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条证据都是作伪的铁证。但是汉朝的君主和学者都是神迷了心窍，把这些书奉作神圣的经典，用来改元定历，决定嫌疑。看律历志中屡引图谶之处可证。这种荒谬可笑的迷忌，自然要引起一般学者的反抗。桓谭、郑兴、尹敏在光武时已极力攻击图谶的迷信。尹敏最滑稽，他攻击图谶，光武不听，他就也在谶书的阙文上补了一段，说：「君无口，为汉辅。」光武问他，他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光武也无可如何。桓谭攻击图谶，光武大怒，说他「非圣无法」，要把他拿下去斩首。但是迷信已深，这几个人又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郑兴、尹敏都是信灾异之学的，桓谭略好。故不能发生效果。王充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一个代表。不懂得这个时代荒谬迷忌的情形，便不能懂得王充的哲学。
上文说的谶纬符瑞等等的道士迷信，即是儒教迷信。是公历一世纪的第一种特别色彩。但是那时代，又是一个天文学发展时代。刘歆的三统历是儒教的天文学，是王莽时代的天文学。建武八年，公历三二。已有朱浮、许淑等人请修改历法。从永平五年六二。到元和二年，八五。是四分历和三统历竞争最烈的时代。四分历最后战胜，遂得颁行。八五。当两派争胜的时候，人人都尽力实地测候的工夫。谁的效验最优，谁便占胜利。故杨岑候月食成绩比官历优，政府就派杨岑署理弦望月食官。六二。后来张盛、景防等用四分法与杨岑比课，一年之中，他们候月食的成绩比杨岑多六事，政府就派他们代杨岑署理月食官。六九。四分历所以能颁行，全靠他的效验远胜太初历。后来贾逵与王充年岁略相同，死于公历一０一，年七十二。用这种实验的方法，比较新旧两历，得结果如下：
以太初历考汉元，前二０六。尽太初元年，前一０四。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旧历成绩比新历好。
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四。日朔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二五。尽永元元年，八九。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二得二日。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又以新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新历成绩很坏。
实测的结果指出一个大教训：「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
这种实验态度，是汉代天文学的基本精神。太初历的成立，在于效验；（见上章。）四分历的成立，也在于效验。这种效验是真确可靠的，不比那些图谶纬书的效验是邈茫无稽的。这种科学的态度，在当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一点影响。王充生在这个时代；他着书的时候，正当四分历与太初历争论最烈的时期。论衡著作的时期很可研究。讲瑞篇说：「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又恢国篇记章帝六年事，称今上；宣汉篇也称章帝为今上；齐世篇称章帝为方今圣明。据此可见论衡不是一个时代做的。大概这书初起在永平初年，当公历六十余年，正在四分法初通行的时候。后来随时增添修改，大部分当是章帝时著作。直至和帝初年还在修改，故有称孝章的地方。此书最后的修正，当在公历九十年左右，四分历已颁行了。此书的著作与修正，前后共需三十年。但此后还有后人加入的地方，如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加入的痕迹。但论衡大体是公历六十年至九十年之间做的。这是大概可以无疑的。他又是很佩服贾逵的人，又很留心当时天文学上的问题，如说日篇可为证。故不能不受当时天文学方法的影响。依我看来，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的科学精神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故不懂得当时的科学情形，也不能了解王充的哲学。
王充的哲学的动机，只是对于当时种种虚妄和种种迷信的反抗。王充的哲学的方法，只是当时科学精神的表现。
先说王充着书的动机。他自己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
他又说：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
他又说：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悦虚妄之文。何则？事实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杂糅。以情言之，吾心岂能忍哉？……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作论于下。实得，则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对作篇。
他又说：
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俗传蔽惑，伪书放流。……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挥日，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同上。
这几段都可写出王充着书的动机。他的哲学的宗旨，只是要对于当时一切虚妄的迷信和伪造的假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因为社会有了病纔发生的。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那二百多年之中，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唐的神话，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谬的假书。我们读的古代史，自开辟至周朝，其中也不知道有多少部分是汉代一班骗子假造出来的。王莽、刘歆都是骗子中的国手。谶纬之学便是西汉骗子的自然产儿。王充对于这种虚妄的行为，实在看不上眼。我们看他「心濆涌，笔手扰」，「吾不得已也」，「吾岂能忍哉」的语，便可想见他的精神。他的书名是「论衡」。他自己解释道：「论衡，论之平也。」自纪。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衡即是度量权衡的衡。即是估量，即是评判。论衡现存八十四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评的文章。最重要的如：
书虚、第十六。道虚、二四。语增、二五。儒增、二六艺增、二七。对作八四。等篇，都是批评当时的假书的。
问孔、二八。非韩、二九。刺孟三十。是批评古书的。
变虚、十六。异虚、十八。感虚、十九。福虚、二十。祸虚、二一。龙虚、二二。雷虚二三。是批评假书中纪载的天人感应的事的。
寒温、四一。谴告、四二。变动、四三。招致第四四篇，今阙。四篇，是从根本上批评当时儒教的天人感应论的。
讲瑞、五十。指瑞、五一。是应五二。是批评当时的祥瑞论的。
死伪、六三。纪妖、六四。订鬼、六五。四讳、六八。□时、六九。讥日、七十。卜筮、七一。难岁、七三。诘术七四。等篇，是批评当时的许多迷信的。
论衡的精神只在「订其真伪，辨其实虚」八个字。所以我说王充的哲学是批评的哲学，他的精神只是一种评判的精神。
现在且说王充的批评方法。上文我说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科学的方法适用到天文学以外的问题上去。当时的天文学者最注重效验，王充的批评方法也最注重效验。他批评当时的灾异学派说：
变复之家不推类验之，空张法术惑人君。明雩。
他是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道家的，说见下。但他嫌当时的自然学派也不注重效验的方法。他说：
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自然。
他又说：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
他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只是这「效验」两字。他自己说：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
我们若要懂得王充说的「效验」究竟是什么，最好是先举几条例：
（例一）儒者曰：「日朝见，出阴中。暮不见，入阴中。阴气晦冥，故没不见。」如实论之，不出入阴中。何以效之？
夫夜，阴也，气亦晦冥。或夜举火者，光不灭焉。……火夜举，光不灭，日暮入，独不见，非气验也。
夫观冬日之入出，朝出东南，暮入西南。东南西南非阴，古以北方为阴。何故谓出入阴中？
且夫星小犹见，日大反灭，世儒之论虚妄也。说日。
（例二）雷者，太阳之激气也。……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承之。阴阳分争，则相较轸，较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何以验之。
试以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天地为炉大矣，阳气为火猛矣，云雨为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中伤人身，安得不死？……
雷者，火也。何以验之？这两句，今本倒置，今以意改正。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燋，中身则皮肤灼，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雷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
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雷虚。
古文「效」与「验」可以互训。广雅释言：「效，验也。」吕览察传篇注、及淮南主术注，验，效也。王充的效与验也只是一件事。效验只是实验的左证。这种左证，大略可分为两种：（一）是从实地考察本物得来的。如雷打死人，有烧焦的痕迹，又有火气，又如雷能燔烧房屋草木，都属于这一种。（二）是本物无从考验观察，不能不用譬喻和类推的方法，如阴中气可举火，又可见星，可以推知日入不是入阴气中；又如用水灌火能发大声，激射中人能烧灼人，可以推知雷为阴气与阳气的激射，这都属于第二类。第一种效验，因当时的科学情形，不容易做到。只有天文学在当时确能做到了。医学上的验方也是如此。王充的书里，用这种实地试验的地方，比较的很少。他用的效验，大都是第二种类推的效验。他说的「推类验之」与「方比物类」都是这一类的效验。这种方法，从个体推知个体，从这物推知那物，从名学上看来，是很容易错过的。但是有时这种类推法也很有功效。王充的长处在此，他的短处也正在此。
这种重效验的方法，依我看来，大概是当时的科学家的影响。但是科学家的方法固然注重证验，不过我们要知道证验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步。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纔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据。他知道单有证验是不够用的，证验自身还须经过一番评判，方纔站得住。例如墨家说鬼是有的，又举古代相传杜伯一类的事为证验。墨子明鬼篇。王充驳道：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薄葬。
这一段说立论的方法，最痛快，最精彩。王充的批评哲学的精神，只是注重怀疑，注重心意的「诠订于内」。诠订就是疑问，就是评判。他自己说论衡的方法是：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
看他先说「考之以心」，后说「效之以事」，可见他的方法最重心意的诠订，效验不过是用来帮助心意提出的假设，使他立脚得住。不曾诠订过的证验，王充说：「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有时诠订已分明，便可不须再求证验，也能成立。例如汉儒说上古圣王太平之世，厨房里自生肉脯，像一种蒲扇摇动生风，寒凉食物，使他不腐败，故名萐脯。王充驳道：
太平之气……能使厨自生肉萐，何不使饭自蒸于甑，火自燃于灶乎？……何不使食物自不?？何必生萐以风之乎？是应。
儒者又说尧时有蓂荚夹阶而生，月朔生一荚，至十五日而十五荚；十六落一荚，至月晦落完。王充驳他道：
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于扆坐旁，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以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同上。
儒者又说尧时有草名屈轶，生于庭，见了佞人便能指出。王充驳道：
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踰贤圣也。同上。
王充书里这一类的怀疑的批评最多，往往不用证验，已能使人心服。有时他的怀疑或假设，同普通的信仰相去太远了，不容易使人领会信从，那时他方纔提出证验来。如上文所引「日不入阴中」及「雷者火也」两个假设。
总之，王充在哲学史上的绝大贡献，只是这种评判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便是他的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便是不肯糊里胡涂的信仰，凡事须要经我自己的心意「诠订」一遍，「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然后可以信仰。若主观的评判还不够，必须寻出证据，提出效验，然后可以信仰。这种怀疑的态度，并不全是破坏的，其实是建设的。因为经过了一番诠订批评，信仰方纔是真正可靠的信仰。凡是禁不起疑问的信仰，都是不可靠的。譬如房屋建在散沙上，当不住一阵风雨，就要倒了。
汉代的许多迷信都挂着「儒教」的招牌。许多极荒谬的书，都假托儒家所谓圣人做的。这种虚妄诈伪的行为，和当时人迷信假书的奴性，引起了王充的怀疑态度。王充明明的说当时有许多书是假造的。他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谓短书不可信用。汉代的古书，长二尺四寸，后出新书篇幅减短，仅长一尺，故名短书。看论衡正篇说。……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着殊略之名。书虚。
他又说：
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盛溢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对作。
他不但怀疑那些假造的书，并且攻击当时儒生说经的种种荒谬。他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妄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正说。
我们知道当时经师的荒谬，便知道王充说的「五经并失其实」，并非过当的责备。正说篇引当时说经家的话：「春秋二百四十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怪不得王充要痛骂。
王充不但攻击当时的经师，就是古代的圣贤，也逃不了他的批评。他有问孔、非韩、刺孟三篇，我们可引他对于孔子的态度作例：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
我们虽不必都赞同他的批评，有许多批评是很精到的，例如他批孟子「王何必曰利」一节。但这种「距师」、「伐圣」的精神，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
王充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从前天文学还在幼稚时代，把人类看作与天地并立的东西，把人看得太重要了，人类遂妄自尊大，以为「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董仲舒语。善政可招致祥瑞，恶政必招致灾异。汉书天文志说的「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可以代表这种迷信。王充所以能打破这种迷信，大概是受了当时天文学进步的影响。天文家测候天象，渐渐的知道宇宙有无穷的大，人类在这个大宇宙之中，真算不得什么东西。知道了人类的微细，便不会妄自尊大，妄想感动天地了。正如王充说的：
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纵，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筳不能鸣钟，而萤火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筳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变动。
