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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一百七十一

清朝 明史 张廷玉 著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正统十二年(1447)乡试中举,但后来礼部会试落榜,随吴与弼讲学,仅半年而归,日夜苦读。自建“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足不出户。后游学于太学,闻祭酒邢让和宋代杨时《此日不再得》诗一首,大加赞赏说“:龟山不如也。”(龟山系杨时别号)。这话传闻于朝廷,大家以为有真儒再出,因此陈献章名震京师。给事中贺钦听了献章的议论,辞官不做,宁愿去拜献章为师,献章归家后,四方来向他求学的日益增多。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朱英都向朝廷推荐。朝廷召他至京接受吏部考试,献章虽至京师,但多次拒绝参加考试,上疏恳求回乡颐养天年,朝廷只得授与他翰林院检讨的头衔,放回故里,以后又有人多次推荐,而他始终不肯出来做官。

献章之学以静修为主,教授学生正坐静心,从静中悟出个道理来,有人劝他著书立说以传后世,他不置可否,曾说:“我二十七岁才拜吴聘君为师,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也未得其门而入,直到回到家乡新会之白沙里,专心致力于学习方法,也还是一无所得。于是舍繁求简,长时间静坐,然后才有所悟,致使日常言行虽随心所欲,也不越出规范,有如骥马御勒一般。”可见其学有独到之处。正如有人所评价的那样,献章的学问中有鸢飞鱼跃之乐。兰奚谷姜麟称献章为“活孟子”。弘治十三年(1500)卒,享年七十三岁。万历初年供于孔庙,受人祭祀。追谥文恭。

娄谅,字克贞,上饶人。少年时有志于研究宏伟独到的学术。闻吴与弼在临川,便去向他求学。有一天,与弼种地,召谅去看看,并对他说,学者须亲自做一些琐细的事。谅平素豪放不羁,从此以后有所改变,虽洒扫房屋台阶之事,也必亲身去做。

景泰四年(1453)乡试中举。天顺末年选为成都训导。不久告假回家,闭门著书。著《目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他认为《周礼》所记都是天子之礼,是国礼;《仪礼》所述皆公卿大夫及士庶人之礼,是家礼。把《礼记》作为前二经的解说,其内容附于各篇,如《冠礼》附《冠义》。不可附各篇者,各附一经之后。不可附于一经者,总附于二经之后。诸儒对三礼的解释有牵强附会者,则以二程的有关议论进行批驳。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采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事实,认为“:是非必待有三传而后才明白,那么《春秋》就可以成为不必要的书了。”其学说认为:收回放纵之心是为了达到独慎之入门,勿忘勿助是独慎的主旨。当时胡居仁批评娄谅的学术思想近于宋代的陆九渊,后来罗钦顺也认为类似禅学。王守仁少年时也曾受业于娄谅。

夏尚朴,字敦夫,广信永丰人,娄谅的弟子。正德初年,尚朴赴京会试,见刘瑾乱政,感慨地说:“时事如此,还求什么功名?”不参加考试就回去了。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诛。六年,尚朴中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这年闹饥荒,尚朴条陈救荒数事。又调任惠州知府,上书弹劾自己,去职归家。嘉靖初,起任山东提学副使。后升南京太仆少卿,与魏校、湛若水等每日相互讲习学问。谏官弹劾大学士桂、萼,其中牵连到尚朴。吏部尚书方献夫为他辩白。不久称病辞官归家。其著作有《中庸语》、《东岩文集》。

贺钦,字克恭,义州卫人。少时好学,读朱熹与吕祖谦合撰的《近思录》,有所领悟。成化二年(1466)中进士,授户科给事中之职,随后拜陈献章为师。归家后绘陈献章的肖像行尊师之礼。弘治改元(1488),因阁臣的举荐,起用为陕西参议。任命诏书未到,因母亲去世而上疏辞职归家守丧。同时疏陈四事:一、今日政务要事莫先于开经筵,当访求真儒为皇帝讲学,以治国之道来开导皇上。二、检讨陈献章,学术淳正,称为大贤,应以非常之礼起用他,或让他参预国家大政,或担任经筵讲官,以养君主的德性。三、宦官职掌,《祖训》规定不过洒扫宫庭,开关门户而已。而近来如王振、李吉祥、汪直等人,或参预国家机要,干预朝政,揽权纳宠,邀功生事,或引巫术邪道入宫;呈进淫巧之物,动摇皇帝治国安邦之心。误国殃民,以此为甚。宜戒谕未来,内不使他们干预此事,外不让他们镇守地方,掌握兵权。四、兴礼乐,以教化天下。奏疏万言。

