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思辨录》·卷一

白术

邹氏云：脾主升举清阳，胃主通降浊阴，皆属土而畏湿。术开花于初夏，结实于伏时，偏于湿热弥漫之际，显其有猷有为，确知其入脾胃，能力固中气，外御湿侮矣。刘氏亦脾胃同论，而以为先胃而后及脾。张隐庵则专主益脾而不及胃。窃思胃为阳明燥金，脾为太阳湿土，土必名湿者，即隐庵所谓土有湿气，始能灌溉四旁，如地得雨露而后发生万物也。白术味甘多脂，有似湿土，非脾之正药而何。其肉白，老则微红，味复带辛，故能由脾及胃而达肌表白术除脾湿，固中气，为中流之砥柱。其散表邪，非辅以麻黄桂枝附子之属，不能由肌肉而透皮毛。盖其味浓而甘，擅长于守也。麻黄桂枝附子，为走散风寒之剂，加以白术除湿，则为治风湿，治寒湿。无湿不加，故麻黄桂枝附子多用于伤寒太阳病，而术惟有水气始用之。邹氏云：仲圣治风寒湿痹方，多有不用术者，以术于风胜湿胜者为最宜，寒胜者差减。

盖风胜必烦，湿胜必重。金匮中治痹用术诸方，非兼烦必兼重。或云身烦疼，或云身体疼烦，或云骨节烦疼掣痛，或云腹重，或云头重，或不烦不重，而云身体疼、手足寒、骨节痛，是析风与湿与寒而三之矣。不知仲圣方言烦者未尝不兼湿，言重者未尝不兼风，言寒者未尝不兼风与湿，核诸本经主风寒湿痹，无不吻合。邹氏徒泥于字面而不知细审，遂并白术性用而胥失之矣。

凡仲圣方用桂至四两，必为利小便与下肾邪，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又明云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大便不硬小便不利当加桂，是桂枝之能利小便无疑矣。乃尤氏解此方云：大便硬小便自利，知其人在表之阳虽弱，而在里之气自治。则皮中之湿，所当驱之于里，使水从水道而出，不必更出之表以危久弱之阳，故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术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于以并走皮中逐水气。夫去桂以小便利也。今去桂而犹欲驱湿从水道出，不知其意何居。况既云当驱之于里，不必更出之表，而又云加白术合附子，以并走皮中逐水气，不仍出之于表乎。是尤氏于本条语意，全未体会。邹氏之说，差胜于尤，而亦未见其当。其解去桂加术也。曰：脾健则能制水，水在内能使下输膀胱而大便实，水在外能使还入胃中而大便濡。夫谓使在内之水下输膀胱，实非术之能事。仲圣加术，正取其不利小便。谓使在外之水还入胃中，则殆以大便硬而更崇其土，理不可晓，作此当然之想耳。按仲圣云，三服尽其人如冒状勿怪，此以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使之耳。可见术附并用，是使水从表除，不从里泄，即水不还入胃中之据。或谓如大便硬何。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此小便自利，即小便数也。皮中之水不当留而留，水府之水当留而不留，脾不举其职，而肠胃与膀胱之传化咸乖矣。去桂加术，则小便节而本有之津液不随之而亡，亦脾职复而后致之津液可由是而裕；水湿外除，津液内蒸，谁谓白术之加，不足以濡大便哉。

白术大明主反胃、利小便，洁古主生津、止渴，殆不善会仲圣方而致误耳。五苓散药止五味，而交相为用，中多奥旨。夫所谓脉浮发热者，表证也，烦渴小便不利者，里证也。太阳表邪化热传本，因而渴饮，因而水蓄不化，因而小便不利。解表止桂枝一味，治里亦第利水而不涤热，且利水用至四味，不更助燥增热乎。要知表未全解，尚属阳中有阴，不似阳明病可任寒药。水为阴邪，非辛甘温不化，桂枝虽不以利水，而化气必藉桂枝。猪苓茯苓亦太阳药，协桂枝则利水而亦解表。五味分两皆甚少，且以散服，多饮暖水，为出汗计者至矣。

