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志·卷十七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以诛徐羡之等，仇耻已雪，币告太庙。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谢晦，告太庙、太社。晦平，车驾旋轸，又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伏见太庙烝尝仪注，皇帝行事毕，出便坐，三公已上献，太祝送神于门，然后至尊还拜，百官赞拜，乃退。谨寻清庙之道，所以肃安神也。《礼》曰，庙者，貌也；神灵所冯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应有送神之文，自陈豆荐俎，车驾至止，并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后辞，暗短之情，实用未达。按时人私祠，诚皆迎送，由于无庙，庶感降来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礼也。《仪礼》虽太祝迎尸于门，此乃延尸之仪，岂是敬神之典！恐于礼有疑。谨以议上。”有司奏下礼官详判。

博士江邃议：“在始不逆，明在庙也；卒事而送，节孝思也。若不送而辞，是舍亲也；辞而后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违其亲，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尝之义。”博士贺道期议：“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祭统》‘迎牲而不迎尸’。《诗》云：‘钟鼓送尸。’郑云：‘尸，神象也。’与今仪注不迎而后送，若合符契。”博士荀万秋议：“古之事尸，与今之事神，其义一也。周礼，尸出，送于庙门，拜，尸不顾。《诗》云：‘钟鼓送尸。’则送神之义，其来久矣。《记》曰：‘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门外，则疑于臣；入庙中，则全于君。君在门外，则疑于君；入庙，则全于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义。’”邃等三人谓旧仪为是，唯博士陈珉同道娱议。参详“邃等议虽未尽，然皆依拟经礼。道娱、珉所据难从。今众议不一，宜遵旧体”。诏可。

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谨按禘袷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谓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时之间，《周礼》所谓凡四时之间祀也。盖历岁节月无定，天子诸侯，先后弗同。《礼》称‘天子袷尝，诸侯烝袷。有田则祭，无田则荐’。郑注：‘天子先袷然后时祭，诸侯先时祭然后祫。有田者既祭又荐新。祭以首时，荐以仲月。’然则大祭四祀，其月各异。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诸侯孟月尝，仲月袷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谷梁传》曰：‘著袷尝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宫’。《左传》曰：‘礼也。’又《周礼》‘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尝稻’。晋春烝曲沃，齐十月尝太公，此并孟仲区别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从，进卜远日。卜未吉，岂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寻殷烝祀重，祭荐礼轻。轻尚异月，重宁反同。且‘祭不欲数，数则渎’。今隔旬频享，恐于礼为烦。自经纬坟诰，都无一月两献。先儒旧说，皆云殊朔。晋代相承，未审其原。国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肤浅，窃以惟疑。请详告下议。”寝不报。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礼·丧服》传云：‘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今礿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礼详正。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议，参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领祠部谢元议以为：‘遵依《礼》传，使有司行事，于义为安。’