正德四年(1509),刘瑾清查辽东田亩,百姓惶恐不安,义州郡守又贪婪横暴,激起民变聚众劫掠,但他们相互提醒说“:不要惊动贺黄门。”贺钦闻知,急向他们讲明祸福,平息叛乱。

贺钦做学问不求广博,而是专读《四书》、《六经》、《小学》,目的是为日后亲身实践。他认为,做学问不必好高骛远,而在于戒慎,在于收回放纵了的心。终年七十四岁。

陈茂烈,字时周,莆田人。十八岁做《省克录》,认为颜渊之“克己”,曾子之“日省”,都是做学问的方法。弘治八年(1495)进士及第。奉使至广东,拜陈献章为师,献章对他讲主静之学。与张诩辩论而做《静思录》。不久,授吉安府推官,为考核官吏政绩而过淮,天寒无棉衣,几乎冻死。入朝任监察御史,袍服简朴,骑一疲马。人们望而敬之。

因母亲年老,请求归家奉养。家中除供养母亲所需物品外,连一床帷帐都没有。种菜、挑水,都是自己动手。太守听说他如此劳苦,特派二名衙役前去帮助他,三天后,他就将二衙役打发回去了。吏部念其家贫,任他为晋江教谕,使他可得俸禄以养家,他不肯接受。又奏请每月给他米若干。他上书说“:臣素来贫寒,衣食本来简朴,故臣母能安心住臣之家,而臣也得以避免贫苦。臣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廉洁,只是自己尽孝罢了。古人帮工背米,以养父母,臣还未贫到这等程度。母亲辛辛苦苦将臣养育成人,今年已八十六岁,来日不多。臣欲尽自己孝心尚恐不及,还要烦朝廷以官钱助我养母,实在内心不安。”朝廷不允许他的推却。茂烈在母亲去世后,也相继去世。

茂烈当学生时,韩文问林俊,莆田有哪些人物,回答说有从吾,即彭时。又问还有谁,回答说还有时周,并说“:与时周谈话,重病会立即消除。”对茂烈的器重由此可知。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人。弘治五年(1492),科考乡试中举。从陈献章学习,不乐于求功名,后奉母亲之命,入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参加会试,学士张元祯、杨廷和为考官,看了他的考卷赞叹道“:不是白沙陈献章的学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列为第二名。朝廷赐他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这时王守仁正在吏部讲学,若水与他一唱一和,互相呼应。不久母亲去世,他在墓边守孝三年。建“西樵讲舍”。各地士子来求学的,先教他们学习礼节,然后听讲。

嘉靖初年入朝,陈奏《经筵讲学》疏,认为圣学以求仁为目的。随后又上疏道“:陛下初临朝听政,渐渐不能克制自己,左右近臣以声色邪教来迷惑陛下。大臣林俊、孙交等因不得治国安邦之法,而多辞官而去,实可寒心。切望陛下亲贤人,远奸佞,穷理讲学,以兴旺太平之世。”又上疏建议不要停止经筵讲学。第二年,进为侍读。上疏说:“近一二年间,天变地震,山崩水涌,饥荒不断,人自相食。圣人不是等到艰难困苦之时才去听取贤者的意见,明医不因为病情沉重无治而不用恢复元气的药。应广求能阐明先王之道的人,每日在文华殿为陛下讲学,以有益于圣人学说之发扬光大。”其后,调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做《心性图说》,以教导士子。拜礼部侍郎。仿《大学衍义补》而做《格物通》,进呈朝廷。后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南京民俗崇尚侈靡,若水制定丧葬制度颁布施行。因年老退休,终年九十五岁。

若水在他一生所到之处,必建书院,以纪念陈献章。九十高龄还漫游南京。路经江西时,王守仁的弟子安福邹守益告诫他们的同仁说:“甘泉先生来,我们应当尊敬这位老人,而不要妄自讨教,更不要轻易妄与论辩。”若水原与守仁一同讲学,学术思想相同,后各主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旨,若水则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守仁说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认为守仁的“格物”之说有四点不可信,还说:“阳明所谓的心与我所说的心不同。阳明所谓的心是存在于万物之中,无处不在,故他认为我的学说是主张求之于外。”当时学术思想分为王、湛两派。

