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雅集之俪启
王壬秋为清末钦赐检讨，年逾八秩，精神矍铄，在吾国文学界素著英声。民国三年，由湘入京，就国史馆长之任。由袁励准发起，遍邀前清翰苑中人，萃集北京城南陶然亭，为文酒之会。王赋五古一篇，传观索和，韵押十灰，蝇头小字书成楷法。与会者计五十余人。陈?庵于在京翰林中，科分最老，而为清室师傅。日须入宫，至钟鸣三下始到。此次约集同人，先发出一公启。启云：“自顷风尘倾洞，盍簪漂歇，金闺秘闼，俱成天上。每寻仙蝶之衙，尚识栖息之树。虽故宫落叶，怅隔前朝而春苑烟花，宛然旧影，金銮深掩畴问残镫芸阁凄清，沦为废庑。槐半凋而未死，梦已全非，兰在纫而自芳，佩宁改度，摅凋旧之蓄念叹嘉会之难。常哀艳百重顽感。千垒幸兹城?清晏，花事方滋，正值湘绮先生翩其来游。轩车戾止，群方欢竦，吾党咏歌，先生以伏生九十之年丁逊国。百六之季未蹑鸿博之轨，而除目遥符耻为金马之待，而弓招屡赋近殊竹坨侣，屈宋于衙官，远轶兰陵理周秦之坠，学名山自?荃ぇ弥馨三馆。邈其清尘众芳，欷其岁晚，孤桐乍，御欣接瑶徽。万柳虽湮，聊寻故事，江亭隐树，南洼之碧苇，初芽春甸覆花西山之白云在望，?迟巾屦来共，山樽召荡寇以监厨。呼步兵而具酒曲水。三月禊事，方阑山阴一觞。咏言靡歇，既续唐贤大罗之梦，且试海外写真之术，天涯接几明镜流年影事。成图诗歌盈路，庶几灵光伫景，长在人间，焦尾安弦，毋忘爨下。秀山李稷勋撰。”
◎章一山却聘记
章一山不受礼聘，京华人士传为美谈。当时政事堂聘章书曰：
“一山先生道席五月二十七日奉大总统谕，章一山由政事堂优礼函聘等因，伏维先生亮节夷冲，灵修醇粹，然龙烛以照，海云梦胸，吞建翠於以翳霄天风，背负在昔，提衡译学，陶育英髦，饮人以和，其心皆醉，说士不置，此肉尤甘变化。瘠ㄤ材欣，呈骥铲阮，凡伪镜世照神，导古今治乱之渊源。目如流电，发文武张弛之枢要，口泻悬河，固己识赅三，微学贯，九变贵游。畏其折角，儒修重其昭朦矣。兹者元黄初奠，苍赤未苏。应变解纷披，艰扌带秽切，旁求于俊?，应?候于贞元宏景山中。本殷怀于济物，邺侯架上储秘籍以医时，礼有重于元?漫拟到门凡鸟音实企夫金玉不徒空谷维驹贮ツ巾车敬饬馆驿元龙，非余子可及，论心无间，形骸孝章，有天下大名抵掌，自舒肝胆，宣风烈而调穆羽底于平成，滋云液而饫醴泉，起兹?羸。诚斯世之大幸，亦千秋之嘉会也。谨肃敦聘只颂道绥，大总统府政事堂启。”
章氏答书曰：“政事堂钧鉴：日前浙江巡按使署寄来钧械，过采虚声，加以藻饰，优礼来聘，不胜惶愧。少习经史，长官京朝，颇亦历练当世之务，特自辛亥一病，至今从前所学都不记忆，顷惟杜门养息以终余年。敦聘之礼，万不敢承。敬谢敬谢，维祈亮察，只颂钧安，章一山顿首。”
◎叶德辉之文艺谈
近有日人某君往访湖南名士叶德辉，谈及文学戏曲之事。叶君云：“说文为一种东汉人实学，不可以钟鼎铜器篆籀目之。研究此书，最要之门户，前清乾隆时儒者似犹未知，日本人亦罕有精造者，然其学甚难，鄙人于此，已研究三十年矣。顷如剧曲，亦极难学，恐不能输入日本。盖中国人情风俗，方言皆与日本不同，不能仅如诗文之同文也，王国维有曲考十得六七，然在日本人，则恐难洞晓其源流，现今戏曲之脚色，还不如二十年以前，此等歌舞之事，亦随文治为盛衰。近十年以来，政府不注重文学，故此等戏曲现时知音者甚稀也。目今第一唱工为谭鑫培，第二则刘鸿升。谭本老脚，喉音清转，尚有先正典型；刘则自作聪明，不知停顿、开合之妙。每听其音，辄为之心急生惧，以其唱时忽高忽长，恒恐其不能落韵合拍也。此种弊病，致使听者衷曲不畅。至于秦腔，则其音躁急，令人听之心烦矣。”