辄重参详。宗庙敬重，飨祀精明。虽圣情罔极，必在亲奉。然苟曰有疑，则情以礼屈。无所称述，于义有据。请听如元所上。”诏可。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闰刺署：“典宗庙社稷祠祀荐五牲，牛羊豕鸡并用雄。其一种市买，由来送雌。窃闻周景王时，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曰：‘鸡惮牺，不详。’今何以用雌，求下礼官详正。”勒太学依礼详据。博士徐道娱等议称：“案《礼》孟春之月，‘是月也，牺牲无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尔，秋冬无禁。雄鸡断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马操议：“寻《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若如学议，春祠三牲以下，便应一时俱改，以从《月令》，何以偏在一鸡。”重更勒太学议答。博士徐道娱等又议称：“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盖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庙也。四牲不改，在鸡偏异，相承来久，义或有由，诚非末学所能详究。求详议告报，如所称令。”参详闰所称粗有证据，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鸡。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诏以第四皇子出绍江夏王太子睿为后。有司奏：“皇子出后，检未有告庙先例，辄勒二学礼官议正，应告与不？告者为告几室？”太学博士傅休议：“礼无皇子出后告庙明文。晋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寔绍广汉殇王后，告于太庙。汉初帝各异庙，故告不必同。自汉明帝以来，乃共堂各室，魏、晋依之。今既共堂，若独告一室，而阙诸室，则于情未安。”太常丞庾亮之议：“案《礼》，‘大事则告祖祢，小事则特告祢’。今皇子出嗣，宜告祢庙。”祠部硃膺之议以为：“有事告庙，盖国之常典。今皇子出绍，事非常均，愚以为宜告。贺循云，古礼异庙，唯谒一室是也。既皆共庙，而阙于诸帝，于情未安。谓循言为允，宜在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议以为：“国之大事，必告祖祢。皇子出嗣，不得谓小。昔第五皇子承统庐陵，备告七庙。”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朔，诏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绍南丰王朗。有司奏：“朗先嗣营阳，告庙临轩。检继体为旧，不告庙临轩。”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王燮之议：“南丰昔别开土宇，以绍营阳，义同始封，故有临轩告庙之礼。今歆奉诏出嗣，则成继体，先爵犹存，事是传袭，不应告庙临轩。”祠部郎硃膺之议：“南丰王嗣爵封已绝，圣恩垂矜，特诏继茅土，复申义同始封，为之告庙临轩。”殿中郎徐爰议：“营阳继体皇基，身亡封绝，恩诏追封，锡以一城。既始启建茅土，故宜临轩告庙。今歆继后南丰，彼此俱为列国，长沙、南丰，自应各告其祖，岂关太庙？事非始封，不合临轩。同博士王燮之议。”参详，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司奏：“来七月十五日，尝祠太庙、章皇太后庙，舆驾亲奉。而乘舆辞庙亲戎，太子合亲祠与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案《礼》，‘宫中有故，三月不举祭’。皇太子入住上宫，于事有疑。”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窃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太子有抚军之道，而无专御之义，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统》，‘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别父子’。太子监国，虽不摄，至于宗庙，则昭穆实存，谓事不可乱。又云，‘有故则使人’。准此二三，太子无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则实同宫一体之哀，理不得异。设令得祀，令犹无亲奉之义。”博士郁议：“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长子主器，出可守宗庙，以为祭主，《易彖》明文。监国之重，居然亲祭。皇女夭札，时既同宫，三月废祭，于礼宜停。”二议不同。尚书参议，宜以郁议为允。诏可。