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王守仁弟子。正德六年(1511),科考会试第一,廷对第三,授翰林院编修。第二年告假归乡,拜谒王守仁,讲学于赣州。宁王宸濠谋反,他参与王守仁军务。世宗即位,始回朝居官任职。

嘉靖三年(1524)二月,世宗欲尊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守益上疏表示不同意见。受到谴责,一个月后又上疏说:

“陛下欲尊重本生父亲之恩,屡令群臣会议商讨。群臣根据礼仪直言极谏,却受到指责。世上传说陛下是孝长子。古代曾元的父亲曾子病重,临终时,叫人把大夫刚使用的华丽竹席换掉,曾元则因爱父亲而不肯换。曾子批评他是姑息。鲁公以天子礼乐来祭周公,以表示对周公莫大的尊敬。孔子却叹息道‘:周公名声受到损害了。’臣希望陛下勿以姑息来侍奉献帝,而使后世有所叹息。

“且群臣引经证古,是希望陛下维护正统,这是为陛下着想,陛下不理解而责怪他们,说他们违反圣上旨意,不严肃庄重。臣考察历史,如冷褒、段犹之徒,当时所谓忠爱,后世斥为邪佞谄媚小人。师丹、司马光等,当时说他们欺蒙轻忽,后世都认为他们正直,敬仰他们。将来的人看今天的事,如同今天的人看待古代事情一样,望陛下不要怕改正错误,要体察群臣对陛下忠爱之心。信任他们,任用他们,把离职的大臣招回来,不使奸佞之徒动摇国家的大政方针,使宫中不和。

“昔日先帝武宗南巡,群臣相继上书谏阻,先帝大怒,岂不是说他们是欺慢皇上而可治罪。陛下在王府闻其事,必认为这是尽忠于先帝。如今陛下即位,能不容许群臣尽忠于陛下吗?”

世宗看了守益的奏疏大怒,诏令将守益下狱拷打,贬为广德州判官。守益在广德拆毁淫祠,建立“复初书院”。与学者在这里讲学。不久,调任南京礼部郎中。广德州人立生祠来纪念他。守益闻王守仁逝世,供立灵位,悼念不已。他每日与吕木冉、湛若水、钱德洪、王畿、薛侃等人讨论学问。任期满,政绩考核合格,回至京都,但立即称病归乡。

很久以后,被举荐起任南京吏部郎中,随后朝廷招为司经局洗马。守益因见太子年幼,不能出朝至其藩封之地,便与霍韬一道进呈《圣功图》。图中绘有自神农、唐尧住的茅屋,屋前土阶,至世宗在西苑耕田养蚕,共十三幅。世宗认为是在诽谤他,几乎得罪皇上,幸因霍韬为世宗所器重,才得无事。第二年,调守益为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由于夏言一心要使他远离京师,故调他去南京掌管翰林院。御史毛恺奏请留守益侍奉太子,而被贬谪。不久,改任守益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皇帝祖庙遭火灾,守益陈请朝廷上下都要反省,并说:“殷中宗、高宗这样做了,化妖孽为吉祥,国运长久。”世宗大怒,削其职为民。守益禀性纯正。守仁曾引《论语》的话说:“有若无,实若虚,别人侵犯他,都不计较。谦之的修养已接近这境界了。”

守益在家乡每天讲学,四方向他求学的人接踵而至,学者称他“东廓先生”。在家居二十余年而逝世。隆庆初年,赠南京礼部右侍郎。谥文庄。

钱德洪,名宽,字德洪,后改字洪甫,号绪山,余姚人。王守仁自辞尚书职归还故里,德洪同数十人去拜门下求学。其后,四方学子相继而至。

嘉靖五年(1526)赴京会试,但未参加廷试便回家了。七年冬,同王畿赴京参加廷试,闻守仁逝世,便奔丧至贵溪。在讨论丧服时,德洪说:“我双亲尚在,不能为先生披麻戴孝。”王畿说:“我已无亲。”便着丧服。丧事毕,德洪与畿都归家,仍悼念不已。十一年,德洪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郭勋下狱,移交刑部定罪,德洪据供,判郭勋死罪,而廷臣想只判不守法度之罪,并妄说德洪不懂刑罚。皇帝也不愿处死郭勋。由于谏官的陈奏,奉诏反将德洪两次下狱。御史杨爵、都督赵卿也同在狱中,德洪一直为他们讲述《易经》。此后,被削职为民。

