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在军中既月余，外事稍梗绝，顾闻诸道路，谓海上一二耆旧，颇有持清帝复辟论者，以为今日安得复有此不详之言，辄付诸一笑。既而谉果有倡之而和之者，于是乎吾不能无言也。
就最浅近最直捷之事理言之：今兹国人所为踔厉奋发，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相争者，岂不曰反对帝制乎哉？反对帝制云者，谓无人焉而可帝，非徒曰义不帝袁而已。若曰中国宜有帝，而所争者乃在帝位之属于?何，则是承认筹安会发生以后，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前，凡袁世凯所作所为，皆出于谋国之忠，其卓识伟?，乃为举国所莫能及。而杨锐锐之《君宪救国论》，实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然则耆旧诸公，何不以彼时挺身为请愿代表，与彼辈作桴鼓应？至讨论帝位?属之时，乃异军突起，为故君请命，此岂不堂堂丈夫也哉。顾乃不然，当筹安会炙手可热，全国人痛愤欲绝时，袖手以观望成败；今也数省军民为“帝制”二字断吭绝脰者相续，大?尚盘踞京师，陷贼之境宇未复其半，面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
夫谓立国之道，凡帝制必安，凡共和必危，无论其持之决不能有故，言之决不能成理也，就让十步、百步，谓此说在学理上有圆满之根据，尤当视民情之所向背如何。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向共和乎，为趋向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今梦想复辟者，若谓国体无须以民情为基础耶，愚悍至于此极，吾实无理以喻之；若犹承认国体民情当相依为命耶，则其立论之前提，必须先认定恢复帝制为实出于全国之民意。果尔，则今日国人所指斥袁世凯伪造民意之种种罪状，应为架空诬谤，袁固无罪，而讨袁者乃当从反坐。故复辟论非他，质言之，则党袁论而已，附逆论而已。
复辟论者惟一之论据曰：共和国必以武力争总统也，曰：非君主国不能有责任内阁也。此种微言大义，则筹安六君子之领袖杨锐锐者，实于半年前发明之。杨锐之言曰：“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吾欲问国人，杨锐“非君主不能立宪”一语，是否犹有辨驳之价值？然则等而下之，彼拾杨锐唾余以立论者，是否犹有辨驳之价值？以此种驳论费吾笔墨，笔墨之冤酷，盖莫甚矣。但既已不能自己于言，则请为斩钉截铁之数语，以普告新旧筹安两派之诸君子。（复辟派所著论题曰《筹安定策》，故得名之曰“筹安新派”。）曰：国家能否立宪，惟当以两条件为前提：其一问军人能否不干预政治，其二问善良之政党能否成立。今新旧筹安派之说，皆谓中国若行共和，必致常以武力争总统，而责任内阁必不能成立。其前提岂不以今后中国之政治，常为武力所左右，而国会与政府皆不能?正轨以完其责也。如其然也，则易共和而为君主，而国中岂其遂可不设一统兵之人？在共和国体之下，既敢于挟其力以争总统；在君主国体之下，曷为不可挟其力以临内阁？彼固不必争内阁之一席也，实将奴视内阁而颐使之。彼时当总理大臣之任者，其为妇于十数恶姑之间，试问更有何宪法之可言？是故今后我国军人之态度，若果如筹安两派之所推定，则名虽共和，不能立宪固也，易为君主，又岂能立宪者？复次，责任内阁以国会为性命，国会以政党为性命。政党而腐败耶，乱暴耶，在共和国体之下，其恶影响固直接及于国会，而间接及于内阁，易以君主，结果亦复同一。彼时当总理大臣之任者，等是穷于应付，而又何有宪法之可言？是故今后我国政客之程度，若果如筹安两派之所推定，则名虽共和，不能立宪固也，易为君主，又岂能立宪者？反是而军人能戢其野心，政客能轨于正道，在君主国体之下，完全责任内阁固能成立；在共和国体之下，完全责任内阁又曷为不能成立？君主国宪法可以为元首无责任之规定，共和国宪法独不可以为同一之规定耶？若谓宪法之规定，不足为保障，则共和宪法固随时可成具文，即君主宪法又安往不为废纸？信如是也，则我国人惟当俯首贴耳，伫候外国之入而统治，此乃我国民能否建国之问题，而非复国体孰优孰劣之问题矣。
抑吾更有一言：今之倡复辟论者，岂不曰暢怀故主也？使诚有爱护故主之心，则宜厝之于安，而勿厝之于危。有史以来，帝天下者，凡几姓矣，岂尝见有不覆亡之皇统？辛亥之役，前清得此下场，亦可谓自古帝王家未有之奇福。今使复辟论若再猖獗，安保移国之大盗不翦除之，以绝人望。又不然者，复辟果见诸事实，吾敢悬眼国门，以睹相续不断之革命。死灰复燃，人将溺之。诸公亦何仇于前清之胤，而必蹙之于无噍类而始为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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