太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时庙祠，吉日已定，遇雨及举哀，旧停亲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礼官博议，于礼为得迁日与不？”博士江长议：“《礼记·祭统》：‘君之祭也，有故则使人，而君不失其仪。’郑玄云：‘君虽不亲，祭礼无阙，君德不损。’愚以为有故则必使人者，明无迁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谓不宜改日。”太常丞陆澄议：“案《周礼》宗伯之职，‘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为此谓在致斋，祭事尽备，神不可渎，斋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则使有司摄焉。晋泰始七年四月，世祖将亲祠于太庙。庚戌，车驾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虽非人故，盖亦天硋也。求之古礼，未乖周制。案《礼记》，‘孔子答曾子，当祭而日蚀太庙火，如牲至未杀，则废’。然则祭非无可废之道也，但权所为之轻重耳。日蚀庙火，变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犹可废。推此而降，可以理寻。今散斋之内，未及致斋，而有轻哀甚雨，日时展事，可以延敬。不愆义情，无伤正典，改择令日，夫何以疑。愚谓散斋而有举哀若雨，可更迁日。唯入致斋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顾和启，南郊车驾已出遇雨，宜迁日更郊，事见施用。郊之与庙，其敬可均，至日犹迁，况散斋邪！”殿中郎殷淡议：“《曾子问》‘日蚀太庙火，牲未杀则废’。纵有故则使人。清庙敬重，郊禋礼大，故庙焚日蚀，许以可迁；轻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礼。晋世祖有司行事，顾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见其当时之宜，此不足为准。愚谓日蚀庙火，天谴之变，乃可迁日。至于举哀小故，不宜改辰。”众议不同。参议，既有理据，且晋氏迁郊，宋初迁祠，并有成准。谓孟月散斋之中，遇雨及举轻哀，宜择吉更迁，无定限数。唯入致斋及侵仲月节者，使有司行事。诏可。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庙，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献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议：“礼所以有丧废祭，由祭必有乐。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谓不应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犹不绎，况于太子妃乎？”博士司马兴之议：“夫缌则不祭，《礼》之大经；卿卒不绎，《春秋》明义。又寻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议不应三月废祠，而犹云殡葬之间，权废事改吉，芬馥享祠。寻此语意，非使有司。此无服之丧，尚以未葬为废，况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寻礼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案《礼》，‘缌不祭’。大功废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茔，未从权制，则应依礼废烝尝。至奠以大功之服，于礼不得亲奉，非有故之谓，亦不使公卿行事。”右丞徐爰议以为：“《礼》，‘缌不祭’，盖惟通议。大夫以尊贵降绝，及其有服，不容复异。《祭统》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谓于礼应祭，君不得斋，祭不可阙，故使臣下摄奉。不谓君不应祭，有司行事也。晋咸宁四年，景献皇后崩，晋武帝伯母，宗庙废一时之祀，虽名号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茔，谓烝祠宜废。寻蔚之等议，指归不殊，阙烝为允。过卒哭祔庙，一依常典。”诏可。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銮舆巡搜江左，讲武校猎，获肉先荐太庙、章太后庙，并设醢酒，公卿行事，及献妃阴室，室长行事。”太学博士虞龢议：“检《周礼》，四时讲武献牲，各有所施。振旅春搜，则以祭社；茇舍夏苗，则以享礿；治兵秋狝，则以祀祊；大阅冬狩，则以享烝。案《汉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毕，始扬威武，名曰：“貙刘”。乘舆入囿，躬执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送陵庙。’然则春田荐庙，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议：“龢所言是搜狩不失其时，此礼久废。今时龢表晏，讲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荐二庙，礼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庙宜使上公。参议搜狩之礼，四时异议，礼有损益，时代不同。今既无复四方之祭，三杀之仪，旷废来久，禽获牲物，面伤翦毛，未成禽不献。太宰令谒者择上杀奉送，先荐庙社二庙，依旧以太尉行事。”诏可。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尝祠，至尊谅闇之内，为亲奉与不？使下礼官通议。伏寻三年之制，自天子达。汉文愍秦余之弊，于是制为权典。魏、晋以来，卒哭而祔则就吉。案《礼记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郑玄云：‘唯不敢以卑废尊也。’范宣难杜预、段暢，所以阙宗庙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于生者。谯周《祭志》称：‘礼，身有丧，则不为吉祭。缌麻之丧，于祖考有服者，则亦不祭，为神不飨也。’寻宫中有故，虽在无服，亦废祭三月，有丧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内必宜亲奉者，则应禘序昭穆。