德洪被夺官后,周游四方,讲“良知”之学。当时士大夫都以讲学来沽名钓誉。而德洪、王畿都因是王守仁的高足,尤为人所尊崇。德洪对问题的思考不如王畿透彻,而在身体力行方面又比王畿强。最后畿入于禅学,而德洪还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

穆宗即位,复德洪官职,并进阶朝列大夫。不久退休。神宗即位,又升德洪官阶一级。终年七十九岁。学者称他为“绪山先生”。

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二十岁中举,后受业于王守仁。嘉靖五年(1526)考进士,但与钱德洪都未参加廷试而归。守仁征讨云南思州府与广西田州府,留王畿与德洪共同主持书院。其后守仁去世,二人经办丧事,归家后仍内心哀悼不已。这以后,才与德洪同登进士榜,授南京兵部主事,进为郎中。给事中戚贤等向朝廷举荐王畿,但夏言斥责王畿之学为伪学,剥夺了他的官职。畿称病归家。他曾说“:做学问目的在于认识事物,发现人的本性而已,办事有小错误,不足放在心上。”故为官难免冒犯上级,以不谨慎罪而被罢官。

畿被罢官之后,更加致力于讲学,足迹遍于东南,吴、楚、闽、越都有他的讲堂,年高八十还不肯停止。善于言词,所到之处,听者云集。每次讲学都杂有禅学,自己也不否认。学者称他为“龙溪先生”。

王艮,字汝止,初名银,王守仁为他改名艮,号心斋,泰州人。七岁在乡村私塾读书,因家贫不能读完。父亲做灶丁,冬天清晨冒寒去为官府服役,艮哭道:“为人之子,让父如此辛劳,还算是人?”于是代父服役。早晚向父母问安,十分谨慎。

艮专读《孝经》、《论语》、《大学》,信口谈论,易为人所理解。有人听了他的言论,惊异地说:“多像王中丞的话。”艮去江西求见守仁,与他辩论许久,十分佩服,即拜守仁为师。第二天又有些后悔,仍坐在宾客席上,随即又心服,终于成为守仁弟子。随守仁回到他故乡余姚,叹息说“:我师阐发宏伟学说,为何传播不广!”回到家中自制小车北上,沿途对人大讲王守仁的学术思想,前来听讲的人成千上百。到达京师后,同学感到惊讶,隐匿了他的小车,要他返家。守仁闻知也不高兴。艮去拜见他,遭到拒绝,只得叩头认错。王守仁的弟子遍天下,都有爵位,有气派,唯艮是一介平民,但他名声反在其他弟子之上。其门徒之多与王畿相差无几,学者称他为“心斋先生”。王艮的学术思想比其老师更加高远。

欧阳德,字崇一,泰和人。刚二十岁就乡试中举。后去赣南,拜王守仁为师,两次不参加会试。嘉靖二年(1523),会试策问中有诋毁王守仁的意思,德与魏良弼在考卷中坦率地阐发老师的学术,但不偏袒,结果进士及第,授六安州知州。他在六安建立了“龙津书院”。聚集生徒讲学。后调入北京任刑部员外郎。嘉靖六年,诏令选择朝中有学问和有德行者为翰林,于是改德为编修。后调任南京国子监司业。设置讲亭,集国子生与四方学者在那里论道。不久,改任南京尚宝卿。随后,召入京为太仆少卿。为便于奉养父母,又调任南京鸿胪卿。父死,守孝期满,仍留家奉养母亲。此时,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每日讲学。其后,被荐举起任原官,又转任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管詹事府。

母亲去世,归家服丧,期未满即起用为礼部尚书,但等到服丧期满才赴任。当时,迟迟不立皇太子,因为世宗相信陶仲文的“二龙不相见”之说,讳言立皇太子之事。德恳请建储。世宗诏令裕王出京至其分封藩地,并于同日完婚。德则认为太子不应出京。世宗不许。德奏道“:《会典》关于婚礼中说,太子结婚曰‘承宗’,分藩诸王结婚曰‘承家’。今裕王是承宗还是承家?”世宗不高兴地说:“既然是王礼,自有典章制度。如你所言,何不册立裕王为太子?”德立即准备册立礼仪。帝更加不高兴,然知德的忠诚,便原谅了他。裕王的母亲康妃杜氏死,德奏按成化朝纪淑妃的成例丧葬。帝不从。

