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船志》·前言

漕政是明朝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太祖建都金陵，四方运舟率由大江至。洪武三十年（1398），惟海运辽东以供军饷。太宗肇北京，江南漕船一由江入海，出直沽，泝白河至通州；一由江入淮，入黄河至阳武，陆运至卫辉，由卫河至通州。〔明〕杨宏、谢纯：《漕运通志》卷一《漕渠表》，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七年（1528）杨宏刻本。"永乐初年河、海兼运，永乐十三年（1415）会通河开通后罢海运，南方漕粮主要由运河北上。永乐迁都北京后，"百官卫士仰需江南"，〔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七《国用考·漕运上》，现代出版社1986年据北京师范大学藏明万历刻本影印。每年要通过大运河调运数百万石粮食到北京等地，因而修造漕船成为明朝的军国大计。对于明代漕船的修造和管理，《漕船志》保存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一、《漕船志》的四次编修

　　《漕船志》是记载明代漕船的一部专志，因所记以清江船厂为主，所以又名《清江漕船志》。《漕船志》明代有四修，弘治十四年（1501）席书创编，《明史》卷九十七《艺文二》题为"席书《漕船志》一卷"；嘉靖二年（1523）丁瓒《重修清江船厂志》，嘉靖十一年（1532）邵经济《济漕志补略》，嘉靖二十三年（1544）朱家相《增修清江船厂志》。今流传下来的版本，仅有民国三十年（1941）上海玄览居士辑《玄览堂丛书》，据明嘉靖甲辰（二十三年）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刊本影印。

　　席书，字文同，遂宁（今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郯城知县。入为工部主事，移户部，进员外郎......武宗时，历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屡迁福建左布政使......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嘉靖元年（1522）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史》卷一百九十七《席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另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五《内阁四·席书》，上海书店1986年10月版。以"议大礼"迁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著有《漕船志》、《春秋论》、《大礼集议》、《救荒策文集》、《元山文集》等。弘治十一年（1498）至十四年，席书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分司清江船厂，其间编次《漕船志》。丁瓒，字敬夫，直隶丹徒（今江苏丹徒）人，进士，历官按察司副使。正德十五年（1520）至嘉靖元年，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来视厂事，以志迄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而近事或阙如也，乃重加修订"。〔明〕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蔡昂《重修清江漕船志序》，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中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邵经济，字仲才，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进士，历官知府，嘉靖九年（1530）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分司清江船厂，嘉靖十一年作志补。朱家相，字伯邻，号南川子，归德（今河南商丘）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嘉靖二十二年（1543）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来莅厂事，复增修焉"。〔明〕潘埙：《增修清江漕船志叙》。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中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席书、丁瓒、邵经济编撰的《漕船志》其版本今虽已不存，但从增修本及流传下来的序和凡例，仍能窥知《漕船志》四修体例内容以及明代漕政的变化。据席书《漕船志叙》云："皇明舟楫挽运，南北会通......国家既迁河朔以控天下之大势，而江南之粟不可废也。首览群议，一浚真楚诸湖，引江舟以入淮，再浚徐吕二洪，引淮舟以入济，最后疏汶河达清卫漳御，而济舟长抵于直沽。因罢海运，改从内河，而济利之具，场厂之设，实先务也。乃于淮安南清河、山东北清河设二厂，以提举舟事，百年于兹。长江大河一气流通，漕舟南来，远自岭北，辐辏于都下，君子占人国家之盛，于此可见其大者。故昔有远人入贡者，见吾舳舻千里，谓丑类曰：'中国之樯橹多［于］小夷之甲兵，吾曹敢异志乎？'由是观之，漕舟所系，匪惟控御南北，所以跨四海而肃百蛮者，亦尚倚壮于斯"。因此"承朝命来领淮厂，暇，于建始之由，兑运之次，造作之地，计艘之数，岁运之额，财计之所用，运道之所经，与夫漕卒之利病，积年之事宜，凡关于舟事者，考寻故典，采拾大要，编次一帙，名曰《漕船志》"。〔明〕席书：《漕船志叙》，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中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说明《漕船志》编修的意义和记述的主要内容。

　　蔡昂在丁瓒《重修清江漕船志序》中谈到："清江漕船厂故有志，作于弘治间，正德庚辰（十五年，1520），冬官郎丁君敬夫来视厂事，以志迄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而近事阙如也，乃重加修订。又比郡史例，以地产、文献附焉......国家设专官以理运舟，处之上游，比其材美，又分郎署以监之......予窃悲夫兵民交困，而骫法者之百出也。议者谓造舟之害，成化以前民当之，其后漕卒当之，至不得已始征税于商。夫商与漕犹夫民也，以民所不堪而移之漕，又以漕所不堪而移之商，岂得已哉！今商征不减，而漕困未纾，当事者有忧焉。而于是书也，三致其意矣。予意漕卒可用也，不可困也；商可征也，不可益也，是在去其所以为蠹者而已。天下之事坐视其弊而不为之所，则其后渐不可为，或遗智者之忧，且启好事者更张之过，以其狃于积习也。一旦从而爬梳之剔抉之，则众必不乐而怨谤乘之，以起守不足者，或怵于利害而沮于中道。夫不为以益其弊，与能为而不克终，斯二者皆过也。乃若深知其故而慎为之图，施为本末，具有定论，不亟始而亦不怠于终，惟自信不惑者能之，然此又可多得也哉！敬夫为清江三年，盖用此道。虽间有沮挠，而自信不惑。其为斯志，皆身所已试，而意所独得者。承其后讲而行之，未必无补也。"〔明〕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中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分析了重修漕船志的时代背景和记述的变化。

