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卷九十八荆公新学略（全氏补本）

荆公新学略（全祖望补本）
荆公新学略表
王安石（子）雱
（庐陵门人。）龚原邹浩（别为《陈邹诸儒学案》。）
沈躬行（别见《周许诸儒学案》。）
王无咎
晏防
陆佃（子）宰（孙）游
吕希哲（别为《荥阳学案》。）
汪澥
郑侠
蔡肇
陈祥道（弟）晹
许允成
（别附）吕惠卿
蔡京
蔡卞
林希
蹇序辰
（父周辅。）
杨畏
马希孟
方悫
孟厚（别见《刘李诸儒学案》。）
王昭禹
郑宗颜
耿南仲
王安中
（并为新学者。）
李纯甫（别为《屏山鸣道集说略》。
（王学余派。）
王安礼（玄孙）厚之（别见《象山学案》。）
王安国
（并荆公弟。）
曾巩（别见《庐陵学案》。）
孙侔
（并荆公讲友。）
宋保国
（荆公学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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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公新学略序录
祖望谨案：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而蜀学亦遂为敌国。上下《学案》者，不可不穷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惮，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甚矣，西竺之能张其军也！述《荆公新学略》及《蜀学略》。（梓材案：是条《序录》兼蜀学而言之，谢山以其并为杂学，故列之《学案》后，别谓之《学略》云。）
◆庐陵门人
文公王临川先生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蚤有盛名。举进士高第，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召试馆职，固辞。知鄞县，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潞公荐，再召试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献书万余言，极陈当世之务。除直集贤院，累辞，不获命，始就职。除同修起居注，固辞，遂除知制诰。神宗即位，除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未几，参知政事。先生既执政，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陈升之同领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继兴矣。自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等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莘老觉、李公择常、胡完夫宗愈、御史张天祺戬、王子韶、陈古灵襄、程明道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前宰相韩魏公琦，亦上疏论青苗之害，先生称疾求分司，不许。三年，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知制诰。其徒吕惠卿修撰经义。先生提举王韶取熙河、洮、岷、迭、宕等州，先生率群臣入贺，神宗解玉带赐之，以旌其功。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间见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损之，先生重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明年，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吕惠卿为先生所知，骤引至执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无不为也。会先生子雱卒，先生丐奉祠，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又辞使相，乃以左仆射为观文殿大学士。元丰三年，改封荆国公，退居金陵，始悔恨为惠卿所误。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卒，赠太传。绍圣初，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二年，配享文宣王庙。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从祀。后又罢配享神宗庙，而夺其封爵。初，先生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云濠案：荆公着有《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诗经新义》三十卷、《左氏解》一卷、《礼记要义》二卷、《孝经义》一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且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先生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先生传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皆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诎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八年不复召，而恩顾不久衰云。（参《东都事略》。）
祖望谨案：靖康间，以龟山言不当配享，乃降安石于从祀。绍兴六年，张魏公独相，以陈公辅言，禁临川学。干道五年，魏元履请去荆公父子，不果。淳熙四年，赵粹中又言之。上以辅臣之言，谓前后毁誉虽不同，其文章终不可掩，但去王雱，而议升范、欧、马、苏，亦不果。
临川文集
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与霸，其所以用者则同，而其所以名者则异。何也﹖盖其心异而已矣。其心异则其事异，其事异则其功异，其功异则其名不得不异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则不然，其心未尝仁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尝义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义，于是示之以义；其于礼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为也，唯恐民之不见而天下之不闻也，故曰其心异也。齐桓公劫于曹沫之刃而许归其地，夫欲归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许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则勿归焉可也，而桓公必归之地。晋文公伐原，约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则虽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师，盖欲其信示于民者也。凡所为仁义礼亦无以异于此矣，故曰其事异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无所劳于万物，而万物各得其性，万物虽得其性，而莫知其为天地之功也，王者无所劳于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虽得其治，然而莫知其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则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与之衣，饥而与之食，民虽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广也，故曰其功异也。夫王霸之道则异矣，其用至诚以求其利，而天下与之，故王者之道，虽不求利之所归，霸者之道，不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则天下孰与之哉！（《王霸论》。）
