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政权”又延期影佐、周佛海在本年一月初间预定二月二十二日成立所谓“新中央政府”，因此他们赶着开青岛会议，接着又开上海会议，准备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开会。事不如人愿，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看见他们登场呢？他们还预备着一个日期——三月十二日，可以成立“新政权”。以今天的情势推测，三月十二日总又是空过那一天。
率直的说，汪，周，梅听命于影佐，影佐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他们纵然挂上招子，上面写着二月二十二日或三月十二日开演，风雨无阻，决不延期；若是日本中央军部要延期，他们也只好延期。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周佛海报告汪道：“日本内阁有一个决议，把新中央成立的事情，全权交给影佐机关”。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可是影佐定的期怎么又不灵呢？简单的说，风雨无阻，王、梁有阻，所以青岛、上海会谈都不顺利。可是大家知道，王、梁听命于喜多、原田。喜多、原田又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日本军部叫喜多、王和原田、梁阻碍他们，他们有什么法子？听说周佛海一度到东京去告御状，也没有告得好，其实事情本没有什么可怪。
我在二月二日发表的论文“新政权是什么”里面，曾指出日本要延宕所谓“新政权”，不好由影佐开口，只好由喜多、原田出马扮演黑花脸来阻挠他们，这是日方的双簧，也是日方对于汪派傀儡化的打磨和训练，训练得他们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
二、去年延期的先例回想去年九月底，也曾有过这么的一回。
影佐、周预定九月下旬乘两伪组织在南京开联合会议的时机，汪往南京会见王、梁，作召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准备，十月中召开“中政会”，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新中央”。
汪于九月二十左右到了南京。第一天中午，汪与两伪组织人会谈，宣布那不久以后被日方全案推翻的“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要望”。会后，汪、王、梁单独谈话，汪要求他们同意于“中政会”的办法并参加；王克敏很老实的说道：“喜多到东京去了，他临行叫我不要同意中政会，我答应也是无效的，要等他来决定。”
第二天上午，喜多与影佐同到南京，影佐当下向喜多、原田、王、梁宣布阿部内阁支持“汪政权”的决意。汪听见了极端的高兴，以为事情总没有问题了吧？谁知道下午九时，王、梁来回答道：“我们对中政会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议题，都不同意”。王克敏补充道：“我们没有意见，这是喜多、原田的意见。”于是汪转为极端的失望，决定明天一早飞回上海。
这样的决定之后，第三日上午，周佛海告知影佐，影佐答道：“喜多、原田昨晚喝醉了酒”。周很高兴把酒醉喜多的事报告汪，汪也欣然相信。于是在影佐、喜多、原田三位导演亲上镜头最紧张一幕中，勉强结束南京会谈。到下午，汪才回上海，原来飞机是日方准备，你要回到上海，那能就飞。
因此所谓十一月十二日的日期延宕下去，直到十月底，影佐、周又定下十一月二十日召开“中政会”，一月一日成立“新中央”；然而到了十一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停了下来，那影佐“将军不见面”回到东京去，这个日期又拖下去了。