　　邵经济"役于淮三年，昧于事，事弗足以身兹役，而岁深焉。疲神殚虑，或摅一得于兴革者，一遵昔贤元山公建置。《漕船志》之纪陈，不敢执一私见，生一厉阶。虽然能必其弗眚，载师梗后役不耶？于时代矣、事往矣，委诸，或曰心之郛也，存于政，政之绪也，昭于纪，纪斯载，载可考焉，曷委诸？且二三君子夙董兹役......盍汇诸以俟后考"。〔明〕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邵经济《济漕志补略序》，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中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在前志基础上，作《济漕志补略》。又据胡琏《济漕志补略序》："淮安清江厂督理漕舰，榷征商货，帑藏出纳，岁计不赀。而综理防检之大，凡所谓漕船志者，盖彝与也。比数年来宏纲式昭，而遗奸日起。工曹郎浙杭邵君仲才继司厂事，且三年矣。清才远猷，雅不自用。考诸志，盖席元山其主盟，有师承之道。参诸时，盖张、吕二君子其同志，有友辅之益，调停润色，增美前休，事陈义意，物立章程，法斯备矣。屡变而终归不紊，小异而无妨大同，《志补》所以作也。防民为远，明志为洁，取善为公，觉人为厚，有君子之道四。"〔明〕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刊本同上。

　　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叙》云："漕船旧有志，元山公实创之。正德中，重刻于丁君敬夫，板久浸已漫漶。相也不类，拟翻刻以传，而犹叹夫元山公之意有未竟也。是故时有今昔，政有沿革，漕规凡几变，始协厥衷，视旧贯互有同异。且卫河之归隶已久，而典章制度阙如也......乃订故拓新，期无乖于永式，三阅月始捃摭成编。"潘埙在《增修清江漕船志叙》中述及增修志的体例内容及变化较为详细，他指出："并卫河之归隶，还郡乘之久假，约其卷为八，目为十。其事则详而核，其文则简而严。章其物采，掇其体要，一展卷间，见帝略之宏焉，见使命之重焉，见王赋之充焉，见军实之盛焉，见经制之密焉，见忧乐之诚焉。于我国家培养灵长之脉，缔造巩固之基，訏谟远犹（猷），灿然在目......斯志也，志漕政之大也，器数昭矣，品式具矣，材用饬矣，综理周矣，防范严矣，而其细也，不遗竹头木屑。盖必如是而后能理天下之财，能成天下之务，上以副承遣之命，下以摅驰驱之怀。抑有虑焉，漕舟本以利国，今乃滋病：成化以前，其病在民，以后其病在军。嘉靖以来不在商则在厂。盖船日加而日损，价岁增而岁不足。其取解也常逾年，而给领也常不逮年，或者乘其病而因以为利，则病益病矣......南川子简易方具，在医国者主治于上，俾得以调剂于下，病其瘳矣乎。"对于增修本具体内容的变化，《增修漕船志凡例》可以概见一斑："旧志凡船数、船号、岁办、公办之属，各分为类，计目三十有二，今稍加檃括，为卷八，为目十，使各以类附，便观览也；志以漕船为重，其清江人物、土产、古迹、寺观之类，义无于丽者，姑去之；官属、人役、法例、兴革，旧志未载，今增入备考据也。"

