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单经济学日本军队初进北平的时候，在西直门内陆军大学旧址，设立“宣传办事处”。日本人把招牌上面的“办”字写成“辨”字，汉奸无人敢于说他写错，于是“宣传辨事处”的牌子，就一直挂下去了。
汪逆伪组织的杏黄旗，本定写“反共和平”四字，后来有的写“和平建国”，有的写“反共和平建国”，南京考试院旧址的伪“国民政府”门旗是“反共和平”，新街口的旗却写“和平建国”，这是因日本人随便写。他们也只听其随便写，有一次汉口特务机关长柴山当面递一封信，上面写“汪兆铭阁下”，汪逆接信时一面脸板着一面口里还道谢，你有什么法子？
在日本特务人员任意搬演之下，汪周二人各有特性，汪的特性是每天讨论商量，但行为全与讨论商量两不相干，周佛海的特性是不讨论不商量，也不思索，在他看来事情总是简单的。有一条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老早在他的心里，这个原理是“有钱就可以开银行，开银行就可以发纸币”，根据这个原理，他在去年六七月里，就定下了“新中央银行”为中心的财政金融计划。
那里来的钱呢，借日本钱，纸币没人用呢，大之制裁以日本宪兵，小之威胁以丁默村的特务。这是他的财政金融计划的前提条件和救济方法，为了借日本钱开银行而发纸币，他决定了请日本财政顾问。
第一次看出他的财政金融计划不通的乃是犬养健，周佛海于去年七月把计划给犬养，犬养拿了“计划”来看梅思平，犬养对梅说：“除了请日本财政顾问和请借款，这个计划是看不大懂。”也许犬养是英国留学生看不懂这位日本留学生起草的“计划”，梅在九月底才把这件事告诉我。
第二次揭破这个财政金融计划的，就是石渡、阿部内阁成立，石渡退位，于去年十一月初来沪，汪方派了张素民、陈君慧等去和他谈及银行纸币问题，他指定了什么重计中佐一类无关重要的人和张陈谈判，他本人说了一句“新中央银行不宜成立”的简单的话，就到南京去了。他由南京回沪，即东渡回日本，那谈判只半途而废。第三次揭破这个计划的，要算阿部的专家顾问青木了，许多的日本人都为华北的“联币”，以及华中的军用票“华兴币”的问题所困，他们不能忍受伪政府再印一批毫无价值的伪法币。使日本人陷入更大的难关。
“有钱就可以开银行发纸币”的简单经济学原理是荒谬的；何况原理的前提不能成立，日本人没有再开银行发纸币的那样财力。
二、华北伪法币如何据北平的伪“联合准备银行”年会报告，“联币”发行到四万五千八百万元，而东京朝日新闻四月二十四日的华北通讯，说“联币”发行额已超过五万万元。
“联币”本是军用票的性质，随日本在华北军事的进行，“联币”发行数额只有增加，同时日本在华北要“开发”要“建设”，换句话说：日本为了掠夺并独占华北各方面经济事业，尤其是煤、铁、盐、棉花、羊毛等资源，也要增发“联币”。估计芦沟桥事变以前，华北流通的法币约三万万元，现在“联币”却增发到五万万元以上。
过去三万万元法币流通地域，是普遍于都市乡村，现在一般乡村以及多数县城，为日本军队力量所不及者，与游击队所控制者，全用法币，“联币”只通行于大都市大城市及主要交通线，即日本军队驻屯的狭小的线和点。
都市以乡村为营养环境，现在华北的实况，都市与乡村之间是隔绝的，即如北平游览区的西郊，现在亦以红山口为界，甚至于红山口的里面，夜间还不能通行。乡村的小贩如挑着农产物到都市去，即为游击队所截留，即令他能到都市，他卖货所得的是“联币”，这种钱在乡间是无用的，并且是违禁的，他还来做什么？都市的商人同样不能下乡买货，他拿着“联币”既不能安全下乡，即下乡也买不着货。
“联币”客观数量已经膨胀，而主观上又堆积于少数的都市，不能购取乡村的产物，其价格当然跌落，而物价昂腾，现在的批发物价的指数，比民国二十五年贵到三倍有余。
再以进出口贸易而论，华北原为外国粮食与轻工业品消费市场，即以食粮而论，华北每年进口外国食粮的一万万元，而以出口之煤、皮革、羊毛、花生、棉花等货所得之外汇相抵。现在“联币”不能作买英美荷等主要贸易国的钱币，外商运货来华北时，不独受日本方面非法的限制和排挤，并且卖得的“联币”等于废纸，外商的生意当然不能做。
日本则由华北掠取煤、铁、羊毛、棉花等资源，而其对应所得之进口货为日本的轻工业品。民国二十五年华北进出口货，出超五千万。二十七年转为入超六千六百万元，二十八年入超额增为三万七千五百万之巨。入超大部以“联币”为抵，因此日本商人也只是取得不能换取外汇的废纸一批，只有用到华北。
日本对华北的输入所得的是“联币”，由于日本限制外汇，“联币”在名义上是“圆元同率”，但日本不许“联币”换取日圆，日圆法定汇价是英金一仙令二便士以上，但“联币”实价跌至英金四便士以下，四月间华北日支经济协议会决定加强“圆元同率”，但是实际上这个决定不能实行是显然的。