而治里之法即具于其中。桂枝最少，欲其达表；泽泻最多，取其咸降；更以白术一味益中气，收水湿，安靖上下；而后表无不解，水无不行。表解水行，则热自撤，渴自止。若谓术能止渴、利小便，则实非其所长。茯苓泽泻汤治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胃反，是脾伤不磨，并挟饮邪，故以白术健脾胜水，非以止胃反。生姜半夏为治呕吐之专药，方有生姜无半夏者，以渴忌半夏也。白术味甘多脂，原能生津，观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之治大便硬可见。然其性燥，用于有水湿之证，诚能使脾运而津生。若阴虚津枯，责效于白术，则白术谢不敏矣。

术之或去或加，见于理中丸者为多，欲明用术之道，于此求之，思过半矣。曰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肾气动，是欲作奔豚之征兆，以桂四两降而泄之，原有成法，见于伤寒金匮两书。加桂可矣，去术何为？夫土能制水，故千金以白术治髓溢，似此证正宜崇土；然术能御之不能泄之，不去术，则术横亘于中，足以掣桂之肘，此加桂所以必去术也。曰：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二两；下多者还用术。猪苓汤、五苓散、茯苓泽泻汤，皆有吐不去术。生姜泻心汤、黄芩汤、四逆汤、白通汤，皆有下利不用术。兹何为不然？不知此为寒霍乱言耳。吐多者吐多于下，下多者下多于吐。吐多于下，则里湿尚轻而胃逆为甚，加生姜是以辛散之，去术为甘壅也。下多于吐，则脾湿重矣，健脾除湿，非术不可。故吐多去之，而下多必还用之。曰：渴欲饮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术非治渴之物，此不特不去而更加于前数，何故？盖理中所以温中，所以治寒多不用水之霍乱。今渴欲饮水，自非燥热之渴，乃因吐利重丧其津，而脾弱不振也。是虽有参以生津，而参以气胜，术以味胜。味胜者培中土而滋化源，尤为得力，故不加参而加术也。曰：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洄溪谓阳虚，尤氏谓气脾，邹氏谓脾实。按证是脾寒，金匮有腹满为寒之文，又观所加为附子，其为阳虚无疑。若是脾实，则当与以浓朴七物大柴胡大承气之属，与此悬绝矣。四逆温肾用姜附，此温脾亦用姜附。盖肾寒阳虚，必侵及脾，故以姜辅附。脾寒阳虚，其源由肾，故以附辅姜。其必去别录术除心下急满一语，须连上消痰水看；然术不能独任其责，亦惟中虚者宜之。金匮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汤，四味皆相协以成功，无一味可缺。用于伤寒，则茯苓增一两以急下其水，白术减一两以微损其壅，为其气冲故也。而要非吐下之后，未必以术补虚。桂枝人参汤，证兼心下痞硬，而其用术也，以数下之后，利下不止，虚亦甚也。

惟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表证未罢而去桂，心下满痛而加术，几令人不解。然服桂枝汤或下之，虽不切中病情，而病气亦已衰矣。头项强痛、翕翕发热，而脉不云浮，亦不恶寒恶风，翕翕乃微开微阖之象，是未可与头痛发热并论者，独水停心下满而微痛、无汗而小便不利，邪无从出，为是证之关键。盖太阳为寒水之府，头顶乃太阳经脉之所至，若非水停心下，前服桂枝汤即强痛可除。其不除者，半由寒水之不下行也。桂枝一味，无汗固忌，不治表亦无需乎桂，故去之。利小盒饭首推茯苓，故加之。水气因阳气不充而停，不益其气，病机不转，术益气而除湿，故加之。虽然甘壅之术，非满痛之心下所宜，其所以得收其效者，独赖有芍药以敛之耳。况术为脾家准对之药，得芍药自疾趋而入脾，得茯苓又相协而利水，水行则满痛必除，太阳之微邪，何至仍踞于表。甘草乃白术补虚之佐使。姜枣调营卫，使邪无所容，别录术主大风在身面，其所谓风，即海藏谓术补肝风虚之风。刘氏云：阳虚阴蓄，久而阴不化，则阳从之而化风，是谓风虚。又云：阳蓄阴中则气虚，气虚则生湿。是术之治风仍不离乎湿。金匮附近效术附汤一方，即治风虚之证也。别录又主风眩头痛目泪出，下句接以消痰水，盖以风眩本于痰水，消痰水即所以治风眩。邹氏谓湿与水与饮是一源三歧，历举金匮治眩与治湿治水各方以证之，并谓本经止汗除热，多系风湿相搏之证，如五苓散、防己黄汤、甘草附子汤，皆止汗除热之验，而不得用于温热之汗出身热，洵属确论。然其于金匮有不得其解者，谓小半夏加茯苓汤，治饮眩而不用术，以心下痞故。夫小半夏汤治呕吐之方也，药止三味，而必以小半夏加茯苓名之，明乎此以止呕吐利水为治也。虽然，呕吐因膈间有水，因膈间有水而眩悸，皆术所宜从事，即心下痞因饥而得者，亦何尝忌术；乃绝不许术阑入其间，诚不可解。愚盖细思而得其故焉，仲圣下字皆极有斟酌，呕吐而曰卒，卒字讵容忽过，呕吐由于卒致，则必膈间本无宿水，或因清阳偶弛，饮停不化，遂胃逆而为呕吐。脾固无恙，无虑其虚。以姜夏宣阳降逆于上，茯苓利水于下，足以疗之而有余。若再以甘壅之术，横于膈间，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枳实薤白桂枝汤之治胸痹也，曰人参汤亦主之，一证而虚实不同，药即攻补相反，术之宜与不宜，不益可见哉。

