，皆由抵■隙，为道术。
天下分错⑩，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认谗■■，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罅”■，圣人见萌芽■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开，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注释]
①抵：对抗的意思。②■：同隙，是虚的意思。③往：既往、过去。④来：将来的意思。⑤事之危：有危机征候的表现。⑥因化：顺应变化。⑦秋毫之末：指秋季动物所生出细毛。比喻事物微未。⑧太山：也作泰山，是壮丽又宏伟的名山。⑨兆萌芽孽：兆萌是微小的征候。芽孽是伐木后从根部所生的新芽。⑩分错：错是混乱、骚乱。分错是四分五裂。■谗贼：本是歹徒，又进谗言。■窜匿：逃跑隐匿。■贪利：贪图利益■土崩瓦解：崩离，四分五裂。■伐射：互杀互射。■罅：裂痕、隙开。■反之：帮助这些，使之复原。
■五帝：我国古代五位圣天子，也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也有的说为：伏羲（太■）、神农（炎帝）、黄帝、尧、舜。
■三王：古代三位明王，也就是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
■右：上位。
■天地之使：天地的代行者。
■上合：对上可合作。
■检下：对下可以督查。
[译文]
万物都有它们自然存在的规律，事情都有它们自然离合的道理。
有的距离很近却看不见，有的距离很远却能知其然；距离近的所以看不见，那是由于习而不察对方虚实的缘故；距离远的所以能知道，那是因为经常来往互相体察的缘故。所谓“■”就是“瑕罅”，而罅就是裂痕，小裂痕会变成大瑕罅。当裂痕刚出现时，常有预兆，就应该设法加以对付堵塞，使其变小，使其不再扩展，使其消失，并从而有所获，这就是抵■的原理。
当事情发生危机时，圣人是知道的，而且能独自维护其功用。利用事物变化的原理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能通过各种谋略，以观察敌手的一举一动。
万物都是从秋毫之末开始的，但是成功之后根基却能如泰山，宏伟壮观。当这种圣人的德政推行外方后，那么奸邪小人一切阴谋诡计，都被排斥，乃至于消灭。可见抵■敌人就是一种道术。
天下纷乱，朝庭无明君，公侯无道德，小人嚣张狂妄，贤能之人不被任用，圣人逃匿，贪赃枉法者兴风作浪，君臣互相猜疑，国家纲纪土崩瓦解，以致百姓互相攻战杀伐，民不聊生，流离失所，骨肉乖离，夫妻反目，这就是“裂痕出现”。当圣人看见这种裂痕之后，就要采取相应的手段去对付这种局面。圣人认为：国家能够治理，就要对反叛者加以抵抗消灭；不可治理就对之彻底改造，使之获得新生。或这样对付；或那样对付，或使反叛者归正，或使反叛者消亡。
五帝时代的政治，是对敌手进行抵抗进而消除以维护、巩固政权；三王时代的政治，是对敌手进行抵制、消灭而取得政权。
至于诸侯之间的互相征伐，其次数之多已无法统计。当天下混乱时，能抵抗对手的人为尊者能人。
自从天地有离合变化以来，就有逆乱事件出现，这是为政者不可不慎察的。要想观察这问题，就要用“捭阖之术”，能用此道的就是圣人。所谓圣人，乃是天地的使者。
假如世间没有可“抵”之事时，就隐形匿行等待时机，假如世间有可“抵”
之事，就挺身而出，为国家谋策。对上可以跟君主合作，对下可以治理百姓。
既有所根据，又有所遵循，就是天地的守护神啊。
[解析]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是鬼谷子在《抵》中所论的基本观点。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中，遵循着“离合”运动的规律。在“禽合”运动中，所谓“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隙，不可不察也。”
由此可知万物均有“”存在。而“”者，一般说来可视为矛盾、漏洞，或待人们解决的问题。
解决“隙”的术法，称为”“抵”。
