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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梁书》·范缜传

唐朝 白话《梁书 姚思廉 著

范缜字子真,是南乡舞阳人。晋朝安北将军范汪的第六代孙。祖父名璩之,做过中令郎的官。父亲名氵蒙,很早就死了。

  范缜小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里穷困,对母亲很孝顺。不到二十岁时,听说沛国刘王献招集徒众讲授学问,于是前去跟他学习,勤奋好学,优秀突出,不爱和别人一起。刘王献特别赏识他,亲自为他举行冠礼。在刘王献的门下多年,无论是上学还是回家,总是穿布衣服、草鞋,步行走路。刘王献的学生中很多是乘坐车马的富贵人家子弟,范缜在他们当中根本不感到耻辱羞愧。成年后,通晓经文学术,尤其精通《周礼》、《仪礼》和《礼记》。生性诚实正直,喜欢说一些令人害怕的话,发表别人听不懂的议论,使一些读书朋友感到不自在,惟独和外弟萧琛相处得很好。琛很有口才,擅长辩论,时常信服范缜说话简短但意思明了。

  范缜做官从担任齐朝宁蛮主簿开始,后提升为尚书殿中郎。永明年间,齐朝与北魏通婚,每年给北魏钱、布、美女,专门挑选有才学的人作为送行的使者,范缜和从弟范云、萧琛、琅笽的颜幼明、河东的裴昭明先后奉命出使,在邻国中很有名气。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广泛招集文人学士,范缜也参与其中。建武年间,任领军长史。后来出任宜都郡守,母亲去世时辞去郡守职位,回老家南州守丧。起义军到南州时,范缜带着母孝迎接,梁武帝与范缜在西邸时有交情,看见他后很高兴。攻占建康城后,任命范缜为晋安郡太守,在任期间清廉节俭,仅享用国家给的俸禄。任太守四年后,被征召为尚书左丞。范缜离任回京时,哪怕是亲戚也没有给什么财物,惟独接济前尚书令王亮。范缜在齐朝做官时,和王亮一起在尚书台担任郎官,过去相互间很友好,现在王亮被搁置在家。范缜自己去迎接梁武帝的军队,目的是想做有权有势的官,后来由于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也经常闷闷不乐,所以私下里结交亲信,想矫正当时的风气。后来竟然受王亮的株连而迁徙广州,这件事记载在《王亮传》中。

  当初,范缜在齐朝时,曾依附过竟陵王萧子良。萧子良虔诚信奉佛教,而范缜坚持说没有佛。萧子良问他说:“你不信因果报应,世上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呢?”范缜回答说:“人的一生好像一树花一样,本来是同一条树枝长出来的,都开放一种花,随着风吹而掉落下来,自然会有的沿着竹帘旗帜落到茵席上,也有沿着篱笆土墙掉进粪池里。落在茵席上的,就像殿下您,掉进粪池里的,就像我。高贵和低贱产生的途径虽然不一样,原因和后果又在哪里呢?”萧子良不能说服他,极为怪罪他。范缜辞去官职写文章阐述自己的理论,完成了《神灭论》,这样写道:

  有人问我说:“你说精神是会消灭的,怎样知道它会消灭呢?”我回答说:“精神和形体结合,形体和精神结合,不可分割,所以形体存在,精神就存在,形体衰亡了,精神也就消灭了。”

  问:“形体是没有知觉的称呼,精神是有知觉的意思,有知觉和没有知觉,实际上是两回事,精神和形体,按这个道理不容许合二为一,形体和精神相结合的说法,我没有听说过。”回答说:“形体是精神的实质,精神是形体的作用,所以形体是从实体方面讲的,精神是从作用方面讲的,形体和精神是不能相互分割的。”

  有人问:“精神本来就不是实体,形体本来不是作用,两者又不能分开,这道理在哪里呢?”回答说:“名称不同,本体还是一个。”

  问:“名称既然不相同,本体又怎能是一个呢?”回答说:“精神对其形体来说,好像刀口的锋利和刀口本身的关系一样,形体对其精神作用来说,好像刀口本身和它的锋利的关系一样,锋利这一名称,不能说就是刀口,刀口这一名称,不能说就是锋利。但是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口,离开了刀口也无所谓锋利,从来没有听说刀口没有了而锋利还在的,又怎样能说形体死亡而精神还存在呢?”

  问:“刀口和锋利的关系,或许像你说的那样,但形体和精神的关系,它的道理却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木头的实体是没有知觉的,人的实体是有知觉的,人既有像木头那样的实体,又有木头所没有的知觉,难道不是说明木头只有一种特性,人却有两种特性吗?”回答说:“这话就奇怪了!人类如果具有像木头那样的实体作为形体,又具有木头所没有的知觉作为精神,那是可以像你说的那样。但人的实体是有知觉的实体,木头的实体是没有知觉的实体,人的实体不等于木头的实体,木头的实体也不等于人的实体。哪能说人既有和木头一样的实体而又有木头所没有的知觉呢?”