性、情一也。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实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无它，是尝读孟子之书而未尝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恶，无它，是有见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恶，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焉，动而当于理则圣也，贤也，不当于理则小人也。彼徒有见于情之发于外者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恶也，因曰「情，恶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于情之发于外而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盖君子养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养性之恶故情亦恶，故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莫非情也。彼论之失者，以其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自其所谓情者，莫非喜怒哀乐好恶欲也。舜之圣也，象喜亦喜；使舜当喜而不喜，则岂足以为舜乎﹖文王之圣也，王赫斯怒；当怒而不怒，则岂足以为文王乎﹖举此二者而明之，则其余可知矣。如其废情，则性虽善，何以自明哉！诚如今论者之说，无情者善，则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须，犹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恶，则犹中与不中也。曰：「然则性有恶乎﹖」曰：「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扬子曰：『人之性，善恶混。』是知性可以为恶也。」（《性情论》。）
世之论者曰：「惠者轻与，勇者轻死，临财而不訾，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与，勇者重死，临财而不訾，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谓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发也，慎而已矣；其既发也，义而已矣。慎则待义而后决，义则待宜而后动，盖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言动者，贤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耳；是以，君子之动，苟得已，则斯静矣。故于义，有可以不与、不死之道，而必与、必死者，虽众人之所谓难能，而君子未必善也；于义，有可与、可死之道，而不与、不死者，虽众人之所谓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难而贱易者，小人之行也；无难无易而惟义之是者，君子之行也。传曰：「义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义，虽出乎圣人所不能，亦归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为人，可谓贤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义之是，而子路过之，是过于义也，为行而过于义，宜乎孔子之无取于其材也。勇过于义，孔子不取，则惠之过于义，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盖君子之动，必于义无所疑而后发，苟有疑焉，斯无动也。《语》曰：「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君子之行，当慎处于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传之者有所误也。孟子之意，当曰『无与伤惠，无死伤勇』。」呜呼！盖亦勿思而已矣。（《勇惠论》。）
仁者，圣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知者也，未有知而不仁者也。然则，何知仁之别哉﹖以其所以得仁者异也，仁，吾所有也，临行而不思，临言而不择，发之于事而无不当于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为仁也，临行而思，临言而择，发之于事而无不当于仁也，此知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则异矣，及其为仁则一也。孔子曰：「仁者静，知者动。」何也﹖曰，譬今有二贾也，一则既富矣，一则知富之术而未富也。既富者，虽焚舟折车无事于贾可也；知富之术而未富者，则不得无事也。此仁、知之所以异其动静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浃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匮也，然则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静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浃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时而匮也，然则吾可以无求乎！此知者之所以必动也。故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山者静而利物者也，水者动而利物者也，其动静则异，其利物则同矣。曰「仁者寿，知者乐」，然则仁者不乐，知者不寿乎﹖曰，知者非不寿，不若仁者之寿也；仁者非不乐，乐不足以尽仁者之盛也。能尽仁之道，则圣人矣，然曰仁，而目之以圣者，言其化也，盖能尽仁道则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见其能尽仁道也。颜，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称之曰「三月不违仁」而已，然则能尽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谁乎﹖（《仁知论》。）
君子所求于人者薄，而辨是与非也无所苟。孔子罪宰予曰：「于予与何诛！」罪冉有曰：「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于圣人，若当绝也。及为科以列其门弟子，取者不过数人，于宰予，有辞命之善则取之；于冉求，有政事之善则取之，不以不善而废其善。孔子岂阿其所好哉，所求于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门弟子三千人，孔子独称颜为好学，问其余，则未为好学者，闵损、原宪、曾子之徒不与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岂不乐道人之善哉，辨是与非无所苟也。所求于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盖辨是与非者无所苟，所以明圣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则士之难全者众矣，恶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无所贬，则从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称好学，则好学者若是而止矣，恶足以明圣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则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则吾之与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于责人而非匿其过，不苟于论人所以求其全，圣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岂易于是哉！（《中述》。）