而今必须免丧，然后禘袷，故知未祭之意，当似可思。《起居注》，晋武有二丧，两期之中，并不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发，公服虽释，纯哀内缠。推访典例，则未应亲奉。有司祗应，祭不为旷。仰思从敬，窃谓为允。臣等参议，甚有明证，宜如所上。”诏可。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亲祠太庙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虽亲非正统，而尝经北面，未详应亲执爵与不？”下礼官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案礼，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孝武皇帝于至尊虽亲非正统，而祖宗之号，列于七庙。愚谓亲奉之日，应执觞爵。昭皇太后既亲非礼正，宜使三公行事。”博士颜燮等四人同山文。兼太常丞韩贲议：“晋景帝之于世祖，肃祖之于孝武，皆傍尊也，亲执觞杓。今孝武皇帝于至尊，亲为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谓宜亲执。按昭皇太后于主上，亲无名秩，情则疏远，庶母在我，犹子祭孙止，况伯父之庶母。愚谓昭后觞爵，可付之有司。”前左丞孙缅议：“晋世祖宗祠显宗、烈宗、肃祖，并是晋帝之伯，今朝明准，而初无有司行事之礼。愚谓主上亲执孝武皇帝觞爵，有惬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贵，见尊一时，而与章、宣二庙同飨宫，非唯不躬奉，乃宜议其毁替。请且依旧，三公行事。”诏缅议为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议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义恭以为：“经籍残伪，训传异门，谅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鲜究。是以六宗之辩，舛于兼儒，迭毁之论，乱于群学。章皇太后诞神启圣，礼备中兴，庆流胙胤，德光义远。宜长代崇芬，奕叶垂则。岂得降侔通伦，反遵常典。夫议者成疑，实傍纪传，知一爽二，莫穷书旨。按《礼记》不代祭，爰及慈母，置辞令有所施。《谷梁》于孙止，别主立祭。则亲执虔祀，事异前志。将由大君之宜，其职弥重，人极之贵，其数特中。且汉代鸿风，遂登配祔，晋氏明规，咸留荐祀。远考史策，近因暗见，未应毁之，于义为长。所据《公羊》，祇足坚秉。安可以贵等帝王，祭从士庶，缘情访制，颠越滋甚。谓应同七庙，六代乃毁。”六百三十六人同义恭不毁，散骑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议应毁。领曹郎中周景远重参议，义恭等不毁议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无事于章后庙。高堂隆议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庙禘袷，及徐邈答晋宣太后殷荐旧事，使礼官议正。”博士孙武议：“按《礼记祭法》，‘置都立邑，设庙祧坛鸑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远庙为祧’。郑云：‘天子迁庙之主，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袷乃祭之。’《王制》曰：‘袷禘。’郑云：‘袷，合也。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袷。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袷，谓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传》曰：‘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传》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统》曰：‘有事于太庙，则群昭群穆咸在，不失其伦。’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于上，不列正庙。若迎主入太庙，既不敢配列于正序，又未闻于昭穆之外别立为位。若徐邈议，今殷祠就别庙奉荐，则乖禘袷大祭合食序昭穆之义。邈云：‘阴室四殇，不同袷就祭。’此亦其义也。《丧服小记》，‘殇与无后，从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殇’。郑玄云：‘祭适殇于庙之奥，谓之阴厌。’既从祖食于庙奥，是殇有位于奥，非就祭别宫之谓。今章太后庙，四时飨荐，虽不于孙止，若太庙禘袷，独祭别宫，与四时烝尝不异，则非禘大祭之义，又无取于袷合食之文。谓不宜与太庙同殷祭之礼。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庙禘袷，又不辨袷之义，而改祫大飨，盖有由而然耳。守文浅学，惧乖礼衷。”博士王燮之议：“按禘小袷大，礼无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寻袷之为名，虽在合食，而祭典之重，于此为大。夫以孝飨亲，尊爱罔极，既殷荐太祖，亦致盛祀于小庙。譬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谓独以袷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晋之宣后，虽并不序于太庙，而犹均禘于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殇不袷，就而祭之，以为别飨之例，斯其证矣。愚谓章皇太后庙，亦宜殷荐。”太常丞孙缅议以为：“袷祭之名，义在合食，守经据古，孙武为详。窃寻小庙之礼，肇自近魏，晋之所行，足为前准。高堂隆以袷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殇，以证别飨。孙武据殇祔于祖，谓庙有殇位。寻事虽同庙，而祭非合食。且七庙同宫，始自后汉，礼之祭殇，各附厥祖。既豫袷，则必异庙而祭。愚谓章庙殷荐，推此可知。”祠部硃膺之议：“宫之祀，高堂隆、赵怡并云周人袷，岁俱袷祭之。魏、晋二代，取则奉荐，名儒达礼，无相讥非，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愚意同王燮之、孙缅议。”