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疏广、疏受两位先生，因为年纪大了，终于有一天辞去官职，离开了朝廷。当时朝中的公卿大臣在都门设宴为他们饯行，送行的车子多达数百辆。在路边观看的人多是叹息落泪，都在称道他们的贤良。《汉书》已经记载了这件事，而后世擅长绘画的人又画了这个动人的场面，那画卷至今还光彩照人，清清楚楚的就好像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国子司业杨君臣源先生，精通《诗经》并以此教导学生。一到年满七十，也禀告丞相请求辞职还乡。世人常说今人不能与古人相比，如今杨先生与二疏相比，他们的志趣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我当时也在朝中任职，碰上有病没能去送行。不知杨先生离京的时候，有多少人到城门外去送行，去送行的车辆有多少，马匹有多少；路边观看的人是否也在叹息，是否知道他的贤良；当朝史官是否宣扬了这件事，是否能为其作传以承继二疏的事迹，而不至于让他受到冷落？现今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人，不过画与画且先不论；然而，我听说扬先生辞官离京，丞相曾表示怜惜叹惋，上表举荐他担任家乡的少尹，不中断他的俸禄，还作了诗劝勉他。京城中那些擅长写诗的人，也都作诗奉和。也不知道当年二疏辞官离京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没有。古人与今人相同还是不同，是不能知道的了。
中古时候的士大夫，以官府为家，一旦离职就无处可以归宿。现今则不同。杨先生刚成年的时候，通过乡试中举，在《鹿鸣》的歌乐声中前来京城为官。如今归去，指着某些山水树木说：“这树是我的先人种的。那条河、那个山丘，是我儿童时钓鱼玩耍的地方。”家乡的人无不更加敬重他，告诫子孙要以杨先生不忘怀故里的美德为榜样。古时候所说的“乡先生”，就是那种死后可以在社庙里享受祭祀的人，我想就是杨先生这样的人吧！就是杨先生这样的人吧！

　　杨君巨源是贞元五年进士，有诗名，官国子司业，年满七十，即告老归乡。作者对此极为赞赏，于是作序相送，意在张扬其事，以振古风。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