古之人，仆仆然劳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学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鲁。鲁乱而适齐，齐大夫欲害己，则反而食乎鲁。鲁受女乐，不朝者三日，义不可以留也，则乌乎之﹖曰：「甚矣，卫灵公之无道也！其遇贤者，庶乎其犹有礼耳。」于是之卫。卫灵公不可与处也，于是不暇择而之曹，以适于宋、郑、陈、蔡、卫、楚之郊，其志犹去卫而之曹也。老矣，遂归于鲁以卒。孔子之行如此，乌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诸侯不以身先于贤人，其不足与有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仆仆然劳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盖孔子之心云耳。然则，孔子无意于世之人乎﹖曰：「道之将兴与，命也；道之将废与，命也。」苟命矣，则如世之人何！（《行述》。）
或曰：「孟、荀、扬、韩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为言也，宜无惑，何其说之相戾也﹖吾愿闻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此吾所以异于韩子。且韩子以仁义礼知信五者谓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恶焉而已矣。五者之谓性而恶焉者，岂五者之谓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性者，以其在内也。夫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后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为善者，伪也。』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善者，伪也』，为人果皆无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为埴。』埴岂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乌在其为伪也﹖且诸子之所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扬子之言为似矣，犹未出乎以习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谓喜怒爱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故曰：『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然则，『上知与下愚不移』有说乎﹖」曰：「此之谓知愚。吾所云者，性与善恶也。恶者之于善也，为之则是；愚者之于知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后世圣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孔子作《春秋》，则游、夏不能措一辞。盖伏羲之知，非至精至神不能与；惟孔子之知，虽游、夏不可强而能也，况所谓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尔，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说也，吾不知也。圣人之教，正名而已。」（《原性》。）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善教者之为教也，致吾义忠，而天下之君臣义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为恩矣；致吾礼于夫妇，而天下之夫妇相为礼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皆吾教也，民则曰：「我何赖于彼哉！」此谓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为教也，不此之务，而暴为之制，烦为之防，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藏于府，宪于市，属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无失其为兄弟也，夫妇者无失其为夫妇也，率是也有赏，不然则罪，乡闾之师，族酇之长，疏者时读，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顾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谓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浃于民心，而耳目无闻焉，以道扰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浃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扰之为言，犹山薮之扰毛羽，川泽之扰鳞介也，岂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为言，其犹囿毛羽，沼鳞介乎，一失其制，脱然逝矣。噫！古之所以为古，无异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为古，无异焉，由后而已矣。或曰：「法令诰戒不足以为教乎﹖」曰：「法令诰戒，文也。吾云尔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原教》。）
天有过乎﹖有之，陵历■蚀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举有过，卒不累覆且载者何﹖善复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间，则固不能无过，卒不害圣且贤者何﹖亦善复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惮改过。」扬雄贵迁善，皆是术也。予之朋，有过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则曰：「是向之从事云尔，今从事与向之从事弗类，非其性也，饰表以疑世也。」夫岂知言哉﹖天播五行于万灵，人固备而有之，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废。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复得，废而复举也，顾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将性也。且如人有财，见篡于盗，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财，向篡于盗矣！」可欤﹖不可也。财之在己，固不若性之为己有也，财失复得，曰非其财，且不可，性失复得，曰非其性，可乎﹖（《原过》。）
附录
神宗问王安石之学何如，明道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
明道昔见上称介甫之学，对曰：「王安石之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以上《程氏遗书》。）
温公戒金陵用小人，金陵曰：「法行即逐之。」温公曰：「误矣！小人得路，岂可去也﹖他日将悔之。」（《元城语录》。）
（梓材谨案：元城语移此者五条，其四条见后。）