卷一

黄连

王海藏云：黄连泻心实泻脾。刘氏释之，谓中土为心之用。心之用病即病乎心，是直以心病统归之脾病矣。脾病固能传心，心病岂能不传脾。夫苦入心，火就燥。黄连苦燥而寒，诚为手少阴除湿热之药，而其花黄实黄根黄，脾与肠胃亦皆其所司。特气味俱浓，惟治血热不治气热。故其功用首在心脾，次及肠胃。肠胃所治，亦属血中之热。肝肾亦得以黄连治者，盖其茎叶隆冬不雕，根则状如连珠，禀寒水之气而直抵极下也。其为入血，更不待言矣。

本经黄连主腹痛，黄芩不主腹痛，显以黄连为足太阴药。金匮小柴胡汤腹中痛去黄芩，黄连汤腹中痛不去黄连，正与本经适合。然黄连汤是以干姜人参治腹痛，黄连半夏治呕吐（说详大枣），呕吐为胃病，而胃热必侵其脾，故腹痛亦非纯寒之证，兼有借于黄连。黄连所以标方诸泻心汤，大黄黄芩或用或否，黄连则无不用。心痞固非黄连不治，与干姜并用，则为除胃热之心痞，倚任之重，厥由于是。乃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名为泻心而加以大黄荡实，几令人疑，然而无庸疑也。二物同能泻心，同能除胃热。惟黄连燥而不走，协大黄则走。渍以麻沸汤而不煎，且须臾绞汁，不使药力得尽，正是攻风痞之妙法。他处用以荡实者，曾有是乎。尤在泾云：阳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气；阴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血。阳经之热，或有归于血者；阴经之热，则必不归于气。此即阴经之寒变热而以血药泄热者所谓气痞，盖血中之气也。心下若按之不濡，脉若不浮，不得谓之气痞，必不药渍而不煎。脉浮在关上，又即胃热用大黄黄连之所以然。是方与论固两相针对矣。至附子泻心汤，寒热互治，人所易晓，独又加黄芩何耶？盖附子气药，浮中沉无所不至，刘河间所谓乌附气暴能冲开道路者。以大黄黄连攻痞而下泄，附子扶阳而上行。譬之剿匪，夹击之后，难保无有余匪之窜逸者。加黄芩，所以除气热之由夹击而致者也。凡仲圣方计虑之周，类多如是，何见及者之鲜哉。