当时,德与徐阶、聂豹、程文德都是饱学之士,居显要地位。他们集四方名士于灵济宫,共同讨论“良知”之学,聚会者有五千人。都城讲学以此为盛。

德风度温和,学问讲求实际,不尚空谈。皇帝很晚才了解他,将任用他掌握大权时,德却突然去世。赠太子少保,谥文庄。

罗洪先,字达夫,吉水人。其父罗循,历任兵部武选郎中,镇江、淮安知府,徐州兵备副使。

洪先年幼时慕罗伦的为人。十五岁读王守仁《传习录》,非常喜爱,欲去从王守仁受业,父亲制止了他。于是,改拜同乡李中为师。嘉靖八年(1529)中进士第一名,授修撰,立即告假归乡。岳父太仆卿曾直高兴地说“:吾婿成大名了。”洪先说“:儒者的事还有比这大的。进士第一,三年就有一人,何足为喜。”洪先孝敬父母,父亲每次请客,他都站在一旁依次斟酒、拂席。不久父丧,在墓边,以草为席,土块为枕,蔬菜为食,守孝三年。继母死,也是如此服丧。

嘉靖十八年(1539),选任宫中官员,召拜春坊左赞善。第二年冬,与司谏唐顺之、校书赵时春,上书奏请明年岁首祭太庙之后,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当时,世宗称病不临朝,讳言太子临朝事,见洪先等人的奏疏,大怒道“:是料定朕一病不起!”亲手下诏谴责他们,并剥夺三人官职。

洪先归家后,更加钻研守仁的学说,而安于淡泊生活。他考图观史,凡天文、地理、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略战术、阴阳、算术等等,无不精通。至于人才、吏事、国计、民情都加访察。认为“:如果有一日为官,这些都是我要做的事情。”本县田赋一向有不均之弊,他呈请官府,要使百姓合理负担。官府将此委托于他,他便细心调查,清除了弊病。饥荒年月,他写信给郡守,得粟数十石,亲自与友人同去赈济饥民。流寇侵入吉安,知府张惶失措,洪先为他策划战略,使寇撤走。洪先素与唐顺之友好,顺之应召出仕,想约他同去做官,严嵩与他同乡,也准备起用他,都被他拒绝。

洪先虽崇信“良知”学,但未曾向守仁登门求教,总是以《易大传》所云“寂然不动”、周敦颐的“无欲故静”的主题思想来教导学人。他说“:读书人要学经邦济世,须以无欲为本,只有无欲才能出来治国,才能见识深远,精力充沛。”王畿认为良知本于自然,不借丝毫人力。洪先则不以为然,认为“世上岂有现成的良知者?”他虽与畿友好,但二人观点始终不同。山中有一石洞,过去是个虎穴,洪先移住在里面,命名“石莲”。在那里谢客静坐,三年不出户。

隆庆初逝世,赠光禄少卿,谥文庄。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初受业于章懋,后追随王守仁。嘉靖八年(1529),与罗洪先同登进士。洪先第一,他第二,授翰林编修。因同年进士杨名弹劾汪钅宏,他被株连下狱,贬为信宜典史。钅宏罢官后,他被调任安福知县,后升兵部员外郎。父亲去世,他在墓侧守丧,三年不入室。服孝期满,起任兵部郎中,后升广东提学副使。但未赴任,又改为南京国子祭酒。母亲去世,服孝期满,起任礼部右侍郎。俺答侵犯京师,文德分守宣武门,将避难乡民都迁入城内。调任吏部左侍郎,随后,改掌詹事府。

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西苑任职。所撰青词,颇有规劝皇帝的意思,世宗怀怨于心。有人推举他为南京吏部尚书,世宗怀疑文德是要远离他,故而命调南京工部右侍郎。文德上书辞职,并劝帝享安静和平之福。世宗认为是在讥笑他,而将文德削职为民。文德归家后,招收学生讲学。死后,因家贫不能置寿衣入棺安葬。万历年间,追赠礼部尚书,谥文恭。