天文学的进步，不但打破人类妄自尊大的迷误，又可使人知道天行是有常度的，是自然的，是不会受人事的影响的。王充说：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五六月，湖北局本作「五十六月」。按说日篇云：「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蚀，蚀之皆有时。」故改正。西汉天文家测定五个月又二十三分之二十为一个月食之限，故知「五十六月」必误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治期。又寒温篇：「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与此同。
这种议论，自然是天文学发达时代的产物。古代荀子也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话，竟可算是荀子的天论新得了科学的根据。
王充说：「日月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王充对于一切灾异，都持这个态度。我们只能举一条最痛快的驳论，不能遍举了。他说：
世之圣君莫若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则尧、汤恶君也。如非政治，是运气也。运气有时，安可请求？世之论者，犹谓「尧、汤水旱，水旱者时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审然，何用致湛？……世审称尧、汤水旱，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而世又称汤以五过祷于桑林时，立得雨。夫言运气，则桑林之说绌；称桑林，则运气之论消。世之说称者，竟当何由？救水旱之术，审当何用？明雩。
以上所述，大半都是侧重批评破坏一方面的。王充的绝大贡献就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王充的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我们且看王充哲学的建设方面。
自从淮南王失败后，自然派的哲学被儒教的乌烟瘴气遮住了，竟不能发展。祗有道家的一小支派——炼金炼丹的神仙家——居然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拉得拢来，合成汉代儒教的一部分。汉武帝与刘向便是绝好的例。但道家理论一方面的天道自然观念，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根本上不能兼容，故无人提倡。直到王充起来，他要推翻那天人感应的迷信，要打破那天人同类的天道观念，（Anthropomorphism）不能不用一种自然的天道观念来代他。试看他的谴告篇说：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变复之家，损皇天之德，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故难听之也。
看这寥寥的几句，可见王充的天道论与他的反对迷信是有密切关系的。又可见他的天道论是从道家哲学里面产生出来的。物势篇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则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何以验之？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或曰：「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曰：「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反使相贼害也。」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气使之然也。」曰：「天生万物欲令相为用，不得不相贼害也，则生虎狼蝮蛇及蜂虿之虫皆贼害人，天又欲使人为之用耶？……凡万物相刻贼，含血之虫则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齿牙顿利，筋力优劣，动作巧便，气势勇桀。若人之在世，势不与适，力不均等，自相胜服。以力相服，则以刃相贼矣。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角齿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则诛；胆小，距顿，则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物势。
看这一大段的主意，只是要推翻当时天人同类的「目的论」。（Teleology）老子、庄子、慎到、淮南子一系的哲学，无论怎样不同，却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不承认天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王充也只是攻击一个「故」字。淮南子说的「智故」、「故曲」，现在俗话说的「故意」，即是故字的意义。天地是无意志的，是无目的的，故不会『故』生人，也不会『故』生万物。一切物的生死变化，都是自然的。这是道家哲学的公同观念。王充的自然哲学和古代的自然哲学不同之处，就在王充受了汉代思想的影响，加上了一个『气』的观念。故说：「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故说：
试依道家论之。天者，普施气。……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由同犹。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如天瑞为故，自然焉在？无为何居？自然。
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解释万物的生长变化，比那目的论的天道观满意得多了。王充说：
草木之生，华叶青葱，皆有曲折，象类文章。谓天为文章，复为华叶乎？宋人或刻木为楮叶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如孔子之言，万物之叶自为生也。自为生也，故生并成。如天为之，其迟当若宋人刻楮叶矣。观鸟兽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为乎？……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必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诸物之在天地之间也，犹子在母腹中也。母怀子气，十月而生，鼻、口、耳、目、发、肤、毛理、血脉、脂腴、骨节、爪齿，自然成腹中乎？母为之也？偶人千万，不名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自然。
这一段论自然主义和目的论的优劣，说得明白。我们试想一个有意志的上帝，在这个明媚的春光里，忙着造作万物，「已拼腻粉涂双蝶，更着雌黄滴一蜂」，杨诚斋诗。请问这种宇宙观能使我们满意吗？即使有人能承认这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即使有人能承认这个「无事忙」为造化者，那么，天地之间万物互相残杀，互相吞吃——大鱼吃小鱼，人又吃大鱼，蚊虫臭虱又咬人——难道这都是这个造化者的意志吗？
王充的自然论一方面要打破一个「故」字，一方面要提出一个「偶」字，故是目的论，偶是因缘论。故他再三说「人偶自生」，「物偶自生」，偶即是无意志的因缘凑合的。他说：
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之加「之加」二字，湖北本作「加」字，今依下文改。有偶然也。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铦。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幸偶。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幸偶。
王充把天地间一切现象和一切变化都看作无意识的因缘偶合，这种幸偶论，一方面是他的自然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又是他的命定论的根据。道家本是信命定说的。儒家虽然注重人事，但孔子的天道观念也是自然主义，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信天道自然无为，故儒家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也是信命天论的。儒家只有一个荀子不信命。看他的天论与非相篇。老、庄一系没有不信命的。庄子更说得详细。墨家信仰一个有意志又能赏善罚恶的天，故不能不反对有命说。墨子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非暴固罚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非命上。
汉代的儒生要造出一种天人感应的宗教来限制当时的君权，故不能不放弃「原始的儒教」的天命论，换上墨教的「天志」论。古代儒教的天命论，是如孟子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篇。孟子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篇。这种命定主义与道家「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正没有一点分别。汉代的新儒教表面上也信天命，但他的天命已不是孟子「莫之致而至，殀寿不贰」的命，乃是孟子最反对的那个「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这种「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论，并不是儒家的遗产，乃是墨家的信条。汉代一切春秋派、洪范派、诗派、易派的天人感应论，都含有这个有意志，能赏罚，能用祥瑞灾异来表示喜怒的天帝观念。
王充因为要推翻这「谆谆然命之」的天命，故极力主张那「莫之致而至」的命。他说命有两种：（一）是禀气厚薄之命，（二）是所当触值的命。气寿篇。分说如下：
第一，禀气的命。「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气寿。「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加减」。无形。这一种命，王充以为就是「性」。故他说：「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他又解释子夏「死生有命」一句道：「死生者，无象于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夭死。故言有命，命即性也。」命义。这一种命，简单说来，只是人受生的时候，禀气偶然各有不同。人所受的气，即是性，性即是命，这种命是不可加减的。
第二，触值的命。这一种是从外面来的。人禀气也许很强，本可长寿，但有时「遭逢外祸累害」，使他半途夭折。这种外来的累害，属于触值的命。王充说：「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内。……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马践根，刀镰割茎，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类，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君子之累害，与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饭，同一实也。俱由外来，故为累害。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福祸之至，幸不幸也。」累害。王充这样说法，把祸福看作偶然的遭逢，本是很有理的。参看上文引的幸偶篇。可惜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迷信。他解说「富贵在天」一句话道：「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赀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命义。这种说法，便远不如触值遭逢说的圆满。富贵贫贱与兵烧压溺，其实都应该归到外物的遭逢偶合。王充受了当时星命骨相迷信的影响，他有骨相篇，很赞成骨相的迷信。故把富贵贫贱归到星位的尊卑大小，却不知道这种说法和他的逢遇、幸偶、累害等篇是不兼容的。既说富贵定于天象，何以又说福祸由于外物的累害呢？
王充的命定论，虽然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的动机只是要打破「人事可以感动天道」的观念。故他极力提倡这种「莫之致而至」的命定论，要人知道死生富贵贫贱兵烧压溺都是有命的，是不能改变的。他要推翻天人感应的宗教，故不知不觉的走到极端，主张一种极端的有命论。
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王充这种主张，也是对于人天感应的灾异祥瑞论而发的。他说：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治期。
这种极端的国命论，初看了似乎很可怪，其实只是王充的有命论的自然趋势。王充痛恨当时的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故提倡这种极端的议论。他的目的只是要人知道「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治期篇中的话。他这种学说，也有很精采的部分，例如他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仪，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为有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招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治期。
这是一种很明了的「唯物的历史观」。最有趣的就是，近世马克思（Marx）的唯物史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必然趋向说」是相关的；王充的唯物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命定论」是在一处的。
这种国命论和班彪一流人的王命论大不相同。班彪生公历三年，死四五年。生当王莽之后，眼见隗嚣、公孙述一班人大家起兵想做皇帝，故他的王命论只是要人知道天命有归，皇帝是妄想不到的。故他说：
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此在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夫饿馑流隶，……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阨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韩信、黥布。强如梁、籍，项梁、项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幺尚不及数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乎？……英雄诚知觉悟，畏若祸戒，……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班彪王命论。
这种王命论是哄骗那些野心的豪杰的。王充的国命论是规劝那些迷信灾异祥瑞的君主的。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时势，便可懂得他们的学说的用意。懂得他们的用意，便能原谅他们的错谬了。
论衡校释附编五
论衡版本卷帙考