　　综上所述，从《漕船志》的四次编修，可以看出：（1）该书的性质。《明史·艺文志》将《漕船志》归为史部故事类，笔者认为是仿照地方志体例编修的一部书，究其原因，一从渊源来讲，作序者认为该志的记述形式源于《禹贡》和《周礼》；二从体例形式来看，认为仿郡史体例。（2）编修方法。席书创编《漕船志》后，之后的重修、补志和增修，都是在其基础上续补而成的。除续补的内容外，编修者还从求真存实的角度出发，采取述论结合的方式。如据《增修漕船志凡例》云："编纂揭书其名，分注其事，僭拟古志书法，每条列以小叙，或援前代故实、经传格言引其端，诸所记载悉本之旧志，搜之往牒，访之耆旧，不敢妄自增损......事有裨于漕政，未及施行者，间尝参以臆见，僭为叙论，则冠以'按'字，或书名以别之；志以清江为主，凡卫河归隶始末事宜，悉附于各条之后，不复立例；漕船旧隶本厂，后改隶各卫，犹必附录其船数者，存旧也；凡载先代名贤及本朝名公诗文，往往直书姓名，临文不讳故也；志中记载随文剪截，取见大义而止，其关系尤重足备稽考者，则详见别条；载诗文不拘体裁，惟以岁序为先后。"可见修志者严谨的态度。（3）记述内容。该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漕政之大"，反映了《漕船志》编修内容的逐渐成熟和完善。从席书所编撰的《漕船志》来看，主要围绕清江船厂漕船的数量、船号、船式等的记述，丁瓒的《重修清江漕船志》对地产、文献的增设，邵经济的《济漕志补略》对督理漕规、榷征商货等内容的增加，到朱家相作《增修清江漕船志》，集前三次修志之大成，去清江人物、土产、古迹、寺观等与漕船不太紧密的内容，增设官属、人役、法例、兴革等贴近现实和漕政变化的内容，不仅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利弊兴衰，而且反映了修志者经世致用的思想。

　　二、《漕船志》的主要内容

　　从目前流传下来的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的《漕船志》来看，该志采用纲目体结构，八卷十类，设建置，包括厂地、草场、闸坝附；奉使；船纪，包括船数、船式、船号、船等、船限附；料额，包括芜杭岁办、抽分税办、抽分物料则例、人匠工办、军余工办、减存料办附；公署；官署；人役；法例；兴革，条约附；艺文，系统地记述了明代漕船的修造和管理制度，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发展。其主要内容有：

　　（一）漕船厂建置

　　明代漕船有海船和内河浅船两种，罢海运后主要是内河浅船，不仅设置专门机构督造，而且实行官造官修制度。据《漕船志》卷一《建置》记载，"洪武元年（1368），诏中书省漕四方之粟于京师。洪武三十年（1398），议海运辽东以给军饷。是时河海运船俱派造川湖诸省及龙江提举司"。永乐七年（1409），淮安、临清肇建清江、卫河二厂，"南京直隶、江西、湖广、浙江各总里河浅船俱造于清江，遮洋海船并山东、北直隶三总浅船俱造于卫河，大约造于清江者视卫河多十之七"。宣德年间，"议造江西、湖广、浙江、江南直隶各总浅船俱归原卫，惟南京、镇江、江北直隶诸卫隶于清江"。之后各船虽归原卫计料修造，但"各船回至清江本厂，行委提举司官匠估计应该修理或改造合用料物，填注票帖给官军，回至原卫照数支给买料修造"。成化十年（1474）以后方令各司府自行估计修理。成化二十三年，因御史谢文、郎中洪汉奏请，"议造镇江浅船亦改归原卫"。正德十六年（1521），刑科给事中田赋又建议将卫河总运船俱归隶清江厂，到嘉靖三年（1524）工部题准，卫河总运船俱归清江厂团造。对于明代清江船厂的设置，该志在《建置》中也作了阐述和分析，并指出不在当时木材集散地芜湖、仪真设船厂的原因："芜湖、仪真，群商四会，百木交集，船厂不设于二处而设于清江，何也？缘永乐初江南粮饷民送于淮，官军运船俱于淮安常盈仓转输，此厂之所由建也。况长淮分天下之中，北达河泗，南通大江，西接汝蔡，东近沧溟，乃江淮之要津，漕渠之喉吻。船厂之建，非但便于转输，实我国家一统之訏谟、万世之长计也。"之所以在清江设厂，主要是由淮安在漕粮转输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清江漕船厂位于山阳、清河二县之间，"永乐初，平江伯陈公瑄督漕，查闲旷之地建盖厂房，令各卫所官旗鳞次而居，以为造船之所"。《漕船志》卷一《建置·厂地》。清江漕船厂有京卫、中都、直隶、卫河四总厂，其下按卫所建制设有分船厂。其中京卫厂有三十四厂，涉及南京亲军卫、南京五军都督府所辖大部分卫所；中都厂有十二厂，涉及中都留守司及所提辖卫所；直隶厂有十八厂，基本以南直隶相关卫所设置；卫河厂有十八厂，涉及南直隶卫所的有通州左卫、通州右卫、淮安卫、大河卫，而直隶厂、卫河厂下辖都有大河厂、淮安厂，总计有八十二分船厂。另外，清江漕船厂还辖有京卫厂、直隶厂、中都厂三处草场，"逐年差拨官军依时打草，苫盖修补"《漕船志》卷一《建置·草场》。厂房。另辖有建于清江浦运河上的板闸、移风闸、清江闸、福兴闸、新庄闸五闸，清江东坝、清江西坝二坝，以便于运送造船物料等。这也充分说明漕船厂设施的齐备。

