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挞懒知浚召集诸将于队隘把守，难以前进，与众议曰：“川蜀栈道峻耸，今四下俱有军把，倘延留日久，川兵乘虚袭之，何以为计耶？”众人皆曰：“若宋军扼此不出，后有岳家军马，进退失利，吾等决难保矣。”挞懒甚恐。忽参军秦桧见挞懒忧惶无措，大笑曰：“元帅初出云中何其勇也，今日又何怯乎？吾有一计，可使宋朝人马尽遭荼毒，金国皇帝能一匡天下耳。”挞懒闻秦桧之言，拱手称服曰：“阁下有何计能致此拨天关本事。吾当奏知金主，重尔封爵而报也。”秦桧密谓：“须令左右皆退，可以陈之。”挞懒即屏去众人各出帐外，延桧入后军问之。桧曰：“欲破人之家国者，必先内攻而后外人得以施其谋，犹毒人先戕其五脏，五脏绝而后大命随之也。我初五人入使金国，重感金主不杀之恩，誓以死报，第恨无由耳。
如元帅肯放桧归于本朝，但是那里有的消息，便先暗暗说将来，使这里预先知道。这里有事若传将去，都奏依行。那时众将欲邀功者，吾竟阻之，必使尔国坦入中原无虑也。”挞懒听之，半晌乃曰：“尔的有此心否？”秦桧恐其疑彼欲脱身之术，曰：“吾本倾心以报金国保全一家之恩，岂有虚意？如元帅致疑，则事不就绪矣。”挞懒曰：“如是，可留君妻孥为质，庶可凭信。”秦桧笑曰：“胡人恁的不晓道理，若拘吾妻孥，宋人决知吾回自金国，必与尔处通谋也。正宜与妻属等同归，取信本朝君臣。待吾立脚已定，然后自可施展。”挞懒大喜曰：“君若干得事而回，吾当奏金主以中原三分之一以封君。”桧曰：“只待要成得秦某此一场大功，非敢望报。”即日辞了挞懒，带妻属等一行人还到越州，诣行在所求见高宗。
时建炎四年冬十月也。高宗有旨，着令秦桧先见众官员根问回来缘由。秦桧对曰：“金国使人监我在沙漠之地，被我一夜将监守人杀了，方才得脱，走到海边，夺船就从海上走到此间。”众官听了各有疑，谓其既与何等五人皆被金人起发北去，今如何止有秦桧一家独还？况燕京到此有二千八百余里，如何过黄河、出海口，都无一处巡海官军拿住？便是金国纵放他回，亦当留其妻小为质，岂得与妻孥同行？察其情由，必受敌人之计。”高宗亦疑之。右仆射范宗尹、枢密使李回二人曾与秦桧交好，于高宗前力荐秦桧以前曾与金家争存赵氏，勿立异姓，因此有忤于粘罕，把他一家起发北去，其实尽忠于宋也。
高宗信之，引桧入内殿，问二帝及母后消息。秦桧奏曰：“建炎二年八月，二帝到金国上京。建炎四年七月二帝徙五国城，离金国上京往东北去有一千里远。九月太后郑氏崩于五国城。
二帝及太后聿氏、皇后邢氏圣体皆安。”高宗闻秦，龙颜大悦。
又问秦桧曰：“即今如何便得天下安宁？”桧奏曰：“若要天下安妥，须当南自南、北自北，两国息兵讲求和好，自得宁息。
非惟天下无事，且得圣父圣母皇后车驾北还矣。”高宗为人懦有余而刚果不足，听得秦桧奏讲求和好得车驾回朝，即赐宴内廷，甚礼敬之。是夜，高宗喜而不寐。次日早朝，谓群臣曰：“秦桧忠义诚然，过于别人，朕今日又得一佳士也。”因封桧为礼部尚书。
话分两头，却说大金皇帝与众臣议欲立宋之异姓有名望者为中原主，以镇南羌，似立宋大臣张邦昌故事。时兀朮北还，乃与大太子粘罕奏曰：“欲立异姓为中原主，推之宋臣中间，皆不足以当此任。惟济南府知府刘豫，其人有意为我大金。若立此人，足为江南藩障也。”太宗允其奏，遂差人赍金册玉玺来立刘豫为子皇帝，置都东平府，号大齐，改年号为章昌元年，以旧河为界。立妾赵氏为皇后，封张孝纯为丞相，李孝扬为左丞相，张东为右丞相，王琼为汴京留守，开设衙门，选任百官。
其子刘麟为提镇诸路兵马大元帅。
消息传入越州，高宗闻知金国册立刘豫为中原主，谓侍臣曰：“朕自元懿太子卒后尚未有后。刘豫异姓，金人因而立之，是使中原有二天子也。朕闻此事，实重感然。”右仆射范宗尹曰：“陛下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金人所谋，正欲立异姓而梗赵氏。陛下宜建太子，期永宋祚矣。”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知南外宗正事，令广选太祖后，将育宫中。因是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乞选太祖后以备储嗣。书曰：先正有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圣取宗室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仁宗感悟其说，诏英宗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也。屡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独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屡余皆与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后，寂寥无关，仅同民庶，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祸也。望陛下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俾牧九州岛，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
书奏，高宗读之大感叹，以示众廷臣。左仆射赵鼎奏曰：“寅亮所陈，见理极到，陛下正须从之。再遣人以诏令张浚益增关陕戍兵，绝虏寇来路；岳飞屯荆、襄，以孤刘豫之势，此万全策也。”帝允奏，下诏选秦王德芳五世孙子?之子伯宗命张婕妤鞠养之。亲王分牧诸镇。仍下诏与兴、洪二处，以示张浚、岳飞。
时张浚因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兴州，闻帝命下，遂遣张探、刘子羽趋益昌以备金兵。自率所部退守阆州，遣人往万安军召还曲端，稍复其官，将任用之。王庶从而间之曰：“曲端恃勇自骄，宣司若倚重之，必不保终矣。”浚曰：“曲端亦明兵事，吾悔不用其策，致有富平之役，岂可久置于外。”遂不听庶言。庶退，以见吴玠曰：“宣司欲专任端，君以为如何？”玠曰：“端深刻矜傲，昔与吾同战兴元，彼以功自归，恨尚未消。候宣司出视事，当以言阻之。”王庶曰：“吾之事，君足知矣。来日见宣司，亦须说明。”二人商议已定。次早，吴玠写”曲端谋反“四字于手心。浚出视事毕，吴玠举以示浚，且曰：“此语出曲端心腹人张广说知，以玠揣度，端为人的有是意也。”浚笑曰：“端志吾知久矣。常察其行，曾许忠于国，岂有此？君休听谣言自惑。”玠曰：“彼恨宣司劾奏被置于外，故叛。安得无之？”王庶力前说曰：“曲端逆情已曾显露，宣司不信，尝作诗有斥乘兴意，道‘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证之此语，足知其为人矣。”浚素知王庶与曲端不可并立，且不倚恃吴玠为用，乃遣人送曲端于恭州狱，候审问发落。曲端无以自明，只得衔之就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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