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庐学案表
吴澄（孙）当
（程徽庵、戴泉元明善
溪、程月岩门虞集陈旅
人。）（附师傅古直。）
（双峰再传。）王守诚
（勉斋、宏斋、南苏天爵（别见《静修学案》。）
溪三传。）刘霖
（晦翁、清江四李扩（见上《草庐门人》。）
传。）陈伯柔（见上《草庐门人》。）
（象山私淑。）熊本（见上《草庐门人》。）
乌本良（别见《静明宝峰学案》。）
（众仲讲友。）
贡师泰郑桓（别见《师山学案》。）
鲍恂
蓝光
夏友兰
袁明善
黄极（子）宝
李本
（祖荣。）
（父伯源。）
（从父季渊。）
李栋
朱夏
黎仲基
王彰
王梁
杨准
李心原
皮溍
解观
黄盅
潘音
赵宏毅（子）恭
王祁
李扩
陈伯柔
黄冔
危素（别见《静明宝峰学案》。）
包希鲁
熊本
（父绍。）
丁俨
许晋孙
饶敬仲
郑真（别见《深宁学案》。）
杜本张理
（道园讲友。）
王科（子）梁（见上《草庐门人》。）
虞汲（子）集（见上《草庐门人》。）
（并草庐讲友。）孛朮鲁翀（别见《萧同诸儒学案》。）
欧阳玄（别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贡奎（子）师泰（见上《草庐门人。》）
（父士瞻。）
黄泽赵汸倪尚谊
（附李溉之。）
武恪
（并草庐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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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庐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述《草庐学案》。（梓材案：是卷多仍黄氏之旧，今并入九江学派。）
◆程戴门人（双峰再传。）
文正吴草庐先生澄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年二十，应乡试中选，春省下第。越五载而元革命，程巨夫求贤江南，起先生至京师。以母老辞归。巨夫请置先生所著书于国子监。左丞董士选荐授应奉翰林文字。至官而去。除江西提学副提举，居三月，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为国子监丞。升司业。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蔽必偏于语言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先生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崇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先生一日谢去。未几，以集贤直学士召，不果行。英宗即位，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泰定元年，为经筵讲官。至治末，请老而归。先生尝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鲁、邹，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也，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其自任如此。元统元年卒，年八十五。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初，先生所居草屋数间，巨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为草庐先生。
百家谨案：幼清从学于程若庸，为朱子之四传。考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
草庐精语
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即当用功以知其性，以养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见，谓之知。既认得日用之间，随其所发见，保护持守，不可戕贼之谓养。仁之发见，莫切于爱其父母，爱其兄弟，于此扩充，则为能孝能弟之人，是谓不戕贼。其仁义礼智皆然。有一件不当为之事而为之，是谓戕贼其义。于所当敬让而不敬让，是戕贼其礼。知得某事之为是，某事之为非，而不讨分晓，仍旧胡涂，是戕贼其智。今不就身上实学，却就文字上钻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学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观其行程节次，即日雇船买马起程，两月之间，可到燕京，则见其宫阙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风沙如何，习俗如何，并皆了然，不待问人。今不求到燕京，却但将曾到人所记录，逐一去挨究参互比较，见他人所记录者有不同，愈添惑乱，盖不亲到其地，而但凭人之言，则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曰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此理在天地，则元亨利贞是也。其在人而为性，则仁义礼智是也。性即天理，岂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气有或清或浊之不同，成质有或美或恶之不同。气之极清、质之极美者为上圣，盖此理在清气美质之中，本然之真，无所污坏，此尧、舜之性所以为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称尧、舜以实之也。其气之至浊、质之至恶者为下愚。上圣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浊，或美或恶，分数多寡，有万不同。惟其气浊而质恶，则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碍沦染而非复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万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故虽与告子言，而终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读《孟子》，亦见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盖孟子但论得理之无不同，不曾论到气之有不同处，是其言之不备也。不备者，谓但说得一边不完备也，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扬以性为恶，以性为善恶混，与夫世俗言人性宽、性褊，性缓、性急，皆是指气质之不同者为性，而不知气质中之理谓之性，此其见之不明也。不明者，谓其不晓得性字，故曰论气不论性不明。此指荀、扬、世俗之说性者言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语，正是针砭世俗错认性字之非，所以为有大功。张子言：「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晓，而观者不能解其言，反为所惑，将谓性有两种。盖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性字只是一般，非有两等性也，故曰二之，则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则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气质中，所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也。气质虽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则一，但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故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汤、武反之也，反之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存于气质之中，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大，能学者，气质可变，而不能污坏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复如前污坏于气质者矣，故曰「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欲下工夫，惟敬之一字为要法。
学者工夫，则当先于用处着力，凡所应接，皆当主于一。主于一，则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处，自无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积久，无一事而不主一，则应接之处，心专无二。能如此，则事物未接之时，把捉得住，心能无适矣。若先于动处不能养其性，则于静时岂能存其心哉！
知者，心之灵，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闻见之知，然则知有二乎哉﹖夫闻见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又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固非如记诵之徒，博览于外，而无得于内；亦非如释氏之徒，专求于内，而无事于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闻见之知于德性之知，是欲矫记诵者务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于异端也，圣门一则曰多学，二则曰多识，鄙孤陋寡闻，而贤以多问寡，曷尝不欲多知哉！记诵之徒，则虽有闻有见，而实未尝有知也。昔朱子于《大学或问》尝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穷理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极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夸多为务，而不核其表里真妄之实，然是以识愈多而心愈窒。」
太极与此气非有两物，只是主宰此气者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气中而主宰之也。
元亨，诚之通者，春生夏长之时，阳之动也，于此而见太极之用焉。利贞，诚之复者，秋收冬藏之时，阴之静也，于此而见太极之体焉。此造化之体用动静也。至若朱子所谓本然未发者，实理之体；善应不测者，实理之用。此则就人身上言，与造化之体用动静又不同。盖造化之运，动极而静，静极而动，动静互根，岁岁有常，万古不易，其动静各有定时。至若人心之或与物接，或不与物接，初无定时，或动多而静少，或静多而动少，非如天地之动静有常度也。
太极本无动静体用也，然言太极，则该动用静体在其中。因阳之动，而指其动中之理为太极之用耳，因阴之静，而指其静中之理为太极之体耳，太极实无体用之分也。
若曰徒求之五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此则至论。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堕此窠臼。学者来此讲问，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有数条自警省之语，又拣择数件书，以开学者格致之端，是盖欲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经也。
百家谨案：草庐尝谓学必以德性为本，故其序《陆子静语录》曰：「道在天地间，今古如一，当反之于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以是，岂不至简至易而切实哉！不求诸己之身，而求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悯也。」议者遂以草庐为陆氏之学云。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虽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无间，未始相离也。
理在气中，原不相离。老子以为先有理而后有气，横渠张子诋其有生于无之非，晦庵先生诋其有无为二之非。其「无」字是说理字，「有」字是说气字。
百家谨案：理在气中一语，亦须善看一气流行，往来过复，有条不紊。从其流行之体谓之气，从其有条不紊谓之理，非别有一理在气中也。
仁，人心也，敬则存，不敬则亡。
圣人与天为一。
夫人之一身，心为之主。人之一心，敬为之主。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
百家谨案：虚实之言，本于程子。
我之所以为身，岂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之谓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为天，我之所以为身也，然则我之身，非人也，天也。
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为体，中因时以为用。昔之过也，今为不及。彼之不及也，此为过。随时屡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屡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则恶能常而不易哉！铢两不易，衡之常也，胶其权则奚取﹖然则权之前却无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时中之谓庸，盖如此。
或问立之义曰：「定脚之谓立，动脚则非立矣。」此一义也。可与立者，谓行到此处，立定脚跟，更不移动，故先儒以守之固释之。三十而立，立于礼之立，并同。竖起之谓立，放倒则非立矣，此又一义也。《孝经》所谓立身行道，名立于后世；《左传》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并同。
敬者心之一。