诏曰：“章皇太后追尊极号，礼同七庙，岂容独阙殷荐，隔兹盛祠。宫遥袷，既行有周，魏、晋从飨，式范无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奏：“晋太元中，始正太后尊号，徐邈议庙制，自是以来，著为通典。今昭皇太后于至尊无亲，上特制义服，祔庙之礼，宜下礼官详议。”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议：“正名存义，有国之徽典；臣子一例，史传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仪，尊号允著，祔庙之礼，宜备彝则。母以子贵，事炳圣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毁，则昭后之祔，无缘有亏。愚谓神主应入章后庙。又宜依晋元皇帝之于愍帝，安帝之于永安后，祭祀之日，不亲执觞爵，使有司行事。”时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庙，长兼仪曹郎虞龢议以为：“《春秋》之义，庶母虽名同崇号，而实异正嫡。是以犹考别宫，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无亲奉之理。《周礼》宗伯职云：‘若王不与祭，则摄位。’然则宜使有司行其礼事。又妇人无常秩，各以夫氏为定，夫亡以子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后，以从序而言，宜跻新祢于上。”参详，龢议为允。诏可。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来七月尝祀二庙，依旧车驾亲奉。孝武皇帝室至尊亲进觞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应拜，及祝文称皇帝讳。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见于祢，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并无明文，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刘绲议；“寻晋元北面称臣于愍帝，烝尝奉荐，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为后，著于鲁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无容亲进觞爵拜伏。其日亲进章皇太后庙，经昭皇太后室过，前议既使有司行事，谓不应进拜。昭皇太后正号久定，登列庙祀，详寻祝文，宜称皇帝讳。案礼，妇无见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仪，理不容备。孝武、昭后二室，牲荐宜阙。”太常丞虞愿议：“夫烝尝之礼，事存继嗣，故傍尊虽近，弟侄弗祀。君道虽高，臣无祭典。按晋景帝之于武帝，属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犹进觞爵。今上既纂祠文皇，于孝武室谓宜进拜而已，觞爵使有司行事。按《礼》，‘过墓则轼，过祀则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况昭太后母临四海，至尊亲曾北面，兄母有敬，谓宜进拜，祝文宜称皇帝讳。寻皇后庙见之礼，本修虔为义，今于孝武，论其嫂叔，则无通问之典；语其尊卑，亦无相见之义。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犹正位在宫，敬谒之道，久已前备。愚谓孝武、昭太后二室，并不复荐告。”参议以愿议为允。诏可。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庙毁置，下礼官详议。太常丞韩贲议：“按君母之尊，义发《春秋》，庶后飨荐无间。周典七庙承统，犹亲尽则毁。况伯之所生，而无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见其准。”都令史殷匪子议：“昭皇太后不系于祖宗，进退宜毁。议者云，‘妾祔于妾祖姑’，祔既必告，毁不容异。应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记》云：‘妾祔于妾祖姑，无妾祖姑，则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始章太后于昭太后，论昭穆而言，则非妾祖姑，又非女君，于义不当。伏寻昭太后名位允极，昔初祔之始，自上祔于赵后，即安于西庙，并皆币告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礼，牲币杂用。检魏、晋以来，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礼官辨正。太学博士殷灵祚议称：‘吉事用牲，凶事用币。’自兹而后，吉凶为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虽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旧，以币遍告二庙。又寻昭太后毁主，无义陈列于太祖，博士欲依虞主埋于庙两阶之间。按阶间本以埋告币埋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经典议，以毁主附于虞主，埋于庙之北墙，最为可据。昭太后神主毁之埋之后，上室不可不虚置，太后便应上下升之。既升之顷，又应设脯醢以安神。今礼官所议，谬略未周。迁毁事大，请广详访。”左仆射刘秉等七人同匪子。左丞王谌重参议，谓：“以币遍告二庙，埋毁殷主于北墙。宣太后上室，仍设脯醢以安神，匪子议为允。”诏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蕃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或误朝议。遂尊恭皇，立庙京师，又宠蕃妾，使比长信，僭差无礼，人神弗佑，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代为诫。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君上，妄建非正之号，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是后高贵、常道援立，皆不外尊也。