然而，如鬼谷子在本篇所言：“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其意为解决问题的原则是抓住“时,机”，实施谋略。按事物的发展法则去作，就“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而且“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由上述可知，审时度势是抵术的重要原则。矛盾是客观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必须是抓住时机，使之迎刃而解。
历史大事件，也常用“抵”术掌握对方心理，防患于未然。
在南北朝时，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是一件大事，但这件事的实施却费尽了周折。
当时北魏的国都是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地处偏远，地瘠民贫，孝文帝要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迁都就势在必行。但鲜卑族世世代代住在这里，说到迁都谈何容易，于是孝文帝便想到了一个“外示南讨，意在谋迁”
的谋略。因为迁都可以反对，但南征是没有人敢反对的。
公元493年夏季的一天，他把大臣们集中到明堂进行斋戒，命令太常卿王堪进行占卜，预测南伐之事是否可行，占卜的结果，得一“革”卦。孝文帝十分高兴当即宣布，南下伐齐，群臣一听，一时间谁也不敢反对。于是，发布檄文，征召兵士，声势造得轰轰烈烈，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孝文帝要大举南征呢。
8月，大军从平城出发。也是天意如此，从平城到洛阳，一路上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堪。9月到达洛阳，士兵个个精疲力竭，不少人还染上了可怕的瘟疫。休息几天之后，下令军队继续南进。然而淫雨不止，人马疲惫，再往前走，路途遥远，潦水就更历害了，孝文帝就此时机告谕天下迁都洛阳。
王公大臣们以为如何？决定一旦做出，就不能再改变了。在朝廷议策，同意迁都就站在左边，不同意迁都的站在右边。这时只见前南安王拓跋桢站出来说：“如今陛下要光大王业，停止南征，迁都中土，这是千秋不朽的大业，也是我们群臣的心愿，苍生的大幸。”他这样一说，大家齐呼“万岁”。孝文帝迁都洛阳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孝文帝导演的这场迁都戏，终于降下帷幕。当初，他虽然谋虑着要迁都，但俗话说安土难迁，上上下下都眷恋旧土，阻力太大，他于是打出了南征的旗号，（这是谁也不敢反对的）以行南迁之实，终于获得成功。
“抵术”是鬼谷子纵横八术中的重要一术。《鬼谷子》认为任何事物都会出现裂痕，而且这种裂痕会由小变大。因此在裂痕刚出现时就要“抵”
住。“抵”就是防止和消灭裂痕而采取的措施。通过“抵”来使裂痕闭塞，通过”抵”使其减少，通过“抵”使其停止，通过“抵”使其消失，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鬼谷子》认为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尤其需要抵，认为万事万物都起于秋毫之未，一发展就像泰山的根基一样大。圣人的事业都会遇到小人的破坏，都需要“抵”。
天下大乱之时，朝廷无明主，公侯乏道德，小人猖狂、忠良放逐、圣人隐居，结果上下猜疑，纲纪瓦解、百姓相残，父子分离，夫妻反目，这些都是裂痕。“抵”就是用一定的法术来治理。治理有两种方法，一是弥补，二是征服。弥补的结果是恢复原样，征服就是加以改造重新获得。在天下大乱时，就是要靠“抵”取胜。
大千世界，不乏有特殊计谋智慧的人，每当世道混乱、国事危难的时候，虽然在很小的乡间客店，城池不多的辖区，也一定有很多出众的人才。史书上有记载的人，还能够看到。如古代郑国的烛之武、弦高等，以计策劝退敌军，保全了自己的国家，后来这类人物多得不胜枚举，唐朝尤其多，以下仅举少数例子。
唐朝建国之初，北海郡（山东昌乐）有个尚没有归顺的贼帅綦公顺带着兵攻打郡城，被官兵打败了。后来，綦公顺得到一个叫刘兰成的人作为自己的军事参谋，刘兰成机智多谋，仅用几千人，出奇制胜，便攻占了北海郡城。
海州郡（今江苏灌云西南）的臧君相带了5万士兵来北海郡城，刘兰成只派敢死队20人，乘夜突袭，便把海州军队打得一败涂地。