主于天理则坚，徇于人欲则柔。坚者，凡世间利害祸福、富贵贫贱举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则外物之诱仅如毫毛，而心已为之动矣。
百家谨案：所谓水不能濡，火不能爇，天理是也，非特坚而已。
夫学，孰为要﹖孰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与我，我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学何学哉！圣门之教，各因其人，各随其事，虽不言心，无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为太极。」周子曰：「纯心要矣。」张子曰：「心清时，视明听聪，四体不待羁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入身来。」此皆得孟子之正传者也。
予观四子言志，而圣人独与曾点，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为，而曾点但言今日之所得为。期所期于后，不若安所安于今也。夫此道之体，充满无毫毛之缺；此道之用，流逝无须臾之停，苟有见乎是，则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无所愿乎外，夫子之乐，在饭疏饮水之中，颜子之乐，虽箪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点之乐者与。凡人皆当志于圣，逊弟一等而为第二等，比于自暴自弃。
始终一信，中允而外谅，然后无愧于古人务实之学。
夫子生知安行之圣，未尝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继圣统也。子思传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实发前圣不传之秘、至汝南周氏，直指思为圣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之传，而关西之张、河南之程，其学不约而同，可见其真得孔圣传心之印。
见孺子入井，恻然不忍，于心从何而萌﹖闻犬马呼己，能艴然不受，是心从何而起﹖举世伥伥，如无目之人，坐无烛之室，金玉满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宝也。傥能感前圣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觉焉，譬如目翳顿除，烛光四达，左右前后，至宝毕见，皆吾素有，不可胜用也。
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悲、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
敬则心存，心存而一动一静皆出于正。仁义礼智之得于天者，庶其得于心而不失矣乎！
昔赵清献公日中所为，夜必告天；司马文正公平生所为，皆可语人。如欲日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语人者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语人者为非。非则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复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谓日日新，又日新。
纯乎天理之实为诚，徇乎人欲之妄为不诚。惟能以天理胜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无所愧，俯无所怍，庶几其诚乎！穷物理者，多不切于人伦日用；析经义者，亦无关于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复如夫子之所以教，颜子之所以学者矣！
孔门弟子问夫子所志，曰老安、少怀而信朋友。是使之一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无一之不得其所，故曰圣人之心犹天也。若夫自处其身于无过之地，而视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无与于吾事然，是则杨朱为我之学，而圣贤之所深辟也。
时不同，为其时之所可为者而已；位不同，为其位之所当为者而已。
（梓材谨案：此下有一条，移入《象山学案》。）
仁，人心也，然体事而无不在。专一于心，而不务周于事，则无所执着，而或流于空虚。圣贤教人，使其随事用力，及其至也，无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
凡丧，礼制为斩齐功缌之服者，其文也；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者，其实也。中有其实，而外饰之以文，是为情文之称。徒服其服而无其实，则与不服等耳。虽不服其服而有其实者，谓之心丧。心丧之实，有隆而无杀；服制之文，有杀而有隆，古之道也。
三纲二纪，人之大伦也。五常之道也，君为臣之纲，其有分者义也；父为子之纲，其有亲者仁也；夫为妻之纲，其有别者智也。长幼之纪，其序为礼，朋友之纪，其任为信，之二纪者，亦不出乎三纲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于宗族，其先后以齿者，一家之长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于俦侣，其尊卑以等者，一国之长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于宗族，其互相帮助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俦侣，其互相规正者，异姓之朋友也。举三纲而二纪在其中，故总谓之纲常。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物者，以其有此纲常之道也。
夫道也者，天之所以与我，己所固有也，不待求诸外。有志而进焉，有见有得，可立而。
读《四书》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尝谓《大学》有二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物既格者，醒梦而为觉，否则虽当觉时犹梦也。意既诚者，转兽而为人，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号为读《四书》而未离乎梦、未免乎兽者盖不鲜，可不惧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诚在慎独，苟能是，始可为真儒，可以范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师也！
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呜呼甚矣，道之无传而人之易惑难晓也！为人子孙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着，何算焉﹖能自立欤，虽微而浸着；不能自立欤，虽着而浸微。盛衰兴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为贵！
不以外物易天性之爱。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气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为道，具于心，岂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尝直言心体，盖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处，各当其理，而心之体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谓，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见于《论语》之所记，而得于《孟子》之传，则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时学者未可与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传孔子之道，而患学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呜呼至矣！此陆子之学所从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谓之本心者，以为万理之所根，犹草木之有本，而苗茎枝叶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谈陆子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陆子之所以为学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逮周、程、张、邵诸子，莫不皆然。故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应接酬酢，千变万化，无一而非本心之发见，于此而见天理之当然，是之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也。
（梓材谨案：此下有二条，其一移入《濂溪学案》，其一移入《伊川学案》。）
所贵乎读书者，欲其因古圣贤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圣贤之言，其与街谈巷议、涂歌里谣等之为无益。
读书当知书之所以为书，知之必好，好之必乐，既乐则书在我。苟至此，虽不读，可也。
宋三百年，礼儒臣，尚经训，虽季世，家法犹未替。
孝岂易能哉！圣门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门人尝问：「夫子可以为孝乎﹖」而曾子以「参安能为孝」答。曾子之父，圣门高弟，乐道亚于颜子。曾子之事亲，极其孝矣，而孟子仅以为可。岂谓曾子之孝为有余哉！盖子之身所能为者，皆其所当为也，是以曾子终身战兢，惟恐或贻父母羞辱，逮于启手足之际，然后自喜其可免，于此见孝行之难也。
古今人言静字，所指不同，有深浅难易。程子言「性静者可以为学」，与诸葛公言「非静无以成学」，此静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为。周子言「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与庄子言「万物无足以挠心故静」，此静字则难，非用功圣贤学者，未之能也。《大学》「静而后能安」之静，正与周子、庄子所指无异。朱子以心不妄动释之，即孟子所谓「不动心」也。孟子之学，先穷理知言，先集义养气，所以能不动心。《大学》之教，穷理知言则知止，集义养气则有定，所以能静也。能静者，虽应接万变，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谓动而无动是也。安则素其位而行，无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谨案：此下有一条，移入《濂溪学案》《太极图说》后。）
墓焉而体魄安，庙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亲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与体合；而其死也，神与体离。以其离而二也，故于其可见而疑于无知者，谨藏之而不忍见其亡；于其不可见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见其存。藏之而不忍见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见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于墓；葬之后，迎精而反于家。方其迎精而反于家也，一旬之内，五祭而不为数，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丧而迁于庙也，一岁之内，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庙，庙有主，祭之礼，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亲之体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时展省焉，省之礼非祭也。
诸经序说
《易》，羲皇之《易》，昔在羲皇，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当是时，《易》有图而无书也。后圣因之作《连山》，作《归藏》，作《周易》，虽一本诸羲皇之图，而其取用盖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独存，世儒诵习，知有《周易》而已。羲皇之图，鲜获传授，而沦没于方技家，虽其说具见于夫子之《系辞》、《说卦》，而读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发挥之，于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学《易》者不断自文王、周公始也。今于《易》之一经，首揭此图，冠于经端，以为羲皇之《易》，而后以三《易》继之，盖欲使夫学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寻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尔。
《连山》，夏之《易》。《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或曰神农作《连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连山》，今亡。
《归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干》焉。」说者以《坤》、《干》为《归藏》。或曰，黄帝作《归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归藏》，今亡。