韩绛自请前日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叹曰：「卿不遂非，甚好。若王安石则言宰臣之道矣！」
元丰末，不得已，创为户马之说。神宗俯首叹曰：「朕于是乎媿文彦博矣。」王珪问故，上曰：「彦博尝争国马，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曰：「国马是王安石坚请，本非圣意。」上复叹曰：「安石误朕，岂止一事！」
安石在金陵，见元丰官制行，变色曰：「许大事，安石竟略不得与闻。」始渐有畏惧，作《前后元丰行》以谀上，盖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诗义序》，极谀上，神宗却之，令别撰。
安石与吕惠卿一帖，无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安石，安石谕王韶，不必以尽数对。诏叛，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师者，无虑千人，远近驩喜。神宗叹曰：「百姓富家犹不肯图小利，国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数年，则躬自除之，不使后日议者纷纷。」
（梓材谨案：以上诸条皆晁景迂初见钦宗之言，其全文载《邵氏闻见后录》。邵氏云：「亦陈莹中尊尧之意也。」今所录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曰：「本朝因杨炎之税法，租庸调已并矣。近又纳义仓，是再租也。五等之民，岁纳役钱，是再庸也。常役则调春夫，非时则调急夫，否则纳夫钱，是再三调也。而又为举放利息之术，曰常平钱，曰预买钱，曰蚕盐钱，曰过月钱。其余尚有难以条举者。庙堂之所谟谋者，钱也；刑罚之所重而不赦者，钱也；文移之所急者，钱也。能催科者为贤，不能者为不贤，廉耻尽矣！」
刘元城曰：「汉大臣于人主前说人长短，各以其实，如匡衡谓朱云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爵为意，与温公同。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而诸人辄溢恶，谓其为庐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进言之过。」
又曰：「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为法令者，正恐官吏缘此扰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县慢易，故擢用新进少年，至于特旨、御前处分、金字脾子，一时指挥之类，纷纷而出，其枋必为奸臣所窃，天下欲不乱，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说，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
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佑末，似乎舒缓不振，故神庙必欲变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当之，又有虚名，实行强辩，坚志不可动，反复诘难，使人主从之乃已。□及元丰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宁比矣。」
吕荥阳曰：「王介甫解经，皆随文生义，更无含蓄。学者读之，更无可以消详处，更无可以致思量处。」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经》之学，义理必为一说，辞章必为一体，以为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释、老诞慢之说以为高，挟申、韩刻核之说以为理，使斯士浮伪惨薄。古人谓王衍清谈之害甚于桀、纣，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其《尚书》之说，如老不可敬，祸不足畏之类，诬经害教，阴贻天下之祸。王安礼为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远，常患《三经义》未副其意，宣谕异日当别刊修，则今之承学之士，兢兢《三经》惟谨者，未必当神宗之意也。若其《字说》，则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学官，近乃列之，破律乱常尤甚，果何等书也﹖」
又《答袁季皋》曰：「荆公戏明道曰：『伯纯纵高不过至十三级而止。』明道谢曰：『公自十三级而出，上据相轮，恐难久以安也。』」
杨龟山曰：「荆公在上前争论，或为上所疑，则曰：『臣之素行，似不至无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论事当问之是非利害如何，岂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己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浅矣！盖廉耻，自君子所当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赃。』不受赃，岂分外事乎﹖」
陈右司曰：「阴阳灾异之说，虽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废。王介甫不用，若为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学者非特习于诵数发于文章而已，将以学古人之所为也。自荆公之学兴，此道坏矣。」
吴叔扬曰：「《字说》，诗字从言从寺，谓法度之言也。诗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则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不知此乃谐声。」（《吕氏童蒙训》。）
刘静春曰：「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第出于己者，反不逮旧，故上误裕陵以至于今。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则人材自出，治道自举。」
祖望谨案：此条最精。
倪氏《经鉏堂杂志》曰：「荆公《字说》以转注假借皆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为徇也，若其间说象形象意处，亦自有当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东南为便，不见其害。前十年，海外四州守臣，奏民间愿从中州雇役，朝廷从之，当时一切力排之，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魏鹤山《师友雅言》曰：「王介甫错看膳夫一义，以为王者受天下之奉。后王黼等置应奉司，以成政、宣之祸，至于亡国，不知他经原无此义。古人只说恭俭，释经不可不严哉！」
又曰：「口率出泉，康成以汉制解经，三代安有口赋﹖又如国服为息，息字，凡物之生歇处，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古人原不取民以钱，土地所出原无钱。介甫错处，尽是康成错处。欧、苏以前，未尝有人骂古注，承其误以至此。」
又《周礼折衷》曰：「《周礼》国服之法，郑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此自误引，致得荆公坚守以为成、周之法。当时诸老虽攻荆公，但无敢自郑康成处说破，推原其罪者。」
又曰：「荆公尝以道揆自居，而不晓道与法不可离。如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为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见其为道！荆公以法不豫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见一偏，为害不小。永嘉二陈所作《制度纪纲论》云：『得古人为天下法，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彼谓仁义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为二，后学从而为此说。岂知《周礼》一部，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后世以刑法为法，故流于申、商，以汉制没入家财为夺以驭贫，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没入人臣家财之法﹖古者臣下去国，待放于郊，然犹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三年然后收其田里，此所谓驭。」