〔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 论衡二十五卷。残。宋光宗时刻本。附明修本、通津草堂本、程荣本。今所通行明万历程荣刻三十八种汉魏丛书本，以嘉靖通津草堂本为蓝本；通津本根原于宋椠明成化修本；明修本则又基于是书。自宋椠明成化修本极多伪误，后来诸本皆沿其谬。又加之以明人妄改增删，故有脱一张而强接上下者；有不可句者。诸子颇多粗本，论衡则其一也。是书左右双边，半页十行，行十九、二十、二十一字。界高七寸一分五厘，横五寸。卷端题「论衡卷第几」。「王充」。次行以下列篇目。版心记刻工氏名王永、王林、王政、王存中、王玺、徐颜、徐亮、徐彦、陈俊、陈明、李宪、李文、赵通、高俊、许中、方佑、杨昌、朱章、宋端、张谨、周彦、刘文、卓宥、卓宄、卓佑、潘亨、毛昌、洪新、洪悦、毛奇、梁济等。卷中凡遇宋讳「完、慎、贞、桓、征、惩、匡、筐、胤、朗、竟、境、恒、让、墙、玄、鲧、弦、泫、殷、弘、煦、构、敬、惊、树、竖」等字，皆阙末笔，盖光宗时刻本也。后人遇宋讳阙画，乃加朱围，盖王山僧徒之所为也。论衡一书，以是书为最善。乃如累害篇「污为江河」下，宋本有「矣，夫如是，市虎之讹，……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毛」四百字，此一张，今跳在命禄篇中，宜改装也。宋椠明成化修本、嘉靖通津草堂本及程荣、何允中诸本俱阙，盖明修本偶脱此一叶，通津本之所据，即佚兹一张，首尾文句不属，浅人乃不得其意，妄改「毛」字为「毫」字，以曲成其义耳。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元刊明修本、元至元刊本并有，今据秘府宋本补录。是书纸刻鲜朗，字字员秀，脱胎于鲁公，更觉有逸致，宋本之存于今日者，当奉是本为泰、华矣。狩谷掖斋求古楼所收，后归于况斋冈本缝殿之助。闻诸本村正辞氏，况斋之病将殁，属之于门人本村正辞氏，且捺一小印以为左券，卷首所捺小圆印即是也。后十洲细川润次郎先生介书肆琳琅阁而获之，是书遂升为秘府之藏。惜阙第二十六以下。案宋椠明成化修本者，首有目录，体样一与前记宋椠本同。半版十行，行二十字。界长六寸九分，幅四寸七分五厘，长短不齐。其出于明时修版者，缝心上方有「成化九年补刊」字。比宋椠高短三分，横减四分五厘。通津草堂本之称，以其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起是嘉靖中袁褧所刻。首有嘉靖十年春三月吴郡袁褧引。体式行款，与明修本相同。但界长六寸四分，幅四寸七分，是为异耳。卷末题曰：「周慈写。」案嘉靖袁褧刻十一行本六家文选，世所称以为精绝，秘府收三通。亦有「周慈写」三字。宜乎是书笔画遒劲，可以接武于文选。程荣本者，万历中程荣所校，首有万历庚寅虞淳熙及戊子沉云揖序。世多有之，故不详说。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子类〕 论衡三十卷，宋刻本。余聚书四十余年，所见论衡，无逾此本。盖此真宋刻元修明又增补残损版片者，故中间每页行款字形各异。至文字之胜于他本者特多。其最著者，卷首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两纸，第一卷多七下一叶。余之佳处不可枚举，近始于校程荣本知之。程本实本通津草堂本，通津草堂本乃出此本，故差胜于程荣本。其最佳者，断推此为第一本矣。通体评阅圈点出东涧翁手迹，「言里世家」，其即此老印记乎？俟与月霄二兄质之。宋廛一翁。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二〕 明版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末有庆历五年杨文昌序，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然后互质疑讹。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此本即从杨本翻雕。每叶二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收藏有「嘉靖己未进士夷斋沈瀚私印」朱文方印。
〔叶德辉郋园读书记〕 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明嘉靖乙未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版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后有「周慈写，陆奎刻」。明本中之至佳者。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缺一叶，约四百字。其它明刻如程荣汉魏丛书本、何镗汉魏丛书本缺叶同。因南监补刊元至元本早缺此叶，无从校补也。元本为绍兴路儒学刊。余从归安陆存斋心源皕宋楼所藏本钞补之。行字数目与此本恰合。孙星衍祠堂书目着录，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亦详载此本版式行字，而不及缺叶，但未细阅耳。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明通津草堂仿宋本。正德辛巳南监补刊本。嘉靖乙未吴郡苏献可刊本。钱震泷本。汉魏本。坊刊本。抱经有校宋本。张金吾云：论衡明刊元修本目录后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日南京国子监补刊完本」记。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通津草堂以下诸本俱缺。又元至元刊本残帙一卷，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缺六至十五。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
〔悼厂过录杨校宋本题记〕 宜都杨惺吾氏所校论衡凡五册，册各六卷，系汉魏丛书程荣本，卷首有虞熙序，卷末为杨文昌后序，用宋本与通津本互校，校文俱用朱墨书于眉端，间亦提及坊本及广汉魏丛书本作某字者。通卷点读，时有是正。卷首有杨氏印像，右角上端有长方阳文朱印，文曰：「星吾七十岁肖像。」左角下端有正方阴文朱印，文曰：「杨守敬印。」每册第一叶俱钤有阴文「宜都杨氏藏书记」七字章，于眉端右角。
通卷无题跋，唯卷首目录之末，题「宋椠本每半叶十行，行或十九字，或二十或二十一字。版心有刻手姓名。缺笔□□□□□□□□□□□□□□戍□。明刊本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凡改正，皆系宋本，不悉出也。」云云。今悉迻录于此本。
杨氏观海堂书，收归国务院。民七、十二月新会梁启超致书大总统徐世昌，请将杨书捐赠松坡图书馆。徐赠二百七十六箱与之，余者尚有书目四册，不下数千卷，仍存国务院图书室。今岁经清室善后委员会索回，暂储景山西街大高殿。因助教胡文玉先生之介绍，往迻录一过，凡四日始告竣事。
杨氏所校宋本，与予三年前在历史博物馆所校论衡残本，行款缺笔，一一相符，更足证该馆所藏者确系宋椠也。
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全书录竟，因题记焉。四月十六日，始书于此。 悼厂自记
〔朱宗莱校元至元本题记〕 七年夏，从硖石蒋氏借得元至元本校勘一过。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每卷首标曰：「新刊王充论衡卷之几。」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然其中讹字甚多，疑是当时坊本。蒋氏藏本又多缺叶烂字。
蒋氏所藏元本论衡，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与独山莫氏所称元至元本行款合。后有某氏跋，首尾烂损。又有干道丁亥五月二十八日番阳洪适景伯跋，亦破缺不完。意是元本而覆干道本者与？篇中空缺讹脱之字，于行二十四字者，为参差不齐，然合诸行二十四字乃多在同列，岂其所据宋本为行二十字者与？（陆心源群书校补云：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则蒋氏藏本为覆至元本无疑。莫氏所言至元本行款殆误也。十月十二日。）瑞安孙氏尝据元本校程荣本，今观其所谓元本作某者，虽十六七与此合，而讹脱之字，此尤为多，岂元本本不止一本，而此又元本中之最下者与？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校录竟，附识于此，以俟考定。
〔隋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旧唐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唐书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宋史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唐马总意林三〕 论衡二十七卷。注：「王充。」周广业注曰：「隋志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存卷如唐，惟阙招致一篇。此云『二十七卷』，未详。」按：宋杨文昌曰：「俗本二十七卷。」与马氏所见本合。
〔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家〕 王充论衡。
〔宋王应麟玉海六十二〕 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亦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八十五。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杂家〕 论衡三十卷。
〔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一部七册阙。一部十册残阙。
〔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七册。
〔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刊本。汉王充着，宋庆历五年杨文昌后序，嘉靖乙未后学吴郡苏献可校刊。
〔天禄琳琅书目卷九明版子部〕 论衡，二函，十二册。汉王充着。三十卷。后有宋杨文昌后序。文昌爵里无考，其序作于庆历五年。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又得史馆本，各三十卷。于是互质疑谬，沿造本源，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募工刊印。」云云。今考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诸家着录卷目悉符，则文昌校刊之本为可据矣。此本版心下方有「通津草堂」四字，纸质墨光，系为明制。盖取文昌定本而重加校刻者。
〔瞿镛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宋子部〕 论衡三十卷，宋刊元、明补本。此为庆历中杨文昌刊本。迨元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重为补刊，故有至元七年安阳韩性后序。目录后有墨图记二行云：「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通津草堂本即从此出。卷末有「汲古阁毛氏收藏子孙永保」朱记。
〔皕宋楼丛书子部杂家类三〕 论衡，明通津草堂刊本。汉王充撰。载有杨文昌序。
〔孙氏宗祠书目诸子第三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汉王充撰。一明通津草堂刊本。一明程荣本。
〔稽瑞楼书目〕 论衡三十卷。校本十册。
〔世善堂书目子部各家传世名书〕 论衡三十卷。
〔述古堂藏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三十卷六本。
〔钱谦益揖绛云楼书目子杂〕 论衡。三十卷。王充。
〔黄丕烈辑季沧苇书目〕 王充论衡三十卷八本。
〔天一阁见存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缺。汉王充撰。存卷一至二十一。卷二十五至末。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其书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家〕 论衡三十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刘盼遂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见古史辩第四册六九一页。）
论衡一书，今存八十五篇，内惟招致一卷，有录无书。盖实存八十四篇，从未有加以异议者。惟予尝按考其实，则论衡篇数，应在一百以外，至今日佚失实多，最少亦应有十五六篇。今分三项，说明之如次：
一、以仲任自己之言为证。
甲、自纪篇云：「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纔出百，而云泰多。」
乙、佚文篇云：「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百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按：百数各本皆误作十数，今正。百数者，百许也，百所也，今山东言千之左右曰千数，百之左右曰百数，其遗语也。此本由后人误仞八十四篇为足本，故妄改百数为十数，而不顾其欠通也。）据以上二事，足证今之八十五篇，非完书矣。
二、以论衡本书之篇名为证。
甲、觉佞篇 卷十一答佞篇云：「故觉佞之篇曰，人生好辩，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心合意同，偶当人主云云。」盼遂按「觉佞」当是论衡篇名，与答佞篇为姊妹篇，旧相比次，而今亡佚矣。犹之实知之后有知实，能圣之后有实圣也。
乙、能圣篇
丙、实圣篇 卷二十须颂篇云：「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盼遂按：三增者，语增、儒增、艺增。九虚者，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皆论衡篇名也。然则能圣与实圣，亦必为论衡篇名，不知于何时失传矣。
丁、盛褒篇 卷二十九对作篇云：「且凡造作之过，恶其言妄而诽谤也。「恶」字各本讹作「意」，今改正。论补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盼遂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五者，皆论衡篇名，所以张其实事疾妄之说也，则盛褒亦必为论衡篇名，与须颂为并蒂连理之文无疑，而后世亡失者也。据以上四事，由论衡本文中所载佚篇为吾人所考明者，已有四篇之多；其本文所载篇名未为吾人所甄明者，亦或佚去之篇；而本文中从未提及者，为数当更不少，则论衡篇数过百之说，非无稽矣。
三、以各书所引佚文为证。
马总意林卷三引论衡云：「天门在西北，地门在东南，地最下者扬、兖二州，洪水之时，二州最被水害。」
同上又引论衡云：「伯夷、叔齐为庶兄夺国，饿死于首阳山，非让国于庶兄也，岂得称贤人乎？」
同上又引论衡云：「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段成式酉阳杂俎加十石驼溺条云：「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以掌盛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尽落，得仙去。出论衡。」
据以上四事，举不见于今本论衡，知论衡至今日残缺者多矣。
由上列三项证明，则论衡百篇之说，盖确有此见象，而未容夺易矣。
〔容肇祖论衡中无伪篇考〕
（见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九十一期。）
王充论衡一书的篇数，据范晔后汉书卷七九王充传说：「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着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着录：「论衡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着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亦着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初着书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蔡邕、王朗初传之时，以为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
今存本论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内招致篇有目无篇。）疑唐、宋以来所传如此。至隋志二十九卷，而唐志以下称三十，或者后人求合整数之故，多分一卷，非必伪为一卷以求增益的。
论衡中各篇，从内容看，最可疑的为乱龙篇。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说道：
王充的论衡，是汉代一部奇书，但其中如乱龙篇极力为董仲舒作土龙求雨一事辩护，与全书的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明是后人假造的。此外重复的话极多。伪造的书定不止这一篇。（北京大学丛书本页十二。）
如果乱龙为伪篇，则乱龙前明雩、顺鼓两篇，后半亦为董仲舒求雨的见解辩护的，两篇的后半篇便为后人附增。然而通观论衡全书，说及土龙求雨的事颇不少，而都没有和乱龙篇的见解相反的。我觉得王充的思想，是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但于类感类应的想象，尚未澈底的清晰，故此他不免为董仲舒土龙求雨的见解辩护了。兹立三证，证明乱龙、明雩、顺鼓等篇绝非后人假造，略举所见如下：
（一）乱龙所用辨证法纯为王充的辨证法，和全书各篇相一致的。王充对于「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篇）。这是他的好处。又以为：「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篇。）方比物类，即是类推，这是不能没有毛病的。这是乱龙篇所谓「以象类说」。他承认类感类应的道理，以为土龙可以致雨，他的乱龙篇说道：
夫以非真难，是也。不以象类说，非也。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与彼云龙相从，同一实也。
这些话以下，他列举十五效验及四义，又即说道：
夫以象类有十五验，以礼示意有四义，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
这样的详细举十五效验及四义，的确是王充的辩证的方法。