《周易》，《上、下经》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辞》、《象辞》、《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传十篇，孔子作。秦焚书，《周易》以占筮独存。《汉志》《易》十二篇，盖《经》二《传》十也。自魏、晋诸儒分《彖》、《象》、《文言》入《经》而《易》非古，注疏传诵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东莱吕氏始考之以复其旧，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阙衍谬误，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订，视旧本为精善，虽于大义不能有所损益，而于羽翼遗经，亦不无小补云。凡十三卷，今存。（以上《易序录》。）
谢山《读草庐易纂言》曰：「草庐着《易纂言》，累脱■而始就。其自言曰：『吾于《易》书，用功至久，下语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系辞》之意。』又曰：『吾于《书》有功于世为犹小，吾于《易》有功于世为最大。』及愚谛观其书，如以《大传》所释诸卦爻辞为《文言传》之错简合作一篇，芟《震》《彖辞》『震来虩虩』八字为爻辞所重出，增『履者礼也』一句于《序卦传》，俱未免武断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习』句，《师》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见其有所据也。若改《屯》初之『盘桓』为『盘桓』，《师象》之『丈人』为『大人』，《否》二之『包承』为『包羞』，而以『亿丧贝』为后世意钱之戏，则经师家亦岂有信之者！然则草庐之所以为自得者，殆其所以为自用也。世所传朱枫林《卦变图》以十辟六子为例，实则本诸草庐云。」
又《答董映泉问草庐易纂言外翼书》曰：「草庐于诸经中，自负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则罕及之，所以揭曼硕奉诏撰《神道碑》不列是书，而《元史》本传俱失载焉。考《草庐年谱》，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义塾规制。十月还家，《易纂言》成。天历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请考校乡试，辞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庐于《易》自云：『累脱■而始就，而犹有未尽，于是有《外翼》之作。』又考《草庐行状》，《外翼》十二篇，曰卦统，曰卦对，曰卦变，曰卦主、曰变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辞例，曰变例，曰易原，曰易流，则是书之卷第也。姚江黄梨洲征君着《学易象数论》，中引草庐《先天互体圆图》，在《纂言》中无之，当即系十二篇之一。征君于书，无所不窥，不知及见是书而引之邪﹖抑展转出于诸家之所援据邪﹖草庐之《易》，愚所不喜。至于先天互体之例用圆图，创作隔八缩四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为汉、魏诸儒所未有，然实支离不可信。总之，宋人误信先后天方圆诸图，以为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为陈、邵之学故也，而《行状》谓草庐于《易》自得之妙，有非学者所能遽知，而通其类例以求之者，皆于《外翼》具之。此固出于弟子推其先师之语，然惜其完书不得见于今，以一一为之辩正也。《草庐行状》，虞学士道园作。《年谱》，危学士云林作。」
（云濠谨案：草庐《易纂言外翼》，谢山以不见完书为惜。朱竹垞检讨《经义考》云：「见昆山叶氏，而亦未详篇目。惟《四库书目经部易类》载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注《永乐大典》本。」）
《尚书》二十八篇，汉伏生所口授者，所谓《今文书》也。伏生，故秦博士。焚《书》时，生壁藏之。其后兵起流亡。汉从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齐、鲁间。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欲召生，时年九十余矣，不能行。诏太常遣掌故错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错以意属读者也，其间缺误颠倒固多，然不害其为古《书》也。汉、魏数百年间，诸儒所治，不过此耳。当时以应二十八宿，盖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犹有书也。东晋元帝时，有豫章内史梅赜增多伏生《书》二十五篇，称为孔氏壁中古文，郑冲授之苏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谧从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赜。赜遂奏上其书。今考传记所引古《书》，见于二十五篇之内者，郑玄、赵岐、韦昭、王肃、杜预辈并指为「逸书」，则是汉、魏、晋初诸儒曾未之见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旧，以为汉儒所传，确然可信，而晋世晚出之《书》，别见于后，以俟后之君子择焉。
《书》二十五篇，晋梅赜所奏上者，所谓《古文尚书》也。《书》有今文古文之异，何哉﹖错所受伏生《书》，以隶写之，隶者，当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书，科斗者，仓颉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书》不传。后有张霸伪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为《古文书》。汉《艺文志》云，《尚书经》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书》二十八篇及武帝时增伪《泰誓》一篇也。《古经》十六卷者，即张霸伪《古文书》二十四篇也。汉儒所治，不过伏生《书》及伪《泰誓》共二十九篇尔。张霸伪《古文》虽在，而辞义芜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及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既有证验，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张霸伪《书》辽绝矣。析伏氏《书》二十八篇为三十三，杂以新出之《书》，通为五十八篇，并《书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国传及序，世遂以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诸儒从而为之疏义。自是以后，汉世大小夏侯、欧阳氏所传《尚书》止二十九篇者，废不复行，惟此孔壁传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书》既与梅赜所增混淆，谁复能辨！窃尝读之，伏氏书虽难尽通，然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釆集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吴才老曰：「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朱仲晦曰：「《书》，凡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损一字者﹖」又曰：「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也﹖」又曰：「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未见，可疑之甚。」又曰：「《书序》，伏生时无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人文字，只是后汉末人。」又曰：「《小序》决非孔门之旧，安国《序》亦非西汉文章。」又曰：「先汉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极轻。」又曰：「《尚书》孔安国传，是魏、晋间人作，托安国为名耳。」又曰：「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气象与《孔丛子》同是一手伪书，盖其言多相表里，而训诂亦多出于《小尔雅》也。」夫以吴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顾澄何敢质斯疑，而断断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为古《书》，则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为卷帙，以别于伏氏之《书》。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复合为一，以置其后；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闻之先儒云尔，凡四卷。今存。（以上《书序录》。）
谢山《读草庐书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尚书》者，其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不可谓非草庐之过也。近世诋《古文》者日甚，遂谓当取草庐之书列学宫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谓草庐之作尚出权辞。噫！权辞也，而轻以之训后世哉！」
《诗》，《风》、《雅》、《颂》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乐章。六篇无辞者，笙诗也，旧盖有谱以记其音节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则歌辞也。乐有八物，人声为贵，故乐有歌，歌有辞。乡乐之歌曰《风》，其诗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也，故先生采以入乐，而被之弦歌。朝廷之乐歌曰《雅》，宗庙之乐歌曰《颂》，于燕飨朝会享祀焉用之，因是乐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为是辞。然则《风》因诗而为乐，《雅》、《颂》因乐而为诗，诗之先后，于乐不同，其为歌辞一也。经遭秦火，乐亡而《诗》存。汉儒以义说《诗》，既不知《诗》之为乐矣，而其所说之义，亦岂能知诗人命辞之本意哉！由汉以来，说三百篇之义者，一本《诗序》。《诗序》不知始于何人，后人从而增之。郑氏谓《序》自为一编，毛公分以置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为一编也，《诗》自《诗》，《序》自《序》，《序》之非经本旨者，学者犹可考见。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则未读经文，先读《诗序》，《序》乃有似诗人所命之题，而《诗》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读者必索《诗》于《序》之中，而谁复敢索《诗》于《序》之外哉！宋儒颇有觉其非者，而莫能断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后足以洗千载之谬。尝因是舍《序》而读《诗》，则虽不烦训诂而意自明；又尝为之强《诗》以合《序》，则虽曲生巧说而义愈晦，是则《序》之有害于《诗》为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诗》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乱乎《诗》之正文，学者因得以《诗》求《诗》，而不为《序》说所惑。若夫《诗》篇次第，则文王之二南而间有平王以后之诗；成王之《雅》、《颂》而亦有康王以后之诗；变雅之中而或有类乎正雅之辞者，今既无从考据，不敢辄更。至若变风强入乐歌，而未必皆有所用；变雅或拟乐辞，而未必皆为乐作，其与《风》、《雅》合编，盖因类附载云尔。《商颂》，商时诗也；《七月》，夏时诗也，皆异代之诗，故处《颂》诗、《风》诗之末。《鲁颂》乃其臣作为乐歌以颂其君，不得谓之风，故系之《颂》。周公居东时诗，非拟朝廷乐歌而作，不得谓之《雅》，故附之《豳风》焉。（《诗序录》。）《春秋经》十二篇，《左氏》、《公羊》、《谷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书》、《诗》、《春秋》于临漳郡，《春秋》一经止用《左氏》经文，而曰《公》、《谷》二经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所系，故不能悉具。窃谓三《传》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载事则《左氏》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据之书，而《公》、《谷》多是传闻之说，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语音字画之舛，此类一从《左氏》可也。然有考之于义，确然见《左氏》为失，而《公》、《谷》为得者，则又岂容以偏徇哉。呜呼！圣人笔削鲁史，致谨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脱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于圣人之微意哉！汉儒专门，守残护缺，不合不公，谁复能贯穿异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也。观赵氏所定三《传》异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夺未能悉当。间尝再为审订，以成其美。其间不系乎大义者，赵氏于三家从其多，今则如朱氏意，专以《左氏》为主。傥义有不然，则从其是，《左氏》虽有事迹，亦不从也，一断诸义而已。呜呼！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赵、陆三氏遗说，博之以诸家，参之以管见，使人知圣笔有一定之法，而是经无不通之例，不敢随文生义，以侮圣言。顾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圣人所取之义，则俟同志者共讲焉。（《春秋序录》。）