又跋了斋《日录辩》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无二本，自本身征民以至考建质俟，初无二理。今曰『不通政事却深于经术』，又曰『其人节行过人甚多』，审如其说，是能格致诚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国家，本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晓然易知，而能惑世诬民于十九年间，以养成乱本，又能使绍圣以后，守其说而莫之改也，呜呼！」
林竹溪《鬳斋学记》曰：「和靖曰：『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韩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尝上介甫书，请六经之旨，介甫皆答之。独于《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辞甚简，疑处甚缺。后来有印行者，名曰《易义》，非介甫之书。』和靖去介甫未远，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冤矣！然亦荆公有以招之。」
又曰：「郑溪西曰：『半山《字说》，不足为穿凿。许慎识文识字，而求义太□，是可谓之穿凿。半山未能别文字也。某有三语曰：「无义之理理之真，有义之理理之失，多义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谨案：此说似未可据。
谢山《荆公周礼新义题词》曰：「《三经新义》，尽出于荆公子元泽所述，而荆公门人辈皆分纂之。独《周礼》则亲出于荆公之笔，盖荆公生平用功此书最深，所自负以为致君尧、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丰新法之渊源也，故郑重而为之。蔡绦以为政和秘阁所藏，其书法如斜风细雨，定为荆公手迹。其后国学颁行之板，为国子司业莆田黄隐所毁，世间流传遂少，仅见王氏《订义》所引而已。荆公解经，最有孔、郑诸公家法，言简意该，惟其牵缠于《字说》者，不无穿凿，是固荆公一生学术之秘，不自知其为累也。盖尝统荆公之经学而言之，《易传》不在三经之内，说者谓荆公不惬意而置之，然伊川独令学者习其书。容斋记《毛诗》『八月剥枣』，荆公一闻野老之言辄改其说，则亦非任情难挽者。朱子于《尚书》推四家，荆公与焉，且谓其不强作解事。而《礼记》之方、马数家，亦禀荆公之意而为之者，至今《礼记》注中不能废。《尔雅》成于陆氏，而以其余为《埤雅》，既博且精，彼其门人所著尚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学官，则公亦以其难解而置之，而并无断烂朝报之说，见于和靖《语录》中所辩。予观《宋志》，荆公尝作《左氏解》一卷，则非不欲立，明矣。荆公又尝与陈用之，许允成解《论》、《孟》，然则去其《字说》之支离而存其菁华，所谓六艺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诋也，而况是书又荆公所最属意者乎！」
又《记荆公三经新义事》曰：「荆公《三经新义》，至南渡而废弃。元佑时不过曰经义兼用注疏及诸家，不得专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说》耳。独莆田黄隐作司业，竟焚其书。当时在廷诸公不以为然，弹章屡上。案《山堂考索》所载，元佑元年十月癸丑，刘挚言：『国子司业黄隐，学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众。故相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故先帝立之于学，程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说》，溺于释典，是以近制禁学者无习而已。至其经义，盖与先儒之说并存，未尝禁也。隐猥见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废其学，每见生员试卷引用，辄加排斥，何以劝率学校！』同时吕陶亦言：『经义之说，盖无古今新旧，惟贵其当。先儒之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隐之诵记王氏《新义》，推尊久矣，一旦闻朝廷议科举，则语太学诸生，不可复从王氏。或引用者，类多黜降。诸生有闻安石之死，而欲设斋致奠，以伸师资之报者，隐辄忿怒欲绳以法，尤可鄙也。』于是上官均等皆乞罢隐慰公论。由此观之，元佑诸贤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毁《通鉴》，盖隐有以启之，韩忠献所云『鬼怪辈坏事』也。」附传
左丞王先生安礼
王安礼，字和甫，荆公之弟。早登科，辟河东幕职转运使。吕公弼荐于朝，召对。适荆公当国，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破例特赐之坐。迁直集贤院，历知润与湖州，为开封判官。尝偕尹奏事，既退，独留访天下事，帝甚向纳。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可以言语罪人。苏轼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谴也，行为卿贳之。」寻进知制诰。帝数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墓迫京城者，无虑数万，谏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闻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恻然而罢。拜中大夫、尚书右丞。转左丞。徐禧永乐之败，帝始悟叹曰：「安礼每劝朕勿用兵，少置狱，盖为是也。」久之，御史张汝贤论其过，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江宁。绍圣初，还职，知永兴军。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赠银青光禄大夫。为人伟风仪，论议明辩，常以经纶自任，而阙略细谨，以故数诒口语云。（参史传。）
秘阁王先生安国
王安国，字平甫，亦荆公弟。自角，未尝从人受学，操笔为文，语皆惊人。神宗即位，近臣荐其才行，为武昌军节度推官，教授西京国子监。召对，神宗问：「安石秉政，物议如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书，改著作佐郎、秘阁校理。初，吕惠卿谄事荆公，先生恶之。一日，荆公与惠卿论新法于其第，先生好吹笛，荆公谕之曰：「宜放郑声。」先生曰：「亦愿兄远佞人。」惠卿深衔之，乃因郑侠狱陷先生，坐非毁其兄，放归田里，岁余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佑中，复秘阁校理。（参《东都事略》。）
◆荆公讲友
文定曾南丰先生巩（别见《庐陵学案》。）
县令孙正之先生侔
孙侔，字少述，吴兴人。四岁而孤，七岁能属文。既长，读书多自得之。文甚奇古。内行孤峻，少许可，非其所善，虽邻不与通也。庆历、皇佑中，与王介甫、曾子固名闻江、淮。母病革，义不得仕。客居吴门、吴兴、丹阳、扬子间，士大夫敬畏之。刘原父知扬州，荐其居则孝悌，仕则忠信，足以矫俗扶世。诏试秘书省校书郎、扬州州学教授，不赴。英宗即位，沈遘、王陶荐其可备侍从，以忠武军节度推官知来安县。熙宁三年，韩维复荐之，以为常州团练推官，皆不受。介甫少与友善，兄事之。介甫为宰相，道过真州，先生待之如布衣时。（参《哲宗实录》。）
（梓材谨案：刘公是《杂录》云：「处士之有道者，孙侔、常秩、王令。侔，扬州人，好为古文章，尤方廉，不能与俗浮沈，而接物则恭以和。《实录》谓其晚年卞急，至于骂坐怒邻，异矣！」朱子为《刘子和传》，言子和之父娶长垣赵氏，实吴兴孙侔先生外孙女，读书能文，实生子和云。又案：林希为先生传云：「从其母家扬州，母亲教之。」又云：「庆历、皇佑间，与临川王安石、南丰曾巩知名于江、淮间。侔初名处，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谓『淮之南，有贤人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则正之即先生矣。」）