晋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追尊之礼。帝既不从，而左仆射索綝等亦称引魏制，以为不可，故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议云：“礼典之义，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号。”帝又从之。二汉此典弃矣。

魏明帝有爱女曰淑涉，三月而夭，帝痛之甚，追封谥为平原懿公主，葬于南陵，立庙京师。无前典，非礼也。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东平冲王年稚无后，唯殇服五月。虽不殇君，应有主祭，而国是追赠，又无其臣。未详毁灵立庙，为当它祔与不？辄下礼官详议。”太学博士臣徐宏议：“王既无后，追赠无臣，殇服既竟，灵便合毁。《记》曰：‘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于诸侯，祔于祖之为士大夫者。’按诸侯不得祔于天子，冲王则宜祔诸祖之庙为王者，应祔付长沙景王庙。”诏可。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陆国土虽建，而奠酹之所，未及营立，四时荐飨，故祔江夏之庙，宣王所生夫人当应祠不？”太学博士傅郁议：“应废祭。”右丞徐爰议：“按《礼》，‘慈母妾母不世祭’。郑玄注：‘以其非正，故传曰子祭孙止。’又云：‘为慈母后者，为祖庶母可也。’注称：‘缘为慈母后之义，父妾无子，亦可命己庶子为之后也。’考寻斯义，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体自元宰，道戚之胤，遭时不幸，圣上矜悼。降出皇爱，嗣承徽绪，光启大蕃，属国为祖。始王夫人载育明懿，则一国之正，上无所厌，哀敬得申。既未获祔享江夏，又不从祭安陆，即事求情，愚以为宜依祖母有为后之义，谓合列祀于庙。”二议不同，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晋陵孝王子云未有嗣，安庙后三日，国臣从权制除释，朔望周忌，应还临与不？祭之日，谁为主？”太常丞庾蔚之议：“既葬三日，国臣从权制除释。而灵筵犹存，朔望及期忌，诸臣宜还临哭，变服衣夹，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后，又无三年服者，期亲服除之，而国尚存，便宜立庙，为国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暂祔食祖庙。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从祖国庙，还居新庙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时飨荐，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参议，以蔚之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贵妃加殊礼，未详应立庙与不？”太学博士虞龢议：“《曲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苍梧，三妃未之从。’《昏义》云：‘后之立六宫，有三夫人。’然则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犹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礼》，三公八命，诸侯七命。三公既尊于列国诸侯，三妃亦贵于庶邦夫人。据《春秋传》，仲子非鲁惠元嫡，尚得考彼别宫。今贵妃是秩，天之崇班，理应立此新庙。”左丞徐爰议：“宣贵妃既加殊命，礼绝五宫，考之古典，显有成据。庙堂克构，宜选将作大匠。”参详以龢、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新安王服宣贵妃齐衰期，十一月练，十三月缟，十五月禫，心丧三年。未详宣贵妃祔庙，应在何时？入庙之日，当先有祔，但入新庙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庙者，遇四时便得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亲奉祭不？”太学博士虞龢议：“《春秋传》云：‘祔而作主，烝尝禘于庙。’尝为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庙，应在禫除之后也。新安王心丧之内，若遇时节，便应吉祭于庙，亲奉亦在无嫌。祔之为言，以后亡者祔于先庙也。《小记》云：‘诸侯不得祔于天子。’今贵妃爵视诸侯，居然不得祔于先后。又别考新宫，无所宜祔。且卒哭之后，益无祔理。”左丞徐爰议以：“礼有损益，古今异仪，虽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时之诸侯，皆禫终入庙。且麻衣縓缘，革服于元嘉，苫绖变除，申情于皇宋。况宣贵妃诞育睿蕃，葬加殊礼，灵筵庐位，皆主之哲王，考宫创祀，不得关之朝廷。谓禫除之后，宜亲执奠爵之礼。若有故，三卿行事。贵妃上厌皇姑，下绝列国，无所应祔。”参议，龢议大体与爰不异，宜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晋陵国刺：孝王庙依庐陵等国例，一岁五祭。二国以三卿主祭。应同有服之例与不？”博士颜僧道议：“《礼记》云：‘所祭者亡服则不祭。’今晋陵王于衡阳小功，宜依二国同废。”太常丞庾蔚之议：“缌不祭者，据主为言也。晋陵虽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阙祭之限。衡阳为族伯缌麻，则应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议：“嗣王未立，将来承胤未知疏近，岂宜空计服属，以亏祭敬。”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齐敬王子羽将来立后，未详便应作主立庙？为须有后之日？未立庙者，为于何处祭祀？”游击将军徐爰议以为：“国无后，于制除罢。始封之君，宜存继嗣。皇子追赠，则为始祖。臣不殇君，事著前准，岂容虚阙烝尝，以俟有后。谓宜立庙作主，三卿主祭依旧。”通关博议，以爰议为允。令便立庙，庙成作主，依晋陵王近例，先暂祔庐陵孝献王庙。祭竟，神主即还新庙。未立后之前，常使国上卿主祭。

