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的《泰》卦说：“上下沟通，他们的志向就会相同。”它的《否》卦说：“上下阻隔，天下就不会成为国家了。”上面的想法能够传达到下面，下面的意见能够传达到上面，上下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叫做“泰”。如果下面的意见被阻塞，不能传到上面，上下之间有了隔阂，虽然名义上有国家，实质上也是没有国家的，所以称为“否”。
上下沟通就吉利，上下不沟通就不吉利，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然而上下不沟通的弊病，没有像近代这样厉害的了。君臣见面，只是在皇帝上朝听政的那么一会儿；君臣之间，不过是通过奏章、批复相联系，用刑名规定和法令制度彼此维持罢了。这不仅仅是沿袭旧的典章制度，也是相互之间的地位悬殊所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皇上常常在奉天门举行朝会，没有一天间断过，可说是勤于政事了；但是那殿堂前台阶高耸，皇帝的威仪显赫盛大，御史纠察百官朝见的礼仪，鸿胪卿检举那些不合规矩的行动，通政司导引奏事，皇上只是看看罢了，臣子就谢恩告辞，惴惴不安地退了下来。皇上何尝处理过一件事，臣子又何尝进过一言呢？这不是别的原因，只不过是上下地位悬殊所致，正是所谓的君臣同处一堂却相隔远过万里。做臣子的虽然想进言，却无从说起啊。
我认为要做到上下沟通，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的时候有三个设朝的地方：库门的外面所设的是正朝，顾问大臣守候在这里；路门的外面所设的是治朝，皇上每天在这里举行朝会；路门的里面是内朝，也叫燕朝。《礼记·玉藻》上说：“君主在日出的时候上朝，退朝以后到路寝听政。”大概在朝堂之上接见群臣，是为了端正上下的名分；听政却要到路寝进行，是为了通晓远近的情况。汉朝的制度：皇帝接见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等文武官吏称中朝，接见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称外朝。唐代皇城北面靠南的第三门是承天门，每年的元旦和冬至，皇帝到这里接受各国的朝拜和进贡，这大概就是古时候的外朝。它的北面是太极门，它的西面是太极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皇帝就在这里坐朝，接见群臣，这大概就是古时候的正朝。再往北面就是两仪殿，皇帝平日就在这里听朝和处理政事，这大概就是古时候的内朝了。宋朝时候，皇帝平日在文德殿坐朝，臣子们每五天一次对皇帝的问候则在垂拱殿进行；元旦、冬至以及皇帝的生日，皇帝要在大庆殿接受朝贺；如果是赐宴的话就在紫宸殿或者集英殿举行；面试进士则在崇政殿。自侍从官以下，每五天有一名官员上殿面见皇帝，称为轮对，他必须进来陈说当时政治的得失。在内殿引见臣属时，有时是赐坐，有时是免穿朝靴。这大概还保留有三朝制度的遗风吧。因为上天有三垣，天子于是仿效它：正朝，仿效太极垣；外朝，仿效天市垣；内朝，仿效紫微垣。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到了本朝，皇帝生日、元旦、冬至等大型朝会在奉天殿举行，这便是古时候的正朝；平日在奉天门设朝，这便是古时候的外朝。可是惟独缺少内朝。然而实际上内朝并不缺少，华盖、谨身、武英等殿，难道不是内朝遗制么？洪武年间，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大臣，每天都侍奉在皇帝身边；大臣蹇义、夏元吉等人，经常在便殿启奏应答政事。在这个时候，哪里有阻塞隔绝的忧患呢？现在内朝制度没有恢复，皇上临驾平时的朝会以后，臣子就不能再进见了。三殿高高的大门关闭着，很少有人到这里来瞅一眼。所以上下的意见阻塞不通，天下的弊病因此而越积越多。孝宗晚年，在这方面深有感慨，他屡次在便殿召见大臣，谈论天下的事情，正要有所作为便去世了。百姓没有福气，不能看到天下大治的美好光景。直到现在，天下的人还都为之感到遗憾。
希望皇上远的效法圣祖，近的效法孝宗，彻底铲除近代上下阻塞隔绝的弊病。除日常的朝会之外，就到文华、武英二殿，仿效古代内朝的意思，大臣每隔三天或五天进来请一次安，侍从和台谏各派官员一名上殿轮对。各部门有事请求决断，皇上根据自己的看法决断它，有难于决断的，就和大臣当面商讨解决办法。不时地引见群臣，凡是谢恩、辞行这类情况，都可以上殿陈奏。皇上虚心地询问他们，和颜悦色地开导他们，如此一来，人人都能够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皇上虽然深居皇宫，可是天下的事情却全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外朝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内朝用来了解远近的情况。像这样，哪里会有近代的阻塞隔绝的弊病呢？唐尧、虞舜的时候，他们目明耳聪，好的言论没有被埋没的，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也不过是这样罢了。

　　明朱元璋称帝后，取消了宰相职务，军政大事全由皇帝专断。但到明中叶后，皇帝大多只是耽于享乐，既不信任大臣，又懒于亲理政务，甚至连节日朝见百官的礼仪也很少举行，一些大事都依靠太监管理。明武宗朱厚照就是这样一个昏庸无道、淫乐嬉游、不问政事的典型。当时宦官刘瑾、谷大用等擅权专政，操纵国事，使皇命不得下达，国情不得上通。针对这种情况，王鏊写了这篇文章上奏，希望皇帝亲自执政、接见大臣，以纠矫朝政的弊端。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