吴悌,字思诚,金奚谷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乐安知县,后调宣城知县,召入朝任御史。十六年,应天府进呈录取学生试卷,考官评语失书名,学生策问答卷多讥讽朝政。世宗大怒,逮考官谕德江汝璧、洗马欧阳衢,诏令下狱,贬官,知府孙懋等交南京法司惩处,停举子会试。悌为举子请求宽恕,因而也被诏令下狱,后出京巡视两淮盐政。海水淹没通州、泰州民舍,悌先以漕运粮食赈济,后奏报朝廷。不久,因病辞归故里。后还朝奉诏巡按河南。伊王典英骄横,但怕吴悌,致书称悌为友。悌回信说:“殿下是天子的亲藩,悌不敢为友。悌是天子的朝臣,也不是殿下之友。”伊王更加怕他。

夏言、严嵩都是吴悌的同乡,掌握朝政,众官都去拜见,看夏言穿着新做的官服,争着上前去恭维主人,而悌却站着不动。夏言问他何以如此,他从容地回答说“:等他们谈一会儿,然后我请示政务。”言的神色为之一变。严嵩专政,悌深恶痛绝,称病不出,居家达二十年之久。嵩垮台后,才起任原职。一年后,升为南京大理寺卿。当时吴岳、胡松、毛恺这些年逾花甲、久负声望的老人都是大理寺副卿,与悌并称“南都四君子”。隆庆元年(1567),升悌为刑部侍郎。隆庆二年逝世。

悌崇信王守仁的学说。万历年间,其子仁度奏请朝廷抚恤。吏部尚书孙丕扬认为“:悌是理学名臣,不能按平常规格抚恤。”于是援黄孔昭的先例,赠礼部尚书,谥文庄。他家乡的人为他建祠,与陆九渊、吴澄、吴与弼、陈九川一同祭祀,称为“五贤祠”。学者称悌为“疏山先生”。

何廷仁,初名秦,字性之,雩都人。禀性温和敦厚,待人接物,满腔诚意。而同乡黄弘纲则相反,很难接近,对人从来不是和颜悦色,然而两人的志向、德行却相同。廷仁起初仰慕陈献章学说,后来从弘纲那里得知王守仁的学说。守仁征讨江西南安府桶罔时,廷仁去军中求见,拜他为师。嘉靖元年(1522),乡试中举后,又随守仁去浙东。廷仁治学立论平实。守仁死后,有人做过高之论,廷仁立即说“:这不是我老师的话。”授任新会知县后,他先去献章祠祭祀后,才到职视事。他注重宽政简刑,受到士民的爱戴。升南京工部主事,分管仪真,在征收芜湖税时,不私占一钱。任期满,即退休。

到守仁家求学的经常有数百人,来自浙东、江西的最多。其中善于阐发老师学说的要数黄弘纲、何廷仁、钱德洪、王畿。当时有人说:“江有何、黄,浙有钱、王。”然守仁的学说传至山阴、泰州者,流弊无穷,只有江西多注重实践。

王时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后历任礼部郎中、福建佥事,直至太仆少卿,后降为光禄少卿。隆庆末年,出京任陕西参政。张居正执政时,在京官的考核中罢官归家。万历年间,南赣巡抚张岳上疏推荐,吏部也上疏说:“京官六年考核一次,这是祖宗定下的制度,若当政者罢了某人的官,不到一定时候不举用,这叫作‘闰察’。时槐现在闰察之中,群情不服。请召回时槐,且永远停止闰察。”皇帝同意。许久之后,陆光祖掌管选拔官吏事,起用时槐为贵州参政。不久,即升为南京鸿胪卿,又进为太常寺卿。时槐都未赴任。

时槐拜同县刘文敏为师。做官后,向四方学者求教,自己说终无所得。五十岁时被罢官,经自己亲自实践,才明白事物的变化和新生事物的产生,并不随人们的思想而产生和灭亡。学者要认识其真理,应从“慎独”入手。他在论性中说“:孟子的性善之说,决不可改变。假若性中本无仁义,则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由何产生。人们办事接物,做得好就心安,否则心不安,这不性善又是什么?”还说“: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偏废。扼要地说,居敬二字可包括一切。从居敬能明白一切事物而言,居敬就是穷理。就是思考、探索、讨论,也是居敬中的一部分。敬包括一切,敬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事。”终年八十四岁。