徐圆郎割据山东时，有人对他说：“有个人叫刘世彻，他才能出众，不可多得，在中国的东部声名很高。你如果把他请来，听取他的谋划，就很容易取天下、建功勋”。徐圆郎于是就派人把刘世彻邀请来了。刘世彻来时，已组织了几干名兵士，徐圆郎请他夺取谯郡（今安徽毫县）和杞（今河南杞县）一带地区。这里的人早就听说了刘世彻的大名，对他十分畏惧，因此他的部队所向无敌。
裘甫在浙江东部地区发生叛乱后，唐王朝派王式带兵前去讨伐他。裘甫的一位同党刘睢给他献计说，“你应该先取越郡（今浙江绍兴），立足于越城坚固的防守和富饶的钱粮，沿浙江修筑防御工事，抵抗官兵，有机会就长驱前进，攻占浙江西部地区，并越过长江，夺取扬州。然后回头在石头城（今江苏南京）修筑工事，派重兵把守，这样一定有人举兵响应我们”。这一策略没被裘甫采用。
扬州节度使高骈的部下毕师锋攻打高骈，毕师铎向宣州节度使秦彦请求援助，秦彦的兵马一到，他们便攻占了扬州。这时毕师锋派人摧秦彦渡过长江，并答应以秦彦为首领。有人劝毕师铎说：“你应顺应民心，为本地人除去祸害，应该重新以高骈为首领，自己来辅佐他。你掌握兵权，谁还敢不听你的？况且，秦彦只是宣州的节度使，你奉他为主，庐州（今安徽合肥）。
寿州（今安徽寿阳）的长官能情愿做他的下属吗？我担心你的功业成败、前途难知呀！现在，应该尽快阻止秦彦别让他过江。秦彦如果能看出安危形势的话，他一定不敢轻易过江，即使将来责备我们不守诺言，我们仍不失为高骈的忠臣。”毕师铎对这一建议不以为然。第二天，当他把这一计谋告诉郑汉章以后，郑汉章觉得说得在理，并说：“这是一位有智谋的人。”再寻找那人时，已找不到了。
唐朝末年，王建为四川节度使，驻守成都。在一次攻打彭州（今四川彭县）杨晟时受到阻碍，长时间攻取不下。当地的老百姓为躲避战祸，都逃跑了，藏在深山中。部队不但不安抚人民，还天天出兵追捕抢劫他们。王先成是个有智谋的人，他去劝带兵的将军王宗侃说：“老百姓逃到山谷中，是为了等候你们去安抚。现在，你们却让士兵劫掠他们，你们与盗贼有什么区别呢？军队一旱就出去，天将黑了才回营，军营空虚，毫无守备，万一彭州城中有智谋的人为杨晟出主意，乘我们不备，突击出来，先把精锐部队埋伏在城内，望见我们的部队走远以后，他们派出弓箭手、枪手各1万人，攻打军营的一面，再在其他三面分别派重兵进攻。在此措手不及的时候，各个寨部只顾自我防御，无法互相救授，这样能不失败吗？”王宗侃听了以后很吃惊，便请王先成说说应该怎么办。王先成为他列出7条该做的事，王宗侃连忙告诉了王建，王建下令照他所说的去做。王先成写的告示贴出3天，藏在山中的老百姓像赶会一样，纷纷出来，回到家乡，重新从事生产。
从以上五个例子看，奇才异士何时何地都有，除史书上有记载的外，还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外乎弥补和征服二种。
东汉末年，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加重，朝廷的命令常常得不到贯彻执行，建安年间，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太守王邑接到诏书，要将他调回朝廷。正打算上路，却遭到部下卫固、范先二人的阻拦。原来这两个人已暗中与北边并州（今山西太原）的高斡联系多日，阴谋叛乱割据。
太守调不出来怎么办？控制朝廷大权的曹操采取了把新任太守派进去的方法，新太守是谁呢？曹操选中了杜畿去接这个危险的乱摊子。
杜畿接到命令，即时上路。到了陕县（今河南三门峡）黄河边。却被卫固等人派来的军队堵住，不准渡过黄河。僵持了几个月，杜畿搞清了情况，打定了主意。心想：河东郡有3万户人家，并不都是叛乱的人。我干脆单骑闯进去，来个出其不意。卫固这人虽然很有计谋，但并不果断，见了我必然假装接受。我只要进去1个月，就足以用计解决问题了。
于是，杜畿悄悄地从另一个渡口过了黄河，卫固果然表面上承认了他，杜畿使了个欲擒故纵的计策，先好声好气地夸奖卫固、范先说：“卫姓和范姓，都是河东的大族，很有名望呀！我虽然是太守，实际上要仰仗你们，听从你们管理河东好了。”卫固等人听了，心中还很得意。哪知过了几十天，杜畿便派兵砍下了他的脑袋。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藩镇势力逐步发展。将强了，就要背叛朝廷；兵强了，就要驱杀将帅。唐德宗贞元初，陕虢（今河南三门峡、灵宝一带）节度使张劝被部下杀害，兵马使达奚抱晖夺得了军权，并上书朝廷，要求任命他为节度使。