◆荆公学侣
庶官宋先生保国
宋保国，不知何许人。荆公尝答其书曰：「使人之至，示以经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岂敢卤莽，以虚来旨﹖所示极好，尚有少疑，想荣从非久淹于符离，冀异时肯顾我，可以究怀未尔﹖」（参《临川文集》。）
（梓材谨案：先生盖荆公学侣，后入元佑党籍，《宋史》无传。）
◆荆公家学（庐陵再传。）
龙图王元泽雱
王雱，字符泽，荆公之子也。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荆公力主其议，盖兆于此。举进士，调旌德尉。元泽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时荆公执政，所用多少年，元泽欲预选，乃与父谋曰：「执政子虽不可预事，而经筵可处。」荆公欲上知而自用，乃以元泽所作策及注《道德经》镂板鬻于市，遂传达于上。邓绾、曾布又力荐之，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神宗数留与语，受诏注《诗》、《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荆公更张政事，元泽实导之。常称商鞅为豪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荆公与明道程子语，元泽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元泽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荆公遽曰：「儿误矣。」卒时纔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参史传。）
◆荆公门人
侍郎龚先生原
龚原，字深父，（云濠案：《宋史》列传作深之。）遂昌人。嘉佑八年进士。绍圣初，为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改起居舍人，擢中书舍人。徽宗初，为兵部侍郎。先生力学，以经术尊敬介甫，始终不易也。有《易传》、《春秋解》、《论语孟子解》十卷。（参《东都事略》。）
直讲王先生无咎
王无咎，字补之，南城人。第进士，为仪真主簿、天台令，弃而从王荆公学，久之，无以衣食其妻子，复调南康主簿，已又弃去。好书力学，寒暑行役不暂释，所在学者归之，去来常数百人。荆公为政，先生至京师，士大夫多从之游，然与人寡合，常闭门治书，惟荆公言论莫逆也。荆公上章荐其文行该备，守道安贫，而久弃不用，诏以为国子直讲，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参史传。）
县丞晏先生防
晏防，字宗武，临川人，丞相殊之侄。（云濠案：谢溪堂志先生墓云：「大丞相元献公，宗武叔祖也。」则当为侄孙。）幼学于王荆公。主崇仁簿、万载丞，行李萧然，遣家奴致米乃得归。赴调，卒于京。先生宽厚好学，安于义命，不可荣辱。所著有《侯门集》十卷、《俱胝集》一卷。（同上。）
右丞陆陶山先生佃
陆佃，字农师，山阴人。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读书。蹑屩从师，不远千里，受经于王荆公。入京，适荆公当国，首问新政，先生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召补国子监直讲。荆公子雱用事，好进者坌集其门，先生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说文》。入见，神宗问大裘袭裘，先生考礼以对。神宗悦，用为详定郊庙礼文官。每有所议，神宗辄曰：「自王、郑以来，言礼未有如佃者。」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元丰定官制，擢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立，去荆公之党。荆公卒，先生率诸生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徽宗即位，召为礼部侍郎。拜尚书右丞。谗者诋先生，名在党籍，罢为中大夫、知亳州，数月卒，年六十一。追复资政殿学士。先生著书二百四十二卷，于礼家、名数之说尤精，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皆传于世。（同上。）
侍讲吕原明先生希哲（别为《荥阳学案》。）
司成汪先生澥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少从胡安定学。又学于荆公。熙宁太学成，公录学正。复第进士，累迁大司成。议学制不合，以显谟阁待制知婺州，改颍昌诸州，后徙应天府。予祠卒，赠宣奉大夫。先生自布衣录太学，至为正，为司业、祭酒，迄于司成，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时人士推之。然惜其守安定之学不终，而染于新经之说。
（梓材谨案：是传本在《安定学案》，以其卒染新学，故移入是卷。）
朝奉郑一拂先生侠
郑侠，字介夫，福清人。调光州司法。秩满，至京，会荆公秉政，问以所闻，先生因为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荆公不答。又数以书论之，亦不报。监安上门。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流民塞道。先生悉绘所见为图，上之。神宗反复观图。翌日，又下诏责躬求言。越三日，大雨。辅臣入贺，帝示以先生所进图状，群奸切齿。荆公去，吕惠卿执政，先生又上疏论之。惠卿奏为谤讪，编管汀州。徙英州。哲宗立，始得归。元符七年，再窜于英。徽宗立，赦之，仍还故官，又为蔡京所夺。宣和元年，卒。里人揭其闾为郑公坊，州县皆祀之于学。绍熙初，诏赠朝奉郎。（参史传。）
（梓材谨案：先生《言行录》云：「王荆公居忧金陵时，尝从学。」是先生固在荆公之门，而能迈其师者。陆放翁书其逸事，谓先生晚居福清，自号一佛居士。）
待制蔡先生肇
蔡肇，字天启，丹阳人。能为文，最长歌诗。初事王荆公，见器重。又从苏东坡游，声誉益显。第进士，历明州司户参军、江陵推官。元佑中，为太学正，通判常州，召为卫尉寺丞，提举永兴路常平。徽宗初，入为户部员外郎，兼编修国史，言者论其学术反复，提举两浙刑狱。张商英当国，引为礼部员外，进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前此，试三题，卒以宰相上马为之候，先生援笔立就，不加润饰，商英读之击节。纔踰月，以草御史辛义责词不称，罢为显谟阁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论其包藏异意，非议辟雍，以为不臣，夺职，提举洞霄宫。会赦，复之，卒。（同上。）
（云濠谨案：刘氏《明本释》言王荆公云：「吕惠卿、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杨畏、蔡肇皆门人之达者也。」）
正字陈先生祥道
陈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佑中，为太常博士，终秘书省正字。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同上。）
谢山《陈用之论语解序》曰：「荆公六艺之学，各有传者。考之诸家著录中，耿南仲龚深父之《易》，陆佃之《尚书》、《尔雅》，蔡卞之《诗》，王昭禹、郑宗颜之《周礼》，马希孟、方、陆佃之《礼记》，许允成之《孟子》，其渊源具在，而陈祥道之《论语》，鲜有知者，但见于昭德晁氏《读书志》而已。荆公尝自解《论语》，其子雱又衍之，而成于祥道。长乐陈氏兄弟，深于礼乐，至今推之，乃其得荆公之传，则独在《论语》。昭德谓「绍圣以后，场屋皆遵此书」，则固尝颁之学官矣。或曰：「是书本出于道乡邹公，而托于祥道。」予谓：「道乡，伟人也，岂肯袭阮逸辈之所为哉！诸家为荆公之学者，多牵于《字说》，祥道疵颣独寡，为可喜也。况荆公父子之论语不传，而是书独存，亦已幸矣。予家居，细为校雠，欲觅穷经家之有力者，取荆公《周礼新义》、王昭禹《周礼解》、郑宗颜《考工记注》、陆佃《尔雅新义》暨是书合梓之，以见熙、丰之学之概，无使蔡卞之《诗》独行，而未能也。经师之作，存于今者稀矣，虽或不醇，要当力为存之。」