（二）论衡中说土龙求雨的有好些篇，而都是承认土龙求雨，没有明显反对董仲舒的。明雩篇举出当雩（即是祭祀求雨。）的五种理由；顺鼓篇说久雨击鼓求晴的缘故，都为董仲舒的见解辩护的。明雩、顺鼓、乱龙三篇相连接，都为董仲舒辩护，伪则全伪，真则全真，这三篇见解有姊妹相连属的关系，姑且不引为证。此外尚有一些篇说及土龙致雨的。龙虚篇说道：
实者，雷龙同类，感气相致。故易曰：「雷从龙，风从虎。」又言：「虎啸谷风至，龙与景云起。」龙与云相招，虎与风相致，故董仲舒之法，设土龙以为感也。
又感类篇说道：
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设土龙以类招气。如天应雩龙，必为雷雨。何则？夏秋之雨，与雷俱也。必从春秋仲舒之术，则大雩龙求怒天乎？
他反对雷为天怒，而承认以类招气是可能的。定贤篇说道：
夫阳燧刀剑钩能取火于日。恒非贤圣，亦能动气于天。若董仲舒信土龙之能致云雨，盖亦有以也。
他以为董仲舒的信土龙是有缘故的。当然土龙是不能致雨，他亦知道，但是他为董仲舒辩护，在死伪篇说道：
董仲舒请雨，设土龙以感气。夫土龙非实，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诚，不顾物之伪真也。
又感类篇说道：
春秋大雩，董仲舒设土龙，皆为一时间也。一时不雨，恐惧雩祭，求阴请福，忧念百姓也。
这可以见出王充为董仲舒以土龙求雨辩护的理由，原来设土龙求雨是为忧念百姓，只要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的。乱龙篇所说「以礼示意有四义」，便是这种的见解。乱龙篇的四义，说的如下：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今设土龙，虽知不能致雨，亦当夏时以类应变，与立土人土牛同义，一也。（「义一」原作「一义」，依刘盼遂校笺校改。）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庙，主心事之，虽知木主非亲，亦当尽敬，有所主事。土龙与木主同，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二也。涂车刍灵，圣人知其无用，示象生存，不敢无也。夫设土龙知其不能动雨也，示若涂车刍灵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麋布侯之类，四也。
看这四义，即是死伪篇说的「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和感类篇说的「忧念百姓」的表示，明知「土龙非实，不能致雨」，而却不肯抹去这精诚之念，忧念百姓之心。看论衡龙虚、感类、死伪、定贤诸篇所说，皆和乱龙所说四义相合，可知乱龙篇是不伪了。
（三）顺鼓、明雩为汉制度，故王充论衡顺鼓、明雩篇，为汉国家辩护。由此看去，自然乱龙一篇不是假造的。要明白这话，可先看论衡须颂篇，这篇说道：
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是故灾变之至，或在圣世。时旱祸湛，为汉论灾。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
顺鼓、明雩的名称，俱见这须颂篇。看「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的话，可知王充论衡是会有明雩、顺鼓的两篇的。王充是很歌颂当代国家的人，论衡中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所谓瑞符如黄龙、凤皇、麒麟、甘露、嘉穗、瑞芝等东西，王充并不反对其为祥瑞之物，并承认为汉世比隆古圣帝明王之效。又王充论衡案书篇说道：
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但是这篇又说道：
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他的思想在案书一篇之中已互相冲突，何况论衡一书为多年中集合的作品呢？
至于胡先生以为乱龙篇未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这话的解释亦见于案书篇。案书篇说道：
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论衡乱龙篇立十五效、四义，以尽仲舒土龙求雨的意义，这名乱龙，真是「乱者终也」了。
人们的思想真是奇怪的，王充极力反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见解，而却为汉家政制要用土龙求雨的原故，或者自己一点类感类应的迷信，便承认谶书，并且以为仲舒能尽孔子之言，而自己能尽仲舒之意，这是很有趣而且是不能索解的。
此外胡适先生在民国十年以前北京大学排印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第七章王充与评判的精神，（后来大东书局印的现代学生里改题为「王充的论衡」。大东书局印的论衡，放这篇在卷首。）在附注里说道：
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后人加入的痕迹。
案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论衡别通篇说道：
将相长吏，不得若右扶风蔡伯偕，郁林太守张孟尝，东莱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览达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见大宾。
然则明本作「蔡伯偕」，不作「蔡伯喈」，不得以为蔡邕之字。「邕」通「雝」字，诗大雅：「雝雝喈喈」，为凤皇鸣声，故蔡邕字伯喈。若蔡伯偕当另为一人，不得名「邕」。又案：后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说：「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这右扶风蔡伯偕，自当与陈留蔡伯喈不同。又以下文「郁林太守，东莱太守」例之，则蔡伯偕或为右扶风太守；然蔡邕亦未尝有任右扶风之事。别通篇所说张孟尝、李季公二人，后汉书皆未着其名，然则蔡伯偕，王充所称为当代通人，绝非后来之蔡伯喈，而亦不能于后汉书中寻得他的名字出的。如此，则说别通篇为后人加入，不免太无根据了。
论衡一书，内中不免有冲突的矛盾的见解，然而本于王充的个人的思想有矛盾、冲突之处。我觉得论衡中无伪篇，意即本此，全书各篇有交互说及的地方可证。胡先生早年所见，以乱龙、别通为后人加入论衡中的，据胡先生最近的谈话，知道他已改变了这种意见了。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论衡校释附编六
论衡旧序
宋庆历杨刻本序通津本、天启本、程本、郑本并载。
王氏族姓行状，于自纪篇述之详矣。范晔东汉列传云：「充字仲任，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尝游雒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礼绝庆吊，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析理折衷，此书为多。既作之后，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会始得之，常秘玩以为谈助。故时人嫌伯喈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其后王郎天启本作「朗」。来守会稽，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繇是遂见传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载。撰六帖者，但摘而为备用；作意林者，止钞而同诸子。吾乡好事者，往往自守书椟为家宝。然其篇卷脱漏，文字蹐驳，鲁鱼甚众，亥豕益讹，或有首尾颠踬而不联，或句读转易而不纪，是以览者不能通其读焉。余幼好聚书，于论衡尤多购获，自一纪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盖今起居舍人彭公乘鲁所对正者也。「乘」，天启本作「家」。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乃库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尝废寝食，讨寻众本。虽略经修改，尚互有阙疑遗意。据天启本补「疑」字。其誊录者误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致条纲紊乱，旨趣乖违，傥遂传行，必差理实。今研核数本之内，率以少错者为主，然后互质疑谬，沿造本源，讹者译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断者仍续，阙者复补。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丽天，顺经躔而轨道；河海之纪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秉笔之士，能无秘玩乎？即募工刊印，庶传不泯，有益学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后得而共，天启本无「待」字。问之然后言其益也。时圣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天启本无此十字。前进士杨文昌题序。
宋刊元明补修本序
王充氏论衡，崇文总目三十卷。世所传本，或为二十七卷。史馆本与崇文总目同。诸本缮写互有同异。宋庆历中进士杨文昌所定者，号称完善。番阳洪公重刻于会稽蓬莱阁下。岁月既久，文字漫灭，不可复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经历克庄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绍兴路总管宋公文瓒为之补刻，而其本复完。充生会稽，而受业太学，阅书市肆，遂通众流，其为学博矣。闭门绝庆吊，着论衡六十一篇，当作「八十五」篇。凡二十余万言。其用功勤矣。书成，蔡邕得之，秘之帐中，以为谈助。王朗得之，及来许下，人称其才进。故时人以为异书，遂大行于世，传之至今。盖其为学博，其用功勤，其著述诚有出于众人之表者也。尝试论之：天地之大，万物之众，无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人由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名也。古昔圣人穷神知化，着之简编，使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然之故，而有以全其才，五三六经，为万世之准则者此也。先王之泽熄，家自为学，人自为书，紫朱杂厕，瓦玉集揉。群经专门，犹失其实；诸子尺书，人人或诞，论说纷然，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于是作论衡之书，以为衡者论之平也。其为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见者晓然知然否之分。论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谓出于众人之表者乎！然观其为书，其释物类也，好举形似以相质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辩讹谬也，或疑或决，或信其所闻，而任其所见，尚有不得其事实者。况乎天人之际，性命之理，微妙而难知者乎？故其为书，可以谓之异书，而不可以为经常之典。观其书者，见谓才进，而实无以自成其才，终则以为谈助而已。充之为书，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论也。虽然，自汉以来，操觚之士，焦心劳思，求一言之传而不可得，论衡之书独传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为世之所宝也。且充之时，去三代未远，文贤所传，见于是书者多矣，其可使之无传乎？今世刻本，会稽者最善，克庄公为之校正而补刻之，传之人人，其与帐中之书，戒人勿广者，可谓辽绝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
程本序一钱、黄、王、崇文本误合沉序上截为虞序。
余览东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节信、仲长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并振藻垂声，范史类而品之。而迨数世后，独仲任论衡八十余篇，有秘玩为谈助，还许下见称才进者，而节信、公理泬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贵考镜于古昔，而尤不欲其虚窾靡当，要如持衡入宝肆，酌昂抑，免哗众尔已。潜夫一论，指讦时短，抵牾卤略，罔所考镜。而公理之昌言，好澶漫而澹宕，辄龃龉于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视之，奚其传？仲任少宗扶风叔皮，而又腹笥洛阳之籍，其于众流百氏，一一启其扃而洞其窍。愤俗儒矜吊诡侈，曲学转相讹膺而失真，乃创题铸意，所着逢遇迄自纪，十余万言，大较旁引博证，释同异，正嫌疑。事即丝棼复沓，而前后条委深密，矩矱精笃。汉世好虚辞异说，中为辨虚凡九，其事，其法严，其旨务袪谬悠夸毗以近理实，而不惮与昔贤聚讼。上裨朝家彝宪，下淑词坛听睹，令人诵之泠然。斥吊诡而公平，开曲学而宏鉅。譬一闹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货直锱铢，率画一无殊喙。以故中郎秘之帐中，丁宁示人勿广；「郎」字以下，钱、黄、王、崇文本脱。而会稽守还许时，有异人异书之疑。邕与朗其综览博识，宁出仲任下？顾简编充栋，匪衡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广之，它书不迎刃者鲜矣。然仲任当其时闭门潜思，绝庆吊，墙牖各置刀笔，数十星霜而就，何?甚也！倘尽如中郎必俟求者搜得之，白屋寒俊得寓目者能几？兹武林张君购得善本，锓竣，丐序不佞。是书且揭两曜而天行，僻壤流播，自今为谈助与才进者，奚帐中可隐？异人异书可疑？而仲任有神，必咤为千载知音也已。余雅嗜仲任，又嘉张君剞劂以公□苑，敢一言弁之，告当世博雅诸士，能论衡之精，而始不为伪书伪儒之所溷；且窥仲任之所超节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万历戊子孟冬西吴沉云楫序。盼遂案：文中「邕与期」之「期」盖「朗」之误，谓王朗也。
序二
仲任以其志，慕蘧，师彪，以雄之学，浚谀闻之窦，而牖薄社，耳目□人，敻矣。故其纪曰：「口务明言，笔务露文。」晓然若盲之开目，冷然若聋之通耳，言不可旒纩也。洛阳之市，岂无县黎莫难，而仲任以其神营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其纪曰：「玉剖珠出。」玉剖则凤璞莫隐，珠出则鱼膋莫□。言不可袭与韫而日中为沽也。微欤，中郎匿之帷间，白傅匿之帖外，马总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椟中，珠沉玉瘗，耳目几废。政也燔竹，戎也钻李，兹其埒耳。已读衡八十五篇，竟十余万言，乃喟然称曰：是何能匿哉？庭无胤子之迹，诗、礼并名异书；席无禽凡之咨，进趋皆登秘府，仲尼、伯鱼犹匿，况其凡乎？且上物时茁，神物时茁，宛委、酉阳灵族，司马安所袆天真之服，阓其名山而化妒妇吝夫耶？故汉之帷，梁之林，唐之帖，宋之椟，衡之权也，量而出之，无多?人，彼且以为鎞利于翳，泰至则篇首至此，钱、黄、王、崇文本脱，误将沉序自篇首至「以故中」合子虞序。塞。明月夜光，无因而至前，则匹士按剑；乃相与匿衡，而衡诚悬也。吾恶夫诸子之不平，平之于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谨乎！累诛而不失，迨镒而昏乎？有传于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听矣。视衡星若垣次，而五权乱，丧一市之明矣。槭易圭，玑易珰，尺为轻，寸为重，而一市人皆眩窭无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谓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为洛阳，将新衡多于旧衡，业不胜匿，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谓离、旷者，以无足售，而罔象得之。斯养性之经，天君之职，平欤？「新安」以下六十六字，钱、黄、王、崇文本脱。史称仲任年渐七十，志力衰耗，造养性书十六篇，不知谁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问之灵族，遗程氏矣。各本无「程氏」二字。时皇明万历庚寅七月七日，前进士虞淳熙题序。
明天启本序一
一代著述之士，才具各异。才大者无小言，非但不屑，纵为之，亦不工也。王仲任新书二十万言，盖尝论之：汉代，刘肆其恢诞，董扬其质茂，扬钩其沉?，才宜子。迁、固长于论世，其才史，故去而为记事之书。马、张词赋，包举六合，诗人之遗乎！仲任理醇辞辨，成一家言，当在荀、吕、公孙龙之际，而恶子风之驳。自纪篇笔老事析，使继修东汉，较蔚宗弘瞻，而薄史法之拘。其述养性，以四言协读，亦自风致，足以齐于蔡、郦，开源魏邺，而厌辞习之浮。古今天地人物百家迂怪之说，洞晓靡漏，汇而为一，莫如论。论曰：「衡，平也。」不倚时尚，不任意气，览之悠然，归于偶然。孔子曰：「四十不惑。」仲任庶几焉。仲任家本会稽，徙钱唐，仍以上虞老。自古文人西北盛，东西寥寥，言游振藻，乃有仲任。履其生长流寓之土者，能不诵其遗书而慨然？故越司李晋陵讱韦刘公志之，而钱唐阎子仪成之。浙上傅岩野倩甫书。