　　（二）漕船厂官员的设置情况

　　永乐十三年（1415）罢海运后，"始更浅舟由里河以达京师，南于淮安清江、北于临清卫河设二提举司，以职专造理，是即先代舟楫之署，而经济规模尤大焉者。天子尚念储峙切邦家之脉，舟楫适济川之具，惟兹大计经理非人，则利济之功缺而失乃事矣。复于都水部各出郎官一员监领厂事。在永乐、宣德间，或遣郎中，自景泰后例遣主事，额以三年一代。代而往者，其间有升藩臬之司，有擢都台之寄，有位六卿之列，固将利济于后先矣"。《漕船志》卷八《艺文》，席书《清江厂题名记》。说明督理漕船厂官员设置、任免及升迁情况，也反映了该官职的重要地位。

　　据《漕船志》卷二《奉使》，对督理清江漕船厂的官员设置原委及任免、赴任程序记载更为详尽："永乐十三年命工部差都水司一员督理清江船厂。先年差官川湖等处催造，不为常例。是年始差部官专理厂事。是后或差主事、郎中，无定例焉。景泰后例差主事一员，率三年一代。天顺间，漕运衙门题奉钦依，札委兼管淮安一带河道，缘本厂收放船料，不能离职辞之，仍兼管清江等五闸。正德十五年（1520）四月，内奉部札，题奉钦依，行令不妨原务，兼管清江等五闸，以时启闭，著为例。仍札仰淮安府卫管河管闸官吏，一体钦遵，听其提调管理。例凡奉使清江者率三年代，先任者将满四月前，先具满呈，差人赴部呈代，候吏部注选一员赴部到任，仍候题差领有札付，赴内府给领精微批文，兵部起关，应付前来相代。至厂之日，于淮安府调取本部原发号簿，比对朱墨字号相同，然后行事。"这段描述为明代职官研究提供了生动的事例。

　　永乐十三年设置督理清江船厂官员时，设置了工部厂、工部分司。正统元年（1457）建提举司，正统二年（1458）主事胡臻始请设提举司官二员。嘉靖九年（1530）邵经济督理船厂后，又建了清江造船总厂和卫河造船总厂。其官员设置为：把总官五员，清江厂四员，卫河厂一员，作为管理厂务的官员，"旧设二员，遇缺漕运衙门访取各卫指挥贤能者，俱以本等职衔分理造船事务。正德四年（1509），始假以把总名色"；各总厂官四十员，其中清江厂官三十六员，南京三十四厂设十二员，中都总十二厂设十员，直隶总十八厂设十四员；卫河厂四员，山东总七厂二员，遮洋总十一厂二员，各造船厂"船数多者特设专官管理，少者附各厂兼摄"。《漕船志》卷五《公署》。管理厂务的官员由漕运衙门访取。这说明清江造船厂、卫河造船厂从隶属关系上来说属于漕运衙门，提举司及其主事则属于工部所属，故由工部派遣。提举司与造船总厂的关系，颇类似于当今盐务局与盐业公司的关系。为保障造船厂的有效运转，还有抽分厂税课司大使一员专理商税，副使一员专理抽分，闸官四员，以及书办、算手、农民、门子、老人、阴阳生、皂隶、巡拦、军余、水手、船头、总小甲等，负责看守各坝验收抽分号票、缉查匿税货物、驾船应用、看守厂库等杂役。另外，嘉靖十八年（1539）叶选督理船厂后还建了清江书社、清江义学。从这些机构和人员的设置来看，反映了漕船厂管理体系的完善。

　　（三）漕船的修造与管理

　　这是《漕船志》记述的重点，包括漕船数目以及船式船号、漕船的损毁和使用年限、漕船木料和漕价银等，系统地反映了明代漕船修造制度。

　　1?漕船的修造

　　洪武、永乐年间，河海运船无定式也无定数，据《漕船志·船纪》记载："国初用南京、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处各卫所官军海运，后改漕运。所谓河船即今之浅船也；所谓海船即今之遮洋船也。当时船数、船式未经定议。每年会议粮运合用船只临时派造，以为增减。"天顺以后，始定天下船数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其中隶于清江提举司的有：南京卫分浅船原共一千七百四十只，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增至二千一百三十只，每年该造船二百一十三只；江北直隶各卫所浅船原共二千六百九十六只，增减不同，嘉靖二十二年共有船二千五百四十二只，每年该造船二百五十四只二分；中都留守司共有船八百十七只，每年该造船八十八只七分。隶于卫河提举司的有：山东都司浅船共七百七十六只五分，每年该造船七十七只六分；遮洋总海船原共五百一十二只一分，嘉靖时增至五百四十八只一分，每年该造船五十四只八分。从《漕船志》记载的历年造的船数来看，嘉靖六年（1527）后卫河提举司并于清江提举司。另外，浙江都司浅船二千四十六只、江西都司浅船八百九十九只、湖广都司浅船七百五十九只、南直隶浅船一千二百五十八只分散到各原卫所打造。

