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厚，名宗元。他的七世祖柳庆，是北魏的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时期死去。父亲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职位，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后来又因为不能献媚于权贵，失去了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个权贵死了，才重新被任命为侍御史。他为人以刚正耿直著称，所交往的都是当时的名士。
子厚小时候就聪敏非常，通晓百事。当他父亲还在世时，他虽然年轻，却已经自立成人。能够考中进士，崭露头角，众人都说柳家有个成器的儿子。以后又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授集贤殿正字。他才智出众，端方刚勇，发表议论时旁征博引，精通经传史籍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他意气风发，议论深刻犀利而有见地，经常使在座的人为之折服，声名因此而大振，一时间人们都向往与他交往。那些公卿显要们，争着想要把他收作自己的门生，并且一致推荐称赞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县尉晋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升至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了与他关系密切的当权者获罪，他也按例被遣出朝廷去做刺史。还未到任，又按例再被贬为州司马。他闲居散职却更加刻苦用功，专心记诵，博览群书。他写的诗词文章，文笔汪洋恣肆，气韵雄浑内敛，精深博大有如江海之无边无际，但只能纵情于山水之间罢了。元和年间，朝廷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将他们一道遣放出京去做刺史，子厚被分派到柳州。到任之初，他曾经感叹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施行政教吗？”于是根据当地的风俗，推行教化，制定禁令，柳州民众于是顺从并且信赖他。当地的风俗是向人借钱时以儿女作为抵押，如不能按约定的期限将人赎回，等到应付的利钱与本钱相等时，就没收为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筹划万全之策，让他们全都能将子女赎回。其中尤其贫穷而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把被质押的人每天的工钱记录下来，等到工钱足以抵销借款的本利时，便要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颁行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归家的人就有近千人之多。衡山和湘水以南考进士的人，都把子厚当作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而写文章的人，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写作法度。
当子厚被召回京城而又复出为刺史的时候，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遣放之列，应当前往播州。子厚流着眼泪说：“播州，不是人所适宜居住的地方，而梦得还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的处境困窘，以至于无法对母亲说这件事，况且也绝没有让母子同赴播州的道理。”于是向朝廷请求，上书皇帝，愿以柳州换播州，即使因此再次获罪，虽死无恨。此时正好又有人将梦得的事禀报了皇帝，梦得因此改做连州刺史。唉！士人在困窘时才最能表现出节义。当今的人们平日里同居于街巷之中，互相敬慕要好，竞相设宴邀客游戏娱乐，强作笑颜以示谦卑友好，握手倾诉以表明要肝胆相照，指着苍天太阳痛哭流涕，发誓要生死与共，不相背离。情之真、语之切好像这一切皆发自肺腑。然而一旦碰上小的利害冲突，哪怕小得仅如毛发一般，就会反目相向，好像从来都不认识一样。若是你落入陷阱，他不但不伸手援救，反而乘机排挤，往下丢石头，这样的人到处都是。这都是禽兽和野蛮民族都不忍心去做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自己的算计很是成功。当他们听到子厚的为人风度，也可以稍稍知道羞愧了吧。

子厚过去年轻，为人不顾一切，不知道保重和顾惜自己，以为可以很快地成就功名事业，因此遭到牵连而被贬黜。被贬以后，又缺少了解自己并且正得其位的权贵推荐提携，所以最终死在穷乡僻壤之间，才能不为当世所用，抱负也未能得到施展。假使子厚在御史台和尚书省的时候，能够对自己的言行有所把握，像后来做司马、刺史时候一样，也就不会遭受贬斥了。假使遭受贬斥之后，有人能够极力保举他，也一定会重新得到起用而不致陷入穷困的境地。然而子厚被贬斥的时间如果不长，其穷困如果没有到达极点，他虽然能在功业上超越别人，而他的文学辞章，必定不会因为自己的刻苦不息而传诵于后世，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便是子厚满足了个人心愿，在一个时期内出将入相，但用那个交换这个，哪个是得，哪个是失，人们是能明辨的。
子厚于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去世，享年四十七岁。他的灵柩于元和十五年七月十日迁回万年县祖坟安葬。子厚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叫周六，刚刚四岁；次子名叫周七，子厚死后才出生。还有两个女儿，都还幼小。子厚能归葬于祖坟，费用皆出自现任观察使的河东人裴行立。行立有节操气概，讲求信守诺言，和子厚交情很深，子厚对他也是尽心尽力，最后全靠他出力料理。把子厚安葬在万年县祖坟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生性谨慎，做起学问来孜孜不倦。自从子厚被贬斥以来，卢遵就一直跟他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从没有离开过。送子厚归葬以后，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事，他可以说是一位有始有终的人了。
铭文：这里是子厚安息的地方，既稳固又安宁，但愿一切有利于他的后代。

　　《柳子厚墓志铭》为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两人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是古文运动当中的同志。柳宗元卒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就此写了这篇墓志铭以表彰亡友的人品学问。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