唐德宗派李泌前往处理此事。李泌动身时，德宗下令皇帝的亲军神策军护送。李泌笑笑，拒绝了，请求单骑前往。出了潼关，却又碰见另一支3000人的部队列队等待，带兵军官上前报告说：“奉皇帝密诏，前来护送！”李泌当场写了一道命令，让他们退回。自己却快马加鞭，一路飞奔而去。
达奚抱晖听说李泌就要到了，不让将领们按礼节出城远迎。直到李泌距城15里了，才出去迎接。李泌当面一阵好夸奖：“你在危难之时，临时站出来主持军中事务，为国家保住了这地盘，很有功劳嘛！”说着走着，进了城内，开始主持工作。
第二大，做好一切准备，李泌将达奚抱晖召来，说道：“你杀了节度使，按罪当处死的。不过今天饶你一命。这并不是因为我关照你，而是恐怕今后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朝廷任命的将帅都派不下去，所以放你一条生路。”达奚抱晖听罢此言，又悔恨又感激，只好逃跑了。
在开封，也出了这样的事情，镇守开封的宣武军节度使李万荣的儿子——兵马使李乃趁其父生病卧床之机，准备叛乱夺权，但是，另一位将军邓惟恭却不买帐，把他抓起来扭送京师。这位邓惟恭也是位野心家，临时掌握大权后，自以为朝廷会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忽然传来消息，朝廷已经派东都（今河南洛阳）留守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了！邓惟恭大失所望，不派人去洛阳接董晋。
董晋上任时，随身只带十几个仆人，一个卫兵也没有。走到郑州，有人劝说：“不如留在这里，看看开封那边有什么动静再说。”从开封来的人也劝说不要进去。董晋一概不听，继续赶路。
邓惟恭没想到董晋这么快就来了，来不及想出对策便匆忙带领各位将领出城迎接。董晋进城后，将军政大事仍然交给邓惟恭处理。过了一段时间，邓惟恭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暗地里策划作乱。事情败露后，董晋将邓惟恭的同党全部逮捕处斩，而把邓惟恭捆送京师。
上述三个人，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啊！都是独自深入叛乱之地，从容稳妥地平息了事件，大智大勇，非同常人！唐代史书中，尚且讽刺董晋懦弱苟安，政事废弛，其实不然。当时，朝廷恐怕董晋到开封后维持不住局面，派汝州刺史屈长源为行军司马，当他的副手。屈长源生性刚强，刻薄，对许多旧的规章制度都想改革。董晋开始并不阻拦他，等方案拿出却不采用，所以军队安定不乱。以前宣武军的土卒十分骄横，很难管理，节度使选派亲信士卒住在公庭旁边，执弓带剑，严阵以待，防止军队作乱，保护自己。对这些亲兵，当然要时常赏赐他们酒肉，以慰劳笼络。董晋却不这样做，到任的第二天，解散了这支卫队。董晋在开封任职三年而死，由屈长源接替他任节度使，不久就被作乱的土兵害了。如果当初董晋听从屈长源的改革方案，恐怕宣武军早就叛乱了。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审时度势是“抵术”的重要原则，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必须抓住时机，使之迎刃而解。
恰到好处地解决矛盾，才能不失时机地达到预期的目的。美国第26任总统罗斯福就如此成功了。
西奥多·罗斯福早有当总统的雄心。在纽约当警察局长时，他就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故作姿态，办案力求公正。罗斯福的这一野心被《纽约邮报》及《纽约太阳报》的记者雷伊斯和斯蒂芬识破了。他们在背后议论道：“看来罗斯福有当总统的野心，这一切只是为了下一步棋打基础而已。”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这两个记者竟直接跑到罗斯福的警察总署办公室，单刀直入地问：“罗斯福先生，我们二人在底下私议，认为你准备有朝一日出来竟选总统，你说对吗？”
平时一向十分和善的罗斯福一反常态，脸色骤变，突然跳了起来，抓起鸡毛掸子，不问青红皂白，就向斯蒂芬和雷伊斯劈头盖脸打来。二人见势不妙，马上转身就逃。罗斯福还在后面高举鸡毛掸子，怒气十足地追逐，直到二人逃出警察总署。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议论罗斯福想当总统的事了。几年以后，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美国第26任总统。