以大黄辅黄连之不逮，推其法以治滞下，变渍为煎，亦属大妙。张洁古制芍药汤，用黄连木香于芍药大黄之中，颇得仲圣之意。直指之香连丸则少逊矣，盖黄连苦燥，木香苦温，皆气味俱浓，二物并用，未足以相济而不免于实肠。刘氏甚赞此方，谓气虚而有热者，舍寒凉无以为治，但寒凉必益其虚，和以木香，则寒凉更得奏功。窃谓木香固能调气，然不能调气虚有热之气。即寒凉药，黄连与大黄亦殊不同。缪氏论木香云，肺虚有热者慎毋犯之，刘氏何不审之甚。抑香连丸在直指，不得谓无深虑也。黄连二十两，以吴茱萸炒令赤，去吴茱萸不用，木香四两八钱，不见火，醋糊丸，配合炮制，悉有法度。总不欲以苦燥苦温之性滞于肠间。后人纷纷加减，大失其旨。粗工又于病者初起而用之，闭门逐贼，鲜有不蒙其害者矣。

昔人以芍药治腹痛为土中泻木，余主邹氏破阴结之说，独谓以木疏土（说详芍药）。若黄连治腹痛，真乃土中泻木矣。夫肝与胆为表里，热必属胆，寒必属肝，热而不上冲，则为肝阳乘脾，腹乃作痛。左金丸治胁痛之方也，而以治腹痛极效，抑青丸亦然。一以吴茱萸一两，佐黄连六两，一以吴茱萸汤浸黄连一宿。盖肝主疏泄，二味合用，使肝热下泄而脾土得安，此固为土中泻木矣。即就黄连思之，黄为燥金，苦能达下，亦具有制木之义。第以吴茱萸佐之，更开其去路耳。

黄连之用，见于仲圣方者，黄连阿胶汤、泻心汤，治心也。五泻心汤、黄连汤、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治胃也。黄连粉，治脾也。乌梅丸，治肝也。白头翁汤、葛根黄芩黄连汤，治肠也。其制剂之道，或配以大黄芍药之泄；或配半夏栝蒌实之宣；或配以干姜附子之温；或配以阿胶鸡子黄之濡；或配以人参甘草之补：因证制宜，所以能收苦燥之益而无苦燥之弊也。

卷一

黄芩

人知黄芩为少阳药而不识其所以然，窃思其色青胜于黄，得甲胆之气，又中空似胆府，气寒能清胆热。胆属少阳相火，相火者佐君而行其令者也，人赖此火以动作云为，故气分之热，金以黄为贵而黄属土，黄有土金相兼之德，故黄芩亦入肺胃与大肠，表里之热无不能解，本黄连入心脾，而心脾皆主血。黄芩入胆肺，而胆肺皆主气。邹氏三偶之说，全然未当。

即如黄芩汤，是用黄芩清少阳气热。其加芍药，亦非用以入血（说详芍药）。

本经黄连主肠腹痛，黄芩主肠不主腹痛。观仲圣黄芩汤、黄连汤之治，正相符合。

盖腹痛为太阳病，或寒或热，必涉于血。黄连入脾清血热而兼入心胃，故治腹痛亦治肠。

黄芩为胆经气药，能由肺达肠胃而不能入统血之脾，故治肠不治腹痛。洁古以为治脾湿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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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

人身生发之气，全赖少阳，少阳属春，其时草木句萌以至鬯茂，不少停驻。然当阴尽生阳之后，未离乎阴，易为寒气所郁，寒气郁，则阳不得伸而与阴争，寒热始作。柴胡乃从阴出阳之药，香气彻霄，轻清疏达，以治伤寒寒热往来，正为符合。邹氏所谓鬯郁阳以化滞阴也。

凡证之涉少阳者，不独伤寒也。如呕而发热，呕属少阳也，热入血室，寒热有时，属少阳也（论凡三条惟此用小柴胡汤）；大柴胡汤下用柴胡，心下满痛，属少阳也。至治劳用柴胡，寇氏执定虚损而受邪热，有热者始可。濒湖驳之，则以劳在少阳与他经有热者悉宜之。

邹氏又以二家之说，皆似劳非劳，如金匮所谓五脏虚热之热，其虚劳之宜柴胡与否，仍置不论。窃谓虚劳而用柴胡，仍当以少阳为断。少阳与厥阴，离合只在几微，热则为少阳，寒则为厥阴，有寒有热，则为少阳兼厥阴。虚劳有损及肝者，其脉必弦，弦脉亦属少阳。仲圣薯蓣丸有柴胡，何尝不治虚劳，何尝有发热之外证。再核之保命集之柴胡四物汤，局方之逍遥散，一治虚劳寒热，一治血虚寒热，皆病之涉少阳者，薯蓣丸何独不涉少阳。即四时加减柴胡饮子，退五脏虚热，虚邻于寒，虚热与盛热自殊，正少阳之分际，盛热则不可以柴胡治矣。

