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考虑到汉室和篡汉的奸贼不能同时存在，帝王的事业不能偏安于一州之地，所以临终时托付我讨伐奸贼，凭先帝的英明，揣度我的才干，原本就知道我率兵讨贼，是我的才能薄弱而敌人强大啊。但是不去征伐，帝王的事业也会毁灭，与其坐等灭亡，何不去讨伐他们呢？所以把这事托付给我而不再犹豫。我自受命的那天起，就每日睡眠不安，吃饭也没有味道，思虑着要北伐中原，应该先平定南方。所以五月率兵渡过泸水，深入草木不生的荒凉地带，两天只吃一顿饭。我并非不知自我爱惜，但思虑到王业不能偏安于蜀地，所以冒着艰难险阻来奉行先帝的遗愿，而议论朝政的人却说这并非上计。如今曹贼正在西方疲于奔命，又忙着应付东方的战事，兵法说打击敌人就要趁他疲劳的时候，而现在应该正是前去打击的时候。现在我把讨贼的事恭敬地陈述如下：
汉高帝的英明可与日月相比，周围的谋臣智略深远，但仍然是经历艰险、身受创伤、度过危难之后才得到平安。如今陛下不及高帝，身边的谋臣比不上张良、陈平，而想用长久与敌对峙的策略取得胜利，坐着不动就平定天下，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的第一点。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在那里空谈安危之道，言说计策谋略，动不动就引用圣人的话，大家肚子里满是疑问，众多的难题郁积在胸中，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结果使孙策没有任何干扰地强大起来，吞并了江东土地，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谋心计超越常人。他在用兵方面，能与古代的孙膑、吴起相提并论，然而还曾被困于南阳，遇险于乌巢，遭受危难于祁连，在黎阳受到逼迫，几乎战败于北山，差点丧命在潼关，然后才取得了暂时的安定。何况是像我这样才疏学浅，而想要不冒危难就能安定天下，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曾五次攻打昌霸而不能取胜，四次越过巢湖攻打孙吴而未能成功。任用李服，李服却图谋害他；委任夏侯渊，夏侯渊却落得个战败身亡。先帝经常称赞曹操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尚且有这些失误，何况我才能低下，又怎能保证一定会胜利呢？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我来到汉中，已经一年了，其间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人，还有曲长、屯将七十余人，这些都是冲锋陷阵、所向无敌的猛将；还丧失了、叟、青羌的散骑、武骑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几十年间从四方召集来的精锐，不是益州一州所能有的。如果再经过几年，就会减损三分之二了，到那时还拿什么来对付敌人呢？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五点。
如今人民穷困，士兵疲惫，而战事却不能停止。战事不能停止，那么坐着等待敌人的进攻和主动出击，在劳务和费用上其实是相等的。如果不趁早策划去攻打敌人，想用一州的地方跟贼人长久对峙，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六点。
最难预料的是战事。过去先帝在楚地战败，那时候，曹操高兴地拍手，说是天下已经平定了。可是后来先帝东面联合孙吴，西面攻取了巴蜀，举兵北伐，斩了夏侯渊的头，这是曹操没有预料到的；而当汉室大业的复兴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又有了孙吴的背弃盟约，关羽的战败身死，先帝在秭归的挫败，曹丕的篡汉称帝。一切事情就是这样，难以预料。我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功或是失败，顺利还是困难，就绝不是我的聪明所能够预见的了。

　　这篇文章载于三国时期吴人张俨的《默记》，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当作于蜀汉建兴六年（228），比《前出师表》晚了一年。此时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未取得预期成果之时。在第二次北伐临行之际，诸葛亮向后主刘禅献上了这篇《后出师表》。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