◎辜鸿铭之愤慨
辜鸿铭精通十数国文字，于西洋史学诗歌，尤研究不遗余力。在欧西各国，颇著文名，所译之四书，亦传诵一时。前为张文襄幕僚，以刚直为张所器重。所著《尊皇篇》一书，盛称慈禧太后之才能，可比英后维多利亚，见者无不奇之。前清宣统初年，南洋公学校长唐慰芝先生，聘为教务长。武昌起义时，尝著论刊登字《林报》，力诋革命，当时人皆非之，因受南洋学生之排挤，即字《林报》之记者，亦谓其读书太多，神志不免淆乱。前年入京为奥国使馆及五国银行团翻译，旋充英文《京报》记者，著作虽不多，觏而精美异常，读之殊为有味。其后因中国妇女问题，辜深以中国新流行之风俗为不佳，致与《京报》记者陈友琴大起辩论，尝见其刊登英文《北京日报》，诗中有“千古伤明妃，都因夏降夷，如何汉臣女，亦欲作胡姬”之句，亦足见其痛恨切齿于女界新人物之一班矣。近闻清幼帝拟聘一英文教师，此项教师颇难得人，缘所定资格极严，必为中国人曾为前清官僚，富有旧思想，学问又深邃者，方为合格。辜有被聘之望，然彼虽精于各国语言，文字往往以旧脑筋发新议论，总觉不合时宜，而辫子至今未剪，亦为一般。学者所诧异，今民国极有名望之人未剪辫子者，大约不过上将张勋及国史馆长王?运耳。辜之不剪辫子与若辈大老同一观念，诚可异也。
◎创议复辟之健将
劳乃宣自青岛战事发生后，原拟前游曲阜，谒圣庙，拜孔林，再往泰山读书高隐。嗣以山居虽佳终嫌荒凉，漱石枕流之风言之似易，行之实难。况又身历宦途，饱尝繁华之滋味者乎！故不得已暂居济南，缘劳之快婿孔幼云氏，亦圣裔也，方由曲阜移家历下。其子孔祥柯亦崭然露头角者（前省议会议长，现财政部参事处行走），乃于公园之东南角，辟地鸠工，筑西式楼十余间，为劳读书之所。其地虽近尘市，而前临青山，北俯黄河，桃李成蹊，杨柳垂荫，每至天清气朗，园内游人来往如鲫，见红瓦鳞鳞，无不知为劳先生之高卧处也。劳之性情，尚崛强如故，除终日三餐外，即执笔作书，皆痛斥时局，恭颂先皇圣明之文字也。所著有《正续》、《共和解》二书，其后即根本此书，谬议而倡复辟之说也。
◎王?序与谭贝勒齐名
王爵生，莱阳人，清法部侍郎。虽非清流，而颇奉公守法。任京曹十余年，无所表见而以善书之名洋溢于京城之中。凡银号、钱庄、酒楼、茶馆、绸缎布店、洋广杂货之牌匾、对联几无一非王之笔迹。有滑稽者为作一对语云：“有匾皆书?序，无腔不学谭”。?序即王名，谭谓谭鑫培，即大名鼎鼎之小叫天也。语虽近谑，亦系实录。然考王之书法，骨格低下，实无可取，力摹翁覃溪，亦仅得其迹象而失其精神。其同乡徐仁甫太史尝谓之曰：“子非善书，乃好写耳。”又云：“爵生之字好似街头岗警植立，如木偶神笔索然矣。”曹竹铭殿撰亦谓之云：“汝终日在绸缎里头作生涯。”盖谓王善写绸缎、银钱福禄喜寿等字样，且日与商贾来往也。闻者皆传为笑柄，足以代表王之生平。光复后，王移家天津，旋至青岛居焉。年余以来，更大写而特写。前之牌匾大字仅见于京城者，今则流传于青岛矣。性极顽固，于时事不甚通悉。其所亲有劝以入仕途者，王漫应之曰：“今尚可为国乎？直骗局耳！”黄县淳于君与王有戚谊，其子肄业法政学校。一日谒王，王瞿然曰：“尔亦至此乎？”谓其剪发也。其顽腐如此。日德战事发生，王携眷到济南，寓于城内葛贝巷。日军到济，王又将眷属送至天津，己则留于济南，栖栖遑遑徒自苦耳。
◎斯文又弱一个
参议院参政杨惺吾先生守敬于民国三年逝世，兹特将先生事迹详志之。先生湖北宜都县人，同治壬戍科举人，曾任黄冈县学及黄冈府学教授，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由张文襄改保内阁中书，历充礼部礼学馆顾问、出使日本大臣随员、湖北勤成学堂、存古学堂、总教两湖书院、分教通志局编纂等职。民国成立，充参政院参政。卒后，追赠少卿。生于道光乙亥年，卒于旧历乙卯年，享年七十有六。