孙琳以柴胡治劳疟热从髓出，虽骨髓为肝肾所隶，而疟发于胆，胆与肝为表里，故少阳之气治，则骨髓之热已。推之圣济总录治小儿骨热，洁古谓产后血热必用，皆有少阳相关之理。盖小儿之阳，阳而稚者也。产后之血，伤及肝胆者也。扶其生气，正惟柴胡为当。特不善审昔人用柴胡之方不胜枚举，不必皆柴胡知己，而用之而有效者，非无故也。试即东垣补中益气汤言之，少阳之火，即气食少火之火。少火者，不寒不热，脾得之而升，肺得之而降，过寒过热，皆能犯胃作呕。胃岂可升，其气之陷者，实少火之不足也。柴胡升少阳而使适于中，则少阳自遂其生生之性而脾肺悉受其荫，此即十一经取决于胆之谓也。东垣以柴胡为升阳本经柴胡去肠胃中结气，谓大柴胡汤用柴胡即去肠胃中结气，原非不是。然诸承气汤何以俱不用柴胡，本经所主，亦非专属肠胃。夫大柴胡汤之为治也，在金匮曰心下满痛，在伤寒曰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曰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其用柴胡，岂只为肠胃中有结气。洄溪疏柴胡，谓本经治效皆主肠胃，已不善会本经，而又以为肠胃药非少阳药，则尤可异之至。洄溪不既云木能疏土乎，柴胡惟能达少阳之木气而后少阳得于肠胃疏其顽土，本经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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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藓皮

白藓之根作羊毡气，毡属风，宜治在下之风矣。而其根于四五月花开之后，即虚恶无用，是未花之前，其气上注必力，且采于二月风木司令，自于治头风极合。至味苦化燥，气寒已热，又能于湿热大展其用，治淋沥阴肿者，根走极下之验也。治黄胆湿痹者，皮走肌肉之验也。治四肢不安腹中大热饮水者，皮黄白入肺胃之验也。用之于湿热，不必挟风，用之于风，不必挟湿而必挟热，否则于是物无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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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胆

黄芩主少阳之经热，竹茹主少阳之腑热，龙胆则主由少阳入厥阴之热。其味苦中有涩，苦主发，涩主收，即发即收，其用在少阳者少，在厥阴者多，故用龙胆者皆取其泻肝。凡肝之热，有本脏挟胆而热者，有为胆所侵侮而热者。龙胆治胆侮肝之热，能内极于骨间，谓之治肝

卷一

芍药

芍药十月生芽，正月出土，夏初开花，花大而荣，正似少阳渐入阳明，故得木气最盛。

根外黄内白，则为具木气于土中而土生其金，金主攻利，又气味苦平，故能入脾破血中之气结，又能敛外散之表气以返于里。凡仲圣方用芍药，不越此二义，以此求之方得。

芍药别录酸微寒，隐庵辈多议其非。今取嚼之，却带微涩，涩者酸辛之变味。况同一物而气质有浓薄，安知古之不异于今。即本经之苦平与酸微寒并体之，皆不外敛之与破。识得芍药邹氏于仲圣方之有芍药，处处以破阴结解之，支离殊甚。桂枝汤因卫气外泄不与营合，故于桂甘温经驱风之中，用芍药摄卫气就营气，营气本未尝结，何待于破，此敛之义也。当归芍药散治腹中痛，此破之义也。桂枝加芍药汤治腹满时痛，此敛与破兼者也（满须敛，痛腹痛为太阴血中之气结，芍药以木疏土而破结，故为腹痛专药（谓于土中泻水者，犹属膈膜之论）。下利乃阴气下溜，土德有惭，岂堪更从而破之，故下利断非所宜。若滞下之利，则仲圣黄芩汤治下利何以有芍药，盖太少合病，邪已近里，无用葛根汤之理，治之宜从里和。黄芩清少阳之热而其气轻，加芍药以敛之，甘枣以固之，则里和而利止。且太少合病，则病气未肯骤下，欲其里和，焉得不敛，芍药之不可少如是。