记者问及罗斯福的野心，使他进退两难，如果如实回答，则使人们认识到罗斯福是为了竞选才扮演活包公，这就使几年的努力付诸水流。如果公开否认，则以后一定会出尔反尔。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急中生智，用了鸡毛掸子。一方面转守为攻，避免了不能回答的尬尴；另一方面，使二人以后不敢再议论此事。
政治家也要善于抓住时机，采取谋术，其效果会极好。
东晋丞相王导善于理财。当时国库空虚，资金短缺，国库里存放的只有几千匹粗布，还卖不出去。而达官显贵们又将西晋的奢侈恶习传了进来，影响了民风。王导对此十分忧虑，于是他带头不用华丽服饰，穿租布单衣。王导当时声望高，影响大，达官显贵们见丞相穿粗布单衣，也跟着用粗布做衣裳。别的人士一看，也争着用粗布做衣服。粗布的价钱一下子就涨了许多，几千匹的库存很快就卖光了，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困难。
人们穿衣都有趋时尚、赶潮流的心理，王导利用了这一点，所以粗布能很快销售一空，而且扭转了东晋的民风。
企业家要调动工厂工人的积极性，是需要韬略的。“抵”之术正在于以巧妙地改变现状从而激起大众的热情。
查尔斯·施瓦布是美国著名企业家，他属下的一个工厂的工人总是完不成定额。为此，施瓦布换了好几任厂长，然而却不奏效。于是他决定亲自处理这件事。
一天他来到工厂的厂长办公室问此事，厂长答道，“我劝说工人们，骂过他们，还以开除他们相威胁，但全然与事无补。他们仍然完不成自己的定额”。
“那么，你领我到厂里看看吧。”施瓦布说话时，正值白班工人要下班，夜班工人要接班的时候。
来到工厂厂地后，施瓦布问一个工人，“你们今天一共炼了几炉钢？”
“6炉”，这个工人回答。施瓦布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了一个“6”字，再巡视了一下工厂就回去了。
夜班工人上班了，看到黑板上出现了一个“6”字，十分好奇，忙问门卫是什么意思。
“施瓦布今天来这里，”门卫说，“他问白班工人炼了多少炉，知道是6炉后，他就在黑板上写了这个数字。”
第二天早晨，施瓦布又来到工厂，特意看了看黑板，看到夜班工人把“6”
换成了“7”，十分满意地离开了。
白班工人第二天早班上班都看到了“7”。一位爱激动的工人大声叫到：“这意思是说夜班工人比我们强，我们要让他们看看并不是那么回事。”当他们晚上交班时，黑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10”字。
就这样，两班工人竞争起来，这个落后的工厂的产品很快超过了其他工厂。
施瓦布仅仅用了一个小小的“6”字就改变了工厂的面貌，解决了打骂甚至开除威胁都办不到的事情。施瓦布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唤起了工人们的竞争意识。
在商品经济社会，商业活动必然发达，“摆摊”上街的小贩是社会商品经济活动中一支大军，有人以为这算什么，“小摊贩”本小利微是商业中最不成气候的经营者，然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城市都被摆摊的商业摊群困扰着。
特别是无照摊贩更是令人麻烦的事，在北京、天津如此，在纽约也如此。在商业社会，“小摊”本是“毫末”之事。然而，不可不察办。他们对于交通、市容均有很大影响。1994年纽约市的朱利安尼市长计划管理“摆摊”。先前，纽约市采取过行动在曼哈顿的几个地区对食品小贩采取严厉取缔措施。现在朱利安尼政府执行一项范围更广的政策，在全纽约市的所有街道，禁止商贩摆摊，叫摊贩中的许多人到远离拥挤不堪的人行道的露天商场式的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商品。市政府辩称，这一做法将所有无营业执用的小贩都逐出了纽约市的街道，并在全市开设多达24个露天市场。市政府对街头商贩所采取的政策受到了欢迎。
几十年来，如何处理街头商贩一直是令纽约市长头痛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长不得不采取中庸之道，一方面顾及到小业主的顾虑，他们既付税，又雇人，另一方面还得考虑到街头小贩的意愿。这些小贩多是贫困的百姓，寻求为其小本经营的生意取得立足之地。但是这些小贩往往没有营业执照，在许多城市，他们在街道上贩货都是受到法律限制的。市政府承认两类街头小贩。第一类是贩卖食物，有卫生局发给的营业执照；第二类叫作一般商贩，他们除了食品其他什么都卖，他们有市政府消费者事务局发给的执照。卫生局迄今已颁发给大约3000名食品小贩营业执照，消费者事务局向853个一般小贩颁发了执照。