　　《漕船志·船纪》对浅船、遮洋船的尺寸式样、用料和料价规定得很详细，而且按造船地点、方式编为船号，有军字号、民字号、运字号。永乐、宣德年间，"造于湖广者为湖字几号，造于江西者为江字几号，造于浙江、徽州等府者仿此。天顺间始照各总类编，原系民造者为民字几号，旗军自造者为军字几号，又有运字号者，则造于提举司者也"，到嘉靖时"船只军、民、运字号虽存，而皆造于提举司矣。"

　　漕船多由楠木、杉木、松木、株木、杂木等打造，使用一定年限就需要修理改造。据《漕船志·船纪》记载，漕船按使用的木质确定年限："正统以前，所造船只或用杉木，或用杂木，小坏则修理，大坏则改造。景泰以后，始有松木者五年一造，杉木者十年一造，或有株、楠、杂木者七年一造。自成化十六年（1480）以后，停止各处解木，清江厂俱用楠木十年一造。"但这是针对江北情况而言的。明代漕船使用年限还根据地域划分，以是否经过瓜洲坝为标准。"清江、卫河二提举司成造浅船、遮洋船，每年俱于瓜（洲）、仪（真）二处湾泊，各雇江船于各州县水次兑运，回至瓜仪上载不经过坝，故十年一造"，而"江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卫所为外江船，因其往回经坝二次，故五年一造"。

　　2?船料和船价银等的征派

　　据《漕船志·料额》记载，明初漕船派造于诸省及各提举司，"每岁应用运船造于各省者，皆有司自行派料成造。其造于提举司者，合用杉、楠等木俱派四川、湖广、江西出产处所，浙江、江南直隶不出木者买办送纳。福建亦有油铁等料，无灾之年全派，有灾之年减派"。天顺六年（1562）以后，"诸省罢造，止解料赴二提举司厂"成造。而江南漕船由各卫所成造者，照例派料，如"江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船只，除旧船外，民出银七十两，军办三十两，每年征解司府收贮"。漕船的料额，天顺八年（1464）以前，规定"各处派纳杉、松、楠、柏、钉铁等料，每船用新杉篙木六十二根，松、樟、榆、槐二十余段，油、麻、铁、炭等料三千余斤"。成化元年（1465）至成化十五年，"各处灾伤，料价日缩"，"由司派纳物料数少......每船只得杉、株、樟、榆、槐木十三四根段，枋板二三块，油、麻、铁、炭等料二三千斤，止值银三四十两。每船约用银一百二十两，比与天顺以前，每船欠价银六七十两，其余皆军旗自陪完造"。

　　成化十五年（1479），"停止各处派料，议取抽分木价以充造船之需"。"先时，各处解纳杉、楠等木远自川广，经涉江湖，有在途漂流者，有尺寸不及者，监收官拘泥成法必求合式，致令解户经年往复，不获实收，至有鬻妻卖子捐躯荡业者"。在派征物料困难、民苦征解的情况下，"工部会奏，始于荆、杭二处设厂，以充造船之需，民困始苏"。成化十六年（1480），平江伯陈锐议准，"照先年旧例，将兑军民粮每石加耗一斗，准作造船料价"。成化十六年取荆、杭木价银各四千两，成化十七年取荆州木价银四千两、杭州木价银五千两，成化十八年取荆州木价银六千两、杭州木价银七千两，船价银屡有增加，直至弘治四（1491）年以后，"银有定数"，但"船日加多，官军每有借贷之患"。据成化二十三年（1487）御史谢文、郎中洪汉所奏，"每年仍造船五百三十三只，实领银四百七十四只之数"，弘治十四年（1501）"因军余办料不前，以致缺银完造，困苦日蹙，漕政渐坏"，漕运衙门会议"照江南军三、民七事例"，每船增收木价银。嘉靖三年（1524），工部尚书赵璜又议准，"将卫河提举司原额芜、杭木价及人匠班银悉归清江厂，以供造船之需"。

　　对于造船军三、民七之例，即以十分为率，民出七分，运军自办三分，用以购买材料和工匠工食。据《漕船志》卷四记载，清江造船厂民七料银由芜湖抽分厂、杭州抽分厂、荆州抽分厂税银，以及清江提举司抽分厂税银、各地人匠银组成，所谓"民七大料，以供买木造船之需"。每年在芜湖抽分厂取用木价银一万八千七百七十两，杭州抽分厂抽取木价银一万四千四百四十两，共三万三千二百一十两，称为"芜杭岁办"。景泰年间，淮安设抽分厂属清江提举司，"凡竹木等物应干造船者三十税一，以为供造漕船之需，视芜杭十税其一者减三之二......税无定额，每岁以货之多寡为舒缩"。清江提举司抽分厂抽分之物有木、竹、铁、钉、麻、油等，不属于船料者不在其例。人匠银是清江、卫河造船厂原设匠役纳银而来，"旧例俱二年一班，每班三个月，无力者上工，有力者每班纳银一两八钱，以为造船木价额料之需"。清江厂人匠银由淮安府、苏州府、扬州府承担；卫河厂人匠银包括山东济南府、兖州府、青州府、东昌府，河南开封府、河南府、彰德府、怀庆府，以及南直隶凤阳府、庐州府、扬州府、徐州、滁州。