序二
余好王仲任论衡，其亦文之昌歜，屈之芰，皙之羊枣与！凡人读书，如游名山，总此胜地，而或爱其峻，则取奇峰峭崿；或爱其幽深，则取邃谷荒；或爱其纡折，则取回溪仄径。况春之艳冶，夏之森蔚，秋之疏秀，冬之峭劲，亦各有会心焉。故余自从事笔研来，虽攻者制举义，而于古文词独深耆，虽所喜者古文词，而于论衡独深耆。论，论说而穷其旨之谓也。曷言乎衡？衡以持平，平则无偏低昂，重不能增锱铢，轻不可减毫毛。天下事理，于是乎取衷，故题之曰「论衡」。论衡成而理不必天地有者，若不可不有；语不必古人道者，若不容不道。宜乎闭门研思，至忘庆吊，即在篱溷，亦着椠铅，而宇宙有形之外，风云变态之中，俱蔑弗搜讨也。伯喈逸才，子明尊宿，乃一则秘不分人，一则缘之才进。后世六帖采之，意林收之，有以哉！余喜其旷荡似漆园，辨析似仪、秦，综核似史迁，练达似孟坚，博奥似子云，而泽于理要，于是又似仲淹。是以居恒把玩，曾不去手。一编敝，辄易一编，几于韦之三绝。然独得固不敢骄，分人尤不敢吝。政苦世代久沿，爽鸠多误，至有一句之谬，而义殊天壤；一言之错，而理判径庭。讹以传讹，祗增乖舛。遂使作者苦心，漫患灭没；读者亦尔，口噤心惢，展卷复掩，良可悲夫！何幸武林阎子子仪者，散黄金以收书，穷白日而问字。唐、虞已下，元、明已上，牙签万轴，邺架同观。检之果得论衡善本，盖宋进士杨文昌所刻也。余所评阅，不无纰漏，因并付子仪氏，托以精加印勘，大肆研综，并觅良工镌之，以广其传。子仪氏乃闭门屏迹，与一二友人翻覆雠校，一如仲任着书时。洎成，而枣梨楮墨之费，且不赀矣。顾鱼鲁之谬，既悉阐明；鸡林之求，亦将饱慰。子仪之效忠仲任，嘉惠来学，岂小哉？夫以余之癖好而珍之，不翅帐中之藏，更有子仪之同好，而共珍之，不殚目围之竭。岂芰、昌歜、羊枣之外，又有耆痂者与？余因同门友傅野倩得子仪。余与子仪俱称仲任知己可也，而野倩其媒也。则仲任尤当就九京之下，手加额而酬野倩。晋陵刘光斗晖吉父譔。
序三
友人阎子仪氏博雅自期，凡古文词，及法书名画，鼎彝宝玩，蔑不谮思考核。客有持示者，真膺立剖。若予，则问道于盲矣。晋陵刘晖吉先生司李于于越，携所爱王仲任论衡来，且欲广求善本，校雠刊印，以公天下后世，使人人才进，不容王、蔡私美于前。而傅野倩与先生同举主，又与子仪称密友，谓兹役无踰子仪。子仪搜笥中，果得宋进士杨文昌刻本；遍访藏书家，皆出其下。因取先生所评定，校而付之剞劂，五阅月书成。盖自是卷无讹篇，篇无讹句，句无讹字矣。噫！仲任着此书，殚精研思，至忘寝食，绝庆吊，而子仪订此书亦然。自昔刘舍人书，得沈休文而重；韩昌黎文，得欧阳子而传。仲任论衡，得王子明、蔡伯喈而重，得六帖、意林而传，乃又得刘先生而传且着，得阎子仪而着且广。遂使东汉文心，迨斯际而犹昭昭虖揭若日月。仲任慧业文人，谅应未死，得无开卷时，辄有一上虞伟男子褒衣博带，吐气伸眉，与相晤对乎？则凡着是书，与读是书者，拜刘先生赐多矣，拜阎子仪赐多矣。虽然，先生富有不必言；此自子仪一斑，政不足尽子仪也。皇明天启六年岁在丙寅七月几望，钱塘拥书人施庄康夫氏书于南郭草堂。
序四
夫□昦之大也，而求之苍莽之间，虽殚智竭力，同夸父之槁耳。有八尺之衡以齐之，不特日月五行絫黍不失，而地之轮轴，亦放此而可准焉。人亦有衡，不执其衡而评骘往古之人物，如矮人观场，于中无主，为千古成案所汩没。匣藓侵入肤理，乌能作丰城吐气哉？无论其猥杂者，即如庄之吊诡，韩之深刻，安之驳杂，非不奇宕鸿丽，成一家言，各因其资之所得者近是，求之于衡，鲜有当者。仲任生于汉之孟世，抽思力学，积有岁时，着书十余万言，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数，旁至动植，幽至鬼神，莫不穷纤极微，抉奥剔隐。笔泷漉而言溶□，如千叶宝莲，层层开敷，而各有玅趣；如万叠鲸浪，滚滚翻涌，而递擅奇形。有短长之说纵横，而去其谲；有晋人之娟倩，而绌其虚；有唐人之华整，而芟其排；有宋人之名理，而削其腐。举业家得之，尤可以掀翻疑窟，直蹑天根，不但为麈尾之秃而已也。晋陵刘先生渔猎百氏，深嗜此书，如庐陵之于昌黎者，故词组一出，而鸡林争媾，纸价为高。友人野倩氏，其同门友也，请付剞劂，随珠赵璧，公诸艺林，千古一快事也。中郎而在，当自哂其为钻核之浚冲矣。时天启丙寅孟秋朔，题于凝香阁，钱塘阎光表书。
王本跋
王充论衡三十卷，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自周、秦、汉、魏以来，诸子文字之多，未有过于此书者也。其纯驳互见，瑕瑜不揜，前人已备言之矣，故不具论。而谟于校刊是书，则不能无概焉。汉、魏以来，作者多矣，其书或传或不传，无足深怪，独怪仲任推重刘子政、扬子云、桓君山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又以君山所着新论为甲于子长、子云论说之徒。而新论十六篇，竟无一传者。此书八十五篇，止缺招致一篇。不知论衡之书，果愈于新论欤？抑传之者，独得其人欤？昔蔡伯喈、王景兴得是书，尝欲秘而不传矣；乃至今千余年，卒与子长、子政、子云诸书并传于世。如君山书，仲任非不欲传之，顾不能得。以是而知君山当时于子云书决其必传，亦幸而言中也。今何氏丛书，于两汉诸子书，收采略备，谟亦已次第授梓。独以论衡文繁，资斧不继，虑难卒业。会移署南昌县学篆，因以此事商之顾东田明府。东田故博雅，亦病此书不纯。重惜丛书缺而不完，即出百金佐剞劂费，并以其本，属次公校刊。则此书之得以复为流布者，东田明府之力，而谟乃能相与有成。此虽事会适然，然以视蔡伯喈、王景兴二人之用心，则有间已。汝上王谟识。
论衡集解附录
息县刘盼遂集（编者案：刘氏附录与黄氏附编重复二十七条，现已删去。）
谢承后汉书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少孤，乡里称孝。到京师受业太学，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至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于宅内门户垆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着论衡八十五篇。艺文类聚五十八又三十五引。初学记二十四又二十一引。太平御览四百三十二又四百八十四又六百十二引。
又 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注引。
袁山松后汉书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充幼聪明，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注引。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着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后汉书儒林传赵晔传 晔着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
会稽典录 王充年渐七十，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闭门塞聪，爱精自辅，服药导引，庶几获道。太平御览七百二十引。
又 孙亮时，有山阴朱育仕郡门下书仕，太守濮阳兴问曰：「昔王景兴问士于虞仲翔，书佐宁识之乎？」育对曰：「虞翻对王府君曰：『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着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
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八任昉述异记引王充果赋 冬实之杏，春熟之甘。
吴淑事类赋天赋注引贺道养浑天记 近世有四术：一曰方天，兴于王充。二曰轩天，起于姚信。三曰穹天，闻于虞昺。皆臆断浮说。不足观也。盼遂案：姚、虞皆三国时吴人。创方天之王充，殆即仲任，然无他证，姑从阙疑。
马总意林卷四引抱朴子 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儿必为天下知名。」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第十八 至若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刘知几史通序传第三十二 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韩文公集后汉三贤赞 （樊汝霖注曰：「后汉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者同传，公为之赞，各不满百言，而叙事略无遗者。」）王充者何？会稽上虞。本自元城，爰来徙居。师事班彪，家贫无书。阅书于肆，市肆是游。一见诵忆，遂通众流。闭门潜思，论衡（韩醇注曰：「王充所为论衡，初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常秘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亦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以修。为州治中，自免归欤。同郡友人，谢姓夷吾，上书荐之，待诏公车。以病不行，年七十余，乃作养性，一十六篇。肃宗之时，终于永元。
晏殊列子有力命王充论衡有命禄极言必定之致览之有感 大钧播群物，零茂归自然。默定既有初，不为智力迁。御寇导其流，仲任派其源。智愚信自我，通塞当由天。宰世曰皋、伊，迷邦有颜、原。吾道诚一概，彼涂钟百端。卷之入纤豪，舒之盈八埏。进退得其宜，夸荣非所先。朝闻可夕陨，吾奉圣师言。宋文鉴卷十五。
难王充论衡三篇（今不传。）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云：「近世释子，多务吟咏。惟国初赞宁独以着书立言，尊崇儒术为佛事。故所著书，驳董仲舒繁露二篇，难王充论衡三篇，（中略。）为王禹偁所激赏，与之书曰：『辱借通论，日殆三复，未详指归。徒观其涤繁露之瑕，劘论衡之玷。……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下略。）
刘章刺刺孟（明时已佚。） 明郎瑛七修续稿卷四辨证类书名沿作条云：「王充有刺孟，宋刘章作刺刺孟。柳子厚有非国语，刘章作非非国语。此皆反而正之之意实难也。况王乃辞胜理者，因孟而矫之，时则可耳。柳以正理，而矫淫诬之辞，刘何能胜之耶？惜未见其书。」
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三论衡跋 右王充论衡三十卷。王君，是邦人也。帐中异书，汉儒之所争睹。转写既久，舛错滋甚，殆有不可读者。以数本俾寮属参校，犹未能尽善也。刻之木，藏诸蓬莱阁，庸见避堂舍盖之意。干道丁亥五月十八日，会稽太守洪适景伯跋。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十一子杂家 论衡三十卷。晁氏曰：「后汉王充仲任撰。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盼遂案：自此以下，宋袁州本读书志无。）世为汉文章温厚尔雅，及其东也已衰。观此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比西京诸书，骤不及远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诬。」高氏子略曰：「书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其为言皆叙天证，敷人事，析物类，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详，详则礼义莫能核而精，辞莫能肃而括，几于芜且杂矣。汉承灭学之后，文、景、武、宣以来，所以崇厉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学者向风承意，日趋于大雅多闻之习，凡所撰录，日益而岁有加，至后汉盛矣。往往规度如一律，体裁如一家，是足以隽美于一时，而不足以准的于来世。何则？事之鲜纯，言之少择也。刘向新序、说苑奇矣，亦复少探索之功，阙诠定之密，其叙事有与史背者不一。二书尚尔，况他书乎？袁崧后汉书云：『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客有难充书烦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为珍。龙少鱼众，少者为神乎？』充曰：『文众可以胜寡矣。人无一引，吾百篇，人无一字，吾万言，为可贵矣。』予所谓乏精核而少肃括者，正此谓欤？」陈氏曰：「充，肃宗时人。仕为州从事治中。初作此书，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尝诣蔡伯喈，搜求至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将去。伯喈曰：『惟我与尔共，勿广也。』然自今观之，亦未为奇。」
玉海六十二艺文门论类汉论衡 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自注：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亦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八十五。）崇文目有续论衡二十卷。（自注：「当考。」） 盼遂案：续论衡不知谁作，崇文总目后亦不见着录。
明黄瑜双槐岁钞卷六 宋刘章尝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国语，乃作刺刺孟、非非国语。
明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一论衡相背条 论衡一书，掊击世儒怪诞之说，不遗余力。虽词芜而俚，亦称卓然自信矣。至验符一篇，历言瑞应奇异，黄金先为酒尊，后为盟盘，动行入渊；黄龙大于马，举头顾望；凤皇芝草，皆以为实。前后之言，自相悖舛。此岂足为帐中秘哉？盼遂案：充着验符等篇，以颂东汉，佛家所谓顺世论也。岂着三增、九虚之人，而信任此等事乎？
又汉时四讳条 汉时有四大讳：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今之住宅忌虎臂昂头，是其遗意也。二曰，被刑为徒，不上丘墓。此讳今人无之。但欲使子孙全归，而非所论于无辜受刑也。三曰，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度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乳子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踰月乃入。今但赛祀及道流上帝渔人下海，则忌之，余不尔也。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杀父与母。今不讳也。 盼遂案：论衡有四讳篇。
熊伯龙无何集叙录自述一 庚子初夏，灯窗读荀子，有曰：「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世人不解斯言，遂疑天地如何报佑，善恶如何吉凶，鬼神如何灵，祈禳如何验。精如仙佛，粗若果报诸般，以及山川草木之神，飞走昆虫之怪，历历可指。一有欧阳之徒，不信祥瑞，即从而举已往灵验之事以诘之。士大夫沿习成风，牢不可破，正坐不知无何二字耳。余博览古书，取释疑解惑之说，以论衡为最。特摘其尤者，参以他论，附以管见，名曰无何集。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且神怪祸福之说而外，亦间录他说，如天地、古今、儒术、杂家、人事宜忌、百物器用之说，有关名教风化，亦备录焉。然俗儒守文失真，时俗嫌疑莫定，凡史书、文集、百家、诸子所传记之文，其虚妄而不可信者，世已信之久矣，谁肯取斯编以正之哉！
又自述二 余友黄生敬渝谓余曰：「吾读书数十年，欲觅异书不得。金陵肆中购得论衡一部，反复读之，如获奇珍，但以篇过冗长，辞多重复，醇疵参半，未尝深惬我心。及见先生抄本，精萃简要，分选编类，增广美备，喜出望外，因口沫手胝，昼夜不倦。始信『玩杨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非虚语也。仲任有知，必以先生为千载知音矣。惜所选多辟神怪祸福之说，未综全编而精选之也。」因嘱余更注全集，刊以问世。余应之曰：「余以神怪祸福之说，时俗嫌疑，故抄数帙，以明其妄。然才疏识浅，岂能注全集者？昔蔡中郎得论衡，丁宁示人勿广。今吾亦将秘诸帐中，与吾子共读之。」黄生喜而谢余曰：「是吾之幸也夫！是吾之幸也夫！」
又自述三 钟陵自幼不信神仙鬼神、祸福报应之说，有言之者，辄举圣经贤传破之。人以中庸言前知，易言鬼神，书言祸福之说为问，钟陵不能对，然终疑而不决也。及读史，见欧阳公不信祥瑞之说，反复讽诵，深惬于心，思欲推类以广其说，然以习举业，为时文，无暇及此。尝作适逢说，言古今天下之事皆适逢耳。又尝作鬼辨，言人死之后，如未生之前。作神论，言山神之形宜似山，水神之形宜似水。是时尚未读论衡也。后越数年，京师购得论衡，读之，喜曰：「予言有征矣。」读至幸偶篇，云「有幸有不幸，有偶有不偶，」与适逢说同意。又读至论死篇，云「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与鬼辨同意。读至纪妖篇，云「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与神论同意。因欣然自喜，又爽然自失。自喜者，喜其言之竟合于古也。古人先得我心，其信然矣。自失者，恨其论之不逮于古也。古之为文浑灏，今之为文浅露，不可同日语也。因废适逢、鬼辨诸篇，取论衡之辟虚妄者选为一编，简当精要，且广集他说，以补其不足。嗟乎！昔杨子云作太元，犹有覆瓿之恐，余以白屋寒俊，妄欲修汉儒之书，补前贤之缺，不胜为笑耳。然而藏诸名山，传之百世，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
