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以致想交结客人取得洮西的地盘。二十一岁那年,以书信拜谒范仲淹,范仲淹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于是告诫他说:“儒学之士自有名教感到可乐,为什么要谈论兵事呢?”因此,劝告他读《中庸》。张载读了这本书,还以为不满足,于是又访寻学习佛教、道家之书,长年累月探究这种说教的深刻含意,无所收获,便反过来求之于《六经》。曾经坐在虎皮讲席上在京师讲解《易》经,跟随他听讲的人很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二兄弟来了,与他讨论《易》经,第二天告诉别人说:“近来见到二程,研究了解《易》中道义很高深,是我所达不到的,你们可拜他为老师。”于是撤掉师座,停止讲学。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精神焕发地、很自信地说“:我求得的道义已满足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值得追求的了。”于是全部抛弃了其他的学说,淳朴诚信学道。
考取进士,任命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治理政事以敦厚根本完善民俗为首先要办的事务,每个月的吉日,准备酒菜食物,召集乡间年龄很大的老人会聚在县衙署,亲自为他们劝酒应酬,使人们都知道奉养老人侍奉年长的人的道义,于是询问民间的疾苦,以及告知所以教训、劝告子弟的目的。
熙宁初年,御史中丞吕公著说他有深厚的儒学基础,神宗刚刚即位之初,更新政治,想得到有才能的博学之士帮助谋划治理国家,召他问治理方法,回答说“:治理政事不效法三代的人,终究是苟且于治道。”皇帝听后感到高兴,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有一天他见到了王安石,王安石问他新政如何,张载回答说:“您与人为善,那么别人也以善道报答您;如果像教导玉工雕琢玉器那样,则应该有不接受听从命令的。”明州苗振狱事兴起,张载去审理这件狱事,最后因为苗振的罪行杀了他。
回到朝廷,随即因病迁移隐居在南山脚下,整天端端正正地坐在一间房子里,座位左右都是书籍,俯身读书,仰坐思考,有所心得就记载下来,有时半夜起床坐着思考、学习,点上蜡烛照着写作。他的志向道义,精于思考,从没有一会儿停止过,也从没有一会儿忘记过。他穿的是破旧衣服,吃的是蔬菜粗食,给他的学生讲习学业,每次都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业一定要像圣人才罢休。他认为,了解人而不了解天道,要求做贤人而不要求做圣人,这是秦、汉以来学者的一大弊端。所以他的学问是尊崇礼教,以德为贵,乐天安命,以《易》经为学的宗旨,以《中庸》为本体,以《孔子》、《孟子》为效法的对象,黜除怪诞妖妄,辨清鬼神妖怪。他的家里婚、丧、葬、祭之礼,大概都用先王的本意,而附之以现在的礼节。又议论考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的礼法,都想编排条理成书籍,使之可以成就于他的学术事业。
吕大防推荐他说:“张载自始至终,善于发现圣人遗留下来的旨意,他所谈论的政治是稍可复行古制。应当恢复他原来的官职,以备咨询探访。”于是召他知太常礼院。因与太常礼院官员议论礼仪不一致,又以生病辞归,到半路上病得很厉害,晚上洗澡换衣后去睡觉,第二天清晨去世。因贫穷没有财物办理丧事,他的门生合起来买棺材办理丧事。翰林学士许将等人说他不热衷于官职的升迁,请求追加赠赐优恤,皇帝诏令赏赐馆职俸禄的一半。
张载博学古代,努力实践,成为关中士大夫们的一代宗师,社会上的人都称之为“横渠先生”。所著书名是《正蒙》,又写有《西铭》,说:
“乾称为父亲,而坤称为母亲,我从这里来到人间,于是混然处于人间。所以天地的交合构成了我的身体,天地的运行造就了我的性格,民众是我的同胞,万物我与他们共有。
“皇上君主,是我天地父母的宗子;他的大臣们,是天地父母宗子的家人。尊敬年老人,以长辈的礼仪对待长者,爱护关心孤独幼儿,以爱幼的善心对待幼儿,圣人要具备各种美好的道德,以俊秀的人才为贤能。凡是天下老弱病残、鳏寡孤独,都是我应以兄弟之间的联系去对待而无须要别人相告的人。‘按时去保护他们’,是子孙们的道德义务。‘快乐而不忧愁’,纯粹是尽孝的责任。违背就是背离道德;损害仁义就是贼,帮助恶狠的人是不才的表现,在行动上遵守常道是相似于有孝道的人。
“融会贯通了就善于阐述事情的道理,穷尽精微大义就善于继承圣贤的大志,不因为屋漏而感到惭愧为无辱,立志修身养性在于不懈。厌恶美酒,是崇伯子善于顾养的方法;培育英材,是颖封人的赏赐的类型。不弛于操劳而善始善终,是舜的功绩;没有逃脱的出路而静待烹煮,是申生恭顺的表现。身体所接受的而归于一个人的,是曾参吗?勇敢地顺从而服从命令的人,是伯奇。富贵福运恩泽,将使我的生存更加有利;贫贱忧愁痛苦,是父母天地对他们的考验和成全。存活时,我顺其自然;死了,我也得到安息。”
程颐曾经说“:《西铭》阐明理一而分殊,发展了从前圣贤们所没有讲到的道理,与孟子的人性本善、修养气质的论点是同一个道理,自从孟子以后大概再没有见到过。”学者们到现在仍然尊崇这本书。
嘉定十三年(1220),宋宁宗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明公。淳..元年(1241),追封为..伯,可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他的弟弟叫张晋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