　　清江漕船厂"军三"小料银包括军余工办和减存料银。军余工办是由各卫旗军余丁自办，"将各军月粮抵扣，类解漕运衙门，转发淮安府寄库，以为改造旗船军三小料之需"。《漕船志》卷四《料额》。《漕船志》卷四记载，减存料银"乃旗造漕船额料也。先年议准，凡遇灾免之年，粮改折色，各卫所空闲者令歇役，运军每名办减免料银二两四钱......惟以歇役运军多寡为盈缩。其京卫运军歇役者少，议于江浙纲运过江脚米银内，扣除银共四千六百六两有零，以补减存料银之数"。此即所谓"军三小料以供造船钉、灰、油、麻诸费之需者"。

　　该志不仅记载了船料及船价银的征派、来源情况，还指出船料及船价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成化以前其病在民，时派料各省，民苦征解故也；成化以后其病在军，免民解料，拘于芜杭抽分银数，军士每有赔补之患；嘉靖以后其病在厂，船归厂造，军免赔补，但船日增，而料日缩，致将别项银两借造。"并指出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委任不得其人，征解不及其数"。提出救治的办法："究利弊之源，申综核之令，严征解之法，俾额料不减于旧，而后可以纾杞人之深忧矣。否则，积逋相因，而燃眉莫救，所谓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嗟何及也哉！"

　　三、《漕船志》的"法例"与"兴革"

　　卷六《法例》、卷七《兴革》是《漕船志》记录的重点，不仅约占全志五分之二的篇幅，而且详尽记载了漕运政策的变化，可补《大明会典》、谢纯《漕运通志》、王在晋《通漕类编》、《明史》等书的缺略。与前面各卷相比，此二卷更是反映了明代漕政动态的内容，"夫治艘以漕粟，国之重计，兴利以除害，漕之永图也"，《漕船志》卷四《料额》。 说明明朝政府整顿漕船的目的，也充分体现了该志的文献价值。

　　（一）《漕船志》的法例

　　《漕船志》"法例"主要收录了永乐六年（1408）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这136年间，关于漕船、运军、船料、船价、人匠银等漕运政策的规定，反映了漕政的变化与发展。如其卷首无题小序所云："夫制而用之之为法，著而守之之为例。法久必弊，弊必更始，而例生焉。例也者，所以辅法之不及也。故观法可以守经，观例可以达变。明兴，漕政之善，前代鲜俪，而法例宣朗，又足以善其政于无穷。职漕者绎思而世守之，则永无愆矣。"又云"我朝理漕之政，良法美意著为令典者，经纬相承，细大毕列，故天下臣民所共睹也，无庸悉矣......用垂观省便遵守云尔"。说明"法例"的内容及设卷的用意。 "法例"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

　　1?河海兼运改为漕运。该卷记载："永乐六年（1408），令遮洋海船运粮八十万石于京师，其会通河、卫河以浅船转运。十年，尚书宋礼以海船造办太迫，议造浅船五百艘拨运淮、扬、徐、兖等处，岁粮一百万石，由会通河攒运以补海运一年之数。十二年，令胡广造浅船二千艘，岁于淮安仓支运，赴京交纳。十三年，始罢海运，增造浅船三千余艘，一年四次，悉从里河转运。"

　　2?漕河闸坝的建设与管理。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因漕舟有车坝沂淮之险，开清江浦五十里，建闸四，导湖水以达清口。自是漕舟南北交通矣。"弘治十五年（1502）规定"凡闸惟进贡鲜品船只到即开放，其余船只务要待积水而行。若积水未满或积水虽满，上面船未过闸或下闸未闭，并不得擅开。若豪强之人逼胁擅开，走泄水利，及闸已开，不依帮次争先斗殴者，听所在闸官将应问之人拿送管闸并巡河官处究问"。弘治十五年规定，"凡闸溜夫受雇一人、冒充二人之役者编充为军，冒一人者枷项示众一月毕，罪遣之"。

　　3?对运船运载他物的规定。宣德二年（1427），"令工部及诸衙门不许将粮船拨载他物，致误攒运"。弘治十五年（1502）又放宽政策，规定，"凡漕运军人许带土产易换柴盐，每船不得过十石。若多带货物沿途贸易者，听巡河御史、郎中及洪闸主事盘检入官并治以罪"。后又进一步放宽到"每粮船一只，许带土宜二十石。"而运粮官军还不满足，又出现附搭客货，帮助客商逃税并从中渔利的情况，于是，嘉靖元年（1522）规定，"运军许带土宜，附搭客货者参问"。