又读论衡说一段 仲尼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仲任曰：「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夫曰思无邪，则邪不入矣；曰疾虚妄，则虚妄之说不载矣。仲任盖宗仲尼者也。问孔、刺孟二篇，小儒伪作，断非仲任之笔。何言之？论衡之宗孔子，显而易见。其齐世篇，则称孔子以断尧、舜；其实知篇，则称孔子以辨偶人；其知实篇，则称孔子以论先知；其卜筮篇，则称孔子以论蓍龟，其本性篇，则称孔子以定性道。他篇之引孔子者，不可胜数。其宗孔子若是，焉有问孔者乎？孟子，学孔子者也。焉有宗孔而刺孟者乎？由此言之，二篇之为伪作，无疑矣。
又二段 余友疑伪作之篇，不但问孔、刺孟，吉验、骨相、宣汉、恢国、验符诸篇，以及订鬼后四段之言，恐皆属伪作。余问何故，友曰：「以其言多虚妄，且自相矛盾，故知之也。仲任之言，前后一律，试略举之。如偶会篇言象耕鸟佃之妄，书虚篇又深辨其非；龙虚篇言骑龙之谬，道虚篇又痛斥其虚，非前后一律乎？独吉验、骨相之言瑞应，谓命当如此，又谓相者之言果符，真世俗之见也。若验符篇之言，又与吉验篇相似；恢国篇之言，全与奇怪篇不合。至订鬼篇后四段之言，与前相反，且语涉虚妄。故疑非仲任作也。」余曰：「非然也。仲任不言奇异，而诸篇皆云瑞应，子知其意之所在耶！仲任忠君爱国，尊重本朝，以高祖、光武比文王、武王，且谓文帝、武帝、宣帝、孝明帝远迈周之成、康、宣王，俾后人知汉德隆盛，千古未有，其实非信瑞应也。」
又三段 友曰：「仲任之意，子何以知之？」曰：「以读对作篇而知之。对作篇曰：『董仲舒作道术之书，言灾异政治所失。主父偃嫉之，诬奏其书。仲舒当死，天子赦之。』苟非主上圣明，仲舒死矣。仲任特着须颂篇，又着诸篇以明己志。然则仲任极称汉德，征以祥瑞，多溢美之辞，褒增君德者，明哲保身，君子之道也。」
又四段 友曰：「仲任颂君德，其自言曰：『非以身生汉世，褒增颂叹以求媚称。』观仲任此言，则颂君德非褒增矣。子谓之褒增，何耶？」曰：「子未读李陵书乎？李陵答苏武书云：『足下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仲任与苏武同一意也。不知仲任着书之意，而谓仲任信瑞应，误矣。」
又五段 友问曰：「着书以教后世。既不信瑞应，而又言之凿凿，智者或能察，愚者不将昧乎？」曰：「诸篇之语，非难知也。宣汉篇曰：『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亦非信瑞应之言也。且仲任之言瑞应，有深意也。谴告、变动二篇，言灾异非天戒，亦非政所致。夫灾异非天戒，则祥瑞非天佑；灾异非政所致，则祥瑞亦非政所致矣。不信黄精益寿，但观钩吻杀人。读灾异可以悟祥瑞，仲任之意殆如此也。且死伪篇辨赵王如意为祟之说，不信如意之为祟，肯信盛德之致瑞乎？况讲瑞篇。亦谓鸲鹆非恶，凤凰麒麟非善；指瑞篇又言麟凤有道则来、无道则隐之妄；是应篇言萐脯、蓂荚之非，又考景星、甘露之解。又况高祖之母梦与神遇，奇怪篇已辨其谬；高祖斩蛇，蛇为白帝子，纪妖篇明其非实。仲任尊崇本朝，屡言祥瑞而不信祥瑞之实，已露其意于他篇，惟善读者能会其意也。至齐世篇之言符瑞并至，卜筮篇之言天人并佑，不过与吉验诸篇之言祥瑞者同意，不必辨也。」
又六段 如订鬼后四段之言，此小疵耳。书虚篇言杜伯为鬼之非，死伪篇又言杜伯不能为鬼，而言毒篇又言杜伯为鬼，凡此之类，皆小疵也。篇有小疵，则削而不录可也，何用疑乎？
又七段 友曰：「然则仲任之言无过乎？」曰：亦有之。言命近于星家，如言忠臣见杀，子胥、屈原、箕子、比干辈命当自讫。果如此，则昏主无过矣。又言韩信、张良辅助汉王，高祖命当自立，韩信、张良之辈适相遭遇。信斯言也，则忠臣无补天之功矣。且言命当自立，是又信禄命之说也。又言世之所以乱者，不以盗贼兵革，由谷食乏绝。此言是矣。然又曰：『贤君偶在当治之时，无道之君偶生当乱之日，非恶所致也。』试问仲任，何为当治之时？何为当乱之日？是又信气运之说矣。至言古人今人德无优劣，言虽合理，然其论尧、舜，则曰『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知尧、舜之德，不若是其盛』，则又太过矣。又如信公牛哀化虎，以为生物转为生类，亦未察也。夫牛哀病七日而化虎，语本淮南。淮南云：『方其为虎，不知其常为人。方其为人，不知其且为虎。』夫淮南之言虎，犹庄周之言蝶也。不知为虎为人，犹言不知为周为蝶也。此不过寓言耳。仲任无形篇不信其说，而论死篇中又信以为真，何哉？」
又八段 言少君之类，亦有语病。既不信却老延年之说矣，又曰「少君年二百岁而死」，言亦太过。夫谓少君长寿可也，必曰二百岁，恐未必然也。又如言龙与鱼无二，不能升天，是矣。然又曰：『存亡其形，变体自匿。』龙有形，能自亡乎？此亦太过之言也。至于言用术数能知一端，既曰「圣不能先知」，夫思虑之精，聪明之至，莫过于圣人，圣人尚不能知，术数能知之乎？夫谓术数能先知，犹言吉凶有先兆也。言事有吉凶则是矣；必谓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则过矣。
又九段 又若言凶妖之气，言亦太过。友曰：「论衡之言凶妖，实者空之。凡世间言凶有象，言妖有形，论衡悉谓之气，所以破世俗之疑，何为过？」曰：「所谓气者，害人之气也。气能害人，安能成象？如谓毒气中人辄病，则是矣，必谓太阳毒气，有象如人，其言未免已甚。他如论宋、卫、陈、郑之灾，曰：『使子产听梓慎言，四国亦有灾。』此不信梓慎之说矣。然又曰：『气变见天，梓慎知之。』是信天变之说矣。仲任之言，不能无弊，姑举一二，以概其余。」
又十段 至于每篇之中，有引俗论以驳俗论者。如荧惑徙舍，变虚篇已辨其妄，感虚篇取以证襄公麾日之事，此借俗论以驳俗论也。读者须究心焉，勿以仲任为信虚妄者。诸如此类，宜善读之。
又十一段 友曰：「问孔一篇，断非仲任所作，无疑矣。刺孟一篇，与非韩篇同意，子何以知非仲任之笔？」曰：「本性一篇，开口便称孟子言性善。一篇之中，称孟子者八，焉有称之而刺之者乎？且仲任，博学之儒也，禹至汤四百四十余年，汤至周六百四十余年，而刺孟篇则曰『禹至汤且千岁，汤至周亦然。』夫汉代去古未远，岂博如仲任，尚不知三代年数乎？此后世小儒伪作，不暇修饰，故有此弊也。」友乃叹服。
又读论衡法 读论衡有直读、横读二法。何谓直读法？每言一事，如剥蕉抽茧，其理层出不穷，试略举之。如雷罚阴过，先辨雷非天之怒，次辨雷不杀人。且从天体察天，知非天怒，更以地哭天笑，辨其不然。又以喜证怒，且以空怒证实怒。于是以春例夏，以物例人，以王者用刑例天发雷。然后言图雷之非，指太阳之气，俾人知杀人之由。又辨雷死之人，身有字迹之妄。篇终又归到圣人敬天，闻雷必变。由浅而深，由粗而精。此直读法也。（案：此段专就雷虚篇立说，以例其余。）何谓横读法？世间虚妄之说，不能尽辟，凡读论衡者，触类旁通可也。试就十事推之。如知白鱼入舟之非，则知黄龙负舟不可信也。知负舟之妄，即知叶公好龙，真龙不降，不可信也。知龙降之虚，即知漦化褒氏不可信也。知漦化之谬，龙漦不能化人，人身未必化龙，李氏化龙不可信也。知化龙之诞，即知吊客化鹤不可信也。知化鹤之诞，即知橘皮画鹤不可信也。知橘皮之谬，即知橘中围棋不可信也。知围棋之虚，即知壶公悬壶不可信也。知悬壶之妄，即知螺壳美女不可信也。知螺壳之非，即知树生小儿不可信也。知小儿之非，即知人犬化石不可信也。知化石之妄，即知叱石成羊不可信也。知成羊之虚，即知牛溲成金不可信也。知成金之谬，即知蓝田种玉不可信也。知种玉之诞，即知石中有玺不可信也。以类而推，莫可终穷。此横读法也。直推则就其文而读之，横推则在乎人之自思。直推、横推，格物致知之学也。知此，可与读论衡矣。
又说一 论衡无一不宗孔子，即幸偶一篇，称舜者一，称孔子者九；至他篇之称孔子者，不可胜纪。其宗孔子也明矣。问孔一篇，断非仲任所作。或指论衡为杂家者流，其视仲任也浅矣。夫仲任。孔子之徒也。
又说二 或曰：「子取幸偶篇以冠全部，吾既闻其说矣。子又谓论衡无一不宗孔子，而指问孔、刺孟二篇，以为断属伪作，愿闻其详。」曰：「开卷作逢遇篇，便称孔、孟。其言曰：『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读此则仲任之宗孔、孟可知矣。累害篇内言乡愿曰：『孔子之所罪，孟轲之所愆。』又曰：『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损。盖孔子所以忧心，孟轲所以惆怅也。』读此，而仲任之宗孔、孟，更可知矣。他如命禄篇称孔子者三，称孟子者二；命义篇称孟子者一；率性篇称孔门者二，称孔子者二；偶会篇引孔子称命者二，引孟子言天者二；骨相篇称孔子者九，历叙骨相之验，而篇终以『以貌取人，失于子羽』一语破之。仲任之宗孔子，益显而易见。又若本性篇称孔子者五，称孟子者八；书虚篇称孔子者十九；感虚篇称孔子者三；福虚篇称孔子者五；祸虚篇称孔子者四；龙虚篇称孔子者四；语增篇称孔子者十一，称孟子者二；儒增篇称孔子者四；艺增篇称孔子者七。又『黎民孑遗』之解，『血流浮杵』之辨，俱主孟子之说。仲任之宗孔、孟，益无疑矣。又如非韩篇称孔子者二，说日篇称孔子者七，答佞篇称孔子者一，程材篇称孔子者二，量知篇称孔子者一，谢短篇称孔子者六，效力篇称孔子者三，别通篇称孔子者六，超奇篇称孔子者九，明雩篇称孔子者十二，顺鼓篇称孔子者一，乱龙篇称孔子者五，遭虎篇称孔子者三，读瑞篇称孔子者十九，指瑞篇称孔子者十一，治期篇称孔子者二，自然篇称孔子者四，感类篇称孔子者七，齐世篇称孔子者六，宣汉篇称孔子者六，恢国篇称孔子者一，验符篇称孔子者一，须颂篇称孔子者六，佚文篇称孔子者七，称孟子者一，论死篇称孔子者二，纪妖篇称孔子者四，言毒篇称孔子者一，薄葬篇称孔子者七，四讳篇称孔子者一，讥日篇称孔子者一，卜筮篇称孔子者三，辨祟篇称孔子者四，诘术篇称孔子者一，祭意篇称孔子者二，实知篇称孔子者二十一，知实篇称孔子者五十一，称孟子者五，定贤篇称孔子者二十七，称孟子者一，正说篇称孔子者十三，称孟子者二，书解篇称孔子者五，案书篇称孔子者二十一，对作篇称孔子者三，称孟子者三，自纪篇称孔子者十一，称孟子者二。其言曰：『可效放者，莫过孔子。』夫以为莫过，是称孔子为至圣矣。意欲效放，是以孔子为师表矣。合论衡之全书而观之，不但九虚、三增诸篇本语本圣教，八十三篇何一非宗圣言者？夫孔子，万世之师也。仲任每篇必宗孔子。孟子，学孔子者也，仲任亦间称孟子。既以孔、孟为宗，焉有宗之而问之刺之者乎？吾故谓问孔、刺孟二篇系小儒之伪作，断非仲任之笔也。
又或问二段 或问：「中郎得论衡，秘诸帐中。考中郎集八卷，曾无一语称论衡。且答诏问灾异与论衡相反，作王子乔碑与仲任之不信道教又大相县绝。然则中郎果何所取欤？抑徒悦其议论之新奇叠出欤？」曰：「不然。自古圣王敬天之怒，迅雷风烈必变。苟中郎以论衡之说对，是有欺君之罪，不敬莫甚，王半山之徒也。其王子乔碑云：『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牺牲以致祀，祗惧之敬，肃如也。』只此一语，可以知中郎之意矣。天眷兹神，而臣子可指为妄诞乎？昔者九章算术，六燕、五雀飞集衡，衡适平。论如衡之平，故曰论衡。中郎之疏议问答以及碑铭，语多平允，意极精详，未必非得力于论衡也。夫何疑？」或问：「中郎以直言受祸。当诏问灾变，公卿士庶括囊，莫肯尽心，中郎独以皁囊封上。帝览而叹息。曹节窃视，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程璜飞章，诬邕害大臣，大不敬，诏下狱。夫使中郎言灾异之不足信，则祸可免矣。何以中郎既信论衡，卒不能免于祸耶？」曰：「中郎之苦心，宁使人诬以害大臣之不敬，断不肯言灾异之不足信，使其君不敬上帝，不思己过，而谓天变之不足畏。此中郎之忠也，岂可议哉？观答问灾异八事，首言衽席，诗教也。次言皇极，次言貌恭，次言风雨，书教也。言荧惑则主乎礼，论蝗虫则征以易，论库屋损壤之变。则引易传、洪范之言。答闻灾恐惧之诏，则述春秋鲁定之事。此与仲任之开口不离孔子者何异？
王清作熊钟陵无何集序 论衡一书，发明孔子之道者也。何以发明孔子之道？曰：不信妖异，不信鬼怪也。或闻而笑之曰：孔子之道，高矣大矣，仅仅不信妖异鬼怪而已，乌足以发明其道乎？曰：是非予之私言也，予盖闻诸孔子也。昔楚有云如赤鸟，夹日以飞，太史请禜，昭王弗许。又，王有疾，卜曰：「河为祟。」昭王弗祭。夫弗禜，是不信妖异也；弗祭，是不信鬼怪也。不信妖异鬼怪，自世俗言之，方恐不免祸；自儒者言之，不过一智人而已。然而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大道者何？即不信妖异鬼怪之道也。昭王知之，故能常保其国。然则今人之不信妖异鬼怪者，其亦庶几知道者哉！吾博览群书，见守孔子之道而凿凿言之者，莫若论衡一书。其奇怪篇深得孔子不语怪之道也，其卜筮篇深得孔子不语神之道也，其齐世篇深得孔子罕言命之道也，其变虚篇深得孔子请祷弗许之道也，其感类篇深得孔子远鬼神之道也，其感虚篇深得孔子焉能事鬼之道也，其订鬼篇深得孔子焉知死之道也。是发明孔子之道者，论衡也。然而纯疵参半，未能一一悉合乎道。至问孔、刺孟诸篇，语尤显悖于道，必不可以不删。昔韩子读荀篇曰：「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着之，离于道者黜之。」夫韩子欲削荀子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则曰：「亦孔子之志也。」今学士熊钟陵削论衡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其亦韩子之志欤！夫而后论衡一书，盖醇乎醇者矣，即谓为大有功于圣门焉可。是不可以不序。盼遂案：无何集凡十四卷，专摘论衡释虚抵妄之言，分胪类列，而附说以阐明之。卷首为总论，不入数。余分天地一、古今二、鬼神三、祸福四、灾祥五、感格六、宜忌七、人事八、儒术九、道教十、杂家十一、百物十二。余十三卷则伯龙辟佛随笔之作，不尽限于仲任书者。十四卷系伯龙之子正笏作，杂取经史子集名人百家之言有合于仲任之道者而成，附于无何集之后，名之曰勿广余言集。（此用蔡伯喈语。）此书推为论衡拂弼，诚不虚也。清干隆五十九年，熊氏六世孙熊心畬付梓。今据湖北先正遗书本。
卢见曾赠马秋玉诗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籍，多君慷慨借荆州。渔洋感旧集小传附注。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论衡 论衡八十五篇，作于汉永平间，自蔡伯喈、王景兴、葛稚川之徒皆重其书。以予观之，殆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乎。观其问孔之篇，掎摭至圣；自纪之作，訾毁先人，既已身蹈不韪，而宣汉、恢国诸作，谀而无实，亦为公正所嗤。其尤纰缪者，谓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贤君之立偶在当治之世，无道之君偶生于当乱之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呜呼！何其悖也？后世误国之臣，是今而非古，动谓天变不足畏，诗、书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盖自充启之。小人哉！
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王充 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案论衡自叙篇云：「六岁，教书，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不云少孤也。其答或人之啁，称鲧恶禹圣，叟顽舜神，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可谓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充而称孝，谁则非孝？
恽敬大云山房集读论衡 吾友张皋文尝薄论衡，诋为鄙冗。其问孔诸篇，益无理致。然亦有不可没者，其气平，其思通，其义时归于反身。盖子任禀质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烦而意近。其为文以荀卿子为途轨，而无其才与学，所得遂止此。然视为商、韩之说者，有径庭焉。卑薄则易近于道，高强则易入于术，斯亦兼人者所宜知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匡谬 问难之体，必屈问而申答，故非义理有至要，君子不欲着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杨、墨，必取杨、墨之说而辟之，则不惟其人，而惟其学。故引杨、墨之言，但明杨、墨之家学，而不必专指杨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尽其支裔也。盖以彼我不两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异学之视吾儒，何独不然哉！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较也。然而其文华而辨，其意刻而深，后世文章之士，多好观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则亦未始不可参取也。王充论衡则效诸难之文而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学也，乃亦标儒者而诘难之。且其所诘，传记错杂，亦不尽出儒者也。强坐儒说而为志射之的焉，王充与儒何仇乎？且其问孔、刺孟诸篇之辨难，以为儒说之非也，其文有似韩非矣。韩非绌儒，将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将亦何申乎？观其深斥韩非鹿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叙辨别流俗传讹，欲正人心风俗，此则儒者之宗旨也。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韩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隽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于其文，以为不斥儒则文不隽乎？凡人相诟，多反其言以诟之，情也。斥名而诟，则反诟者必易其名，势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诟，而仍用己之名也。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论王充 范史之传充曰：「充少孤，乡里以孝称。」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曰：『是吾先人之所留遗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充细族孤门，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祖父泛，贾贩为事。生子蒙及诵，任气滋甚。在钱塘，勇势凌人。诵即充父也。充作论衡，悉书不讳。而乃特创或人问答，扬己以丑其祖先。其尤甚之辞则曰：『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奇人。』夫禹圣也而鲧恶，舜神也而叟顽。使禹谓圣于鲧，舜谓神于叟，则禹与舜将不得为神圣。矧复以鲧为恶，以叟为顽，而挂诸齿颊，着之心胸，笔之简牍，即禹亦且不免于恶，舜亦且不免于顽，虽甚神圣，焉得称考？充知尚口以自誉而已。唐刘子玄氏谓：『责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实吾言矣。且夫立言将以垂教也，论衡之书虽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寻其书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晔又不孝之尤者，随而附和之，而特书之以孝。呜呼！孝子固讦亲以成名乎？」