《礼》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龙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故教人美报焉。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示本也。”故言报本反始。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其裔曰柱，佐颛顼为稷官，主农事，周弃系之，法施于人，故祀以为稷。

《礼》：“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故国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汉、魏则有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谷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论王社，亦谓春祈籍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则曰‘王者布下圻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师也’。景侯此论，据《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则以置社为人间之社矣。而别论复以太社为人间之社，未晓此旨也。太社，天子为民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夫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若夫置社，其数不一，盖以里所为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间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籍但有五祀，无七祀也。按祭五祀，国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礼》所云祭凡小祀，则墨冕之属也。景侯解大厉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祭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是思惟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书召诰》：‘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义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则稷无牲矣。说者则曰，举社以明稷。何独不可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过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周礼》封人‘掌设社纮’。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稷则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设纮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时成粲议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郑氏学。”咸重表以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从何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顽蔽，少长学问，不能默已，谨复续上。”刘寔与咸议同。诏曰：“社实一神，而相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旧，一如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咸赖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载，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来造。”《礼》，左宗庙，右社稷，历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庙之右，而江左又然也。吴时宫东门雩门，疑吴社亦在宫东，与其庙同所也。宋仍旧，无所改作。

魏氏三祖皆亲耕籍，此则先农无废享也。其礼无异闻，宜从汉仪。执事告祠以太牢。晋武、哀帝并欲籍田而不遂，仪注亦阙略。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亲耕，乃立先农坛于籍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外加埒。去阡陌各二十丈。车驾未到，司空、大司农率太祝令及众执事质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毕，班余胙于奉祠者。旧典先农又常列于郊祭云。

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灒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晋武帝太康九年，杨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采桑坛东南帷宫之外，去帷宫十丈。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毕，彻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礼五岳四渎，咸秩群祀，瘗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军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礼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礼也。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长安，遣使者以璧币礼华山，礼也。晋穆帝升平中，何琦论修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省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飨报功德。是以灾厉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逮三代，年数虽殊，而其礼不易。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著在经记，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礼，可以阙哉！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唯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旧台选百石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时祷赛，春释寒而冬请冰。咸和迄今，已复堕替。计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为简阙，礼俗颓紊，人神杂扰，公私奔蹙，渐以滋繁。良由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建废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歼，宜修旧典。岳渎之域，风教所被，来苏之人，咸蒙德泽，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俟皇舆北旋，稽古宪章，大厘制度。其五岳、四渎宜遵修之处，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辞，旧章靡记。可令礼官作式，归诸诚简，以达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诸妖孽，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渎。”不见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诏奠祭霍山，未审应奉使何官？用何牲馔？进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议：“修祀川岳，道光列代；差秩珪璋，义昭联册。但业旷中叶，仪漏典文。寻姬典事继宗伯，汉载持节侍祠，血祭埋沉，经垂明范，酒脯牢具，悉有详例。又名山著珪币之异，大冢有尝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准酌记传，其可言者也。今皇风缅暢，辉祀通岳，愚谓宜使以太常持节，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时谷，礼以赤璋纁币。又鬯人之职，‘凡山川四方用蜃’，则盛酒当以蠡杯，其余器用，无所取说。按郊望山渎，以质表诚，器尚陶匏，籍以茅席，近可依准。山川以兆，宜为坛域。”参议景先议为允。令以兼太常持节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币，器用陶匏，时不复用蜃，宜同郊祀，以爵献。凡肴馔种数，一依社祭为允。诏可。

晋武帝咸宁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诏曰：“诸旱处广加祈请。”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获澍雨。此雩禜旧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是后，修之至今。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兹可谓命世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以遭天下大乱，百祀隳废，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烝尝之位，斯岂所谓崇化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命鲁郡修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晋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昭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诏给事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亭五代孙继之博塞无度，常以祭直顾进，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夺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隐之。兄子熙先谋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云为奉圣侯。后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迈为奉圣侯。迈卒，子莽嗣，有罪，失爵。

魏齐王正始二年三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渊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

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

汉东海恭王薨，明帝出幸津门亭发哀。魏时会丧及使者吊祭，用博士杜希议，皆去玄冠，加以布巾。魏武帝少时，汉太尉桥玄独先礼异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文帝黄初六年十二月，过梁郡，又以太牢祠之。黄初二年正月，帝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车驾行幸江宁，经司徒刘穆之墓，遣使致祭焉。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行幸籍田，经左光禄大夫袁湛墓，遣使致祭。大明五年九月庚午，车驾行幸，经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巡。乙酉，遣使祭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璩墓。

刘禅景耀六年，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先是所居各请立庙，不许，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为可立于京师，乃从人意，皆不纳。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允等言于禅曰：“昔周人怀邵伯之美，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象。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兴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烝尝止于私门，庙象阙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尽从人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属所以时赐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从之。何承天曰：“《周礼》：‘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后代遵之，以元勋配飨。允等曾不是式，禅又从之，并非礼也。”

汉时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放效，济南尤盛。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绝。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诏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川泽，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明帝青龙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而当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故史荐而无愧词，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扇，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蒋子文祠以下，普皆毁绝。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蒋山祠，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蒋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苏侯骠骑大将军。四方诸神，咸加爵秩。

汉安帝元初四年，诏曰：“《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鬻’。方今八月按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鬻，糠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饮食。”按此诏，汉时犹依《月令》施政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