　　4?船料、船料银的收贮与处理。宣德二年（1427），"议准各处解到清江厂油、麻、铁、炭等料，俱送淮安府阜积库收贮，出给实收，呈报分司，以便支放"。景泰四年（1453），平江伯陈瑄"议将造船完头木楂准令军民等烧用，每只备钞五十贯还官。成化间每领船银一只，退银一钱五分，准钞五十贯，收贮在官，作正支放。"景泰四年，"会议清江提举司造遮洋浅船数多，卫河提举司改造船少，将卫河原派物料暂改清江交收供造，候有料之日仍旧。"弘治八年（1495），"定江南造船料价期限之例"，"行令造船卫所差官赍文，限十月以里到各该衙门支领，如过期不到，漕运衙门查提领料人员究问。出料官司限十一月以里支给，十二月回厂造船。正月船完，如料银征解不敷，司府量查在官银两照数借支，仍立文案，待后补还。若过十一月终不给料价，就将经该误事官员住俸，年终不给，听漕运衙门参行各该巡抚、巡按官提问，庶造船及时，粮运无阻"。弘治十年（1497）"令各衙门所掌印官监同运粮，委官征收运均减存料银"。正德二年（1507）"议处征收船料银"。正德十四年（1519）"查催军三、民七料银给造运船"。嘉靖二十年（1541）"议处京卫军办料银"；嘉靖二十二年（1543）"催征人匠班银以复船料"。

　　5?对损坏漕船的勘定。天顺八年（1457），"令运军或遇风水不测损坏船粮，若在百里内者务要府州县正官；在百里外者，许所在有印信官司勘实结，申总兵等官处，如有诈妄，罪坐勘官。"

　　6?漕船的修造与管理。"宣德五年（1430），奏准运粮官军船只，南京、中都及南直隶卫所于淮安厂修理，山东等都司卫所于临清厂修理，湖广、江西、浙江都司各回原卫修理。"据正统元年总兵官都督武兴题奏："岁运粮船损坏，产有物料者于本处修造，无产者分拨各提举司修造。"天顺八年（1457），议准"淮扬地方巡获私盐船只，俱解清江提举司充造船之用"。正德八年（1513），"查处料银补造火烧船只"。正德十一年（1516），令"湖广运船通改楠木打造催解料价"。正德十六年（1521）"补造焚溺运船"。嘉靖二年（1523）"不许变卖拆毁坏船"，令"补造攒运船只"。嘉靖三年（1524），"急补浅船攒运"。

　　7?对造船官军的管理。正统元年（1436），"令造船旗军不与操守之事"。正德五年（1510）议准，各卫所运粮并造船官不许更改替补。

　　8?对漕运官军的管理。正统十年（1445）议准，"许把总官乘坐粮船"赴京交粮。

　　9?匠役与人匠银的管理。景泰二年（1451），"令清江、卫河二提举司匠役二年一班"。成化十八年（1482）"令清江、卫河二提举司人匠征银解纳"。

　　10?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惩治。弘治二年（1489）"申明处置抽分......今后若有官豪势要之家搅扰厂分者，听差去官员拿究；在府分者，着落推官问理；在州县者着落州县问理。徒罪以上，罪名申详，合干上司定夺。其有司府州县视常误事官员，亦听本官转行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照例参问施行"。弘治五年（1492）"严禁打搅局场奸弊"，禁止豪强之人打搅抽分厂挟取财物。

　　（二）《漕船志》的"兴革"

　　《漕船志》的"兴革"主要收录了一些具体事例，并附"条约"即涉及漕船的禁约。据其卷首无题小序云："天下之利弊恒相乘，而兴革恒相用，盖利不终利而弊生弊也者，利之蠹也。弊必革而后利兴。革也者，兴之渐也。""兴革"展示了明朝政府整顿漕政兴利除弊的措施的演变。包括"给号票以稽奸弊"，"免支馆驿下程"，"议处漕船料价"，"清船号以塞弊源"，"一旗厂船料以革积弊"，"量免料办以甦贫军"，"造报循环簿籍以便查考"，"查处造船料银"，"一料报以便查考"，"正体统明旧规以便监临"，"请给关防，严出纳以便稽考"，"查补逃故用工军余"，"清查用工军余以应攒造"，"处给浅船以便官军"，"酌处料价以便补造"，"除豁厂地税粮"，"并造遮洋船只"，"置牌催攒船工"，"申明旧例以便攒造"，"禁造运官座船"，"清查人匠以裨漕政"，"议处学地税粮"，"禁革违例税扰"，"委管征收料银"，"申明料银职掌"，"招商收买木料"，"给号票以便商民"，"参呈贪纵运官"，"议处造船木料"，"分处不敷木价"，"查催未销官银"，"查催底船赴厂"，"查催造船料银"，"改正岁办木价银两"，"裁革水夫以苏民困"，共35条，内容涉及漕船制造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系统反映了明代嘉靖以前漕船制造有关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对策，展示了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画面。试举数例：