许先生允成
许允成，王荆公门人，着有《孟子新义》十四卷。荆公喜《孟子》，自为之解，其子雱与先生皆有注释，崇、观间，场屋举子宗之。（参晁氏《郡斋读书志》。）别附
参政吕吉甫惠卿
吕惠卿，字吉甫，晋江人。起进士，为真州推官。秩满入都，见王荆公，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熙宁初，荆公为政，吉甫方编校集贤书籍，荆公言于帝曰：「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及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判司农寺。司马温公谏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不闲世务，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帝曰：「惠卿进对明辩，亦似美才。」温公曰：「惠卿诚文学辩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帝默然。温公又贻书荆公曰：「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荆公不悦。会吉甫以父丧去，服除，召为天章阁待制，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判国子监，与荆公子雱同修《三经新义》。又知谏院，为翰林学士。荆公力荐吉甫为参知政事。郑侠疏吉甫朋奸壅蔽，吉甫怒，又恶冯京异己，而荆公弟安国恶吉甫奸谄，面辱之，于是乘势并陷三人，皆获罪。荆公以安国之故，始有隙。吉甫既叛荆公，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御史蔡承禧论其恶，出知陈州。久之，以资政殿学士知延州。元丰五年，加大学士、知太原府。斥知单州，明年复知太原。右司谏苏辙条奏其奸，乃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责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绍圣中，知大名府、延州。拜保宁、武胜两军节度使。徽宗立，易节镇南，徙为杭州，复知大名，致仕。崇宁五年，起知杭州。坐其子，责祁州团练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庐州。复观文殿学士，为醴泉观使，致仕。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参史传。）
仆射蔡元长京
蔡京，字符长，仙游人。登熙宁三年进士第，调钱塘尉，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班其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元丰末，知开封府。司马温公复差役法，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元长独如约。温公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为台、谏言其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历知成都。绍圣初，入权户部尚书。章惇复变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元长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雇役遂定。差雇两法不同。十年间元长再其事，成于反掌，识者有以见其奸。卞拜右丞，以元长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元长觊执政，曾布忌之，但进承旨。徽宗即位，罢为端明、龙图两学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之毕史事。谏官陈瓘论其交通近侍，出知江宁，迁延不之官。御史陈次升、龚夬、陈师锡交论其恶，夺职，居杭州。已而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之，起知定州。崇宁元年，徙大名府。韩忠彦与曾布交恶，谋引元长自助，复用学士承旨。忠彦罢，拜尚书左丞，俄代布为右仆射。徽宗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元长顿首谢，愿尽死。进左仆射，遂以其党吴居厚、王汉之十余人为僚属。用冯澥、钱遹之议，复废元佑皇后。罢科举法，令尽更盐钱法，祖宗之法荡然无余。累转司空，封嘉国公。时元佑群臣贬窜略尽，元长尤未惬意，命等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颁郡国。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宁、绍圣之政，则又籍范柔中以下为邪等。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进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改封魏国。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长竟天。帝以言者毁党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罢之。元长免为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复拜左仆射。以南丹纳土，躐拜太尉、太师。三年，台、谏交论其恶，遂致仕。改封楚国，朝朔望。四年五月，彗复出奎、娄间，贬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还京师，复辅政，徙封鲁国，二日一至都堂治事。元长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既又更定官名，以仆射为太、少宰，自称公相，总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确皆为王，省吏不复立额，至五品阶以百数，有身兼十余奉者。公论益不与，帝亦厌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为地，再起三省。元长至是四当国，目昏眊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绦。未几，褫绦侍读，而元长亦致仕。钦宗即位，边遽日急，元长尽室南下，为自全计。天下罪元长为六贼之首，侍御史孙觌等始极疏其奸恶，乃以秘书分司西京，连贬崇信、庆远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云。（同上。）
文正蔡元度卞
蔡卞，字符度，京弟。与京同年登科，调江阴主簿。王荆公妻以女，因从之学。元丰中，张璪荐为国子直讲，历同知谏院、侍御史。居职不久，皆以荆公执政亲嫌辞。拜中书舍人兼侍讲，进给事中。哲宗立，迁礼部侍郎。使辽还，以龙图阁待制知宣州，徙江宁府，历扬、广、越、润、陈五州。广州宝贝丛凑，一无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蔷薇露洒衣送之。绍圣元年，复为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初，荆公且死，悔其所作《日录》，命从子防焚之，诡以他书代。至是，元度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实，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于是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皆获深谴。迁翰林学士。四年，拜尚书左丞，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凡中伤善类，皆密疏建白，然后请帝亲札付外行之。章惇虽巨奸，然犹在其术中。论者以为惇易明，卞心难见。徽宗即位，任伯雨言「卞之恶有过于惇」。诏以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连贬少府少监，分司池州。纔踰岁，起知大名府，徙扬州，擢知枢密院。时京居相位，元度礼辞，不许。一意以妇公王氏所行为至当。兄晚达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时有不合。京于帝前诋元度，元度求去，以天章阁待制知河南。坐妖人张怀素降职。旋加观文殿学士，拜昭庆军节度使，入为侍读，进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易节镇东。政和末，谒归上冢，道死，年六十。赠太傅，谥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责为宁国军节度副使。绍兴五年，又贬单州团练副使。（同上。）