  有人问:“人的实体所以不同于木头的实体,不过因为人有知觉罢了。人如果没有知觉,那和木头有什么两样呢?”回答说:“人不存在没有知觉的实体,就和木头不存在有知觉的形体一样。”

  有人问:“死人的形骸,难道不就是没有知觉的实体吗?”回答说:“那(死人)是没有知觉的实体。”

  有人问:“假如这样,那人果然是既有相同于木头的实体,又有不同于木头的知觉了。”回答说:“死人就像木头一样,并没有不同于木头的知觉;活人虽有不同于木头的知觉,却没有和木头一样的实体。”

  有人问:“死人的骨骸,不就是活人的形骸吗?”回答说:“活人的形骸不等于死人的形骸,死人的形骸不等于活人的形骸,区别是很明白的,怎么可能有活人的形骸却具有死人的骨骼呢?”

  有人问:“如果活人的形骸不是死人的骨骼,那么死人的骨骼就不应该是活人的形骸而来的了,既然不是由活人的形骸而来,那这死人的骨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说:“是活人的形骸变成了死人的骨骼。”

  有人问:“活人的形骸变成了死人的骨骼,难道不是因为有生才有死,由此可知死人的形体就是活人的形体。”回答说:“这就像从活树变成枯树一样,枯树的实体怎么能说就是活树的实体呢?”

  有人问:“活树能变成枯树,可见枯树也就是活树;好像丝体变成了线体,线体也就是丝体,有什么区别呢?”回答说:“如果枯树就是活树,活树就是枯树,那就应当在树活着的时候凋零,树枯萎的时候结果实了。而活树不应当变为枯树,因为活树就是枯树,再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了。活树枯树全都一样,为什么不先从枯树变成活树,一定要先从活树变成枯树,又是为什么呢?丝和线的说法,也跟此一样不攻自破。”

  有人问:“活的形体衰亡时,就应一下子死去,为什么总是拖拖拉拉的呢?”回答说:“这是因为一切形体的生灭都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忽然发生的,也忽然消灭,逐渐发生的,也必逐渐消灭。忽然发生的如暴风骤雨,逐渐发生的如动植物。有的忽然发生,有的逐渐发生,这是事物的一定规律。”

  有人问:“形体和精神是结合的,手这样的器官也有精神吗?”回答说:“都有精神的一些因素。”

  有人问:“如果都有精神的因素,而精神能思维,那手这类器官也应当能思维了?”回答说:“手这类器官有痛痒的感觉,但没有辨别是非的思维能力。”

  有人问:“感觉和思维是同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回答说:“感觉是思维的起点,粗浅的叫感觉,深刻的就是思维。”问:“如果这样,就应当有两种思维了,思维既然有两种,那么精神也有两种吗?”回答说:“人的形体只有一个,精神怎能有两种呢?”

  问:“如果不是两种精神,怎么会既有感知痛痒的感觉,又有辨别是非的思维呢?”答:“比方手和足虽有区别,但总归为一个人的肢体,辨别是非和感知痛痒虽然不同,总归还是一个人的精神。”

  问:“辨别是非的思维,如果同手足无关,那同什么有关呢?”答:“辨别是非的思维是由心器官主管的。”

  问:“心器官是指五脏之一的心,是不是?”答:“是的。”

  问:“五脏有何差别,难道只有心器官才具有辨别是非的思维?”答:“七窍又有什么差别,它们的职司和作用各不相同。”

  问:“思维是不受限制的,怎样知道它是心器官所主管呢?”答:“五脏各有职司,(除心器官外)没有哪一个可以思维的,所以知道心器官是思维的大本营。”

  问:“思维为什么不寄托在眼睛之类的器官上呢?”答:“如果思维可以寄托在眼睛之类的器官上,眼睛为什么又不长在耳朵上呢?”