谢山《读草庐春秋纂言》曰：「草庐诸经，以《春秋纂言》为最，惜其开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陈止斋、项平甫二家之谬，盖稍立异于胡《传》而仍失之者。」
《仪礼》十七篇，汉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萧奋，奋授东海孟卿，卿授后仓，仓授戴德、戴圣。大戴、小戴及刘氏《别录》所传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后伦序，惟《别录》为优，故郑氏用之，今行于世。《礼经》残缺之余，独此十七篇为完书，以唐韩文公尚苦难读，况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经义，废黜此经，学者益罕传习。朱子考定《易》、《书》、《诗》、《春秋》四经，而谓三《礼》体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书，于此至惓惓也，《经传通解》，乃其编类草■，将俟丧祭礼毕而笔削焉，无禄弗逮，遂为万世缺典。每伏读而为之惋惜。窃谓《乐经》既亡，经仅存五。《易》之《彖》、《象传》本与《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诸传共为《十翼》，居上下经二篇之后者也，而后人以入卦爻之中。《诗》、《书》之序，本自为编，居《国风》、《雅》、《颂》、《典》、《谟》、《誓》、《诰》之后者也，而后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经》、《三传》，初皆别行，《公》、《谷》配《经》，其来已久，最后注《左氏》者又分《传》以附《经》之年。何居夫《传》文、《序》文与《经》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经》，且于文义多所梗碍，历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东莱吕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为《经》二篇、《传》十篇。朱子于《诗》、《书》，各除篇端小序，合而为一，以置《经》后；《春秋》一经，虽未暇详校，而亦剔出《左氏》经文，并以刊之临漳。于是，《易》、《诗》、《书》、《春秋》悉复夫子之旧。五经之中，其未为诸儒所乱者，惟二《礼经》。然三百三千，不存盖十之八九矣。朱子补其遗缺，则编类之初，不得不以《仪礼》为纲，而各疏其下。脱■之后，必将有所科别，决不但如今■本而已。若执■本为定，则《经》之章也，而以后记、补、传分隶于其左，与《彖》、《象传》之附《易经》者，有以异乎﹖否也﹖经之篇也，而以传篇、记篇、补篇错处于其间，与《左氏传》之附《春秋经》者有以异乎﹖否也﹖夫以《易》、《书》、《诗》、《春秋》之四经既幸而正，而《仪礼》一经又不幸而乱，是岂朱子之所以相遗《经》者哉！徒知尊信草创之书，而不能探索未尽之意，亦岂朱子之所望于后学者哉！呜呼，由朱子而来，至于今将百年，以予之不肖，犹幸得私淑其书，用是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经》，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附于篇终。其十七篇次第，并如郑氏本，更不间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经》，不至杂糅二戴之《记》中。有《经》篇者，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坠于地者，盖略包举而无遗。造化之运不息，则天之所秩，未必终古而废坏，有议礼制度考文者出，所损所益，盖百世可知也。虽然，苟非其人，礼不虚行，存诚主敬，致知力行，下学而上达，多学而一贯，以得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学，末流不至为汉儒学者事也。澄也不敢自弃，同志其尚敦勖之哉！
《仪礼逸经》八篇，澄所纂次。汉兴，高堂生得《仪礼》十七篇。后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礼经》于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哀帝初，刘歆欲以列之学宫，而诸博士不肯置对，竟不得立。孔、郑所引《逸中溜礼》、《褅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记》，其三取之《大戴记》，其三取之郑氏《注》。《奔丧》也、《中溜》也、《褅于太庙》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礼》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壶》之类，未有考焉。疑《古礼》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诸篇之体如一。《公冠》等三篇虽已不存，此例盖作《记》者删取其要以入《记》，非复正经全篇矣。《投壶》，《大、小戴》不同，《奔丧》与《逸礼》亦异，则知此二篇，亦经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经之文，殆皆不完，然实为《礼经》之正篇，则不可以其不完而摈之于《记》，故特纂为《逸经》，以续十七篇之末。至若《中溜》以下三篇，其经亡矣，而篇题仅见于注家片言只字之未泯者，犹必收拾而不敢遗，亦「我爱其礼」之意也。
《仪礼传》十篇，澄所纂次。按《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戴记》则有《冠义》、《昏义》，《仪礼》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戴记》则有《乡饮酒义》、《射义》，以至燕聘皆然，盖周末汉初之人作，以释《仪礼》，而戴氏钞以入《记》者也。今以此诸篇正为《仪礼》之传，故不以入《记》，依《仪礼》篇次，萃为一编。文有不次者，颇为更定，如《射义》一篇，迭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射，杂然无伦，厘之为《乡射义》、《大射义》二篇。《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则用清江刘原父所补，并因朱子而加考详焉。于是《仪礼》之经，自一至九经，各有其传矣。惟《觐义》阙，然《大戴朝事》一，实释诸侯朝觐天子及相朝之礼，故以备觐礼之义，而为《传》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阙，汉《艺文志》序列于礼家、后人名曰《周礼》。文帝尝召魏文侯时老乐工至，因得《春官大司乐》之章。景帝子河间献王好古学，购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遗书得之，藏于秘府，礼家诸儒皆莫之见。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始着于录，略以《考工记》补《冬官》之阙。歆门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读。郑众、贾逵受业于杜。汉末马融传之郑玄，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张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为《新义》。朱子谓此经周公所作，但当时行之，恐未能尽，后圣虽复损益可也。至若肆为排抵訾毁之言，则愚陋无知之人耳。《冬官》虽阙，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于经后云。
《小戴记》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汉兴，得先儒所记礼书二百余篇，大戴氏删合为八十五，小戴氏又损益为四十三，《曲礼》、《檀弓》、《杂记》分上下；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从而为之注，总四十九篇，精粗杂记，靡所不有。秦火之余，区区掇拾，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虽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往往赖之而存。第其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书者无几，多是记者旁搜博采，剿取残篇断简，会萃成编，无复诠次，读者每病其杂乱而无章。唐魏郑公为是作《类礼》二十篇，不知其书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见。朱子尝与东莱吕氏商订三《礼》篇次，欲取《戴记》中有关于《仪礼》者附之《经》，其不系于《仪礼》者，仍别为《记》。吕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为，幸其大纲见于文集，犹可考也。晚年编校《仪礼经传》，则其条例与前所商订又不同矣。其间所附《戴记》数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补以他篇之文。今则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栉剔，以类相从，俾其上下章文义联属，章之大指，标识于左，庶读者开卷了然。若其篇第，则《大学》、《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与《论语》、《孟子》并而为四书，固不容复厕之《礼》篇，而《投壶》、《奔丧》，实为礼之正经，亦不可杂之于《记》。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正释《仪礼》，别辑为《传》，以附《经》后。此外犹三十六篇，曰《通礼》者九，《曲礼》、《内则》、《少仪》、《玉藻》通记大小仪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专记国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丧礼》者十有一，《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六篇记丧，而《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丧之义也。曰《祭礼》者四，《祭法》一篇记祭，而《郊特牲》，《祭义》、《祭统》三篇，则祭之义也。曰《通论》者十有二，《礼运》、《礼器》、《经解》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一类，《坊记》、《表记》、《缁衣》一类，《儒行》自为一类，《学记》、《乐记》，其文雅驯，非诸篇比，则以为是书之终。呜呼！由汉以来，此书千有余岁矣，而其颠倒纠纷，至朱子始欲为之是正，而未及竟，岂无望于后之人与！用敢窃取其义，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伦，先后始终，颇为精审，将来学礼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谢山《读草庐礼记纂言》曰：「《礼记》为草庐晚年所成之书，盖本朱子未竟之绪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尝闻之王震泽，谓：『四十九篇虽出汉儒，戢而就，流传既久，不宜擅为割裂颠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庐所纂，以卫正叔《集说》为底本。予少尝芟订正叔之言，已及过半，后取《纂言》对之，则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书，各有渊源如此。」
《大戴记》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记》八十五篇，今其书阙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终八十一，当为四十三篇，中间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复阙，第七十三有二，总四十篇。据云八十五篇，则末又阙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窃意大戴类萃此记，多为小戴所取，后人合其余篇，仍为《大戴记》，已入《小戴记》者，不复录，而阙其篇，是以其书冗泛，不及小戴书甚，盖彼其膏华，而此其渣滓尔。然向或间存精语，不可弃遗。其与《小戴》重者，《投壶》、《哀公问》也。《投壶》、《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四篇既入《仪礼逸经》，《朝事》一篇又入《仪礼传》，《哀公问》，《小戴》已取之，则于彼宜存，于此宜去。此外犹三十四篇。《夏小正》犹《月令》也。《明堂》犹《明堂位》也。《本命》以下《杂录》，事辞多与《家语》、《荀子》、《贾》、《傅》等书相出入，非专为记礼设。《礼运》以下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缀补，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错误，参互考校，未能尽正，尚以俟好古博学之君子云。（以上《三礼序录》。）
