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文字周卿，祖籍祁州深泽，后迁居保定。文幼时聪敏，胸怀奇志。张文谦为河东宣抚使，由参政王椅的推荐，征召尚文为掌书记官。不久西夏行中书省又征用他。至元六年(1269)，开始订立朝中礼仪，经太保刘秉忠向世祖推荐，诏令尚文与其他儒生，采唐《开元礼》及近代礼仪之可行于当世者，斟酌损益，凡文武仪仗及各品官员的服饰，均由尚文裁定。七年春二月，朝廷的礼节仪式制定后，百官演习一番，世祖观后大喜，成为定制。是年十一月，设立侍仪司，升尚文为右直侍仪使，后转为司农都事。
至元十七年，出任辉州地方官。怀孟民马氏和宋氏均被诬告有杀人罪，但多年不能判决，提刑使命尚文审理此两案。尚文进行仔细调查，弄清是狱吏狱卒罗织罪名，于是将受冤者释放。十九年晋升为户部郎中，奏请废除怀、卫竹税提举司，人民皆称赞不已。
二十二年(1285)任尚文为御史台都事。行台御史秘密上书，说皇上年事已高，最好让位给皇太子。太子闻知非常畏惧，中书省和御史台将该奏章密封，不上报皇帝。答即古阿散等知道后，将内外各衙官吏逮捕审问，并大肆搜索全国被隐瞒不上交的钱粮，实际上是想借端揭发有关要让位给皇太子的事，下令把御史台的全部档案都封存起来。尚文把他所保存的那份秘密奏章不肯交出，答即古报告了世祖，世祖命宗正薛彻干去索取。尚文感到事情危急，当即告诉御史大夫说“：这是想上害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阴谋十分奸诈。且答即古是阿合马的余党，贪赃枉法，罪恶累累，应先发制人，揭破其阴谋。”后来答即古因受贿赂被揭发，与其党一同以贪赃罪判处死刑，这是尚文上述意见之实现。尚文升为大司农丞，又先后转任少卿、吏部侍郎、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至元三十一年召回京师任刑部尚书。
元贞初年(1295)，拜为中台侍御史。当时行台御史及浙西宪司弹劾江浙行省平章违法事十七条，朝廷派遣尚文去调查，虽证据确凿而违法者不服。尚文上报皇帝。皇帝成宗命省台大臣讨论。朝臣们都袒护江浙行省平章，说他是勋臣的子孙，所犯罪过很轻，应该原谅。尚文力争，指出平章罪恶昭彰，如果不依法定罪判刑，则有失臣子的职责，过失非轻。在朝廷上反复争辩。最后成宗以平章、御史各施杖刑遣还了事。
元贞二年，尚文上书建议：“太平之世，赦免罪犯次数不宜多；不是紧急需要的劳役，应该停止。”成宗采纳这些意见，授他为河北河南肃政廉访使。大德元年(1297)，黄河在蒲口决堤，朝廷令尚文巡视灾区并提出治水救灾良策。尚文奏陈道：
“黄河万里西来，其水流势急汹涌，至孟津以下，两岸地平土松，故常改变原来夏禹治水时的故道，故千百年来为中国之患。自古治理黄河，办法得当则费力少，水患少，办法不当则费力多，水患多，这是不能改变的定论。今自陈留到睢州，东西一百余里，南岸旧河口十一个，已淤塞者二处，干涸者六处，通流者三处，其河岸高于河面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旧堤，河水比田高三四尺，或者相平。南岸高于北岸约八九尺，北岸之堤怎能不坏，河水怎能不北流？
“蒲口今决堤一千余步，河水迅速东流，沿黄河旧日支渠行二百里，到达归德横堤之下，再流入主河道。如果强行堵塞，则上决下溃，徒劳无功。为今之计，河北郡县顺着水流走向，远筑长堤以防止河水泛滥；归德、徐州、邳州，人民要回避河水冲决，听他们自便安排。受水灾之家，最好在黄河以南的退滩地内，分给他们农田作为永业。将来其他决口的地方，也这样安排。如真能这样，也是救荒良策。蒲口决口不堵也罢。”
朝廷采纳了尚文的意见。当时河朔各郡县和朝廷委派到山东的官员，均主张堵塞蒲口决口“，不塞则河北桑田尽为鱼鳖之区，还是塞住决口的好”。成宗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年，蒲口堤又决口。这样塞堤防水的劳役年年都有。其后，正如尚文所预言的，河水北入黄河故道。
大德三年，尚文调往山东任宪使，历任行省参知政事行御史台中丞。七年又召回，拜为资善大夫、中书左丞。浙西闹饥荒，仓库储粮不足，文募民以粮买官，用这些粮食来赈济饥民。山东欠收，盗贼兴起，尚文拿出官钞八百五十余万贯来安抚贫民。文奏请朝廷选派十道使者巡视天下，访问民间疾苦。又奏请取缔南方的白云宗，其僧人与百姓一样纳税服役。西域商人奉珍珠售与皇室，其价六十万锭。省臣平章对尚文说“：这就是‘押忽大珠’，值六十万并不算贵。”在座朝臣传观欣赏。尚文问此珠有何用，平章说“：含于口中不觉渴，熨面可使双目有光。”尚文说“：若一人含之得使千万人口不渴，那就是真正宝贝；若该宝只对一人有用，则其作用就微不足道了。我认为真正的宝是米粟，一天不食则饥，三天不吃就会生病，七天不吃就死。有粟米则百姓安，无则天下乱，以功用比较，米粟的价值岂不是高于珠宝？”平章还要求他再仔细看看，尚文不为他所动。尚文年六十九岁时，因病告老归乡。大德十年(1306)，召他回朝拜为昭文馆大学士、中书右丞、商议中书省事。但辞不奉召。
武宗、仁宗时，多次请他去垂问国事，赐宴及金帛等物，并自光禄大夫晋阶银青荣禄大夫，仍为中书左丞，但他仍乞求返归田里。延..六年(1319)，拜太子詹事，遣使去敦请三次才赴任。仁宗予以特殊优厚礼节待他，命他全力教育太子。泰定三年(1326)，以中书平章政事辞官，次年卒于家，年九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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