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不可一日保也。曰：越不尝以此亡吴乎？夫越之与吴抗也，越实不足以敌吴，而吴恒有吞越之志。夫差败越于夫椒，栖越于会稽，当是时，固已无越矣。而吴不取，乃从而受越之愚。越自知其不能报吴也，与种蠡诸臣，积谋蓄力数十年，而后发之一旦，使吴不虚竭其国，疲弊其民，杀其谋臣以资越，越未可以得志也。越既灭吴，而江淮之地，坐收之矣。而越不能有也，楚人从而奄有之。盖越之亡，即肇于亡吴之日矣。君子观楚人有江淮，而早知灭越者必楚也。后代李子通窃余杭，而亡于江淮之杜伏威。太祖定金陵，收江北，然后从而覆伪吴，亦其大较矣。曰：吴越不尝以此立国乎？夫吴越之立国也，阴结与国，厚赂中国，恃为形援。而淮南以上游之力，若不难剪此而后朝食。吴越之敌国外患，莫甚于淮南。故其君臣皆勉强自立，亦兼有将帅之材，仅保其境内，而不授敌人以隙。然江淮虽与吴越为仇，而吴越实藉江淮之卫。吴越助中朝以攻南唐，唇齿之虑，宜无待李氏之昌言也。处触藩之会，既不敢以背中朝，力又不足以存李氏，及李氏亡，而惕然有孤立之惧矣。藉地来朝，不可缓矣。是江淮之存亡，即为吴越之存亡也。宋之都临安也亦然。渡江之初，奔亡仓卒，江淮之藩篱，未遑立也。兀术提兵躏江东，陷建康，自广德直趋临安，进陷明越，穷追海澨，钱塘之波涛，曾不能濡戎马之足矣。嗣是诸将力战于江上，于两淮，又远而争襄、汉，争川、陕，然后藩篱益固，而临安可都矣。迨其后也，蒙古扰两淮，倾襄樊。伯颜长驱入建康，而江淮之险，尽入于敌。伯颜自建康分兵三道，直指临安。压卵之势已成，虽有智者，不能为宋谋也。犹谓浙江之命，非江淮制之也乎？曰：然则浙江无当于得失之数乎？曰：奚为其然也。夫浙江者，南临闽越，北辅陪都，东御岛夷，西走饶、歙，鱼、盐、粟、帛，财赋所资也。其民习波涛，善弓弩，甲兵亦可用也。但以僻在东陲，湖山间阻，以此争雄天下，势有所难逮耳。盖尝取浙江而筹之矣。浙江在汉，不及一郡之地。东汉永建四年，议者以会稽一郡，周围万一千里，山川险阻，控驭为难，因分浙江以东为会稽郡地，而西则为吴郡。孙氏分割以后，建置始多。大约两浙之壤，北尽江滨，南极瓯闽。唐乾元初，置浙江西节度使，领升、润、宣、歙、饶、江、苏、常、杭、湖十州；浙江东节度使，领越、睦、衢、婺、台、明、处、温八州。其浙西之地，益推而广之矣。后又以浙西为镇海军，领润州及苏、常、杭、湖、睦，共六州；浙东为镇东军，领越州及台、明、温、处、婺、衢，共七州。后之言两浙者，皆以是为据。钱鏐兼领镇海、镇东两军，而移镇海于杭州，不能有常润也。盖已非两浙之旧壤矣。然而有吴郡，则犹以江为境也。今之建置，并不逮吴越之疆矣。如是，而欲争雄天下，不诚难哉！虽然，时会何常，且用兵之道，亦在奇变而已。夫浙江者，震泽枕其北，大海亘其东，此奇变之资也。吾用正兵以指平江，敌不虑我之越海而来，渡湖而至也，则吾之计得矣。何也？自钱塘而放乎大海，乘风破浪，左江右淮，因利乘便，出入纵横，敌必不知其所备也。钱鏐讨薛朗于润州，欲自定山下海门。董搏霄自德清进击项普略于杭州，曰：吾若退保湖州，使贼得乘锐趋京口，则江南不可为矣。夫杭州至京口，未易信宿达也。由海道而前，则一帆可至耳。震泽与苏、常接壤，春秋时，吴越已从而争之。六朝都建康，以义兴为重地。东方有变，必争义兴，以其抱震泽之口也。淮南、南唐，与吴越相持湖滨，烽火星罗棋布。明初，亦由宜兴出太湖，袭敌之湖州。盖太湖在诸郡肘腋间，与敌共险，先乘者胜矣。且自宜兴以西，道溧阳，越东坝，可直抵金陵也。夫以东南而问中原，则不能无事于江淮；以浙江而问江淮，则不能无事于湖海。此必然之势也。若自四安而出广德，由广德而上东坝，亦出奇者必争之道。而势少力孤，或未可遽达。若东西齐举，水陆相回，奇正相辅，则偏师宜出其间矣。淮南独用之以攻吴越，而卒无功。金人、蒙古用之，两陷临安。一则无备之国，当方张之寇；一则分道并进，气盛力强也。至于仙霞入闽，良为要途。然汉伐闽越，由会稽海道而进；吴越取福州，自温州越海而南。元人入闽，多自明州济师。明初平闽寇，一自江西出杉关，一自明州泛海，竟掩福州，实未尝由仙霞也。夫用间道者多奇功，自昔然矣。噫！此亦就浙江言之耳。有提衡六合之规者，居上游而运中原，浙江以南，皆将传檄而下，望风而附，如吴越已事，正不必切切于浙江也。”或曰：“太祖何以先图两浙乎？”曰：“太祖实起于东南，卧榻之旁，皆戎首焉。自不得不先为苞桑之计矣。夫运量天下，岂惟一途？而子犹有刻舟胶柱之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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