《汉艺文志》：「《孝经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翁、后仓、翼奉、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隋经籍志》：「《孝经》，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孔安国为传。刘向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国之本，亡于梁。至隋，秘书监王劭访得《孔传》，河间刘炫，因序其得丧，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邢昺《正义》曰：「《古文孝经》，旷代亡逸。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于京市陈人处得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闺门》一章，凡二十二章，因着《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唐开元七年，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辄穿凿更改，伪作《闺门》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以下别为一章，以应二十二之数。」朱子曰：「《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皆齐、鲁间儒纂取《左氏》诸书语为之。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遗言，惟《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杂，此外传记诸书所载，真伪混淆，殆难尽信，《孝经》亦其一也。窃详《孝经》之为书，肇自孔、曾一时问答之语，今文出于汉初，谓悉曾氏门人记录之旧，已不可知。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古文孝经》，以为秦时孔鲋所藏。昭帝时，鲁国三老始以上献，刘向、卫宏盖尝手校。魏、晋以后，其书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经》十八章而已。隋时，有称得《古文孝经》者，其间与今文增减异同，率不过一二字，而文势曾不若今文之从顺，以许氏《说文》所引，及桓谭《新论》所言，考证又皆不合，决非汉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误》亦据古文，未能识其何意。今观邢氏《疏》说，则古文之为伪，审矣。又观朱子所论，则虽今文，亦不无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误》，以今文古文校其同异，定为此本，以俟后之君子云。（《孝经序述》。）
◆草庐讲友
太学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纯，乐安人。宋末，贡补国学。草庐尝曰：「耆儒宿学如吾子纯者，寥寥若晨星。」
编修虞井斋先生汲
虞汲，蜀人，郡庵之父也。尝为黄冈尉。宋亡，自海上还，隐于临川之崇仁，礼义忠信，乡里信之。与吴伯清为友，伯清称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鉴，于诸生中识鲁参政子翚、欧阳承旨原功而深期之。以国史院编修致仕。（参《赵东山集》。）
（梓材谨案：先生后赠四川参政，沧江先生刚简之后也。沧江二子，伯礼部尚书，仲兵部侍郎。兵部三子，仲从龙子三人，伯即先生。尚书无子，以先生继宗事，殆以从孙而继从祖者。《道园行状》称沧江为曾祖，实则沧江乃先生曾祖也。）
（云濠谨案：赵东山为《雍公行状》，以先生为尚书之孙。欧阳圭斋为《雍公神道碑》则云：「尚书无子，而从祖渠州有子六人，长兵部直宝文阁三子，仲子朝请郎通判惠州从龙子汲，长而贤，乃以为后，是为井斋先生。」是即先生也。）
◆草庐同调
文靖贡云先生奎（父士瞻。）
贡奎字仲章，宣城人。父士瞻，（梓材案：《万姓统谱》作士浚，今据《马石田集》正之。）力学砥节，宋亡，遂不仕。尝作义塾以待四方学者，乡人甚尊敬之。晚而生先生。天资颖敏，容仪端重，十岁便能属文。长益博综经史。仕元，为齐山书院山长，历授江西儒学提举，敷明性理之学，诸生皆竦听不懈。迁集贤直学士。卒，谥文靖。（参《姓谱》。）
山长黄资中先生泽（附李溉之。）
黄泽，字楚望，其先资州内江人。父仪可，累举不第，随兄骥予官九江，蜀乱，不能归，因家焉。先生生有异质，慨然以明经学道为志，好苦思，屡致成疾，疾止复思，久之，如有所见，作《仰高钻坚论》以自广。蜀人治经，必先古注疏，先生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而义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经解》、《三礼祭祀述略》。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书院山长。已移洪州东湖书院，受学者益众。初，先生屡梦见夫子，以为适然，既而梦夫子手授所校《六经》，字画如新，由是深有感发，始悟曩昔所解多徇旧说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极言圣人德容之盛，上达文王、周公。秩满归，闭门授徒以养亲，不复仕。尝谓去圣久远，经籍残阙，传注家率多附会，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识求之，故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必积诚研精，有所悟入，然后可窥见圣人之本。乃揭《六经》中疑义千有余条，以示学者。既乃尽悟失传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闲寂寞、疾病无聊之际，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万化之原，载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发蒙，如示诸掌。然后由羲、农以来，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间、而目击其事者。于是《易》、《春秋》传注之失，《诗》、《书》未决之疑，《周礼》非圣人书之谤，凡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释，各就条理。近代覃思之学，推为第一。吴草庐尝观其书，以为生平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然先生雅自慎重，未尝轻与人言。学士李溉之奉使过九江，愿执弟子礼受一经，先生谢曰：「以君之才，辍期岁之功，何经不可明，然不过笔授其义已耳。若余则当百艰万苦之余，乃能有见，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溉之叹息去。或问先生：「自秘如此，宁无不传之惧﹖」曰：「圣经兴废，上关天运，岂区区人力所致邪！」初，先生在家时，郡守寓公犹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学校宾师之礼，月致米六斛、钞三十千。盖国初贤守，设此以奉前代寓公之无归者。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欢然。又十余年，而二亲相继终，先生年近六十矣。数经岁大祲，家人采木实草根疗饥。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学粮之籍，谓先生一耆儒耳，月廪削其三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动其意，惟以圣人之心不明，而经学失传，若己有罪为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从黄氏补本录入。）
九江经说
《易》起于数，因子设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辞，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尽意。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圣人言《易》之为教如此，《易》不可废象，明矣。由象学失传，汉儒区区掇拾凡陋，不足以得圣人之意，而王辅嗣忘象之说兴，至邢和叔则遂欲忘卦弃画，虽以近代巨儒继作，理学大明，而莫能夺也。（《忘象辩》。）
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诸身，或远取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阴阳消长而为象者，学者犹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则非思虑意想所能及矣，而况于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缀缉于王氏弃掷之余，朱子发后出而加密，丁易东继之而愈详，圣人立象之妙终不可见。（《象思》。）
象学既明，则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辞。阴阳消长有一定之几，上下贵贱有一定之分，善恶吉凶有一定之则，位之当者，孔子无由独言，其非卦与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谓之大，然后知三圣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则人自为《易》，不期于异而自异。（《辨同论》。以上《易说》。）
《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而近代乃有夏时冠周月之说，是史法与圣法俱失也。（《元年春王正月辩》。）
说《春秋》有实义，有虚辞。不舍史以论事，不离传以求经，不纯以褒贬疑圣人，酌时宜以取中，此实义也。贵王贱霸，尊君卑臣，内夏外夷，皆古今通义，然人自为学，家自为书，而《春秋》迄无定论，故一切断以虚辞。（《笔削本旨》。）
说《春秋》，须先识圣人气象，识得圣人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矣。其但以为录实而已者，则《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为知圣人也。（以上《春秋说》。
《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则可触机而悟矣。盖古者占筮之书，即卦爻类物取象，悬虚其义，以断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圣神之所为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辞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复见，而象义隐微，遂为百世不通之学矣。鲁史记事之法，实有周公遗制，与他国不同，观韩宣子之言可见。圣人因鲁史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则必有与史法大异者。然曰其文则史，是经固不出于史也。今鲁史旧文亦不可复见，故子朱子以为不知孰为圣人所笔，孰为圣人所削，而《春秋》书法亦为历世不通之义矣。（《易象春秋说》。）
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虽有因革损益，或加详密，而大体不能相远，非周公创为之制也。古今风俗之事体不同，学者不深考世变，而辄指其一二古远可疑者，以为非圣人之书，此不难辨。独其封国之制，与《孟子》不合，则所当论。盖《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计武王兴周，殷诸侯尚千有余国，既无功益地，亦无罪削地，此当仍其旧封，百里之下为三等。如《孟子》之说，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勋劳，及其余功臣，当封爵，与夫并建宗亲，以为藩屏，岂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当用周制耳。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是书当世学者鲜得见之，则周家一代之制，虽《孟子》亦有不能详也。（《周礼说》。）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为四重祭。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喾配，即圆丘方泽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谷也，四时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气也。祖禘喾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总配五天帝也。其后则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郑氏义也，故《周礼》《大司乐》注以圆丘、方泽、宗庙为三禘，盖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圆丘，社次方泽，宗次祖，皆常岁所举之祭也。东迁，土蹙财匮，大礼遂废，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圆丘、方泽二禘，传记亦罕言之，非浅闻所及矣。《周礼》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称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称旅。肃欲以圆丘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则五帝之祀与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肃欲混之，可乎﹖《孝经》称严父配天，又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肃欲废五天帝而以五人帝当之，可乎﹖昆仑者，地之顶；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昆仑、神州，非是设此二祭，乃求神于二处。大地神灵莫测，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泽主昆仑，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见于经，误分为二，王氏由此并昆仑、神州为一祭，而遂以北郊为方泽，可乎﹖若郑氏知乐九变之祭为禘，而不言及喾，又以为禘小于袷，此则其失也。故断之曰，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晋武帝，肃外孙也，故用其说，并方圆二丘而祀南郊，历代无所因袭，而《周礼》天神地示人鬼极盛之祭，遂为古今不决之疑矣。（《辩王肃说》。）
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为立庙而祭，谓之「閟宫」。君子以为，圣人之生，异于常人，无异义也。况乎生民之初，气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传既久，非纬书创为之说也。且《河图》、《洛书》蓍策之数，皆纬文也，其可废乎﹖（《辩感生帝》。）