许孚远,字孟中,德清人,受业于同乡唐枢。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随即改为吏部主事。其后,调北京吏部主事。吏部尚书杨博讨厌孚远讲学,乘考核京师朝官之时,将浙江的官员罢除了几乎一半,而杨博的家乡山西无一人罢黜。孚远在背后议论此事,杨博不高兴,孚远便称病离去。隆庆初年,内阁首辅高拱举荐起用孚远为考功主事,出任广东佥事。他在广东招安了大盗李茂、许俊美等,并由他们擒拿倭寇七十余人,因功受赏,不久调至福建。

神宗即位,高拱罢职,张居正任首辅,计划驱逐高拱的党羽,因而再度考核京官。王篆为考功,诬陷孚远与高拱同党,贬为两淮盐运司判官。后历任兵部郎中、建昌知府。在建昌,闲暇时,招集诸生讲学,与贡士邓元锡、刘元卿为友。不久,由于给事中邹元标的举荐,提升为陕西提学副使,对贡士王之士以最恭敬礼节接待,并致书当政者,荐举之士、元卿、元锡。后来,这三人为朝廷征用,是由于孚远的举荐。孚远调任应天府丞,因李材的诉冤案而获罪,降官阶二级,由广东佥事再调任右通政。

万历二十年(1592),升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日本军队攻陷朝鲜,朝廷商议对日封贡事,孚远奏请谕令日本国王擒斩平秀吉,这个意见未被采纳。吕宋国酋长之子指控中国商人杀其父亲,孚远报告了朝廷,皇帝诏令斩杀凶手,厚赏来使。福州发生饥荒,百姓劫掠官府,孚远擒斩首领,平定祸乱。给事中耿随龙、御史甘士价等弹劾孚远,皇帝并不问罪。福建寺庙田地甚多,孚远将其十分之六没收入官有。又募民开垦海地八万三千亩,筑城建营房,屯兵防守,并请将此法推行到南日、澎湖及浙中之陈钱、金塘、玉环、南麂诸岛,均得到朝廷的批准。在福建三年,后调任南京大理寺卿,随即升兵部右侍郎,改左侍郎,又调任北京兵部左侍郎。行至中途被弹劾。他多次上书请求辞职返乡,最后才允准。在家数年而逝,赠南京工部尚书,后谥恭简。

孚远深信良知之说,而厌恶把良知之学引入佛学。任建昌知府时,与该府人罗汝芳所讲之学不合。在南京做官时,与汝芳门人礼部侍郎杨起元、尚宝司卿周汝登,一同主持讲座。汝登以性无善无恶为基本思想,孚远做《九谛》来进行辩驳,文中说:“文成公的宗旨原与圣人之徒无异,认为性无有不善,故知无有不良,良知即存在于未表现出来之前,其主论至为明白清楚。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是指良知未显现出来时寂静存在而言,止表明为一“静”字,与下面三句话连读才没有问题。如今说以心意知物,皆无善恶可言,这不是对文成学术思想的真正继承。”彼此争辩,意见更加不合。孚远在巡抚福建时,又与巡按御史陈子贞的意见不合,子贞督学南京时,暗示同僚收集材料弹劾孚远。随从孚远求学者有冯从吾、刘宗周、丁元荐,皆为当时名儒。

尤时熙,字季美,洛阳人。禀性机灵,但不合群。嘉靖元年(1522),他正二十岁,乡试中举。这时王守仁的《传习录》刚问世,士大夫多极力排斥,时熙一看惊叹道“:道不就在其中吗?过去我致力于词章,是舍本求末。”其后,因有病在家调养。授元氏县教谕。父死守丧,期满改在章丘任职。一贯以良知之学来教育诸生。入京为国子监博士,徐阶为国子监祭酒。时熙常以不能面受守仁教导为憾事,闻郎中刘魁得守仁之真传,于是拜魁为师。魁因直言亟谏而被诏令下狱,时熙读书中遇到疑难便经常到狱中去求教。不久,时熙以户部主事之职在浒墅征税,课足而止,自己不私取一文。因挂念老母,请求归家奉养,从此不再出来做官,每天自我修养,良善待人,从不涉足官府。书斋中,设立守仁牌位,清晨起床便焚香膜拜,来向他求学的也令他们拜谒。晚年深恶一些学者尚空谈而忽视躬身实践,而且其行为越出规范,放纵不羁,故其议论针对所见的社会现象,不做空泛奇怪之谈。逝于万历八年(1580),终年七十八岁。学者称他为“西川先生”。其弟子以孟化鲤最著名,自有传。