先生二十三岁即举于乡，往来南北，所与游皆当代名人。生平著述甚富，经其考订刻行及题跋之碑帖不下数百十种，就中如《日本访书志》、《续补寰宇访碑录》、《隋书·地理志》，考证《水经注》，考证诸书，尤为精心之作。此外就所见宋元板本，古书刻有留真谱若干卷，题跋碑板考证文字及诗文杂稿有晦明轩稿若干卷。而尤以《水经注》疏稿本数百卷，补正全谢山戴东原诸家之纠误，为先生生平用力最勤考证极精之书，徒以卷帙繁多，无力刊刻。新会梁先生任司法总长，时曾将先生著述数种代呈总统，总统许以由公家出资刻布。先生亦自言，若亲见此书出版，即死亦瞑目也。
先生于光绪初元随侍读学士何如璋出使日本，使事之暇，搜求旧籍。凡彼都所藏古代先秦佚书，靡所不访，《日本访书志》之作盖成于是时。及遵义黎庶昌莼斋，代为出使大臣，尤重先生。黎氏搜刻古佚丛书，所收旧本二十六种，均足以裨益多闻。顾先生自言谓所收之书不尽如原意，因黎氏自负通识，好自主张也。日本诗人如森槐南，经学家竹添进一，书家中村不折等均与先生往复论学。中村善画兼喜作书，亦尝问执笔法于先生。故日人至今言彼中六朝书派，自先生倡之也。
先生知名甚早，少时刻苦独学，家贫授徒自给，中岁授霍山知县，亦未到官。书名重于海内，富商海贾或奉币请书，先生亦颇资之以自养。所见碑帖甚富。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评书》、《论字士》多宗之先生，在上海见之即席为纠正十数条，见者服其精博。张文襄兴学两湖以先生为鄂中老宿，甚礼重之。端忠敏尤服其碑板之学，举所藏古今名人字画、碑帖尽委先生考正题跋。与长沙王益吾、阁学先谦为同年至好，论学之书往来不绝。先生卒后一日，阁学犹以书抵先生京寓，考论《水经注》凡数百言，盖不知先生已易箦也。卒时孙光?随侍在侧，长君道存已前卒，次君只仲、三君秋浦闻讣后，均由湖北上海先后来京。先生家中食指众多，常忧贫乏，惟藏书甚富，分存于上海北京者尚有数十万卷。诸子亦颇能世其家学，总统恤令谓其学术湛深，著述甚富，硕德耆献，海内知名，总括平生庶几尽之。盖自先生逝后，不独湖北少一老辈，即东南耆旧亦凋零略尽矣。先生晚年，自号邻苏老人。
先生之病，实系中风。盖与前此督办浦口商埠事宜之沈秉?同一病症。沈病终之前一夕，犹与友人宴谈甚欢，翌日，乃不起。杨则于夜间出室便溺，溺已入室，遽尔长逝，亦可异也。按前清光宣之际，大臣寿终，多以中风。当时都中某报有插画一幅，其图状已不可想像，第忆其所题字为“古大臣风”四字，以风字解，作中风之风，亦殊俊妙。今以沈杨两公观之，则此风犹被于民国也。
◎宋育仁轶事
宋育仁因主张复辟谬议，由江统领会同京兆尹，派人监护出京，直回四川本籍，兹有京师人士述宋育仁历史者，词颇右宋。然于老悖身世颇详，兹特录之，以质诸海内外之留心公是公非者。自复辟发生以来，外间知为劳乃宣刘廷琛所主张，劳有各种函件，新近发见，并有呈送国务卿请转呈大总统之事。刘则于数月前辞谢礼制馆时，曾洋洋洒洒，倡为复辟之先声。至近日则此两人者，皆不知其踪迹所在，时适有大名鼎鼎之宋育仁，以嫌疑之风说，被逮于步军统领衙门。以致全国人士，将此惊天动地之复辟案，移其眼光于宋氏，初则疑其与该案不无关系，继则知其因事论事，不过因劳而发，初无何等之关系也，然于宋之为人，尚不得而悉，兹经详细调查，分述如下：