这是我耳闻目见的延宕和训练法——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的训练法。今年一月至二月的青岛、上海两次会谈，我虽没有去观光，可是我在去年十二月早已听见日方的消息，说青岛会谈，定有问题，如今且看两次会谈以后，一时之间，“新政权”的成立程序，又呈停滞的状况，听说问题又出在王克敏，王克敏问题，就是喜多问题，喜多问题仍然是日本中央军部的问题，谁叫他们延期，是可想而知又可想而知的了。
三、为什么又延期明白的说，日方又延期，其中原因之一，是观望国际情势的变动。
在去年八月以前，德义日共同防共同盟，助长了日本在国际上威势不少。日本与德义东西呼应，彼此提携，以与英法美对抗，很有些活泼的情形。假如日本那时候树立所谓“新政权”，极少可以得到德义的承认，紧张气焰。
假如日本坚决的加入德义军事同盟，又假如欧洲大战由于德义日军事同盟发动，又假如义大利积极参战，在这样三重假定之下，日本对于所谓“新中央”才可以风雨无阻，决不延期。
不料事实是德苏之间突然订立协定，对抗英法。在日本国内，主张加强德义日同盟的板垣，受了可以使有气节的武士道者切腹的失败，平沼内阁因此下台，日本因此延宕所谓“新政权”最初拟定的成立日期——去年十月十日。
欧战爆发，日本军人欢喜如狂，他们以为这一回，日本的国运可以一转而左右逢源。他们以为英法要撤退印度洋以东的武力，美国的力量，要牵到欧洲的险恶局面去用了。如若这样，日本可以放手解决中国问题，并可以再进一步发展他的国威，一直到印度洋的西首。
又不料事实是英法德三国宣而不战，义大利守着中立，与德日的关系，全然疏隔，义大利无所求助于日本，关系也松懈下来。美国却以全力顾到远东，英国也不肯痛快的退让。
于是日本国内，国民埋怨战争，期望“中日事变”的结束，以趁欧战的时机，发展工商事业。怎样才可以结束战争呢？主张亲英美的一派与主张亲德苏的一派，渐由相激荡而相斗争。他们的战争愈演愈烈，但在实际上，日本亲德苏么？德苏的军事同盟还没有成立，苏联是否全力投入欧战，大是问题，日本亲英美么？阿部以至于米内内阁的媚笑政策，丝毫不收实效。在这样一个拖延而孤立的国际情势之下，日本那有什么明朗的有声势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可取？
他树立“新政权”么？在一方面，英法美尤其美国，决不承认，更可以把美日关系恶化起来；在另一方面，德国的承认没有可能，义大利的承认，日本又拿什么交换条件巴结他？树立“新中央”，于日本外交现势，有害而无益。到了最近，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渡大西洋，第一脚便踏上义大利的国土。威尔斯游历义德英法各国，可以有什么成就，不可预料；但总有很大的影响，留给时局和平的前途，这个影响，反射到远东方面，就是增加日本的孤立。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日本政府不愿大鼓大擂树立所谓“新政权”，惹起人家的憎恶。
他不树立“新中央”么？日本军人又拿什么去欺哄日本国民？他又拿什么法宝对付中国？
于是，日本军部的老办法，又是叫影佐催汪上台，叫喜多、王和原田、梁去阻挠他，延了一期，再看风头。日本外交上的不生不死，叫汪集团在愚园路再不生不死一个不短的时期，五个日期一个一个的过去了，他们仍然是不生不死在愚园路。
四、汪政权无力也是原因日方的心理，是不是说像树立“新政权”这样伟大的行动，要仔细考虑国际情势才敢去作，不，不是的，日本当局以为像这样仅有烟幕作用而毫无实在效能的组织，要在这不利于日本的时机树立，是犯不着的。因为“汪政权”必然无力，所以日本毫不经心的一期延一期，如若“汪政权”有充足的力量帮助日本灭亡中国，日本也就不必顾虑国际环境了。