　　1?正德年间，工部主事陈焕建议中指出："先年木价不能依期解到，多系赊借商人木料预造，以致重揭冒领，其弊多端，钱粮虚费，船只脆薄，字号混淆。"提出："置立本部挂号关防及提举司印信官票，填写本船原报字号、年分、先今旗甲姓名，出给官军领付，木客收执。围与新料一分，待本船看工之后，许商人执此，随本厂官识赴部投销关领料价，如无原票决不准支。"

　　2?嘉靖初年，工部主事张絅在奏议中指出："各军原有军、民、运字及一十百千号数，......年久而莫考，有一号而三年两造者，有同年而一号重支者，甚有年分未及，预动虚号、指号、捏号之弊，皆船号不清所致也。合行吊取各卫所船号底册、花销册、本司号册查对覆实，......又覆查造，庶卷册无舛，而字号不淆，料价有稽，而运减可核矣。"

　　3?嘉靖年间，工部主事邵经济对造船把总官私谒苟且行为进行了深刻揭露："近来各把总官不行堂参，专希私叙，同行进见，则皆挺身抗揖，独行私恳，亦或曲膝行礼，体统破裂，侵越渐深，事属反常，实非旧格。由此赧颜监督，事每掣肘难行。......今思若不改正，再尔含容，此非各官矫抗跋扈，能倚势而怙终，必缘本职阘茸苟且，欲媚下以自利也。"他建议："今后船厂把总官员有事到部，止令堂参，不必私款，则监督有体，而嫌疑不生矣。"

　　4?工部主事陈尧根据庐州卫运粮指挥刘淬帖委所镇抚严密打造座船，"除军办料银外，因添造官仓、捲楼、茶亭、槅扇等项，多用过银七十五两有余，俱系替赊客货，呈乞行追"的违规事实，指出近来管运官员篾弃礼法，奢僭成风，辄将有号官船起造茶亭、鼓蓬、明窗、净几，名为"粮座"的普遍情况，指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多占军役而虚张声势也，谓其可以附带土宜而供送权贵也，谓其可以击鼓鸣金、养马坐轿，纵横于各洪闸之间，而慑服官民船只，于粮运何与焉？夫以庐州卫一船所费，动至一百一十余两，推之而四总九十三卫所可知也，又推之而各省四都司四十九卫所可知也。"经户部依准，重申禁令施行。

　　5?工部主事朱家相对于军三料银征收中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其直隶淮安、大河、扬州、通州及卫河、山东济宁、临清、东昌等各卫所军办料银，往年多系掌印官径自委官征收，或潜通贿赂，或私厚亲旧，往往不得其人。加收火耗，任意花费，中间亦有通同侵欺情弊，违限一二年不行完解。间有解到者，不及额数三分之一，或假称灾伤，捏作拖欠，奸弊百出，漫无稽考。各厂官造船缺银买料，恐误装运，只得揭取铺客货物以救燃眉之急。后因负欠日久，债主逼勒，展转出息，倾产荡业，十分亏累。"建议慎选委官，严限征解，确保军办料银按时足额征收解库。

　　6?工部主事朱家相参奏南京水军右卫指挥周大纶往年索财打官，肆无忌惮，"见系有罪提问人员，不思敛戢，却乃挟仇妄行呈扰，显是长恶不悛。假此以遮饬前罪，若不严加究治，何以警戒将来？参照运粮指挥周大纶职司兑运，心切贪残，因求索而擅责厂官，篾视漕规，役军伴而僭乘大轿，故违国法，不能悔罪以省躬，仍敢挟仇而反噬，罪状既著，情法难容。"被批准将其解送理刑司拘问。

　　"兴革"下还附有相关各种禁令的"条约"，主要是增修《漕船志》的主事朱家相参酌前任主事陈尧、叶选的一两条禁约，并根据自己掌握的船厂各种弊端而有针对性的制订的禁令，共三种。其中第一种是用来约束漕船厂管辖的各级各类官差人役的，有11款。第二种是为杜绝漕船抽分中的各种弊端，确保抽分料银足额完成而制订的禁令，共有6款。第三种是为禁革造船奸弊而晓谕官旗、商牙、匠役人等而申明的禁令，分为定船式、严船号、比船限、查底船、处木料、选匠役、禁刁泼、弭火盗8款。从这些条款中可以透视出当年船厂运行中各种利弊之源。

　　另外，从《漕船志》"法例"、"兴革"所收录的奏议、文移中，也透视出明代的两京制度以及南、北二京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行政职掌及办事的程序等，有比较清楚的展示。可以说，上述这些资料，不仅是研究漕运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明代吏治史、社会生活史特别是官营企业史的宝贵资料。

　　这次点校，采用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中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本。本书初由张英聘标点，后由荀德麟进行审订并校勘。由于我们见闻所囿、水平所限，点校中谬误和欠妥在所难免，敬请大雅不吝匡正。

　　荀德麟张英聘

　　二○○六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