二社以享水土谷之神，而配以句龙、稷，非祭地也。礼，天子诸侯群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国社、置社之名，其义高下不同，如此而谓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是责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责、可辱乎﹖《周礼》王祭社稷五祀则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与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则社非祭地，明矣。传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则地也。《周礼》，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师旅、大会同宜于社，又建国先告后土，则后土非社矣。《舜典》：「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礼》，四望与五帝同兆于郊，又与祀地同玉，又与山川同祭服，则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乐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礼，不止于方泽矣，而欲以社当之，可乎﹖《周礼》以圜丘对方泽，以天神对地示，以苍璧礼天对黄琮礼地，以祀天旅上帝对祀地旅四望，《书》及《礼记》乃多以郊对社，盖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礼专圜丘方泽，祭天神地示，其意广远，分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远，大神大示，不可烦渎，故岁事祈之于郊，而水土之变则责之于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学，不信《周礼》，故专意立说如此。（《辩胡仁仲说》。）
赵东山曰：「先生之意以为，圣人制礼，远近、亲疏、高下、贵贱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源，而后礼意可得。盖圜丘所祭者，全体圆转之天，总南北极、黄赤道、日月星辰所丽者而言，故主北郊，而曰天神皆降，是总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则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泽所祭者，全体承天之地，总山林川泽极天所覆者而言，故主昆仑，而曰地示皆出，是总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岳四渎之祀曰山川，川泽、山林、丘陵、坟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谓自然之序盖如此。
《大传》：「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袷及其高祖。」此以禘与袷对言，则禘袷皆合祭，通上下文见之也。盖诸侯之袷，犹天子之禘，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庙无庙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谓之袷。天子则于七庙，及祧庙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谓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庙无庙之主，寂寥简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诸侯曰袷，其礼皆合祭也。」《尔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谓之大祭乎﹖字书训释曰：「禘者，谛也，审谛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盖后稷有庙，郊既祀帝，誉虽配天而无庙，不可阙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则后稷率有庙无庙之主，以共享于喾，所以使子孙皆得见于祖。又以世次久远，见始祖之功德为尤盛也，况后稷之庙毁。庙，数十世之主皆藏焉，岂可当享喾之时而屏置之乎﹖盖禘袷所以相乱者，由天子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礼以说诸侯，或推诸侯之礼以说天子，不知诸侯之礼有袷无禘，天子之禘礼必兼袷，虽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孙以共尊一祖，自然当合食矣。《礼》曰：「天子犆礿，袷禘袷尝袷烝。」则是天子袷祭，随时皆用也。（《辩赵伯循说》。）
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为天子诸侯不易之大法。身殁，而王与伯禽躬为非礼，以享周公。成王贤王，鲁公贤君，必不至是。以《鲁颂》「白牡骍刚」推之，则记礼者之过也。禘者，殷诸侯之盛礼，周公定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袷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王室，故命鲁以殷诸侯之盛礼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骍刚者，鲁公之牲也，又可见鲁公以下，皆合食于太庙，而礼秩初未尝敢同于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则亦非常岁之祀。成王斟酌礼意盖如此，而非有祭文王为所自出之礼，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群公之庙，则后世始僭之。然晋亦有禘，盖文公有勋劳于王室，欲效鲁禘祭而请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东周诸侯，为所自出之王立庙，称「周庙」，如鲁与郑是也。然止谓之「周庙」，不敢以祖庙称之；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则子孙亦不敢与享于庙，单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禄，则亦用诸侯之礼而已。若鲁既得禘于周公之庙，则「周庙」亦应用禘，禘必有配，则固宜于文王庙以周公配也。若据赵氏，则鲁本无文王庙，止于周公庙祭文王，临期立文王主与尸以享之。此于礼意实不相似。若以为有文王庙，则是自文王庙迎尸以入周公庙，以父就子，以尊临卑，必不然也。鲁之郊大雩，则平王之世，惠公请之，是以得郊祀苍帝，而三望虽僭，而犹未敢尽同于王室也。（《辩成王赐鲁天子礼乐》。以上《戴记说》。）
古者重声教，故釆诗以观所被之浅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师所釆者，《周南》、《召南》是也。有录于史官，而非太师所釆者，《豳风》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余诸国风，多是东迁以后之作，率皆诸国史官所自纪录。方周之盛，美刺不兴；《汉广》、《江沱》诸诗，虽是见诸侯之美，而风化之原，实系于周。其后天子不能统一诸侯，诸侯善恶皆无与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谓之变风，以其不系于《二南》，而各自为风也。《周礼》，王巡狩，则太史，太师同车。又其官属所掌，皆有世奠系之说。方釆诗之时，太师掌其事，而太史录其时世。及巡狩礼废，太师不复釆诗。而后，诸国之诗，皆其国史所自记录，以考其风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传》于高克之事则曰「郑人为之赋《清人》」，庄姜之事则曰「卫人为之赋《硕人》」，必有所据矣。故《大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是说诗者不可不辨釆诗之时世也。《黍离》降为《国风》，此时王泽犹未竭也，故人民忠爱其君，犹能若此。其后，听者既玩，而言者亦厌，遂与之相忘，则虽《国风》，亦不可复见。至此，则书契以来，文治之始绝矣。以时考之，《国风》止于《泽陂》，在顷王之世，当鲁文公之时，故曰「王者之熄而诗亡」，故说诗者尚论其世也。（《诗说》。）
（梓材谨案：楚望及东山，黄氏补本别为《九江学案》，而谢山《序录》无之，以楚望为草庐最所推重，并入于此。）
典簿武先生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游学江南，吴草庐为江西儒学副提举，荐入国学。明宗在潜邸，选为说书秀才。及出镇云南，先生在行。明宗欲起兵陜西，先生谏曰：「太子此行，于国为君命，于家为叔父命，何可违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师发一矢，史必书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恶其言，遣之归。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秘书监典簿。秩满，丁内艰。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县尹，皆不就。人或劝之仕，先生曰：「向为亲屈，今亲已死，何以仕为！」至正间，朝廷重选守令，浙帅泰不华举为平阳沁水县尹，亦不赴。近臣又荐为授经郎，先生遂阳为瘖，不与人接。生平好读《周易》，终日坚坐。或问：「先生之学以何为本﹖」曰：「以敬为本。」所著有《水云集》若干卷。（从黄氏补本录入。）
（梓材谨案：先生传，黄氏补本列《李俞诸儒学案》，今以草庐荐入国学，附入是卷。）
◆草庐家学（双峰三传。）
廉访吴先生当
吴当，字伯尚，草庐之孙也。幼承祖训，精通经史百家言。草庐既殁，四方从游者悉就先生卒业以荐由国子助教历官翰林直学士。顺帝至元中，江南盗起，大臣有言先生世居江右，习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特授江西廉访使，克复建、抚两郡。时参政朵歹方驻兵于此，忌先生屡捷，功在己上，因构为飞语，谓先生与贼通。诏解兵柄。寻除名。先是，先生平贼功状，自广东海道未达京师，而朵歹方公牍先至，故朝廷责先生，左迁。及得功状，知其诬，复拜江西参政。命未下，而陈友谅已陷江西。先生戴黄冠，服道士服，杜门不出，日以著书为事。友谅遣人辟之，先生以死自誓，拘留江州一年，终不屈。归隐庐陵之谷坪。所著有《周礼纂言》及《学言稿》。
◆草庐门人
文敏元先生明善
元明善，字复初，清河人。读书过目辄记，诸经皆有师法。时虞集以治经名世，先生言：「集所治者，惟朱子所定者，殊为未广。」官至翰林学士，参议中书省事。至治二年，卒于位。赠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谥文敏。初，先生为江西省掾，吴草庐讲于郡学，先生问以《易》、《书》、《诗》、《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弟子礼终其身。
学士虞邵庵先生集
虞集，字伯生，蜀人，侨寓崇仁。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先生文章为一代所宗，而其学术源委则自父汲。与草庐为友，先生以契家子从之游，故得其传云。
道园文集
许文正公遗书，于圣贤之道，五经之学，盖所志甚重远焉。其门人之得于文正者，犹未足以尽文正之心也。而后之随声附影者，谓修辞申义为玩物，谓辨疑答问为躐等，谓无猷为为涵养德性，谓深中厚貌为变化气质，外以聋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蛊晦学者之心思，上负国家，下负天下，而谓文正之学，果出于此！（《送李扩序》。）
（云濠谨案：先生自题其■曰《道园学古录》，盖其门人类而辑之，得应制■十二卷，在朝■二十四卷，归田■三十六卷，方外■八卷。又案：先生亦号邵庵，袁清容为作《邵庵记》，见《清容居士集》。）
参政贡玩斋先生师泰
贡归泰，字泰甫，宣城人，文靖公奎之子。肄业国子学为诸生。泰定四年，释褐，擢应奉翰林文字。除绍兴路总管府推官，治行为诸郡第一，复入翰林。累除吏部侍郎、、礼部尚书、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改除户部尚书，分部闽中。召为秘书卿，行至浙之海宁，得疾而卒。先生性倜傥，状貌伟然，既以文字知名，而于政事尤长，所至绩效辄暴者。尤喜接引后进，士之贤，不问识不识，即加推毂，以故士誉翕然，咸归之。有诗文若干卷行于世。（参史传。）
（云濠谨案：先生号玩斋。《万姓统谱》载其官浙江参知政事，移家乌程。《四库书目》著录《玩斋集》十卷、《拾遗》一卷，《提要》称其本以政事传，而少承其父家学，又从草庐受业，与虞、揭诸公游，故文章亦具有源本云。）
学士鲍西溪先生恂
鲍徇，字仲孚，崇德人。尝受《易》于草庐。洪武初，以明经召除文华殿大学士，辅导东宫，固辞归里。学者称为西溪先生。
都事蓝先生光
蓝光，字仲晦，江西人。受业于草庐之门。初为安南路主事。江西陷，先生入闽，转行省照磨，寻升检校，改都事。时八郡骚扰，陈参政方事兴役，先生一言不合，遂拂衣而去。全闽内附，先生深衣幅巾，隐居教授，越三十二年而卒。善诗文，考古制度尤加精密。
州同夏先生友兰
夏友兰，字幼安，乐安人。事母以孝谨闻。从草庐先生学。大德中，建鳌溪书院，捐田五百亩以赡学者，行省荐于朝。三觐仁宗于潜邸，赐书院额，授会昌州同知，辞。
袁楼山先生明善
袁明善，字诚夫，临川人。归事吴文正公。晚年教授于邵庵之门，自号楼山。所著有《征赋定考》，援引经传，言井田水利之法甚备，经世之书也，邵庵为之序。又有文集藏于家。
征君黄西斋极（附子宝。）
黄极，字建可，乐安人。师事草庐。元统中，南台荐其穷极义理之学，恪守贫素之风，廉介不阿，不求闻达，征之不起。所著有《西斋集》。子宝，字仲瑶，淹洽经史，与何淑、张洁、王翊称乐安四杰。明永乐间，遣使征之，亦不起。
李先生本（祖荣，父伯源，从父季渊。）
李先生栋（合传。）
李本，字伯宗，临川人。从学于草庐。祖荣，至元初，为行军令史。宜黄南坑盗起，调兵捕治，议画地以兵歼之，荣抗议不可。时内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众，军中又利其子女金帛，计皆出此，闻荣言变色，主兵怒，引弓射荣，荣曰：「杀我以活万命，可也。」兵官愧悟，纳矢箙中，曰：「今当何如﹖」荣曰：「盗乌合，不能持久；若良民，岂不知逃死。按兵勿动，以诚意谕之，盗可擒矣。」主兵者从之，获盗首四人，余散去，乡民遂安。孙澹轩表其墓。父伯源，为宁都学正。草庐殁，就学者皆依李氏，先生与从弟栋讲明濂、洛之学。所居有环翠亭、君子堂，虞邵庵皆为之记。栋父季渊，尝三割股疗母疾，辄愈，郡人以孝称之。