充之立论，固不可以训，而吾特申申辨之不已者，岂以招其过也？盖有所绳尔。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诫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世，而以斯语冠诸首简。承学之士，胥喜谈而乐道之。嗟乎！人之无良，壹至于此乎？而其端实自王充发之。充自矜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审若斯谈，匹如中风病易之夫，谵諵不已，不待听其终，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谓后世且有转相仿效之徒，流传觚翰，则其坏人心而害世道，莫此为甚也。且充不特敢于疮疵先人，而亦欲诬蔑前哲。颜路讥其庸固，孔、墨谓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贱微，而既乃挤贤圣而扳之。此其弊，庸讵止诡于众而已哉！黄东发先生读论衡云：「王充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虮虱，欲以尽废百神之祀。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此与路粹数致孔融之说何异？」
汪璐藏书题识卷二子部王充论衡三十卷明程荣校 卷末墨笔序略曰：（其文已残阙。）充字仲任，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既作之后，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会，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故时人言伯喈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其后王朗来守会稽，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流行四方，今殆千岁。撰六帖者但摘而为备用，作意林者止钞而同诸子。吾乡好事者，往往自手书牍，珍为家宝。然其篇卷脱漏，文字踳驳，鲁鱼甚众，豕亥益讹，或首尾颠踬而不联，或句读转易而不纪，是以览者不能通其读焉。余幼好聚书，于论衡尤多购获，自一纪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盖今起居舍人彭公秉曾所对正者也；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乃户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勘者也。余尝废寝食，讨寻众本，虽略经修改，尚有阙遗。意其誊录者误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致条纲紊乱，旨趣乖违，倘遂传行，必差理实。今研核数本之内，率以少错者为主，然后互质疑缪，沿造本源，讹者译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断者仍续，阙者复补。惟古今字有通用者，稍存之。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盼遂案：汪氏殆全钞杨文昌刻书序文，而中有不同数处，故录供参考。
赵坦保甓斋文录卷上书论衡后 王充，汉儒之愎戾者也，故所着论衡八十五篇，多与圣贤之旨悖。自古圣贤莫不畏天，畏天故朝夕兢惕以自闲其身心，祯祥见则不敢自矜，灾异见则引以自责。自责则政修，政修则民心固，祈天保命之术，不外是也。充则以戋戋之智，而反其说。充之变虚篇云：「人不觉天所为，天安能知人所行？」呜呼！古之正心者，即隐微之地，尚不使稍留余憾，曾谓明明上天，而可怠泄接之乎？使充之说行，则生人之理灭，而人将与禽兽无别。是驱昭昭之民而胥入于冥冥也，其害可胜言哉！妖孽之兴，由人心生也，心动乎下，征见乎天。修省而不弭，则必所失者多而所改者小也，所积者久而所改者暂也。充之异虚篇云：「见妖改政，安能除祸？」信如是言，则将任妖孽之见而不为警省，吾恐害且迭起而莫可止矣。雨旸失其时，则必祈请于天，天高而精诚可通，且以安百姓也。古之人知之明察之审，故水则伐鼓责群阴，旱则雩祭祈苍龙。祈之而不得，务为御灾之政，理与势宜然也。充之明雩篇则曰：「恬居安处，不求己过，天犹自雨，雨犹自旸。」呜呼！一任天之雨旸，必且任人之自治自乱，可乎哉？夫人之所以为万物灵者，以其能自治也。极其至，则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如充之言，何其自处于无知而不自振拔乎？其它商虫、治期等篇，皆悖政术，不足道。至死伪篇尽扫鬼神之说，壹似圣王之制为祭祀，皆虚而无凭者。夫鬼神若有若无，圣王之不敢亵。鬼神所以厚人心而辅治道也，充乌能知之？周、秦而下，诸子百家杂出，以淆圣人之道。背仁义者莫如申、韩，至充之论衡则又甚焉。呜呼！敢于问孔、刺孟，则无所不用其悍戾矣。
平步青安越堂外集卷四书论衡后 明虞德园淳熙序论衡（在万历十一年。）末云：「史称仲任年渐七十，志力衰耗，造养性书十六篇，不知谁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问之灵族氏矣。」案本书卷三十自叙篇云：「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车，（案：充生建武三年丁亥，至章和二年戊子止，六十二。）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即范史列传所本。章怀注引袁山松书曰：「充幼聪明。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自序篇又云：「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又云：「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情苦思，不睹所趋，若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据自叙所言，仲任撰着篇籍，不仅论衡、养性。大儒论或以少作弃去。讥俗节义及政务之书，今亦不传。不得偕论衡并垂天壤。与王汝麋之怪桓君山新论同恨。德园廑廑不平。不知谁何氏匿养性书。岂知仲任究当世失得，论衡百余篇外，不知尚有若干万言。论衡得中郎、景兴先后传播，盛行于世。蔚宗习见其言，故但云「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略举大恉，不着其篇。使讥俗、政务尚存，亦当如着潜夫之贵忠、浮侈、实贡、爱日、述赦五篇，录昌言之治乱、损益、法诫三篇，足观当时风政。简撮其略，载之本传，而独无之，盖其亡佚久矣，不独养性十六篇，初非有人秘玩以为谈助，匿之帐中隐处也。德园欲问之灵族氏，固哉！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七论衡三十卷（明通津草堂刊本。） 王氏族姓行状，于自纪篇述之详矣。范晔东汉列传云：「充字仲任，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尝游雒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礼绝庆吊，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理折衷，此书为多。既作之后，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会始得之，常秘玩以为谈助，故时人嫌伯喈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其后王朗来守会稽，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繇是遂见传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载。撰六帖者但摘而为备用，作意林者止钞而同诸子。吾乡好事者，往往自守书椟为家宝。然其篇卷脱漏，文字踳驳，鲁鱼甚众，亥豕益讹，或首尾颠踬而不联，或句读转易而不能通其读焉。余幼好聚书，于论衡尤多购获，自一纪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盖今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对正者也；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乃库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尝废寝食，讨寻众本，虽略经修改，尚互有阙遗。意其誊录者误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致条纲紊乱，旨趣乖违，傥遂传行，必差理实。今研核数本之内，率以少错者为主，然后互质疑谬，沿造本源，讹者译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断者仍续，阙者复补。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丽天，顺经躔而轨道；河海之纪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秉笔之士，能无秘玩乎？即募工刊印，庶传不泯，有益学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后得而共，问之然后言其益也。时圣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前进士杨文昌题序。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论衡三十卷（明刊本卢抱经校藏。） 前有虞淳熙序，卷六后卢召弓学士校正，间以墨笔录孙志祖、梁玉绳校语于卷眉。末记云：「干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七十七翁卢文弨细校竟。次年甲寅重细校，五月十九日讫功。」有抱经堂印、文弨校正两印。案：是书以宋庆历中杨文昌定本为善。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重刊杨本，明通津草堂所刻即出是本。此程氏丛书又出自通津者也。
谭献复堂日记 阅论衡，王仲任文士之见，穷达桡其志趣，所言辨而不中。自名其书曰戒虚妄，而师心妄作，戾经训者甚多。阴阳灾异一归于虚，而笃信命遇，以为贤愚同囿于气。蹇困之士，有激之言，不可为典要。充诃墨诘儒，历诋世论。若以圣贤流俗一概相量，持之虽有故，言之不甚成理。究不逮周末九流偏至振奇，可以自持其说。充于杂家为第二流，吕览、淮南未易企也。文体僿而不驳，西京之风未邈。独其出入起落，斗乱不乱，又挥之不断，为独到耳。招致篇阙，大都亦言灾祥，无关人事。闽陈氏有足本未录副，忘其大意矣。
蒋光煦东湖丛记卷六论衡 王氏论衡通行本，以通津草堂刊者为胜，程荣本不及也。独累害篇「污为江河」下脱四百字。张氏藏书志亦云「而所阙之文，莫能考见」以为憾。偶从西吴书舫购得元刻十五卷本有之，亟录以饷读是书者，不欲为帐后之秘也。盼遂案：四部丛刊本已据宋本补入此四百字，今不再录。
朱学勤结一庐遗文卷下明钞本论衡跋 王仲任论衡三十卷，自宋已无善本。庆历五年，杨文昌合校诸本，改补一万一千二百余字，始为完书。干道乙亥，洪文惠重锓诸会稽。至元间，刘氏又刊之。正德之初，板存南雍，今俱不可得见矣。世所通行者，通津草堂本为最古，而脱误无从是正。余得此本于京都书肆，尚是明人从宋椠本传录，卷一累害篇增多四百余字，其余异同亦以钞本为长。然招致之缺，仓光之讹，则两本俱同也。仲任自谓庶几之才，正俗决疑，每多争辨，虽失之繁冗，而解颐者亦多。至谓孔壁中得尚书百篇，礼三百，左氏传三十篇，又谓壁中论语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得九篇本三十篇，此与晋杨方所谓周官出自孔壁中者，皆疏舛之甚。恐学者以仲任汉人，言其可信，故附辨之，庶考古者不为所惑焉。同治四年六月甲辰仁和朱学勤跋。
曹元忠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元修宋刊牍背纸印论衡残本跋 宣统二年冬十月，偶游厂市，见论衡残本，自第二十六至三十，都五卷，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版心有刻工毛奇、梁济、卓佑、许中、陈俊、赵通、潘享、周彦、徐颜、李文等姓名，皆宋刊也。宋体方正浑厚，间有元时修补者，刀口极锐，笔画瘦挺，版心亦有杨字昌字良字记之，印以延佑五六年牍背纸，虽阙版亦以此纸画版匡式样钉入，成书两册，首尾有凤阳朱文陈氏家藏白文印。余乃知为宋洪适会稽蓬莱本，元宋文瓒所补刻者也，遂以重值购归。检爱日精庐藏书志于论衡有元至元刊本，（小字十五卷本。）载干道丁亥五月十八日，会稽太守洪适景伯跋云：「右王充论衡三十卷。转写既久，舛错滋甚，殆有不可读者。以数本俾寮属参校，犹未能尽善也。刻之木，藏诸蓬莱阁，庸见避（疑有误，盖从此本传写所致。）堂舍盖之意。又有元刊明修本，（当即此本，而有弘治、正德修版。）载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序云：「番阳洪公重刻于会稽蓬莱阁下，岁月既久，文字漫漶，不可复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经历克庄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绍兴路总管宋公文瓒为之补刻，而其本复完。」案性字可善，鄞人。见贝琼清江集韩处士碣铭。据韩序，知元时洪本论衡，仍在会稽蓬莱阁，故由绍兴路补刊。而性序其事，所署至元为顺帝后至元。其实六年之后已改至正，性犹云七年仲春，讵绍兴僻处海隅，未及知耶？从至正元年辛巳，上推延佑五年戊午，六年己未，相去二十余年。以当时牍背纸印书，由其纸亦绍兴路总管物，背有县尹何玉给由，县尹赵好礼给由，并题延佑六年上半年可证。然则此残宋刊本，尚是元修元印。乡来藏书家，于此书每谓元时重刻庆历五年杨文昌本，岂知元时补刻，而非重刻。且元时补刻干道丁亥洪适本，而非重刻庆历乙酉杨文昌本，皆可据此正之。又近时日本岛田翰着古文旧书考称其国秘府有宋本论衡二十五卷，其行款格式，并刻工姓名，与此悉合，而阙卷二十六已下。是彼之所阙，即此五卷，倘能牉合，岂非快事！因乞陈侍郎弢庵署检，而自书其后，以譣将来。三年辛亥夏四，元忠，京邸凌波榭写记。
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四论衡三十卷（宋椠本求古楼藏。） 卷端题论衡卷第一，王充，次列书篇目。每半板十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一字。界长七寸一分，幅五寸，左右双边，板心记刻手名氏。文字遒劲，笔画端正，绝有颜公笔法，加之镌刻鲜朗，纸质净致，墨光焕发，若法帖然，实宋椠之绝佳者。卷中如完、慎、贞、桓、征、匡、朗、竟、恒、让、玄、殷、弘、照、构、敬、树等字，皆阙末笔。累害篇「夫如是市虎之讹」云云一张，诸本并脱，唯此本岿然独存，当补其阙，尤为可珍。第二十六卷至终阙逸。
傅增湘藏园东游别录论衡二十五卷 宋刊本，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中记论衡几，下记刊工姓名。刊工可辨者，有李文、李宪、王政、王永、陈长、陈振、杨昌、赵通、童志、卓佑、潘亨、章宥诸人名。书名标论衡卷第几，下空五格题王充。目录低二格，横列两排，下接连正文。有细川润次郎跋，言「此书本狩谷掖斋与本村正辞各藏其半，幸得全璧。」盖久析而复完，然尚缺卷二十六至末五卷耳。
中大季刊一卷四号黄侃汉唐学论 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一切虚言谰言，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讫乎此时，乃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诚欢忭已。然窥其渊源所自，大抵推衍杨雄、桓谭，则亦非独创之解也。又善破敌而无自立之能，陈列众言，加之评骘而已。其于玄理，究不可谓之无功矣。