幼年时代 宋育仁，四川富顺县人。少孤，育于伯叔，性沉静，强记诵，终日手不释卷。然于世俗人情及生产事业，殊不经意，以故人多以书笥目之。
科举时代 宋既通籍得翰林，文名鹊起，值清光绪帝大婚，西太后还政，宋作《三大礼赋》，?皇典赡，比于《三都》、《两京》，见者叹为有清二百余年，得未曾有。其时潘翁诸名流，皆以王佐期之，清相李鸿章见之曰：“后生可畏。”因自指其座曰：“虚此待子矣。”然宋少年气盛，凡有誉之者，皆无谢词，以故人皆爱其才而又恶其傲也。
出洋时代 宋以国家办理外交，辄不得端倪。自请于李鸿章，愿为副使，得充英法义比大使驻英参赞。出都过津，李谓之曰：“子当得出使大臣，何苦屈就参赞耶？”既驻英，会中日甲午之役，中师大衄，清廷电驻英钦使购船于英，久不成，适宋与驻俄大使王之春遇于伦敦，宋商之王，立订英师船若干，而以英宿将琅威尔统之。嗣以和议成，购船不用，借兵议亦遂罢。而宋已与王及二三同志剪辫入船。至是乃叹曰：“清必亡矣。”乃径弃使职，归既至京师，时贤谋为强学会，浼宋为章程。强学会者，即后之大学堂所自发轫，而今所称戊戍清流所自出也。
商矿时代 宋既归国，以所著《采风记》及《时务论》，凡数万言上之清德宗，力言变法自强，德宗甚激赏之。然夺于廷议，以宋言为夸诞不用，旋有旨令宋赴四川办理商矿事宜。宋叹曰：“我策时数万言，折衷于西，可以救贫起弱，而以商矿委我，是远我也，岂知我适得所欲，正可借此振兴吾乡实业，开未有之利源也。”遂回蜀，以商本商办，而官为之提倡，号于实业界中。当是时海内言实业者，皆迂其言，然所经营实开风气之先。当宋之未回蜀也，适清廷有寇宫人者，名连材，曾上书西后，言及国事，并谏后勿徒事奢侈。太后初悦之，嗣为人所谗，遂交刑部，未鞫而杀之。宋偶赴同人招饮于司坊，闻耗大哭曰：“清亡无日矣，余不忍见铜驼卧荆棘中也。”遂决计回蜀，云在蜀时兼主蜀之尊经书院创为蜀学，会为各省学会之先声，并为蜀学报倡复古维新之说。海内多惊疑其言。方宋之出都回蜀也，于时京师有作者七人之叹。盖是时与宋同时弃官者，有某君等皆素号清流也。
拳乱时代 宋在蜀办商矿既有端倪，会广东巡抚谭继洵保使才，以宋入荐，清廷有旨令来京召见。宋不欲再出仕，值廷旨已令蜀绅李征庸代宋，宋门生故旧多劝北行。甫入都，值拳乱起，诸京秩皆逃，清两宫西狩。宋曰：“吾既来，不可以弃去。”乃趋行。在条陈圜法四策，其施行者仅鼓铸铜元一事而已。宋既召见，以忤旨，卒郁郁改道员而出。每语及亲贵误国，辄大骂不已。
外官时代 宋之改外官也，以道员用。湖北总督张之洞素器之，调往督办宜昌土税局。盖往时道员之所谓优差也，得是差者，皆升官发财而去。而宋尽提中饱入官，又改良税法，令后继者不得从中舞弊。以故鄂官场尽愚骏目之，且谗于张督而媒蘖之。张乃以经济特科保之入都，比就试，得第三名。今税务处长梁士诒君为第一名，然卒以所言触忌讳，遂与梁俱匿去，不敢出覆试也。
旅沪时代 宋既弃官，为江南南菁学堂监督兼总教习，始为分科教授之法。会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委以编译事宜，并许其以译局自随。南菁故在江阴，宋乃以高足兼教授，而自寓沪上。博稽各国宪法，成《宪法比例征》一卷，书中兼及三代，善法以实，其复古即维新之说。又别著《经世政学》，《经术公理学》，洋洋数百万言，力辟革命改革之危险恐至亡国，于时清议多韪之。当道亦以保存国粹为意，而留学海外言革命者，则视宋如仇雠矣。
旅赣时代 宋又尝应江西巡抚吴重熹之征，为铜元局总办。清厘弊窦，得赢余百余万，而历届皆亏累，闻以此赣当道（藩台沈瑜庆前届之总办也），忌宋尤甚，宋遂辞吴而行。
