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有人回来，承蒙您赐给书信并为先祖父撰写了墓碑铭文，我反复地观看诵读，感动与惭愧一并生出。
墓志铭所以著称于世，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近，但也有与史传不同的地方。大概是史传对于善事恶事无不记录，而墓志铭，大概是古人中那些有美好的功德、才能、操行、志向和气节的人，怕后人对此不能知晓，于是一定要作铭文来彰明于世。他们或者将墓志铭供奉在庙堂之中，或者将它存于坟墓之内，其用意都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人是邪恶的，那又有什么值得铭记的呢？这就是墓志铭与史传的区别。
墓志铭的撰写，是为了让死者没有遗憾，让生者得以表达敬意。有善行的人喜欢让自己的事迹流传后世，于是就勇于作为；坏人没有什么可以载入铭文的，因此就会因为惭愧而惧怕。至于那些无所不通、见识广博的忠贞英烈之士，他们美好的言谈和光辉的事迹都会在墓志铭中有所显现，足以为后人所效法。警醒劝诫的作用，不与史书相近，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道衰微的时候，人们的子孙变得只想要颂扬自己的亲人而不遵循作墓志铭的原则。所以虽然是坏人，也都醉心于刻下铭文向后世夸耀。而撰写铭文的人，没有拒绝推辞的，而且还受到了他子孙的委托。这种情况下，如果写出他的恶行，那么人情上就有说不过去的地方，于是这墓志铭就开始有了不实的言词。后代想给死者作铭文的人，应当事先观察撰写铭文的是一个什么人。如果托付了一个不适当的人，那么写出的铭文就会不公正而且不合于事实，这样的铭文就不能流传于后世。所以千百年来，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街巷之士，都是有墓志铭的，而流传于世的却很少，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将撰写铭文这件事托付给了不适当的人，于是撰写出来的铭文就变得不公正，不符合事实了。
然而谁能做到彻底的公正和符合事实呢？如果不是道德修养很高并且文章出众的人是不能做到的。一般来讲，有道德的人对于那些坏人，是不会接受他们的委托而帮其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他也能明辨善恶。而人们一生的行为，有性情善良而事迹不好的；有内心奸邪可是貌似贤淑的；有集善恶于一身却不能指明哪些是善，哪些是恶的；有实际的功绩要大过所得的名声的；有名过其实的。这就好像用人，不是道德修养很高的人，怎能明辨善恶而不被迷惑，公正评论而不徇私情呢？不被迷惑而能不徇私情，这就能做到铭文的公正而且符合事实了。然而如果文章写作的技巧不高，还是不会流传于后世的，于是又必须在文章上胜人一筹。所以说不是道德修养很高而且文章出众的人是难于做到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然而道德修养很高而又文章出众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有可能数十年或一二百年才出现一个。铭文的传世已经是如此困难了，而遇到合适作铭文的人又是更加困难。像先生这样的道德、文笔，是可以称为数百年才有一个的。我先祖的言行很是杰出，他有幸得到了公正而且符合事实的铭文，那么这铭文能流传于后世是无疑的了。而世上的学者，每当看到传记上所记述的古人的事迹，看到感人的地方，往往是悲伤得不知不觉落下眼泪，何况那些古人的子孙和我呢？我追念仰慕先祖的德行，并且思考铭文能够流传于后世的原因，然后明白先生赐给我碑铭，这是遍及我们祖孙三代的思德啊！我的感动和想要报答的心情，应当怎样来向您表示呢？平静下来想想，我曾巩浅薄愚笨而先生举荐我，先祖穷困潦倒而死，而先生颂扬他，那么世上的那些俊士豪杰，有谁不愿意投在先生门下呢？那些潜伏避世、忧郁不得志的人士，有谁不会因此而对世道产生希望呢？善事有谁会不想去做，而作恶者有谁不因为惭愧而恐惧呢？作为父亲、祖父的，有谁不想教育自己的子孙？作为子孙的，有谁不想使自己的父亲、祖父更加荣耀呢？这些好的影响，都要归功于先生啊！
既然已经荣幸地受到了您的恩赐，又冒昧地说出了感激您的原因，那么您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怎敢不遵照您的教诲而详细地加以考究呢？惭愧万分，书不尽意。

　　这封信作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庆历六年（1046年）夏，曾巩奉父亲之命，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当年，欧阳修写好《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曾巩于次年即写此信致谢。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