  问:“思维本身没有一定基础,所以可寄托在眼睛这类器官;眼睛自有基础,当然就不用寄托于其他器官了。”答:“为什么眼睛有基础而思维没有基础呢?假如思维在我身上没有一定的基础,而能寄托在任何地方,那么张三的情感可以寄在王二身上,李四的性格可以寄托在赵五的身上。真是这样吗?不是的。”

  问:“圣人的形体和普通人的形体一样,但有圣人和普通人的差别,所以知道形体和精神是可以分离的。”答:“不是这样的。纯金能发光亮,杂质的金不发光亮,发光亮的纯金怎会有不发光亮的杂质?同样,怎会有圣人的精神寄托在普通人的器官之中?当然也不会有普通人的精神寄托在圣人的形体之中。因此尧的眉毛有八彩,舜的眼睛有双瞳,黄帝前额像龙,皋陶嘴形像马,这些都是形体外表的特征。比干的心有七个孔,姜维的胆有拳头那么大,这些都是内部器官的特征。由此可知,圣人有一定的特征非普通人可比,圣人不仅在道德上出类拔萃,就是形体上也是超越寻常的。所谓普通人和圣人形体一样的说法,实在不敢附和赞同。”

  问:“您说圣人的形体一定有异于普通人,那么请问阳货的容貌像孔子,项羽的眼睛像大舜,舜、项羽、孔子和阳货,虽才智不同而形貌相像,这是什么原故呢?”答:“珉像玉但不是玉,鸡像凤但不是凤,事物有这类现象,人也一样。项羽、阳货的形貌和圣人相像,他们的内心器官却不真正相像,虽外貌相像,也是没有用的。”

  问:“普通人和圣人的差别,由于形体和器官的不同,不可以这么说。但圣人都是一样完美无缺的,照理说应该没有什么不同,但孔子和周公的相貌不同,汤王和文王的相貌也不一样,这更可证明精神不依赖于形体了。”答:“所有圣人的心器官都是相同的,但外形不一定相同,就像马的毛色不同却都可以是骏马,玉的色彩不同却都可以是美玉一样。因此晋国的垂棘璧,楚国的和氏璧,都是无价之宝;骅、骝、马录、骊,都能日行千里。”

  问:“形体和精神不能分离,已经领教了。形体衰亡精神也跟着消灭,道理也应该是这样的。请问《孝经》上说:‘建立宗庙,让鬼神享受它。’这是什么意思呢?”答:“圣人布道设教就是这样的,为的是顺从孝子的心情,并力诫忘恩负义,所谓‘神而明之’,正是这个意思。”

  问:“伯有变鬼,身披盔甲,彭生死后,化为野猪出现,古书上有明确记载,怎能认为这仅仅是圣人的神道设教呢?”答:“妖怪的事是渺茫的,时而真,时而假。不得好死的人很多,没有听说都变成了鬼,为什么单单伯有、彭生就这样呢?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猪,不见得就是郑国齐国的两个公子吧。”

  问:“《易经》上说‘所以知道鬼神的情状和天地相似而不违背’,又说‘装载了一车鬼’。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答:“禽呀、兽呀,这是飞和走的区别。人呀、鬼呀,这是明和暗的区别。至于人死变鬼,鬼消灭了又变人,这是我无法想象的。”

  问:“懂得了精神消灭的道理,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答:“佛教妨害国家政事,和尚败坏社会风俗,像狂风迷雾般到处散布着影响。我痛心这种弊害,想把人心从这种弊害的深渊里挽救出来。为什么人们宁愿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却不肯照顾亲戚,不同情贫穷的人呢?就是由于自私的打算太多,救人的念头缺乏,所以送给穷朋友一撮米,吝啬的心情就会立刻表现在脸上,而捐赠给豪富的和尚千石粮,就连毛发尖也会流露出欢畅的情绪。这难道不是因为和尚有慈航普渡的美丽诺言,而穷朋友却难指望有丝毫的报答么?施舍不是为了救人急难,做点好事指望立刻得到好报。何况佛教还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来吓唬人,用荒诞的言词来欺骗人,用天堂的快乐来引诱人。所以人们脱下儒者的服装,披僧人的袈裟,丢掉祭祀祖宗的礼器,拿起和尚、尼姑的瓶和钵。家家抛弃了亲爱的人,人人断绝了后嗣。以致使得军队中缺乏作战的士兵,官府中缺乏管事的官吏,粮食被游手好闲的人吃光,财物被寺庙的兴建耗尽。因为这样的缘故,佛教的流行如不加以阻止,它的祸害就没有止境。应知万物的生成都是出于自然,一切现象的变化都有它自己的原因,忽然间自己发生了,又忽然间自己消灭了,要发生的不要去阻碍它,要消灭的不去挽留它,让它顺着自然的规律,按照自己的本性发展。劳动者安心田亩生产,统治者减少奢侈浪费,种田吃饭,饭是吃不完的;养蚕穿衣,衣是穿不尽的。在下的把多余的产品奉养在上的,在上的不专靠严刑峻法来对待在下的。这样可以保全性命,可以孝养父母,可以为自己,可以为别人,可以安定国家,可以完成霸业,都是运用这个道理啊!”这篇文章一出来,官员和老百姓都议论纷纷。萧子良召集僧侣来诘难范缜也没有能够说服他。

  范缜在南州多年,被朝廷强行召回京城。到了京城,任中书郎、国子博士,死在官任上,留下文集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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