文节林子中希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举进士，调泾县主簿，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礼院。遣使高丽，闻命，惧形于色，辞行。神宗怒，责监杭州楼店务。岁余，通判秀州，复知太常礼院。元佑初，历秘书少监，进中书舍人。言者疏其行谊浮伪，士论羞薄，不足以玷从列。以集贤殿修撰知苏州，更宣、湖、润、杭、亳五州。绍圣初，知成都府。道阙下，会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子中遂留行。复为中书舍人，修《神宗实录》兼侍读。时方推明绍述，尽黜元佑群臣，子中皆密豫其议。一日，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迁礼部、吏部尚书、翰林学士，擢同知枢密院。罢知亳州，移杭州。旋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府。夺职知扬州，徙舒州。未几卒，年六十七。追赠资政殿学士，谥曰文节。（同上。）
州守蹇授之序辰（父周辅。）
蹇序辰，字授之，双流人。父周辅，字皤翁，少与范镇、何郯为布衣交。再举进士，知宜宾、石门二县。累改刑部侍郎，罢知利州、庐州，卒。强学，善属文，神宗常命作《答高丽书》，屡称善。为吏深文刻核，故老而获戾。授之登第后数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改京西，累除龙图阁待制、知扬州。徽宗立，中书言其类元佑章牍，傅致语言，指为谤讪。诏与安惇并除名勒停，放归田里。蔡京为相，复拜礼部、刑部侍郎，为翰林学士，进承旨。有言其在先帝时遏密中以音乐自娱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苏州。谪单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会赦，复官中奉大夫，遂卒。授之亦有文，善傅会，深文刻核，似其父云。（同上。）
侍郎杨子安畏
杨畏，字子安，其先遂宁人，徙洛阳。子安累提点夔州路刑狱。元佑初，请祠归洛。恐得罪司马温公，称其盛德。温公卒，复言其「不知道」。吕正愍大防、刘忠肃挚为相，用为工部员外郎，擢殿中侍御史。助正愍攻忠肃十事。忠肃罢，苏子容颂为相，复攻子容。子容罢，子安欲苏文定辙为相。宣仁后召范忠宣纯仁，子安攻忠宣。子安本附文定，知文定不相，复诋文定。其倾危反复如此。迁礼部侍郎，荐章惇、吕惠卿可大任。廷试，发策有绍述意，考官第主元佑者居上，子安复考，悉下之。惇入相，子安遣所亲阴结之。惇至，徙子安吏部。寻以宝文阁待制知真定府。天下目为「杨三变」，谓其进于元丰，显于元佑，迁于绍圣也。寻落职知虢州，入元佑党。知郢州，复集贤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举洞霄宫。未几，知邓州，再丐祠，主管崇禧观。蔡京为相，出党籍。寻复宝文阁待制，卒。（同上。）为新学者
进士马先生希孟
马希孟，（云濠案：一作晞孟。）字彦醇，庐陵人。熙宁癸丑登第。着有《礼记解》七十卷。陈振孙曰：「亦宗王氏者。」
侍郎方先生悫
方悫，字性夫，桐庐人。性至孝，父死，庐墓三年。领乡荐表，进《礼记解》于朝。诏赐上舍释褐，而颁其书于天下，学者宗之。居官以刚廉称。（云濠案：先生政和八年进士，仕至礼部侍郎。）家置万卷书堂，虽老，手不释卷。朱文公尝曰：「方氏《礼记解》尽有说得好处，不可以新学而黜之。」
孟先生厚（别见《刘李诸儒学案》。）
王先生昭禹
王昭禹，字光远。着有《周礼详解》，用荆公而加详。（参《周礼订义》。）
谢山《题王昭禹周礼详解跋》曰：「荆公《三经》，当时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说以成书者，耿南仲、龚深父之《易》，方性夫、陆农师之《礼》，于今皆无完书。其散见诸书中，皆其醇者也。独王光远《周礼》至今无恙，因得备见荆公以《字说》解经之略。荆公《周礼》存于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种，得光远之书，足以补之。尝笑孔颖达于康成依阿过甚，今观此书亦然。」
郑先生宗颜
郑宗颜，着有《考工记注》一卷。（参万历《内阁书目》。）
门下耿希道南仲
耿南仲，字希道，开封府人。与余深同年登第，提举两浙常平，历试太子詹事。钦宗即位，拜资政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未几，免签书。以东宫旧臣，赐宅一区，升尚书左丞、门下侍郎。金人再举乡京师，李纲等谓不可和，力沮之，为主和议，故战守之备皆罢。康王起兵入卫京师，二帝北行，乃与文武官吏劝进。高宗既即位，薄其为人，罢知宣州。已而言者论其主和误国罪，责临江军居住。降授别驾，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复观文殿大学士。（参史传。）
太保王初寮安中
王安中，字履道，号初寮，曲阳人。进士及第。宣和中，累官翰林学士，尚书左丞。金人来归燕，以初寮为燕山府路宣抚使。以郭药师将叛，力求罢。靖康初，贬官。初寮为文，丰润敏拔。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参《姓谱》。）
（梓材谨案：初寮官至太保，亦从新学者。其为人，详见《景迂学案》。）
◆龚氏门人庐陵三传。
忠公邹道乡先生浩（别为《陈邹诸儒学案》。）
太学沈石经先生躬行（别见《周许诸儒学案》。）
◆陆氏家学
陆元钧先生宰
陆宰，字符钧，农师佃之子，放翁游之父。农师撰《春秋后补遗》者，先生所作也。（参《直斋书录解题》。）
（梓材谨案：《宋史．艺文志》载农师《春秋后传》二十卷，又载先生《春秋后传补遗》一卷。朱氏《经义考》并云未见。）
◆陈氏家学
侍郎陈先生旸
陈旸，字晋之，福州人，祥道弟。中绍圣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徽宗初，进《迓衡集》以劝导绍述，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礼部侍郎赵挺之，言其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进《礼书》故事给札。既上，迁太常丞。累官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尝坐事夺，已而复之。卒，年六十八。（参史传。）
◆元钧家学（庐陵四传。）
中大陆放翁先生游
陆游，字务观，山阴人，农师佃之孙也。母梦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字为名而字其名。绍兴间已为浙漕锁厅第一，有司竟首秦，寘先生于末。及南宫一人，又以秦桧所讽见黜，盖疾其喜论恢复也。绍兴末，赐第。学诗于曾茶山，又尝从张紫岩游，具知西北事。官至中大夫，遂致仕，誓不复出。后韩侂冑固欲其出，慈福赐韩以南园，先生为之记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公之自处，与上之倚公，本自不相侔，盖寓微词云。（参《四朝闻见录》。）
陆务观语
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此圣门一字铭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圣门三字铭也。
（梓材谨案：此从谢山节录王氏《困学纪闻》移入。）
◆和甫续传
宝文王复斋先生厚之（别见《象山学案》。）
王学余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纯甫（别为《屏山鸣道集说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