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县。
(2)腊(xī):风干。饵:药品。
(3)挛(luán)踠:肢体僵曲。瘘(lòu):脖颈肿大的病。疠(lì):恶疮,麻风。
(4)三虫:寄生虫。
(5)莅(lì):管理。
(6)顿踣(bó):困顿跌倒。
(7)曩(nǎnɡ):从前。
(8)隳(huī)突:破坏,骚扰。
(9)恂恂(xún):小心谨慎的样子。
(10)人风:民风。
永州的郊野出产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身体,白色的斑纹。它碰到草木,草木全要死掉;咬了人,就没有医治的办法。但把它捉了来,风干之后制成药饵,却可以治好麻风、肢体僵硬、脖子肿和癞疮等恶性疾病;还可以消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起初,太医奉皇帝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次,招募能捕捉它的人,用蛇抵应缴的税赋。永州的老百姓都争着去干这件差事。
有个姓蒋的人家,专享这种捕蛇抵税的好处有三代了。我问他,他却说:“我爷爷死在捕蛇上,我父亲死在捕蛇上,我接着干这件差事已经十二年了,有好几次险些送了命。”说这话的时候,表情似乎显得很悲伤。我同情他,并且说:“你怨恨这件差事吗?我打算告诉主管这事的人,免掉你这件差事,恢复你的赋税,你认为怎么样?”蒋氏听了更显悲苦,眼泪汪汪地说:“您想可怜我,让我活下去吗?可我干这件差事的不幸,还不像恢复我缴税的不幸那么厉害啊。要是过去我不干这件差事,那早就困苦不堪了。从我家祖孙三代定居在这个村子,算起来,到现在有六十年了。乡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他们缴光地里的出产,缴光家里的收入,哭号着四处逃亡,又饥又渴,常常跌倒在地,顶着狂风暴雨,冒着严寒酷暑,吸着有毒疠瘴气,常常是死者一个压着一个。从前跟我爷爷住一块儿的,如今这些人家十户中连一户也没有了;跟我父亲住一块儿的,十户中没剩下两三户,跟我一块儿住了十二年的人家中,如今十户中也不到四五户了。不是死光就是逃荒去了。可是我却靠着捕蛇而独自活了下来。凶暴的官吏一到我们村子来,就到处乱闯乱嚷,吓得人们哭天喊地,甚至连鸡狗也不得安宁啊。我提心吊胆地爬起身来,看看那瓦罐子,我的蛇还在里面,这才安心地睡下。我小心地喂养它,到了时候把它交上去。回来后,就可以香甜地吃着我地里出产的东西,来过完我的余年。大约我一年里冒生命危险只有两次,其余的时间却能舒舒坦坦地过日子,哪里像我的邻居们天天都受到死亡的威胁呢!如今即使死在捕蛇上,比起我那些死去的乡邻已经是死得晚的了,又怎么敢怨恨这件差事呢?”
我听了这些话而愈加感到悲痛。孔子说:“横征暴敛比老虎还要凶狠啊。”我曾经怀疑过这句话。现在从蒋氏的遭遇来看,才相信了。唉!谁能想到横征暴敛的毒害比这种毒蛇还要厉害呢!所以我为此事写了这篇《捕蛇者说》,留待那些考察民情的人以为参考。
本文具体创作时间不详。柳宗元在唐顺宗时期,参与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运动。最后失败被贬为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在永州的十年期间,柳宗元大量地接触下层,目睹当地人民“非死则徙尔”的悲惨景象,他以进步的思想和身边的素材构思了这篇《捕蛇者说》。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