去年五月以来，日汪谈判的归结，是汪方国旗首都等表面的形式。日方则要汪方备具人力与物力。九个月来，日方责望汪方无力是屡次屡次的，影佐说道：“因为汪先生没有实力，日方只得要求广大的驻兵区。”清水说道：“中国高级知识份子假定三百万，汪先生能吸收一百五十万就好了。”这样使周、梅诸人红脸结舌的闲言闲语，很多很多，互相埋怨的心理，在日汪之间颇为浓厚。
为了应付他们对于日本的报销，汪方也不得不造一些假账，例如周佛海向日方说：“我有十二师，都要别的军队动他们才动。”这是去年八月的话，九月间有人告诉我，我笑道：“他的十二师，我已有四师了。”原来有些军事掮客指了几师几师，到处交换赌博的本钱，没有半句话是可以相信的，这种谎报，日方也有人知道底细，某人收买游击队，中饱了百万元，某人拿八万去江北收买游击队，全数进了腰包，如此之类，传闻处处。
这是他们的军事运动。说到党务，北平的“汪党办事处”，日日有日本宪兵光临，寸步也行不开。广州的“汪局部”，受日军四面枪击，一班委员被迫伏地，不敢动弹。从此以后，青天白日旗收到屋子里面挂。诸如此类，他们那儿去找党员，人力的充实，又从何说起？
再说汪系的特务。上海特务费，每月卅万元，特务的杀人费，还有另外的开支。实际上他们不过仰仗日本军人对于两租界的压力，闯祸劫人，其所杀者完全是无抵抗的只坐人力车或步行的一些人，稍有保护机警的人们，就在他们想望之外。假如杀和刺可以统一天下，他们的杀和刺也还差得很远。他们唯恐日本人杀中国人不够，还要中国人杀中国人，以此立下户头向日方报账。
一般以为汪可以命令周，周可以命令丁，其实不然，丁默村的特务，是对日本宪兵队负责的，汪方的密件，一落丁默村、李士群之手，立刻就走进日本宪兵队长之手。特务人员在外间自夸道：“汪在周的手里，周在我们的手里。”其实丁、李又在日本宪兵手里，汪的特务不过是日本宪兵队的延长，又算得什么特别的力量，值得他们沾沾自喜？
再说财务。愚园路的权威，建立于金钱之上，可是每月开支到二百五十万，除某氏一家而外，没有人得知底细。有财委而财委会永远不开，因此上谣言就百出。老爷买美金，太太买金钢钻，某人个人每月支配五十万，各种难听的传闻，不独流入中国人的耳朵，并且流入日本人的耳朵，闲言闲语，姑不具述。
去年十二月底，财委会主任委员报告现存六百万元，可是存在何处，无人得知。外面有一位商人说道：“他们的命脉在我手里”，如此汪系的特务财务两种命脉，都落在无人得知的黑手掌心去了。
最后，说到宣传。国民良心，终不易于泯灭，作宣传的人，与别人一样，都存着失败主义或怠工政策的心理。《中华日报》每月经费十万元，报办得比别家坏，并且坏得多。我在上海担任了四个月“宣传部长”，没有方法责备他们，本来“一不做，二不休，”始终要下决心替日本骗同胞的人，可以说很少，也可以说没有。
有人谣传我要宣布受了汪方津贴的人的姓名。尤其是上海有不少的人受过津贴，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只宣布日本军人灭我亡我的秘密，我认为这类秘密，关系到四万万同胞生命财产子孙百代。这种秘密，没有人有权利保持，所以我也没有权利保持，而要宣布给四万万同胞知道。至于中国人在威吓胁制或蒙蔽欺瞒之下，接受了他们的钱，为公为私，我们要始终严守秘密；况且替汪系作新闻运动的人，中饱私囊，确有其事，则经手者说受过津贴，而实际并没有受过也大有其人，我为什么要冤枉他们呢？还有一些无抵抗的人士，如不受钱，就要挨枪，则我对于他们受钱，只有同情，何能攻击？
一天一天，汪集团人力物力之空虚与虚伪，为日方所洞悉；一天一天，日方的拖延乃至于欺骗，也使汪方感受痛苦或失望。我可以大胆向中日两国国民说道：“这是一个国际骗局，日本军人拿去骗日本国民，汪、周、梅拿来骗中国国民，同时日汪之间，又互相一骗”。
五、还是放下吧欺骗不能解决中日两国之间并且与世界问题打成一片的大问题，欺骗只是大问题的一个细流，暂时之间为少数人所舞弄，诚意是说不上的。假如一方有诚意，这一方发见对方是欺骗时，必然立即放手，因为两方都无诚意，所以两方的心总放不下来。
要说汪系里面一点也不烦闷不怨恨，也是过甚其词，他们烦闷以至于散者散，而守者甚至有自杀自戕的心理，这是我在二月二日的论文里面指出过的。这种悲惨的心境，决不是外面的人容易体会得到的。