甘遂半夏汤证，曰脉伏，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脉伏者，有留饮在内。欲自利利反快者，利不即利，既利则快。心下续坚满者，利后满减，过时又续，显系内有停阻，与滞下无异。芍药能破坚积，正其所宜。且以甘遂逐在上之留饮，而又以芍药敛而降之，则上芍药甘草附子汤证，曰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虚者阳虚，汗后气已外散，故以附子扶阳，炙甘草补中，芍药敛其外散之气，方义易见。而邹氏以芍药甘草为得桂枝汤之半，芍药为太阴血中之气药，不能破血中之血结，且味涩则破而不泄，故凡下瘀血之方，芍药得芍药若用为补剂，必配合得宜，如四物汤之类，方能获益。辛之患消渴九年，止而复作，苏朴授以芍药甘草等分为末煎服，七日顿愈。陈日华谓古人处方，殆不可晓。实则无不可晓也，殆善师成无己酸以收之，甘以缓之，酸甘相合，用补阴血、敛逆气、除肺燥之意耳。此最得用补之妙法，单用讵能即补。洁古谓入脾经补中焦，东垣谓色在西方故补，皆足贻误后人。洄溪又但以为养肝之圣药，其亦昧之至矣。

古有减芍药以避中寒之说，寇氏然之，谓气虚禁用。此亦仲圣早有以示人者。伤寒太阴篇云：太阴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以芍药与大黄并称，即可知芍药之为芍药，胃弱宜减。更可知应用而尚不可多用，何后人直以为补胃弱既宜慎矣，乃防己黄汤下云，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则何以解之？夫芍药者，能敛外散之气以返于里者也。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气之外散为何如，故其证有兼喘者，有兼气上冲者。和胃非他，敛胃气使下降耳，岂芍药而有和胃之专长。又肺与肠胃皆一气直下

卷一

牡丹

心为牡脏主血脉，牡丹色丹属心。气味辛寒，故能通血脉除血热。辛寒兼苦，直抵下焦，故又泻肾脏阴中之火及肝热之由肾而致者。本经除症坚瘀血留舍肠胃。盖丹皮非肠胃药，而肠胃有症坚瘀血留舍则治之，义至精而至确也。

丹皮与大黄桃仁芒硝，皆能治下焦血分之病。而仲圣方或四物并用，或有大黄桃仁芒硝而无丹皮，或有丹皮而无大黄桃仁芒硝，或有丹皮桃仁而无大黄芒硝，或有大黄桃仁而无丹皮芒硝，用舍之间，讵无深意。窃尝玩索而得之矣。大黄桃仁芒硝，是治客热传入之血结，病之骤得者。丹皮是治阴虚生热之血结，病之渐致者。大黄芒硝丹皮并涤血热，而大黄下夺而厉，芒硝咸降而濡，丹皮去瘀生新而养阴，堪入于补剂。桃仁独不凉血，而破由气入血之闭滞。此四物功用之同而不同也。大黄牡丹汤，痈脓在大肠，丹皮冬瓜仁，乃治此证之专药。大黄桃仁芒硝，则因发热恶寒，必其始有外邪入里，用以下夺而加之，故四物皆不可少。

桃核承气汤，表证未解而热结膀胱，宜大黄桃仁芒硝亟攻其邪，而无庸丹皮之养阴。温经汤，病属带下而血瘀少腹，治以化气调经为主，丹皮兼疏其瘀，而无取大黄桃仁芒硝之伤正。

桂枝茯苓丸，大意与温经汤无异，而下症以止漏，下症为重，故用丹皮又加桃仁，二物性皆柔缓，不伤胎气；若大黄芒硝之咸苦下泄，则非所宜也。下瘀血汤产妇有瘀血着脐下，非阴虚血热之比，无需乎丹皮芒硝，既服枳实芍药散而不愈，自非大黄不能下夺，桃仁虫逐瘀而不峻，于产妇最宜，虽用大黄而蜜丸酒煮，用缓其性，仍所以顾产后之虚也。知此五方用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