礼馆时代 清廷立宪，欲兼采舆论，并保存先代之法，特开礼学馆于礼部，召缪荃孙、宋育仁等为纂修。宋常倡古圣明，王维持人伦教。以明尊卑长幼之义，及男女之防、父子之道也。
归农时代 宋在礼馆以当道因循，不能卒用其言，尝为京师大学教授以自给。革命军起，乃就金坛之茅山营农业（宋在沪时曾于茅山置有荒地数百顷，为垦牧计）。方返京，拟挈眷南归，而道阻不可行。民国元年，眷甫欲南下，而门人施愚，受大总统之意，致词挽留。因宋眷属先已首途，施意亦未置可否，宋遂南归，为茅山道士。
史馆时代 宋在茅山为道士装，绝口不谈时事。会二次革命事起，以宋在前清时曾著书主张君主立宪，民党痛恶之，宋殊自危，适张上将勋奉命南下，闻宋名，遣人存问并给赡其家，宋乃往依张，实隐图自保也。比事定，茅山已为兵燹瓦砾之场，牲畜桑麻，悉付焚如，宋尤狼狈迁于常州府学。旧署依门人某以居比国史馆王馆长既就职，以师生之谊，寓书于宋曰：吾为史馆长，子不自给，曷来为我作抄书佣耶？子苟愿之，吾当为子言于总统，仍以史官官子矣。宋得书报王曰：“佣不敢辞命官，则精力销耗殆尽，且习于野不任复作也。”王复书谐笑之曰：“佣吾弟，吾不忍也，吾当敬礼而聘之。为我帮忙耳，可速来，可速来。”宋迫于困滞，门人知交，多以为言，遂至京为国史馆顾问。
协修时代 宋之初至京师也，甫下车，适有史馆协修之命。宋谒王，谢其意，且言：先生果荐我为协修耶？王惊曰：“吾固允聘子，恶得为协修哉？”宋以有总统之新命对，王初不知也，乃呼秘书至，始知秘书某因王招致诸人均已位置，疑宋来必予以协修，遂径呈总统，请以宋为协修，得准。王至是殊自忸怩，因对宋笑曰：“协修太小，不如仍为纂修。”宋因力辞，言本为自给，任先生分以一差，即书佣亦可耳。王曰：“子姑暂屈，吾自当优以位置。”遂以宋为顾问，由馆长聘请云。
◎三湘耆旧传
湘中老辈雕零略尽，文儒则湘潭王先生，武将则邵阳魏午庄，最为耆宿湘绮游京师。魏公已闭门不出矣，王葵园阁学先谦，于国变以来，避居平江乡中，汤督到后，曾一入城省视葵园故宅。仍携书迁居东乡山中，著述不辍，此老年逾七十，精力不衰，生平纂集之作，除《续皇清经解》，《续古文辞类纂》及《十朝东华录》诸书久已流布艺林外，十年近著则有《庄子集解》、《五洲地理志》，《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并校刻《虚受堂诗文集》。诸书惟自革命以后，曾文正祠内思贤书局所存，书板多为兵卒所毁乱，后无人修补，葵园又老谢，令人有风流销歇之感。湘潭叶焕彬德辉，原籍吴中，校刻书籍甚夥，近方锐意搜集汾湖家集，并拟择尤刻布艺林。叶氏好容接少年，门下诸流并进，日本汉学家盐谷时敏（盐谷岩阴之子，为古文效文正颇有义法，现充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汉文教授，讲授《左传》，尤善击剑）遣其子从学《说文》，然叶氏自京师归后，于时事颇有感触，现亦拟拥书入山，不问世事云。汤督到任以后，以旧提督学院衙门为官书报局，意在礼罗湘中文儒耆老，兴起教化，用意甚善。惟因湘绮老人既已入京领国史馆事，该局总办曾重伯来充秘书，其余程子大易由甫（实甫之弟）诸人，或以事他去，因之局中事务现甚散漫，汤督对于诸老先生，虽敬礼不衰，然续编《沅湘耆旧集》之举，现尚未见进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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