来知德,字矣鲜,梁山人。自幼品行优良,官府荐举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1552)乡试中举。双亲相继去世,他在墓边守孝六年,不饮酒、不食荤。虽守孝期满,由于想到未来及做官以俸禄养亲,因而终身穿孝服,吃素食,誓不见政府官吏。其学说以“致知”为本,以尽人伦为要。其著作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心学晦明解》等。在其《周易集注》一书中,尤下功夫。自言对《易》学得最深。原在釜山建屋居住,闭门学了六年而无所得。后远至求溪山中深思了六年,才明白《易》中的卦象。又数年才懂得文王《序卦》、孔子《杂卦》的意思。又数年才明白卦变的错误。共费时二十九年才写出《周易集注》一书。

万历三十年(1602),总督王象乾、巡抚郭子章联合上章举荐,特授翰林待诏。知德坚决辞谢。诏令以所任官职退休,地方官府每月给米三石,直到去世为止。

邓元锡,字汝极,江西南城人。十五岁丧父,十七岁行“社仓法”,对乡里贫民赈济。向同邑人罗汝芳登门求教,去吉安向有德行、有学问的前辈求学。嘉靖三十四年(1555)乡试中举,又从邹守益、刘邦采、刘阳等这些素有声望的学者讨论学问。后不参加会试,闭门著述时达三十年,对《五经》均有著述,广大精深,学者称他“谷先生”。

休宁的范涞为南城知县时,器重元锡。范涞后为南昌知府,万历十六年(1588)入京朝见皇帝时,向朝廷举荐元锡及刘元卿、章潢。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也奏请聘用元锡,如以前聘用吴与弼、陈献章一样。朝廷旨令当地官府送元锡到部考试,元锡坚决不肯。第二年,御史王道显又举荐元锡、元卿,且请仿效祖宗征用的前例,不必送部考试。这时,元锡有病,朝廷诏令地方政府,待病愈送部,元锡仍未去。万历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秦大夔又举荐二人,诏令征为翰林待诏。地方官府催他起程,但刚离家即卒。本乡人民称他为“文统先生”。

元锡之学,渊源于王守仁,但又不完全秉承守仁的学说。当时,心学盛行,认为感到世界空虚无物才是学问,否则就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九容、九思、四教、六艺都是做学问的桎梏,元锡极力排斥。他生平博览群书,而归宗于《六经》。所著《五经绎》、《函史上下编》、《皇明书》,均流行于世。

刘元卿,字调父,安福人。隆庆四年(1510)乡试中举,第二年会试,在对策中,陈述当时弊政,主考官不敢录取。张居正闻后大怒,令当地官府告诫元卿,且派人秘密侦察,侦察的人反倒为他说情,因而获免。归家后拜同乡王守仁弟子刘阳为师。万历二年(1574)会试落第,从此绝意于科举之途,而以求道为事。后累被推荐,朝廷召为国子监博士。升礼部尚书,疏请皇帝早朝勤政。订正旧有的外蕃朝贡礼仪。不久,称病回家,致力于著述,撰有《山居草》、《还山续草》、《诸儒学案》、《贤弈编》、《思问编》、《礼律类要》、《大学新编》等书。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父死服丧,哀痛欲绝。建“此洗堂”,联络同志讲学其中。纂辑群书一百二十七卷,名曰《图书编》。著有《周易象仪》、《诗经原体》、《书经原始》、《春秋窃义》、《礼记答刂言》、《论语约言》等书。随从他求学的甚多。多次被荐举。从吏部侍郎杨时乔的奏请,按陈献章、来知德的成例,遥授为顺天训导,当地官府每月给米三斗以供养家。卒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八十二岁。乡里人说,潢对人无论老少,口无非礼之言,身无非礼之行,交无非礼之友,目不看非礼之书,他们私谥潢“文德先生”。自吴与弼之后,元锡、元卿、潢,都蒙举荐征召,号称“江右四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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