市政府官员称，贩卖食品的商贩大都是有营业执照的。但一般商贩中的绝大多数均是无照营业，市政府官员估计，纽约市有8000到1万名无照营业的一般商贩，贩卖的东西五花八门。官员们估计，在每年逃缴的营业税中，这些无照营业的小贩至少占3亿元。由此可知管理好小摊贩既有利于市民，也可以增加城市税收，而管理不当就能成为城市祸根。
现在谁都知道商标的价值，都在争取名牌以取信顾客。除了有些人企图用假冒伪劣商品哄人骗钱之外，还有一些机关借评估注乘商标之机捞钱。
这些机关认为，反正自己是工商管理部门，又拉上了报社等单位一起“评估”企业，因而评估时，必让企业交出巨额款项。比如荣获中国华东地区药品商标第一名的“康恩贝”商标，要交2．5万元调查费，否则不能享受此次调查权利。有些要交5万之巨的调查费，参评，否则榜上无名。如此现象，引发了一系列官司。
如北京地区，由某报社等五家单位联合发出通知。“不交纳调查费的企业不能享受本次调查的权利”。
要求顺美服装有限公司参加“首届中国十大名牌西装，十大名牌衬衫市场确认活动”，顺美表示现在评估活动太滥，决定不参加。后因组织者再三催促，顺美碍于面子同意参加，并交报名费7500元，两个月以后，顺美公司接到组委会通知，要它向“确认活动”组织者某报广告部交2．5万元的宣传费。顺美公司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结果顺美公司没有获得“双十奖”，只获得临时增加的质量奖。顺美公司询问组织者这次“确认活动”的具体条件有几条？市场调查结果到底怎么样？组织者表示：“公布数据有难度”。于是，顺美公司要讨个“说法”，并保留诉讼权利。
1994年4月5日，北京日报也刊登了一则消息，由于天坛家具公司拒绝给某调查所交纳8800元参评费，使本来很有名的天坛家具公司名落孙山。当该公司向调查事务所提出质疑时，该所回答说：“在调查中贵公司天坛牌家具确实名列前茅，因为你们没有交钱，就等于不承认我们调查评估活动。”
天坛家具公司不得不表示怀疑：这种以“钱”为前提的评选活动，要立即停止进行。它是不是国家许可的？
我们认为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不妥之处有三：一是国务院三令五申各类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新闻、事业单位一律不得对企业进行各种评比和评比性检查，包括各种升级评优及各类专项奖等活动，要立即停止进行。可是这些评比活动依然禁而不止。
二是以钱为准，按交钱不交钱以及交钱多少来排名次，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组织者的真实用心。
三是否认主管机关的管理，否认法律保证作用，更是错上加错。某调查所著文说：“名牌不是企业自封的”，这当然是对的，但说“不是哪个‘权大’的行政部门命名的”这就错了，这不是比权力大小，而是法律是否赋予你这个权利？没有赋予你这个权利，那就是违法。至于说“不是靠某种‘法律效力’保证的”就更是大错特错了，如果企业花几万元被某调查所确认的“驰名商标”、“著名商标”、“优秀商标”、“推荐商标”于法无据，得不到法律的保护，那岂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该事务所著文所说的“名牌只能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为社会所公认才能确立”这个话表面看起来是对的，但联系该事务所所组织的“公认”活动就不对了，因为谁交钱就给谁授予“公认名牌”称号，即使尚未注册商标，也可以被“公认”，不交钱在市场上再有名也不被“公认”，这实际上还是“私认”，是认钱不认牌。
许多企业呼吁，认定驰名商标、名牌，必须依法进行。否则，既把商标搞乱了，也乱了市场。由此可知，评估注册商标，是市场经营活动中的小事，但是，一旦搞乱了其祸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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