日本对华北输入增加，引起日本商民的不满。二月十三日，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开会时，日本议员质问这件事，说道“日本为维持华北几万万联币的信用，在本国物资缺乏时，还要供给物资于华北，这是不能满意的事情”。日本政府的答复非常含混，只说仍然维持“圆元同率”。
如果日本不维持“圆元同率”则“联币”更要跌落，即令维持，也并不能使“联币”的价格高了起来。日本方面这个苦恼正在发展之中，他们现在正开会于东京、于北平，都没有得到良好的办法。
今年二月间，华北传闻汪伪上台，要发行所谓“新法币”于是“联币”暴跌，经日军再三辟谣才略为回涨，倘如汪伪法币发行，则华北的货币问题，更使日本方面无法下手。
华北日军占领地与华中日军占领地的汇兑协定，也没有可能，“联币”是与日元同率，“华兴券”则由日本定为六便士，由“法定价”而论，便无法规定汇率，但在实际上，“华兴券”在华中并没有地位，华中日军占领地流通的仍然是法币，另外有日军强用的军用票。
华北货物向日本以外出口，是不多的，因为外国钱币与“联币”没有联系，因为华北对外出口，往往转到上海方面来脱离日本的控制。
最近日本企图运用物资交换制度，使华北华中之间，以现物交换（大阪每日新闻三月二十四日），两处的日本兴亚院联络部，协议以华北的煤与华中的米麦交换，一年之内想达到五千万圆的数量，（大阪每日新闻四月二十三日）这种办法也足见伪币问题达到难于解决的程度。
三、日圆集团华中除外论在华中日军占领地，“华兴券”是一种名义的兑换券，日本发行“华兴券”和中国规定的关金一样，不过是计算上的单位，“华兴券”的发行数额，从来是采取消极紧缩政策，所以在市场上没有地位。
华中仍然是法币流通地带，日本军队只是强制使用大量的军用票，军用票购买货物，是强制的，因之日军驻屯地点的货物多向非占领地逃避，长江下游的生产区域，最大部份本来是中国军队及游击队保卫的区域，日本军用票决不能行使到这里来。
由于法币贬值，英法等外国持票者，能够出高价购买中国货，例如棉花，日商出价每担五十元，西商则出五十元以上的价钱，买到百分之五十至一百的中国白棉。日商无法与之竞争，日商如要竞争，只有把日圆买法币而用以买货，这样在日本政府看来，就是日金出口，不得不加以限制。日商如把华中当作日圆集团地域来看，则若于军用票不能与西商竞争，“华兴券”又不为商业活动而增加数额，即令“华兴券”增加数额，也不过追随“联币”而同陷于跌价的困境。
上海为中外银行汇聚的场所，无论什么纸币，如不能通行于中外银行的范围以内，便没有价值，无论日本增发“华兴券”，或印发伪法币都只是蹈军用票的覆辙，徒然发生一个伪法币与军用票如何调整的难题。
汪方“专家”研究的结果，伪法币要与日圆同率，但是这个主张是空话，“圆元同率”在华北已是没有效用而徒陷日本于苦恼的。如要求“日圆伪币同率”，日本又要求什么呢？日本要求你的伪法币，有已独立的价格，你的法币如何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而有价格呢，这不是“专家”的问题，这是事实不许你做到的。
如若伪法币大量发行于华中，而“圆元同率”，其结果日商向华中输入的货物，又只能换得伪币，日商想用伪币购买中国货，中国货一样逃避，日商要把伪币拿去买英美荷的货物，又要先把伪币换成日圆，日圆只得膨胀，日金只好外流，日圆因而跌落。这个苦恼，日本已经设法救济了，二月五日日本议会开会时，日议员质问道：日本贸易在一九三九年度虽说出超八万万元，但若除开日圆集团贸易外，结果是入超四万万元，其对日圆集团之出超十二万万元，既不能换取外汇，而此入超四万万元却须支付外汇，现在如果华中又发行与“联币”相同的伪法币，更增加此种困难。
最近上海的日本商人主张把华中划出日圆集团之外，以便日商在此与西商竞争，就是由于上述各种困难而起，在此时，在周的伪中央银行与伪法币的政策，当然不合日本方面的胃口了。
四、简单经济原理的揭破周佛海的简单经济原理，是被日本人揭破了。原来日本没有这份钱，所以不能就开银行，开银行也不能就发纸币，也不能就发横财，这恰与他“有钱就可以开银行，开银行就可以发纸币”的幻觉是相反的。然而日本在中国的举动，一律是自造困难，伪行与伪币，虽说招致困难，仍旧是要进行的。汪伪的财政，非滥发纸币不能维持，同时日本在华中的军事，与所谓“开发”之独占经济活动，也要求滥发纸币，日本商人固然感觉痛苦，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本来是日本军阀财阀在一般日本商民的痛苦上面强行的。
至于日军占领地内中国商民因此而感受痛苦，例如华北粮食缺乏与物价高涨，以致于此屋骈死的惨状，老早在于汪周之流意想之外的了。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