征君朱先生夏
朱夏，字符会。（云濠案：谢山底本《札记》云：「字好谦，见《姓谱》。」）金溪人。自游草庐先生门，杜门究心经史，草庐称其为文不及于古不止。济南张起岩在江南行台，辟宪司掾；京兆贺某在相位，欲荐入史馆，皆未就。至正中，乡寇起，竟罹其祸。所著有《鸣阳集》。
教授黎先生仲基
黎仲基，名载，以字行，临川人。家三世治丧不用僧道。先生性端重，尝谒草庐于郡学，草庐喜曰：「期年所接，无如君者。」郡以明经博学荐，湖广左丞章伯颜征为太平路儒学教授。蕲黄盗起，常以奇策佐伯颜取胜江上。归筑室瓜园。洪武初，再荐不起，卒。有《瓜园集》十卷、《语录》八卷。
国博王先生彰
王彰，字伯远，（云濠案：《江西林志》作黄伯远。）金溪人。少从草庐先生学，登进士，除国子博士。元亡，归隐故山。王英尝作《六贤咏》，谓葛元、刘杰、朱夏、陈介、黄冔及先生也。
王西斋先生梁
王梁，乐安人，字纯子。师事草庐。尝筑汪陂，溉田千顷，邑长燮理、溥化，郡守杨友直，皆加礼敬。有《西斋■》藏于家。
杨玉华先生准
杨准，字公平，泰和人。履行修洁，尝从学于吴文正公，文章高古，甚为虞集、揭傒斯所推许，危素尤敬服之。号玉华居士。
李先生心原
李心原，吉水人。师事草庐，通《五经》，确守朱子之学，尤善推演其说。
通判皮先生溍
皮溍，字昭德，清江人。尝从草庐先生游，得其领要。以父南雄总管荫补邵阳丞，廉洁有惠政。秩满归家，三召始起，为平江路通判，流通泉货，公私便之。
举解先生观
解观，吉水人。天历乡举，预修《宋史》。有《四书大义》行于世。
（梓材谨案：《春雨堂集》载先生初名子尚，字观我，入试名观，吴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称其着《宋书》一千、天文星历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陈图注《武经刑书考》一卷。又称其作《万分历》，推步如神。又作《儒家博要》、《周易义疑通释》。）
（又案：先生深于《易》。《经义考》述草庐《易纂言》有观生跋，言其着是书几四十年，壬戌秋书成，明年春观生请锓诸梓。又言：「写未及半，适特旨遣使召入翰林，观生随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毕写。」观生恐亦先生之名也。）
教谕黄先生盅
黄盅，字子中，万载人。受学临川吴草庐，草庐奇其笃志，以子妻之。至正丁卯，举于乡，授龙泉县学教谕。尝题其读书堂曰「大本」。有虞道园记。
隐君潘待清先生音
潘音，字声甫，新昌人。生甫十岁而宋亡，见长老谈崖山事，即潸然涕下。及长，读《夷齐传》，击节愤叹。从吴草庐学，草庐以荐召欲行，先生劝止之，不从，遂归。筑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轩曰《待清隐居》。
编修赵先生宏毅（附子恭。）
赵宏毅，字仁卿，晋州人。好学，尝从吴草庐游。为国史编修官。元运已终，明兵入城，先生叹曰：「我今但有一死以报国耳。」乃与妻解氏皆自缢。其子恭为中书管句，亦与妻诀曰：「吾父母已死，尚敢爱生乎！」遂公服向阙拜而缢死。
王先生祁
王祁，城人。早受学于临川吴草庐先生。既有得，仍东归教授乡里，士多赖以成就。
李先生扩
李扩，归德人。受业于草庐。又从道园为文。（补。）
陈先生伯柔
陈伯柔，崇仁人。吴文正公、虞文靖公之讲学也，先生以里中子受业其门，为经则推本于文正，修辞则取法于文靖。其游江东也，文靖尝赠之文，其言以谓伯柔有志于圣贤之学，而二程子之学初无同异，且极其归于天德王道之论，盖其望于先生者甚至也。（参《王忠文集》。）
编修黄先生冔
黄冔，字殷士，金溪人。博学明经，善属文，尤长于诗。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国子助教，迁太常博士，转国子博士，升监丞，擢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先生叹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国恩，为冑子师，代言禁林。今纵无我戮，何面目见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有诗文传于世。（参史传。）
承旨危云林先生素（别见《静明宝峰学案》。）
文忠包先生希鲁
包希鲁，字鲁伯，进贤人。从学草庐。其教人先德行，后文艺。（云濠案：先生着有《点四书凡例》。）及卒，门人私谥之曰文忠。（补。）
熊万初先生本（父绍。）
熊本，字万卿，一字万初，临川人。父绍，进士。先生幼颖悟，经史一览辄成诵，父子自为师友。年十八，即下帷讲授，郡之俊乂多从之，一时名士如孙澹轩辙、熊天佣朋来、龙麟洲仁夫、揭文安傒斯皆交相推誉，或折辈行为忘年交。吴文正公倡道于崇仁山中，先生负笈徒步往从，摘经中所疑七十二条，反复诘难，文正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先生为之喜而不寐。闲论《古文尚书》，亹亹数千言，援据精切，文正器之。宋季，刘须溪以文辞名一代，人争慕效，先生独疑其怪僻，因究极原委，质于虞文靖公，文靖亦器之。先生自此以讲学摛文为务。至正癸巳卒，年六十六。着有《读书记》二十五卷、《经问》四十卷、《读史衍义》若干卷、《旧雨集》五十卷，外有《朝野诗集》五百余卷、《吴山录》三十卷、《仁寿录》一百卷。《吴山》即记吴门问难所得者。《仁寿》则手录文靖之文也。（参《宋文宪集》。）
酒务丁先生俨
丁俨，字主敬，新建人。游吴草庐之门，草庐礼之，为制主敬字说。范尝拊其背曰：「有美君子，如金如玉，吾不及也。」母病，侍汤药，不解带者两月。及丧，哀毁几绝。手编《金闺彝训》八卷，及着《小溪集》四卷、《寓兴》十卷。授龙兴酒务大使，值兵变未任，卒于家。（参《南昌府志》。）
州判许先生晋孙
许晋孙，字伯昭，建昌人也。延佑二年进士。释褐后，从草庐游，每以及门晚为憾。累官茶陵州判官，有善政，详见黄晋卿所为墓铭。将卒之前一月，梦为诗云：「至道难闻岁年晚，圣贤不作后世乱。」旦语人曰：「吾诗辞意甚悲。」未几而病。（补。）
饶先生敬仲
饶敬仲，草庐弟子。（补。）
（梓材谨案：草庐为周氏墓志云：「饶宗鲁，临川士之好修者。」又言：「其子约，从予在京师，闻丧乃归。」盖即先生，而敬仲其字也。
教授郑先生真（别见《深宁学案》。）
◆道园讲友
待制杜清碧先生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学，善属文。尝被召至京师，未几，归隐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时，闻其名，及即位，以币征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脱脱以隐士荐，召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至杭州，称疾固辞，而致书于丞相曰：「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则可言制礼作乐，而跻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先生湛静寡欲，无疾言遽色。与人交，尤笃于义，平居书册未尝释手。天文、地理、律历、度数，靡不通究，尤工于篆隶。所著有《诗经表义》、《六书通编》，学者称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参史传。）
（云濠谨案：虞道园为先生作《思学斋记》云：「予始识杜伯原甫于京师也，其博识多闻，心爱重之。间从之游，沛乎其应之无穷也。」又云：「未几，去隐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资之，益得肆志于所愿学，而予不及从之矣。延佑庚申，予居忧，在临川，原甫使人来告曰：『我著书以求《皇极经书》之旨，子其来共讲焉。』且曰：『我以「思学」名斋居旧矣，子为我记之。』」是先生为道园讲可见友，亦其尝事邵子之学矣。又案：先生其先自京兆徙天台。）
◆王氏家学
王西斋先生梁（见上《草庐门人》。）
◆虞氏家学
学士虞邵庵先生集（见上《草庐门人》。）
◆虞氏门人
文靖孛朮鲁先生翀（别见《萧同诸儒学案》。）
文公欧阳圭斋先生玄（别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贡氏家学
参政贡玩斋先生师泰（见上《草庐门人》。）
◆资中门人
隐君赵东山先生汸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常受业于九江黄楚望。先生究心《春秋》，楚望告以「穷经之要，在致思而已。然不尽悟传注之失，则亦不知所以为思也」。请问致思之道，楚望曰：「当以一事为例，礼，女有五不娶，其一为丧父长子。注曰：『无所受命』。近代说者曰：『盖丧父而无兄者也。』女之丧父无兄者多矣，何罪而见绝于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傥得其说，则知先儒说经，其已通者，未必皆当，其未通者，未尝不可致思也。」先生退而思之，女之丧父无兄者，诚不当与逆乱刑疾之子同弃于世。久之，乃得其说曰：『此盖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之类耳，故曰无所受命，注犹未失也。若丧父而无兄，则期功之亲皆得主之矣。』尝以质于楚望，楚望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经疑义，若此者众矣，当务完善而慎思之，毋轻发也。」遂授以《春秋》之要曰：「楚杀其大夫得臣，此书法也，当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齐师，此书法也，当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思之经岁，不得其说。楚望为易置其说曰：「楚杀其大夫得臣，此书法也，当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齐师，此书法也，当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先生盖自是始达《春秋》笔削之权。（云濠案：过氏庭训《分省人物考》言：「先生受学于黄楚望，复以书谒临川虞集，求草庐吴澄道学渊源。」）晚年，屏东山，著述垂老不倦，学者称为东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传》、《属辞》各十五卷，《左氏补注》十卷，《师说》三卷。其门人倪尚谊续成《春秋集传》。（从黄氏补本录入。）
春秋集传自序
《春秋》，圣人经世之书也。书成一岁而孔子卒，当时高第弟子，盖仅有得其传者。历战国、秦、汉以及近代，说者殆数十百家，其深知圣人制作之原者，邹孟氏而已矣。盖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熄而诗亡，然后《春秋》作。」此孔、孟传《春秋》学者之微言也。周虽失政，而先生《诗》、《书》、《礼》、《乐》之教结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恶有刺。迨其极也，三纲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则文、武、成、康治之始湮灭无余矣。夫世变如此，而《春秋》不作，则人心将安所底止乎﹖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隐、桓之世，王室日卑，齐霸肇兴，《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国日衰，晋霸寖废，《春秋》所由终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桓、文之功，不可诬也，是以圣人详焉，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一国之事。《春秋》，鲁史，策书也，事之得书不得书，有周公遗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议也。孔子，鲁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职而修之，鲁之君臣其能无惑志欤﹖然则将如之何﹖凡史所书，有笔有削，史所不书，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则史。」史主实录而已。《春秋》志存拨乱，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义则某窃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来，鲜有能推是说以论《春秋》者，盖其失由《三传》始。左氏有见于史，其所发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释经，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公羊、谷梁有见于经，其所传者，犹有经之佚义焉，故常据经以生义，是不知其文之则史也。后世学者，舍《三传》无所师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传》者，则臆决无据，流遁失中。其厌于寻绎者，则欲尽舍《三传》，直究遗经，分异乖离，莫知统纪。至永嘉陈君举，始用二家之说，参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用所书，以其所书，推其所不书，为得学《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则遂以左氏所录为鲁史旧文，而不知策书有体，夫子所据以加笔削者，左氏亦未之见也。左氏书首所载不书之例，皆史法也，非笔削之义。公、谷所谓常事不书，乃笔削之一义，不可通于全经。陈氏于左氏所录而经不书者，每断以常事不书之法，且或以为夫子所削，其不合于圣经者亦多矣，由不考孟氏而昧乎制作之原也。盖尝论之，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策书之例：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逆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弒则讳而书薨。五曰，适子生则书，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逆、女归、娣归、来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则止书来逆。七曰，时祀时田，苟过时越礼则书，军赋改作踰制亦书，此史氏之录乎内者也。