汪、周、梅诸人的罪过是受了日方的骗，还要替他掩饰，再来欺骗中国人，明明条件是亡国的条件，他们却硬吹“独立平等自由”，明明是“抢”，他们却硬说是“平等互惠合作”，明明是拖延，他们就说也没有说的了。
他们也只好说“从前拖，这回不拖”，“这回不拖”，是去年十二月底的话，可是现在的事实证明，“这回”仍然也是一个“拖”，他们又说什么呢？日方延了又延，拖了又拖，把他们的上台热，用冷水浇成了冰冷的冷水，可是他们硬要在冷水上面造出蒸气来，以维系部属的存在，他们关了房门，一样的倒抽冷气，出了房门，便急进急进“组府还都”。本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若一般知道这些日方欺骗小儿一样的事情，真的连卫队车夫也起不了劲头，那还了得！
他们的错误，是没有放下的勇气。在一月初间，我打电报劝他们道：“提得起，放得下，方是自主。”其实他们早在日方打磨训练之下，失去了自主。我仍然希望他们再鼓一点勇气，把他们无前途的“运动”放了下来。他们不折不扣受日方欺哄一年有余，他们如不忍心转而欺骗中国人，他们便会放手。他们如果放下手来，再没有人去受日本军人的欺骗，因为他们的一面受人家的骗，而又一面来骗人家的最后的一群。
六、日方的骗术日本是亚洲的强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勤苦奋斗，为世所知，何至于想用欺骗的手段来解决中日之间赌国运的战事呢？
大家要知道，在现阶段的日本，权实操在军部科长阶级之手，而实力在于军队里面佐官之手。他们只见一点一滴的事务，以全力达成任务。他们每一个人，看不见大局和全面，而他们的集体又没有中心干部和中心领袖，可以决定他们的行动，所以他们对于中日战事，只能发，不能收。他们对于本国政治家军人，凡能发展战事及推进侵略者，才加以崇拜。他们对于本国有识政治家收拾局面的主张，因其妨碍他们每一个人要用全力达成的任务，他们便听不入耳。
为了达成他们自己的任务，他们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和技术，有时小巧得不易发见其险恶，但也有时幼稚得一看就可以发见其欺诈。例如大柏大佐拜吴子玉做干爹，其拜跪之恭，也并非不足以动人；又如影佐对汪之流泪，在汪居然认定其可虑。每一个较为强硬的中国人，都可以使他们九十度的鞠躬；如果此人认日方为可亲，则他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自责本国军人之强横，侵略之不好，乃至于相与慷慨激昂，认错认罪，更可以夸耀此中国人是爱国者，是英雄；但是如果此人再进一步与他们发生了关系，则他们马上宜漏其秘密，使他受社会的责难，而戴上“汉奸”的衔名，于是此人乃与日方利害合于一致，成为“一不做而二不休”的汉奸份子。到此一步，则日方的面孔一变，由恭敬而为严肃，由和蔼而为凶狠，那时候，此中国人进不可而退不能，于是日方一面策动，一面责难，一面推进，一面妨碍，你做得好，他怕你，你做不好，他骂你，此中国人乃成为十足的傀儡。
日方的双簧，不独影佐与喜多联演，即影佐机关之中，也有各种的角色。周佛海发见影佐的阴狠与诈伪，却爱信犬养的忠厚，梅思平却认定犬养也在书生本色之中，带有间谍的成分。假如犬养真有本色，真有抱负，他决不会与父仇同事。所以犬养颇为有识的日人所鄙，说他是犬养木堂不肖的儿子。
总之，在现阶段的日本，没有条件可以产生一个伟大的手腕，收拾“事变”，挽回颓运，必须国际有重大的变化，而日本国内发生相应的流血巨变，使佐官政治受空前的打击，使无论是影佐或是喜多，一律失脚，那时候，中日之间，才有重大的转机。汪、周、梅虽然是他们的傀儡，假如决然舍弃所谓“和平运动”而跳出傀儡舞台，也可以使他们早一点销声匿迹，因此我仍然希望他们（汪周梅）鼓勇的把一切活动放下手来。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