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桓公二年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大鼎，并安放在太庙里，这是不合于礼的。
臧哀伯劝阻说：“做人君的，应该发扬美德，阻塞邪恶，以此来作为百官的榜样，还怕有所缺失，所以还要宣扬美德以昭示子孙。因此太庙用茅草盖成，大车用薄草席做垫子，肉汁不调五味，主食不用精米，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节俭。礼服、礼冠、蔽膝、玉笏、腰带、裙子、裹足、鞋子、横簪、瑱系、帽带、头巾，这些是用来表示等级制度的；玉器的垫子、刀鞘的装饰、束衣的布带、下垂的大带、旌旗的飘带、马鞅，这些是用来表示尊卑等级的；衣上画火、画龙、画黼黻，这些是用来表示贵贱的花纹；用五色来象征天地四方，是为了表明车服器械的颜色；用各种各样的鸾铃来点缀车马旗帜，是为了表明各种声音；将日月星辰画于旗上，是为了表明光彩。讲求美德，就应该节俭而有法度，升降而有等级，用文彩和器物来记录它，用明亮的声音来发扬它，以此来为百官树立榜样，百官因此警醒恐惧，不敢轻视纲纪法律。现在您废弃道德而炫耀有违礼法的行为，把人家贿赂的器物置于太庙之中，把它明明白白地置于百官面前，如果百官也跟着这样做，您又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为官者走入邪路开始的。为官者丧失道德，是由于自恃被宠信而明目张胆地接受贿赂。郜鼎置于太庙之中，什么样的明目张胆接受贿赂能比这更甚呢？周武王打败商朝，将九鼎迁到洛阳，正义之士还有所非议，何况把象征着违背礼法、表明叛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之中，这怎么能行呢？”隐公不听。
周朝的内史听到了此事，说：“臧孙达在鲁国一定会后继有人吧！君主违背礼制，他没有忘记用道德来加以劝阻。”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