八曰，诸侯有命告则书，崩薨不赴则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九曰，虽霸主之役，令不及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适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录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于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命书名，微者名氏不书，止书其事，外微者书人。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君自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此史氏之通录乎内外者也。笔削之义：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凡策书大体，曰天道，曰王命，曰民力，曰公即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薨葬，曰孙，曰夫人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会，曰出师，曰国受兵，曰祭祀搜狩越礼，军赋改作踰制，曰诸侯卒葬，曰两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类之书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鲁史也，策书之大体，吾不与易焉，以为犹鲁《春秋》也。二曰，假笔削以行权。《春秋》拨乱经世，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书者笔之，不书者削之。其笔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异，公行不书至之类也；或略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也；或略彼以见此，以来归为义则不书归，以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也；或略是以着非，诸侯有罪及勤王复辟不书之类也；或略轻以明重，非关于天下之故不悉书是也。三曰，变文以示义。《春秋》虽有笔有削，而所书者皆从主人之辞。然有事同而文异者，有文同而事异者，则予夺无章而是非不着，于是有变文之法焉，将使学者即其文之异同详略以求之，则可别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实之际。亦变文也。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四裔虽大皆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不王而霸者兴，中国无霸而荆楚横，大夫专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于是有去名以全实者：征伐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霸，则楚君侵伐不称君。又有去名以责实者：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霸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略其恒称则称人。五曰，谨华夏之辨。亦变文也。楚至东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兴，以却攘为功。自晋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国，甚至假讨贼之义，以号令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一不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异辞，所以信大义于天下也。六曰，特笔以正名。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然祸乱既极，大分不明，虽变文犹不足尽义，而后圣人加之以特笔，所以正名分也。夫变文虽有损益，犹曰史氏恒辞，若特笔，则辞旨卓异，非复史氏恒辞矣。七曰，因日月以明类。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尽见，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则以不月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八曰，辞从主人。主人，谓鲁君也。《春秋》本鲁史成书，夫子作经，惟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然圣人议而弗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见录则为褒，恶而见录则为贬，其褒贬皆千万世人心之公也，圣人何容心哉！辞足以明义斯已矣。是故知存策书之大体，而治乎内者，恒异乎外也，则谓之夫子法书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笔削以行权，而治乎外者，恒异乎内也，则谓之实录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经之体要，议而弗辩，则凡谓《春秋》赏人之功，罚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贬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论圣人矣。故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其刻深辩急之说，皆不攻自破，然后《春秋》经世之道可得而明矣。虽然，使非孟氏之遗言尚在，则亦安能追求圣人之意于千百年之上哉！汸自早岁获闻资中黄先生论《五经》旨要，于《春秋》以求书法为先，于是思之十有余载，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说以考《三传》及诸家陈氏书，具知其得失异同之故，乃辑录为书，名曰《春秋集传》，凡十五卷。尚虑学者溺于所闻，未能无惑，别撰《属辞》八篇，发其隐微，传诸同志焉。
春秋左氏传补注自序
《春秋》，鲁史记事之书也，圣人就加笔削，以寓拨乱之权，惟孟子为能识其意。自三传失其旨，而《春秋》之义不明。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以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谷以书不书发义，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则史也。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赵以来，说者莫不曰兼取三传，而于左氏取舍尤详，则宜有所发明矣，而《春秋》之义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诸侯无王，大夫无君也，故上不可谕于三代盛事，而下与秦、汉以来，举天下制于一人者亦异。其礼失乐流寖微渐靡之故，皆不可以后世一切之法绳之。而近代说者，类皆概以后世之事，则其取诸左氏者亦疏矣。况其说经大旨，不出褒贬、实录二端。然尚褒贬者，文苛例密，出入无准，既非所以论圣人；其以为实录者，仅史氏之事，亦岂所以言《春秋》哉！是以为说虽多，而家异人殊，其失视三传滋甚，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资中黄先生之教，乃谓《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盖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汸自始受学，则取《左氏传》、《注》诸书，伏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既反复乎二传，出入乎百家者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者，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然杜氏序所著书，自知不能错综经文，以尽其变，则其专修《左氏传》以释经，乃姑以尽一家之言。陈氏通二传于左氏，以其所书，证其所不书，庶几善求笔削之旨，然不知圣人之法与史法不同，则犹未免于二传之蔽也。第《左氏传》经唐、宋诸儒诋毁之余，几无一言可信，欲人潜心于此而无惑，难矣！间尝究其得失，且取陈氏章指，附于杜《注》之下，去短集长，而补其所不及，庶几史文经义，互见端绪，有志者得由是以窥见圣人述作之原。凡传所序事，多列国简牍之遗，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记，其微辞奥旨，注有未备者，颇釆孔氏疏畅而通之。诸牵合猥陋，有不逃后儒之议者，亦具见其说，以极乎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于经，则致疑于传，务为一切之说以释经，而无所据依以持其说，则岂杜氏、陈氏比乎！故三传之外，不可无辩证者，二家他说，固不暇及也。
（梓材谨案：谢山原底标题有《东山学案》之目，《序录》无之，而并失其■，兹从姚江补本增入。）
◆邵庵门人（双峰四传。）
监丞陈先生旅（附师傅古直。）
陈旅，字众仲，莆田人。初从乡先生傅古直游，出为闽海儒学官。至京师，虞伯生见所为文，叹曰：「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荐授国子助教，历江浙儒学副提举，应奉翰林文字、国子监丞而卒，年五十六。
祖望谨案：陈众仲之学，乃其先世所得于赵南塘。
左丞王先生守诚
王守诚，字君实，阳曲人。从邓文原、虞伯生游。泰定元年进士，累官参议中书省事，出为河南省参知政事，进左丞。
参政苏滋溪先生天爵（别见《静修学案》。）
乡举刘先生霖
刘霖，安福人。从邵庵学。至正丙申举于乡，不仕。（补。）
李先生扩
先生伯柔
熊万初先生本（并见《草庐门人》。）
◆众仲讲友
乌春风先生本良（别见《静明宝峰学案》。）
◆玩斋门人
参政郑先生桓（别见《师山学案》。）
◆杜氏门人
提举张先生理
张理，字仲纯，清江人。举茂才异等，历任泰宁教谕、勉斋书院山长，终福建儒学副提举。着《易象图说》三卷、《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后至元二十四年，贡师泰序其书@。（从黄氏补本录入。﹛@（梓材谨案：是传黄氏补本列《李俞诸儒学案》。《闽书》载先生尝从杜清碧于武夷，尽得其学，以其所得于《易》者，演为十有五图，以发明天道自然之象，故入于此。）
易象图说自序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书》者，天地阴阳之象也；《易》者，圣人以写天地阴阳之神也，故一动一静，形而为─––，─––奇耦，生生动静，互变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画矣。以画天，以画地，以画水，以画火以画泽，以画山，风因于泽，雷因于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显义，义以正辞，辞达而《易》书作矣，将以顺性命之理，究礼乐之原，成变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图》、《书》之象与数而已。《图》之天○者，一也；图之地：者，－也；图之中者，四象×（古五字。）行也。阳数一三×参天也，（三谓之参。）阴数二四两地也。（二谓之两。）参天数九，阳之用也。两地数六，阴之用也。书之衡三，卦之体也。书之井九，卦之位也。书之纵横十×，卦之合也。（《干》九《坤》六合十×，《坎》七《离》八合十×，《震》七《巽》八合十×，《艮》七《兑》八合十×。）《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十者，《图》、《书》之枢纽也。以×重十，则左右前后者，《河图》四正之体也。以×交十＊，则四正四隅者，《洛书》九宫之文也。顺而左还者，天之圆，浑仪历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启也。以圆函方，以方局圆，则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矣。惟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行之秀气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头圆足方，腹阴背阳，《离》目外明，《坎》耳内聪，口鼻有肖乎山泽，声气有象乎雷风，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推而图之，章之为六位而三极备，叙之为六节而四时行，合之为六体而身形具，经之为六脉而神气完，表之为六经而治教立，协之为六律而音声均，官之为六典而政令修，统之为六师而邦国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节以叙德，因体以原性，因脉以凝命，因经以考礼，因律以正乐，因典以平政，因师以慎刑，而大易八卦之体用备矣。（已上八图，今附《外篇》。）八卦相错相摩相荡，因而重之，变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圆方变用之图出矣。圆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变者以从道，用者以和义，然后蓍策以综其数，变占以明其筮，分挂揲归，交重反变，悉皆为图以显其象，为说以敷其意，虽其言不本于先儒传注之旨，或者庶几乎圣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谂而订之，是盖深有望于同志。
◆赵氏门人（资中再传。）
倪先生尚谊
倪尚谊，赵东山门人。东山《春秋属辞》成书，复改《集传》，使归于一，至正二十七年而赍志以殁。先生证以《属辞》义例，质以平日所闻于东山者，参互考据，足成之。（参《东山行状》。）
（云濠谨案：先生有《春秋集传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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