孙人和论衡举正自序 自嬴秦焚坑而后，古籍荡然。汉代所收，十仅一二，加之谶纬纷作，殽乱群经，尚论恢奇，标举门户，或废视而任听，或改古以从今，卒致真伪杂糅，是非倒植。仲任生当两汉之交，匡正谬传，畅通郁结。九虚、三增，启蒙砭俗；自然所论，颇识道原。虽间逞胸臆，语有回穴，要皆推阐原始，不离于宗。至若征引故实，转述陈言，可以证经，可以考史，可以推寻百家。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惟世儒鲜通，以其所论，谲常心，逆俗耳，习焉而不察。更以钞写不慎，铅椠屡讹，纰谬差池，几难卒读。挽近俞氏荫甫、孙氏仲容始加考证，而阙陷尚多。余雅好是书，不能释手，每获一义，辄识简端，艾历弥年，粗有是正。友人吴君检斋、陈君匪石复有同好，颇获新知。因以暇日，写成四卷。此外疑难之处，正复不鲜。传不云乎，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甲子元月元日，盐城孙人和。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二册（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馆藏宋本论衡残卷校勘记小序 馆藏宋版论衡残本，民国十年，清理清内阁档案所得。原书仅存第十四卷至第十七卷一册，版匡高六寸五分，每半叶宽五寸，为十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五字，间有双行夹写，则三四字不等。书中树缺作□，殷缺作□，征缺作□，恒缺作□，而旭、煦等字皆不避，审为熙宁以前刻本。爰取明通津草堂本校勘同异，其间脱误补填，逊于通津本者所在多有。以其为古本，聊复刊布，以俟好古君子详之。
董康书舶庸谈卷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日记记日本图书寮藏书 论衡二十五卷，宋椠本。书名题论衡卷第几。（卷尾同。）下题王充。（低十字。）目录二排，与正文连。上排低二字，下排低十一字。亦有作一排者。篇名低四字。板高七寸，宽五寸二分。每半叶十行，每行廿字。鱼尾标论衡几，下有陈振、陈长、王政、□六、赵通、杨昌、李宪、童志、卓佑、王永、潘亨、李文、章宥等刻工姓名。存卷一至卷廿五。前有细川润次郎和文跋，谓前十二卷为狩谷掖斋求古楼藏书，余为木村正辞藏书。然长短纸色实为一书，盖失而复合也。盼遂案：宋本论衡行款，读此可见。当时北京图书馆派人照像，拟付印，惜竟未成。
唐兰读论衡 十二月初五夕，校读竟。仲任当习文胜实之世，奋其特见，以核实考证为先，虽过信短说，语杂騃稚，在当时固已难能矣。然高祖非龙子与驳谶书之说，皆触世讳，幸放言岩壑，秘书箧中，故未如祢衡、嵇康之被祸耳。汉之末年，横议蜂起，论政者仲长子、崔实之流是也，论经者许君、郑君是也，论法者诸葛武侯是也，论理者此书及应劭是也。夫当世之隆，学者日力宽暇，性行醇笃，疑事不质，纲举目疏。及其衰也，往往救死不暇，而邪说横起，则又不得不为刻核以矫之。始犹炫其新奇，终则流于偏宕矣。观史言蔡邕秘此为谈助，王朗因而称才进，知学者之喜诞异，实风气使之也。应劭、孔融踵之，而孔犹跌荡。至与荀侍中论食伴无嫌，谓伴非会友，犹鸟兽而能言耳。（见傅子。）又孔融传路粹枉奏融有云：「父之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虽忌者之言，揆孔生平，度当发此。且情欲之说，本于此书物势篇。融与蔡邕友善，粹乃邕弟子，固当知其原出，乃反藉以为罪，险人之长技，固不足论，而谈理之蔽，遂至于此，殆亦充辈所不及料乎！然自是此风浸广，嵇、阮而下，流为清谈。儒、释、老、庄，辩议日滋，议经议礼议律，纷然莫可究诘。至唐而稍息。中叶以后，昌黎辟佛，啖助解经，又复继起。至宋而析理愈精，然异说亦愈多。元以朱子为宗，始略定。至明之中叶，则阳明出为异议，杨慎、焦竑伪炫古籍。至清复崇朱子，乃少定。而康、干以后，宋翔凤、庄存与、龚自珍、魏源之类，又腾异说，以迄于今。然则，学者立言，每缘当世之风尚，言之平诐，亦系世之盛衰。君子于此，必有以消息之，而择其所处矣。
张宗祥论衡校订三卷附记（摘录。） 宗祥校此书，首得通津草堂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后得蒋氏五砚斋藏元刻本，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即莫郘亭所着录者。此书大黑口，脱讹至多，虽每行二十四字，然以缺字案之，则与每行二十字者同列，疑为明初坊间覆元本，非真元本也。（书中所称元本，即指此本。孙仲容先生所据校之元本，亦即此本，故误字皆同。仍元刻之名者，莫氏已名之，故未改。）陆心源群书校补云：「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则知蒋氏之书与至元本行款不同矣。云覆元者。以其亦并两卷为一卷。易三十卷为十五卷也。嗣复得三朝本。行款与通津同。恐即据洪刻之旧元明递修者，惜无序跋可据。最后得孙校本及过校宋本。过校宋本者，即日本涩江氏之本，止于二十五卷以下缺五卷之本也。宋刻本每半页十行，行十九至二十一字不等。此书讹夺，各本不免。累害篇缺文，宋、元均有。明刻惟通津本不缺。至十五卷招致一篇，则宋、元本亦缺，不知庆历本如何，恨未得见也。岁甲寅，与朱君蓬仙、单君不同在故都同校此书，析疑问难，颇极友朋之乐。未几，蓬仙先亡，今不死亦数年矣。当时皆未卒业，不知二君校本尚在人间否？念之黯然。（盼遂案：朱校元本，曾藏马幼渔裕藻处。马书散后，不知所在。）居沪上时，曾取古书中注语以订此书，累然满牍。然悉引诸书，未敢以己意擅注也。既而依洛阳伽蓝记之例，写定一部，付之商务印书馆。值东省沦亡之后，海上亦遭兵燹，书毁于火。第二部写定于癸酉，受书之人，遭罪下狱，竟不复返，此志遂隐。今节录校语，得此三卷，非敢居仲任之功臣，盖欲留十余年来校订之迹也。充之著作，凡分四部，一讥俗之书，二政务之书，三论衡之书，四养性之书，皆见自纪。讥俗之书十二篇，养性之书十六篇。政务之书不悉篇数，所可考者，备乏、禁酒二篇耳。然诸书皆不传，所传者独论衡之书八十五篇耳，则知古人著述湮没不彰者多矣。充之书，自史通后，非之者多矣。然当谶纬盛行之日，独能发其幽思，证彼虚妄，才智过人远矣，安可执儒家之言以绳之？此非为乡先哲辨诬，有识者自能知之。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子部一论衡三十卷（通津草堂本。） 汉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尝游雒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人时称其才进。遂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见范晔、袁山松所著书中。（郭氏登峰编历代自叙传文钞一百四十篇，论衡自纪亦在其中，如司马迁、班固等作，固是可诵。但金王若虚文辨第四云：「古人或作自传，大抵姑以托兴云尔。如五柳、醉吟、六一之类可也。子由着颍滨遗老传，历述平生出处言行之详，且诋訾众人之智以自见，始终万数千言，可谓好名而不知体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说，而以为不必存，盖亦自觉其失也欤？」案此可知自传文有时固不甚可信也。）此书东瀛藏有宋刻残本，半叶十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板心记刻手名氏。谓其文字遒劲，笔画端正，绝有颜鲁公笔法。卷中如完、慎、贞、桓、征、匡、朗、竟、恒、让、玄、殷、弘、照、构、敬、树等字皆阙末笔。累害篇「夫如是市虎之讹」云云一张，诸本并脱，唯此本独存，当补其阙，尤为可贵。虞山瞿氏则藏宋刊元、明补本，谓为庆历中杨文昌刊，迨元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补之，故有至元七年安阳韩性后序。目录后有墨图记二行云：「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完。」则明补之证也。至平江黄氏所藏钱东涧评校本为宋刻元、明修补者，荛圃云：「以校程荣本，知其佳处不少。程本实据通津草堂本，通津本乃从此本出。」盖此本文字之胜于他本者特多也。朱氏结一庐得明钞本于京都书肆，谓「为明人从宋椠本传录，卷一累害篇增多四百余字，其余异同亦以钞本为长。然招致之缺，仓光之讹，则两本俱同也。朱氏谓此书自宋已无善本，庆历五年，杨氏合校诸本，改补一万一千二百余字，始为完书。干道乙亥，洪文惠始锓诸会稽。至元间又刊之。正德之初，板存南雍，今俱不可得见矣。世所通行者，通津草堂本为最古，而脱误则无从是正」云。此本首有目录，卷端体式与宋本同，半板十行，行二十字，板心有通津草堂四字，卷末题曰周慈写。考嘉靖中，袁褧刻宋本六家文选，亦题周慈写，可证此本亦嘉靖刊。累害篇内一张脱去，盖其所据本，亦偶佚也。文句不属，增一毫字，以接前后。程荣以下诸本，沿而不改，贻误后来，不可以读。今特将此叶补录书中。朱氏称仲任自谓庶几之才，正俗决疑，每多争辨，虽失之烦冗，而解颐者亦多。至谓孔壁中得尚书百篇，礼三百，左氏传三十篇。又谓壁中论语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得九篇，本三十篇。此与晋杨所言周官出自孔壁中者，皆疏舛之甚。恐学者以仲任为汉人，其言可信，故附辨之。李氏慈铭谓论衡为蔡中郎帐中物，理浅辞复，汉人之文，有拙冗至此者。中郎之事，显出附会。惟言多警俗，不嫌俚直，以晓愚蒙，间亦有理解，故世争传之。其雷虚、论死、纪妖三篇，最有名理，乃一书之警策。纪妖篇论鬼神会易之情状，可作中庸义疏。朱氏士端谓论衡正说篇云：「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又曰『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职修而不废，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据此则王氏所见安国真古文，尧典本为一篇，并无「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横亘于中。此条可补冯氏解舂集。江氏尚书集注音疏所未引。汪氏之昌述示儿编引经误条，立政曰「以乂我受民」，论衡明雩篇引之曰「以友我爱民」。案今论衡与尚书同，则非宋人所见之本矣。见青学斋集二十七。宋陈骙文则谓「王氏问孔篇中于论语多所指摘，未免桀犬吠尧之罪」。又有人谓论衡中如问孔、刺孟二篇，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论辨新颖，务求繁辞尽意。佥谓王氏不当如是。伯骥案：后来如金李纯甫、明李卓吾着书，每与孔、孟为难，当导源于此。言论解放，不为古今人束缚，表现怀疑派哲学精神，王氏实开其端。吾国人奉前言为偶象，界域心思，封蔀灵府，遂成为一尊之学术。倘能如印度之龙树提婆多所辨论，当日益昌明，其时彼中学派近百种，诘难既多，劣者败退，优者长存，而哲理因之演进，固实例也。（王弇州曰：「余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予心诽大函之文，而口又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盖一时风气已成偏宕，既寅畏于时贤，复蒙惑于古说，而自由沦胥以亡矣。」弇州之言殊痛。）欧洲中古，教会专制人群。文艺复兴后，大哲如卜鲁诺、笛卡儿，皆以著述科学哲学之言，致蒙杀身焚书之酷。洎达尔文种源论、（达氏创进化说，生存竞争之理互相传导，人人能言之。其后俄人克鲁泡特金因着互助论以资救济，谓竞争能使人类趋于灭亡。生物界之进步，与人类发达之真因，非互助不可。论者又以此说即为无政府主义之来源。）雷能耶苏基督传两书出，先后行世，全欧心灵始为荡动。雄鸡一声天下白，大海回风生紫澜，思想界因之大摇，基督教尤受其影响。吾国幸无此种教例钳抑，然帝王之力尤有加焉。吾尝怪元太祖集诸方瑰异人材，以谋军略之进行，政权之发展，而曾不以之教国人。吾尤怪清圣祖延诸方绝特学人，以求自身学艺之日新，知识之日益，而不以此设科开校，以智我汉、蒙诸族。马哥孛罗反国，欧人遂连袂东渐，而我汉族之蒙陋如故。（法国史学家之主张，谓马哥孛罗着游记一书，其关系不让哥仑布之西航美洲。欧人读游记，见所绘罗盘针图，有谓此物作于中国，而欧洲述之，式样已比马图为精。意作始者历数百年，进步当逾百倍。及游中国，过市买之，则与书之图无差焉，乃索然兴叹而反。）数理精蕴，几暇格物诸书流布而后，汉、蒙诸族之狉獉依然。当葛利略、李文厚望远镜显微镜以次研究有成之日，而我国顾氏音学五书、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方在草创讨论之年。颜习斋大声呼：「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而戴东原方读十三经，举其辞无遗，且语其弟子段玉裁曰：「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背诵也。」惠士奇则方闇念九经、四史，对客诵史记封禅书，终篇不失一字。而吴、皖二大学派，遂占断我国百年。凡若此，皆君天下者愚民之果也。大凡真好读古书者，鲜有不嗜新学新理者也。而御世宰物者，不导之研精新学新理，而别以一物焉衡其虑困其心，如此则其心不杂，心不杂则皆为我用矣。开敏者式古训以销其意志，谨愿者用举业以耗其神明，于是天下遂莫予毒，合政教而统一之策，宁有善于斯乎？此予往读清帝卧碑，而悁悁然悲，后则读王氏书而跃然以起也。宋黄东发读论衡云：「王氏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生虮虱，欲以尽废百神之祀。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生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清杭氏世骏谓范史之传王氏也，曰王氏少孤贫，乡里以孝称。但吾所闻于王氏者有异焉。王氏世族孤门，父诵任气滋甚，在钱塘以势凌人，论衡不讳其事。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戒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而以斯语冠首简，承学胥喜谈而乐道之，而其端实发自王氏。（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有陈际泰撰已吾集、太乙山房文集。吾家所藏，则有已吾，而无太乙。）此皆后来掊击仲任之意见也，因与朱、汪诸说并述于此，以待考论。梁任公先生谓论衡为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盖就全体而言，诸君子则论其支节耳。任公称俞荫甫、孙仲容校此书只数十条。蒋生沐从元刊本校补今本脱文三百余字。全书应加董治处尚不少，望学者任之。今孙氏人和、杨氏树达均有校读之本，或足慰厥所蕲矣。（论衡中有云：「广汉杨伟能听鸟兽之音，乘蹇马之野，田间有放马者，相去数里，鸣声相闻。伟谓其御曰：『彼放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曰蹇，此马亦骂之曰眇。』御往视之，目竟眇焉。」伯骥案：春秋左氏传僖二十九年：「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洪氏诂引周礼疏：「贾逵云：『言八律之音，听鸟兽之鸣，则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是术，故尧、舜使掌朕虞。周失其道，官在四夷矣。』」贾、王均为汉人，岂鸟语兽鸣，古人果有解此者欤？公冶长辨鸟雀语，见论语疏。秦仲知百鸟之音，与之言，皆应，见史记。南美洲有新人种，所操土语有五百余种区别。人类愈卑陋，语言愈复杂，固世界公例。此人种则美总统游南美时发见者也。鸟兽之声，不审比新人种如何？谓能辨之，当非易易矣。又史记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视见垣一方人。」索隐：「言能隔墙见彼边之人，则眼通神也。」亦古轶闻。）
朱骏声着论衡简端记如干卷 见石隐山人年谱朱师辙附识。案：书未见传本。
刘师培着论衡校补四卷 甲寅杂志一卷三十七期刘申叔着书目所列。案：宁武南氏印刘申叔遗书未收，疑原稿仍为某氏所扣，故未能取印。
美国加利佛尼亚大学东方学教授阜克泽论衡为英文本 见贺昌群悼洛佛尔氏文中。
学生国学丛书论衡 选三十篇截要录出，加以简注。高苏垣主撰，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标点本论衡上下二册 陶乐勤编，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首有曹聚仁小引。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标题：苏联出版关于我国古代哲学家王充的书籍。 据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九日讯，苏联科学院出版局出版了阿泊洛尼彼得罗夫的新作王充——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启蒙者。彼得罗夫在这本书中指出，王充的学说是古代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高峰，这种学说是在同宗教神秘论和迷信的斗争中形成和巩固起来了的。彼得罗夫是苏联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家，他曾经写过中国哲学史概要、关于中国唯物主义者世界和介绍中国古代大哲学家之一王弼的论文。
后 记
佩文韵府二冬韵，龙字下三龙条，注引王充论衡云：「蔡邕、崔寔号并凤，又与许受号三龙。」按：王充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乌能预知蔡邕及崔寔，而作诗咏之？决此条非论衡之文。
艺文类聚卷九十三马类引论衡云：「杨璇为零陵太守，时桂阳贼起。璇乃制马车数十乘，以囊盛石灰于车上。及会战，从车扬灰向贼阵，因鸣鼓击贼，大破之。」按：后汉书卷六十八杨璇传载此事，在汉灵帝时，王充乌能预知灵帝时事？其为误引，当与佩文韵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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