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一经过冀北的原野，马群于是就没有了。冀北是天下产马最多的地方，伯乐虽然善于相马，怎能使马群都没有了呢？解释的人说：“我所说的没有，不是说没有马了，而是说没有好马了。伯乐善于相马，遇到好马，立即就把它挑走了，所以马群中就没剩下什么好马了。如若马群中没有好马了，即使说没有马，也不算是虚言妄语吧。”
东都洛阳，本是士大夫的“冀北”啊。自负有才而隐逸山林不肯出来做官的，洛水之北有石生，洛水之南有温生。御史大夫乌公，以节度使的身份镇守河阳的第三个月，认为石生是个人才，用礼遇作为罗致的方式，把他罗致到自己的幕下。没过几个月，又认为温生是个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用礼遇作为罗致的方式，又把温生罗致到自己到幕下，东都洛阳虽然确实是人才会集的地方，但早上挑走一个，选拔出其中突出的；晚上挑走一个，又选拔出其中突出的，人才能不被选空吗？这样一来，从东都留守、河南府尹，到各个部门的官员，以及我们这些洛阳、河南二县的官员，碰到不好处理的政事，事情有了疑难，到哪儿去咨询请教从而妥善处理呢？离职闲居在家的士大夫，跟谁去交游呢？青年后辈，到哪儿去考究德行、请教学业呢？东来西往路过东都的官员，也无法登门拜访他们了。像这样的情况，人们称赞说：“御史大夫乌公一镇守河阳，东都隐居之士的居所便没人居住了。”难道不能这样说吗？
天子治理天下，他所能托付国家大事，并且依靠其力量的人，只有宰相与大将而已。宰相为天子罗致人才到朝廷，大将为天子罗致文人武士于幕下，若是这样，即便是想让朝廷内外得不到治理，也是不可能的。我羁留在此地作县令，不能自行引退，想要依赖石、温二人得以相守终老。如今他们都被有权势的人夺走了，我心中怎能毫不介意呢？温生到任，在辕门之前拜见了乌公，就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让天下都为之庆贺的喜事；就如我后面所说的那样，因为人才都被选空而招致了我个人的埋怨。东都留守相公首先作了一首四韵诗来歌颂起这件事，我顺着他的意思推演，写了这篇序文。

　　该文约作于元和五年（810年）冬季，与《送石处士序》可视为姊妹篇。该文既与《送石处士序》相承而作，故处处以石、温二人并提，然而文章绝无雷同重叠之感。

　　尽管此文与《送石处士序》为姐妹篇，事件与人物均相关涉，然而在写法上却有所变化，所以有相得益彰之美。例如前文体势自然，而本文则颇有造奇的文势。文章开头的一段譬喻，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用来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但却不紧接着说出来，而是先论述“马群遂空”的原因来比喻乌公搜罗东都贤士的情况。作者在文中既设奇喻，又在正文中反复议论以求其合，显得煞有介事，将本是韩愈个人的一个想法写成似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论其章法，该文比《送石处士序》那篇文章要显得曲折离奇。此外，该篇的立意要比前一篇单纯一些，无非是变着法儿赞扬温、石二人。以伯乐喻乌公，是为了赞扬温、石；极说温、石一去，东都政府和士群无所依恃，也是为了赞扬温、石。看来似乎说得过分了，但作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强调人才的可贵，提醒朝廷要高度重视人才。

　　该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石处士和温处士隐居在洛阳一带，韩愈与他们的关系密切，都是好朋友。石处士因大义而征召，温处士也因大义应聘出仕。这篇文章就是在送温处士时写的。文章赞扬了温处士出众的才能和乌大夫善于识人、用人的德才，作者惜别了两个老朋友，心里难过。但更希望人尽其才，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表达了为朝廷得到人才而欣慰以及自己失友的惋惜心情。

　　文章用比喻与反衬，从“空”字引出“怨”字，而这“怨”比正面的“颂”乌公识才更具有力量。所以，本文笔法巧妙，渲染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